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国方略》看“粤港澳大湾区”战略

摘要：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长达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垂馨千祀。为铭记这位伟人，学习他的思想和精神，学术界关于孙中山的研究，可谓推陈出新、成果丰硕，但少有探索孙中山建设思想与“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本文以体现孙中山建设思想观的《建国方略》为切入点，结合当前国家推行的“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梳理两者之间的契合，进而探索《建国方略》对“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启示。

关键词：孙中山 建国方略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

因丰富的实践经历和渊博的学识，孙中山著述甚多，思想自成体系。他的思想既全面超前，涉及社会各个方面，中国的百年规划，又实事求是，立足所处时代，符合中国国情。简而概之，他的思想精华可浓缩为“革命”、“爱国”、“建设”六字。成书于上个世纪20年代，由《孙文学说》《实业计画》《民权初步》等三部著作组成的《建国方略》，正是孙中山建设思想观的大成之作。

一、《建国方略》略述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此为标志，他的身份有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转变。在此之前，他是一位革命家，肩负推翻清政府的重任；在此之后，他成为国家领导人，肩负实现中国民主富强的使命。1912-1920年间，孙中山先后经历了袁世凯独裁统治，北洋政府拒绝恢复国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等一系列国内外大事，这些经历让他产生了对中国建设的新思考，并写成《民权初步》、《孙文学说》、《实业计画》等三部反映其社会、心理、物质建设思想和主张的著作。

为尽快促成国内统一，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在获悉清帝被袁世凯逼迫退位消息后，向临时参议院递交辞呈，并推荐袁氏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以此为标志，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氏为首的北洋军阀篡夺。此后数年，袁世凯不顾众人的反对，倒行逆施，对内通过刺杀宋教仁破坏组阁，解散国会，实行连选连任、指定继承人等方式加强独裁统治，对外则以办理善后改革为名，向英、法、德、俄、日银行团贷借巨款，与日本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卖国谄外。不仅如此，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为实在“家国天下”的私欲，悍然称帝。

尽管在爱国志士的斗争下，袁世凯称帝失败，但就袁氏四年间的荒谬行径，孙中山感慨不已，认为这是“国体初建，民权未张”的表现，幸运的是“革命之元气未消”，袁氏称帝才得到阻止，而今后国家的前途安危，全在“民权之发达如何耳”。[1]为“教国民行民权”他在参考西方会议规则的基础上，写成《民权初步》一书，并希冀通过此书，使中国民权觉醒，“人心自结，民力自固”，全体国民“一心一德以图富强”，“驾欧美而上之”。[2]

因称帝失败，袁世凯郁郁寡欢，于1916年6月6日病逝，其權力由段祺瑞、黎元洪继承。段、黎两人上台之初，为巩固地位，一度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为中国带来些许“曙光”，然而“曙光”转瞬即灭。1917年7月1日，段祺瑞借张勋发动兵变“良机”，独揽大权，并拒绝恢复因兵变而解散的国会和废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捍卫法统，孙中山在唐继尧、陆荣廷等西南军阀的协助下，于1917年8月25日在广州召集原国会部分议员开会，组建“非常国会”，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开展“护法”。1918年5月4日，因西南军阀的背叛，孙中山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呈，“护法”失败。

辞去大元帅职后，孙中山由广州回到上海寓所。在沪居住期间，他对护法的失败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出现“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的原因是革命党人和中国人民出现了“思想错误”，错信“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知易行难）的学说。[3]为批判这一错误，指导革命党人和中国国民竖立新思想，他特写《孙文学说》一书。在该书中，孙中山指出，“知易行难”学说是其“生平之最大敌”，危害程度“当万倍于满清”，是造成近代中国“国事日形纠纷，人民日增痛苦”的重要原因。[4]他提出与之相反的“行易知难”学说，并以自身十次武装起义，屡败屡战、愈挫愈奋，最终推翻满清帝制、缔造共和的革命经历为例，勉励革命党人和国民，对中国的未来要有“有志竟成”的信心和决心。

孙中山的目光是广阔的，除注意国内局势的发展变化外，他还关注着世界局势发展。1914-1918年间，为争夺全球霸权，以英、法、德、美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展开激战，史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过后，交战各国之间的矛盾、仇恨不减反增。因战争的结束，各国均在不同程度上出现资本生产过剩、士兵复员无业，工人大量失业情况，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引起严重阶级对立、世界性经济危机，甚至新的国际战争。

有鉴于此，在开展中国民生建设规划时，孙中山有了借助西方列强力量的想法。据他自述：“世界大战宣告停止之日，余即从事于研究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5]结合中国市场广大、资源丰富，但缺乏资本、技术开发的国情，孙中山写成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代表作——《实业计画》。在书中，他提出在中国政府的主导下，引入国外的资金、技术、人才，实行“国际共同开发中国之丰富资源，发展中国之实业”，达到“打破列强分割之势力范围，消除现今之国际商战及资本竞争之内讧，最后消除劳资之阶级斗争”的目的，最终解决“中国问题”，实现世界永久和平。[6]

二、《建国方略》与“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联系

2017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7]，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式定义为国家级战略。同年7月1日，国务院发展改革委、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联合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以下简称《粤港澳建设协议》），“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全面实行。同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再次强调“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8]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决不移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信心和决心。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9]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倡导的民权，强调的自信，规划的蓝图，已由理想变为现实。“祖国大地上，铁路进青藏，公路密成网，高峡出平湖，港口连五洋，产业门类齐，稻麦遍地香，神舟遨太空，国防更坚强。”[10]一个富强民主、独立自信的东方大国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从时间上看，《建国方略》的成书，尽管与“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确立相隔百年，但就其中内容进行分析，可看到它们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契合点：

（一）“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确立，印证了“行易知难”的观点。在《孙文学说》中，孙中山通过饮食是人的天性，而到了近代才有人研究其中科学道理；用钱无一日可以间断，而世人多不知金钱能成为衡量商品价值的原因；中国学者能写出锦绣文章，却没有人发现其中的文法和逻辑；中国传统工匠能建造房屋、制作航船、修建长城、修筑运河，却不懂建筑学、制图学、工程学、计划学；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烧制了陶瓷，却不懂电学、化学；人类自古以来，已懂得驯化动物、培育庄稼，而到了十九世纪后期，才有了“进化论”等几方面论证，提出“行易知难”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人对事物的认识是通过“冒险猛进”获得的，“其始则不知而行之，其继则行之而后知，其终则因已知而更进于行”。[11]

尽管“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正式确立于在2017年，但自上个世纪80年代始，已有国家部门、地方政府、相关人员先而行之，开展相关工作。1983年，香港商人胡应湘提出倡议，兴建连接香港与珠海的伶仃洋大桥（港珠澳大桥前身）。1989-1993年间，珠海市政府主持编制《伶仃洋跨海工程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并上报广东省政府。1994年10月，中共广东省委七届三次全会作出打造珠江三角洲地区现代化大经济区决定，并牵头成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规划协调领导小组，编制《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现代化建设规划纲要》（1996-2010年）。进入21世纪，为加强合作，广东省政府先后与香港、澳门特区政府签署《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粤澳合作框架协议》。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12]

（二）“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目标，体现了“有条件对外开放，互助共进”原则。在《实业计画》中，孙中山非常推崇西方的经济文明，并希望借助其力量，发展中国，实现人民进步、国家富强的夙愿。一方面，他提倡对外开放，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西方资金、技术、人才丰富，两者联合，“大而世界，小而中国”，共进共赢；另一方面，他又認为实行对外开放、中西合作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要在中国政府的主导下进行，“发展权操之我手”。

孙中山提出的“有条件对外开放，互助共进”在大湾区建设中也有所体现。《粤港澳建设协议》提出了五条合作原则。1、开放引领，创新驱动。三地要共同打造高水平开放平台，开展创新及科技合作。2、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三地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开展双向合作，使合作的各方都能得到优惠。3、市场主导，政府推动。合作过程中，要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推动生产、生活要素的便捷流动和优化配置。4、先行先试，重点突破。在国家的支持下，广东全面深化改革，探索合作新模式，充分释放改革红利。5、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合作不能只顾眼前，而是要着眼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模式，提升城市群品质。[13]

（三）“粤港澳大湾区”的设计规划，扩展了“南方大港”计划。在《实业计画》中，孙中山提出利用广州地处西江、北江、东江交汇处的地缘优势，通过疏通珠江口东西两岸水道、改良广州水路系统、建设包括佛山、黄埔在内的新广州市等方式，打造“南方大港”，将广州变成“世界港”。为辅助“南方大港”建设，他还计划在珠江西岸的横琴岛开发一个三等港口，并与香港合作，相互依托，互竞互利，共同繁荣。

相比“南方大港”计划，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更大，目标更广。它涉及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等珠三角9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强调粤、港、澳并驾齐驱，三头共进。《粤港澳建设协议》提出利用广东“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的优势，打造“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地”，利用“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推进专业服务和创新及科技事业发展，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将澳门建设成“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打造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大湾区的区域定位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和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携手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14]

（四）“粤港澳大湾区”的体制机制，反映了民主的精神。在《民权初步》中，孙中山提出要建立一个“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的国家。为建成这样的国家，他要凝聚全体国民，“一心一德”共同奋斗。就凝聚全体国民的方法，他认为不能使用暴力、专制手段，而是让国民使用民权。为教导国民合理、合法的使用民权，孙中山从结会、动议、修正案、动议顺序、权宜及秩序等五个方面阐述民主规则，涉及如何召开集体会议，选举代表，各人权利义务，如何发起提案建议，开展协商、审议、投票等内容。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体制中，孙中山提倡的民主精神，得到充分的反映，并更加提高。《粤港澳建设协议》特别规定：1、完善协调机制。签署协议的四方每年定期召开磋商会议，协调解决大湾区发展的重大问题和合作事项。2、健全实施机制。四方每年提出推进大湾区建设年度重点工作，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在充分征求粤、港、澳三地政府以及国家有关部门意见，达成一致后，共同推动落实。3、扩大公众参与。强化粤港澳合作咨询渠道，吸纳内地及港澳各界代表和专家参与，研究探讨各领域合作发展策略、方式及问题。[15]

三、《建国方略》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启示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道路上，粤、港、澳三地政府除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大步向前迈进外，还要怀有兼听则明的态度，多方面吸收建议意见。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的一些设想和理念，就对大湾区的“前行”，大有裨益。

在《孙文学说》中，孙中山以他和革命党人26年反清、10次武装起义，最终推翻满清专制政府的经历，勉励来者要怀“有志竟成”的信心和决心。他指出这是“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事情，只要坚决进行，“断无不成”。粤、港、澳三地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居民，在参与大湾区的建设工作时，也要竖立“有志竟成”的信心和决心，为大湾区的美好未来共同奋斗。

在《实业计画》中，孙中山非常重视区域发展和区域间的合作。他将中国按北方、东方、南方大港分为三大经济区，计划通过铁路、公路、运河开展市与市、省与省、区域与区域间的联运，实现共赢。大湾区的建设，除需粤、港、澳三地携手共进外，还应打破区域限制，与国内的其它省区，特别是沿珠江流域的福建、江西、广西、海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9个省（区）紧密联系，互惠互利。这9个省区，直接或间接地与珠江流域的经济流向和文化有关，各具特色，与粤、港、澳三地在资源、产业、市场等方面有较强的互补性，如果能实行与它们的联合，将会增加大湾区的经济腹地，形成占全国面积的1/5、人口1/3强、经济总量超过全国的比重1/3的大市场。

在《民权初步》中，孙中山为指导国民更好的使用民权，特别分五卷、二十章、一百五十八节罗列诸多注意要点，可谓是事无巨细，悉究本末。他的这种认真细致的精神非常值得借鉴和学习。“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除需要有大的方向性框架协议，方便政府、相关部门宏观把控调节外，更要出台一些具体细则，有利企业、个人遵循。如《粤港澳建设协议》提到“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一步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构建协同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共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培育国际合作新优势”、“支持重大合作平台建设”等7项合作重点领域，可以说已为大湾区未来的发展划好了“红线”，圈定了“重点”，但除此外，粤、港、澳三地政府应围绕着这些合作重点领域，陆续出台一系列指导性文件、实施方法、奖惩条款、规章、制度，为大湾区发展“保驾护航”。

四、结语

《建国方略》是孙中山结合亲身经历，撰写而成的代表性著作，是他建设思想观的重要反映。尽管受限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的关于中国社会建设、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的规划未能实现，但他为此做出的努力，是我们应缅怀和学习的。

作为二十一世纪之初，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战略规划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印证了《建国方略》中的“行易知难”观点，体现了“有条件对外开放，互助共进”原则，扩展了“南方大港”计划，反映了民主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孙中山遗志，并超越、升华的实证。“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实施中，粤、港、澳三地政府除了要立足当前，结合实际，制定合理的前进路线、方针、政策外，还需继续向孙中山学习，从他的身上，从他的《建国方略》中找到新的启示。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对孙中山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学习和继承他的宝贵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为他梦寐以求的振兴中华而继续奋斗。”

注释：

[1]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中山市孙中山研究所编：《建国方略》，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4-315页。

[2]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中山市孙中山研究所编：《建国方略》，第316-317页。

[3]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中山市孙中山研究所编：《建国方略》，第1-2页。

[4]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中山市孙中山研究所编：《建国方略》，第2-3页。

[5]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中山市孙中山研究所编：《建国方略》，第114页。

[6]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中山市孙中山研究所编：《建国方略》，第113页。

[7][8]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中国政府网：http：///premier/2017-03/16/content_5177940.htm。

[9][10]習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第2版。

[11]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中山市孙中山研究所编：《建国方略》，第52页。

[12]国务院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国产经》2015年第4期，第18页。

[1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14][15][16]《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泛珠三角合作信息网：http：///fzgk/hzgh/201707/t20170704_460601.htm。

（作者简介：李宗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文博馆员，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研究室工作人员。研究方向：孙中山思想史、中国近代军校史，西南军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