再说“黄土地上的奇迹”
时间：2020-04-26 08:02:0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0月11日，瑞典学院宣布把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12日清晨，我上街买下了《信报》、《明报》、《苹果日报》、《南华早报》等11家报纸，读了有关莫言的全部新闻和文章。这才发现，莫言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后感到“又惊又喜”。与莫言的感受不同，我“只喜不惊”。莫言得奖，我们的母亲语言再一次赢得历史性的胜利，当然“喜”，当然高兴极了。就个人情感而言，1989年出国之后，我除了写作大量评述高行健的文章之外，对莫言也给予“黄土地上的奇迹”（参见下文）这样的最高评价。现在终于证明，把莫言视为奇迹的不只我一个人，还有地球北角的瑞典学院的文学批评家们。对此，当然是喜极了。不过，我确实不感到惊讶。高行健获奖之后，我在香港各大学作了多次讲演，讲后听众几乎都提出这个问题：高行健之后最有希望得奖的是谁？我坦率地回答：可能是莫言和李锐。理由是他们不仅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实绩和最高水准，而且其代表作都早已译成英文，部分还翻译成瑞典文，进入瑞典学院院士们的视野。当代中国作家虽然也有其他杰出者，如贾平凹、阎连科、余华、韩少功、苏童、王安忆、残雪等，其水平也可获奖，可是，他们的作品都未能及时地译为院士们看得懂的文字，都没有莫言与李锐幸运。
瑞典学院把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是一个非常正确、非常英明、非常有见识的选择。和12年前把诺奖授予高行健一样，瑞典学院此次又为世界文学批评史写下极为精彩的一页。之所以精彩，是因为它真正超越政治、超越市场，只把文学水平与文学质量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也就是说，他们的评选，不设政治法庭，不设道德法庭，只作审美判断。诺贝尔文学奖创立110年来，始终守持真文学视野，眼睛只盯着真作家、真诗人、真文学，所以赢得了全人类的敬重。从文学的视角看，莫言虽不能说就是“世界冠军”，但他肯定是世界上最优秀、最杰出的作家。他和高行健一样，在我心目中都是天才。只是他们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学类型：高行健属于冷文学，长于内敛，自始至终用一双冷静的眼睛看人生、看人性、看世界、看自我；而莫言则属于热文学，长于外射，生命充分燃烧，双臂热烈拥抱社会现实。两人都是中国当代文学“荒诞”写作的先驱，但高行健更近卡夫卡，莫言更近马尔克斯。两人都充满灵魂的活力，但高行健的语言似更精粹，结构更为严谨，小说“艺术意识”更强，而莫言则挥洒自如，天马行空，语言虽不如高行健简约，却汪洋恣肆，一泻千里，其幽默更是自然独到，读后总是让我笑弯了腰。最让我震撼的《酒国》、《生死疲劳》和《蛙》，其想象力几乎可以说抵达了极致。20年前，我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读了《酒国》之后，身心被摇撼得难以自持，舍不得把小说印刷本送人，就和妻子菲亚在复印机旁站了半天，复印了两本，一部送给马悦然夫妇，一部送给罗多弼教授。事隔20年（2011），我又再次讲述《酒国》，把它和《受活》（阎连科）、《兄弟》（余华）放在一起进行评论。潘耀明兄把此文（《“现代化”刺激下的欲望疯狂病》）发表于《明报》。文中我如此说：
《酒国》、《受活》、《兄弟》三部长篇对现实的批判均带彻底性，因此不约而同，三位作者所采取的文本策略都是把自己的社会感受和病态发现推向极致，其对现实与人性黑暗面的见证也都超越一般的现实主义。三位作家均把“魔幻”、“半魔幻”、极度夸张、黑色幽默等方式带入文本，以突出现实的荒诞属性。西方20世纪的荒诞戏剧与荒诞小说均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荒诞作品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侧重于对荒诞的思辨，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另一类是侧重于揭露现实的荒诞属性，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审判》。无论是遥居海外的高行健还是留住大陆的莫言、阎连科、余华，其作品都是侧重于批判现实的荒诞属性。而且，批判得极有力度，让人读后惊心动魄。其艺术效果不是让人感动，而是让人震动。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莫言并非把批判现实作为自己的创作出发点。他自然地关注人性、呈现人性并发现现实社会中的“荒诞”属性，因为关注得真诚，写得真实，又自然地显现出罕见的批判性力度。《生死疲劳》的艺术手法与写作风格类似《酒国》，但它的历史内涵更为深广。《酒国》写的只是市场化、城市化瞬间人们的疯狂，带有很大的喜剧性，而《生死疲劳》则将悲剧与荒诞剧同时展示。它通过一个在土改运动中被处决的名为西门的地主“六道轮回”（先后投胎为驴、牛、猪、狗、猴最后又再度投胎为人）的故事，呈现了从土地改革到改革开放的中国转型期的大动荡和悲喜歌哭。小说把巨大的历史沧桑与佛教的转世轮回融合为一，然后作出神奇性的宏大叙述，令人读后不能不拍案叫绝，也令人不能不承认莫言的巨大叙事才能和艺术的原创性。有些论者，因为莫言曾有“法兰克福书展退席事件”和参与“联袂抄录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事件”而认定瑞典学院的选择带有迎合中国当局的倾向，其实，这恰恰证明瑞典学院只考虑文学价值，不干预作家的某些带有政治性的行为，也就是说，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并不为某些政治表象所遮蔽而是直接拥抱作家作品。能穿透表象而看到真实的文学存在，这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何况就精神倾向而言，莫言并非面对黑暗不语“不言”。他的正直声音布满天下，每一部作品都有巨大的良知呐喊和良知力量。对于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数十年政治荒诞现象，他的每一部作品都给了充满正义感的回应。从《红高粱家族》、《酒国》、《天堂蒜台之歌》、《十三步》到《檀香刑》、《丰乳肥臀》、《蛙》以及《食草家族》、《红树林》，甚至短篇小说集《白狗秋千架》、《与大师约会》等等，哪一部不是对时代的回应？哪一部没有良知的呼吁？如果真要从“政治标准”苛求，把莫言放回文化大革命中，那么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大毒草”，红卫兵有足够理由对莫言进行十次“檀香刑”和一百次“牛棚”处罚。瑞典学院是正确的，它不把莫言看作“谴责文学”和“社会批判小说”，而是面对莫言的心灵、想象力与审美形式，看到了莫言在抒写时代现象时却超越时代而进入文学的永恒之维。瑞典学院的院士们拥有清醒的良知感觉，但他们对作家只有高标准的文学要求，没有文学之外的政治要求与道德要求，唯其如此，它才拥有面向全球复杂语境进行择优而选的可能。
对于莫言，我在15年前就说过许多毫无保留的评论语言，以至认定他是“黄土地上的奇迹”。无论是对高行健还是对莫言，我都没有“评论家相”。莫言比我年轻十几岁，但对于他，我从未有过“寿者相”。唯有一次，那是1995年，他的作品的英译者葛浩文教授要到北京看他，问我要不要带信，我便写了一封短信表达了我的期待。我在信中说，高尔基曾说托尔斯泰如果生活在大海里，一定是一条鲸鱼。我希望他能成为文学沧海中的一条鲸鱼。老葛返美时带来莫言三页纸的回信，全信情感真挚而笔调幽默。他说，你期待我当鲸鱼，可是周边却太多鲨鱼。我读了信之后，只能为他祝福，但愿鲨鱼们能对“赤子莫言”齿下留情，别吃掉这个天真的、在政治上有点“幼稚”的文学天才。此时，这个天才健在，而且瑞典学院给他锦上添花之后，他正在经历“光荣”的高峰，所以我不想多说了，只想把12年前和15年前和去年写的四篇短文，重发于下。这些文章是面对一个比我年轻的、又让我衷心喜爱的作家，文字比较质朴自然，讲的全是由衷之言，今天重温一下，觉得往日我讲述的倒是一个很真实的莫言，与诺贝尔奖无关。
[旧文一]
中国大地上的野性呼唤
（写于1997年）
去年三月，我在加州柏克莱大学所作的一次学术讲演中，热烈地赞赏莫言的《红高粱》、《酒国》和他新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一年又六个月过去了，最近我又老是想起莫言，这大约又是与我对文学的思考相关。不知道怎么回事，近年来我老是想到文学的初衷，想到人类如果不是因为生命表达的需要似乎不必有文学；想到大陆的许多作家技巧愈来愈细密，但作品愈来愈苍白；想到古今中外的文学巨人们总是面对生命的大困惑而不仅仅玩弄语言；想到文学家毕竟不是文学匠……想到这些，便想到“莫言”二字。
莫言没有匠气，没有痞气，甚至没有文人气（更没有学者气）。他是生命，他是顽皮地搏动在中国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他的作品全是生命的血气与蒸气。八十年代中期，莫言和他的《红高粱》的出现，乃是一次生命的爆炸。本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作家，没有一个像莫言这样强烈地意识到：中国，这人类的一“种”，种性退化了，生命萎顿了，血液凝滞了。这一古老的种族是为层层垒垒、积重难返的教条所窒息，正在丧失最后的勇敢与生机，因此，只有性的觉醒，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只有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烧，中国才能从垂死中恢复它的生命。十年前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和赤热的红高粱，十年后的丰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图腾和野性的呼唤。十多年来，莫言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在叙述方式上并不重复自己，但是，在中国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中，他始终是一个最有原创力的生命的旗手，他高擎着生命自由的旗帜和火炬，震撼了中国的千百万读者。
与那些只会玩弄技巧和语言的作家不同，莫言热烈地拥抱人生拥抱历史，在自己的作品中跃动着大爱与大恨，但是，他却从未陷入反映现实背离现实的泥坑中，他拥抱大地又超越大地，在所有的表述中都保持着自己独特的哲学态度。这一态度就是认定：生命，只有龙腾虎跃不为缰绳所缚的生命，才是历史的原动力。这一原动力才使历史变成活生生的、让人的灵魂不断站立起来的历史。莫言的文本策略，就是把这强调生命野性的哲学态度推向极致。任何作家只有把自己的艺术发现推向极致才能走出自己的路来，四平八稳的作家是没有前途的。
20世纪中国文学的致命伤是它太意识形态化，尤其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和四十年代之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此文学氛围中，莫言独树一帜，拒绝接受意识形态观念对历史的诠释，不仅从不陷入意识形态的逻辑，而且以作品沸腾的岩浆化解这些逻辑并完成了只属于“莫言”名字的他人无法替代的创造。这些让世界注目的创造，使变成意识形态现象的中国文学又回归到生命现象与个人现象。
（原载《明报》1997年9月17日）
[旧文二]
赤子莫言
（写于2000年）
过十天莫言就要来访。落矶山边科罗拉多大学校园里有他的两位知音——葛浩文和我。尤其是葛浩文，“莫言”二字是他口中最积极的语汇。和他见面时如果听不见“莫言”，一定是身体出毛病了。莫言的小说他一概翻译。《酒国》刚出版，本月20日莫言将在丹佛大书店出席新书发布签名仪式。《丰乳肥臀》也已开译，这部五六百页的大书，够老葛“爬行”三五个月了。
因为莫言要来，我便读他出版不久的散文集《会唱歌的墙》，也读同时同社出版的贾平凹的《造一座房子的梦》、苏童的《纸上的美女》、余华的《我能否相信自己》。四部散文集都好，但我尤其喜欢莫言。
莫言在散文中坦露了一个赤裸裸的自己，一个光着屁股走进学校然后又带着浑身野气走进军队走进文坛的自己。他一点也不遮丑：“据母亲说，我童年时丑极了，小脸抹得花猫绿狗，唇上挂着两条鼻涕，乡下人谓之‘二龙吐须’。母亲还说我小时候饭量极大，好像饿鬼托生的。去年春节我回家探亲，母亲又说起往事。她说我本来是好苗子，可惜正长着身体时饿坏了胚子，结果成了现在这个弯弯曲曲的样子。说着，母亲就泪眼婆娑了。”莫言长身体的儿童时代正是大陆的“困难时期”，他被饥饿折磨得变态了：“我从小饭量大，嘴像无底洞，简直就是我们家的大灾星。我不但饭量大，而且品质不好。每次开饭，匆匆把自己那份吃完，就盯着别人的碗嚎啕大哭。母亲把自己那份省给我吃了，我还是哭。一边哭着，一边公然地抢夺我叔叔女儿的那份食物。”母亲常常批评他“没有志气”，他也曾多次下决心要有志气，但是“只要一见了食物，就把一切的一切忘得干干净净”。莫言不仅在家族中是最不讨人喜欢的一员，而且在学校里又是一个直到读三年级还穿开裆裤，常在课堂里尿尿的“熊孩子”，而12岁读五年级开始“创作”时写的“诗”又是“造反造反造他妈的反……砸烂砸烂砸他妈的烂……”然而，“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摇篮”（海明威语），黑暗、恐怖、饥饿相伴的儿童时代赠给莫言不拘一格的心灵、天马行空的个性和活泼到畸形的感觉，从而也导致他的千奇百怪的梦境和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惊世骇俗的看法。许多作家，也有不幸的童年，但是，长大成人后却被沉重的理念覆盖住了，因此，对宇宙人生的看法也被理念牵向苍白而世故的绝境。而莫言则不同，他说童年时的记忆刻在骨子里，成年时的记忆留在皮毛里。刻在骨子里的记忆和根深蒂固的童心，使他冲破一切教条的羁绊而把想像力和创作力发展到极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