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初年的吏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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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历来都重视吏治建设，吏治建设的内容广泛，关乎统治集团的地位和生命。嘉庆初年，在历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清朝刚刚结束了康乾盛世，走向了由盛转衰的境况。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嘉庆皇帝在亲政伊始，以诛和珅为开端，对当时的吏治进行了整肃。本文欲从官僚机构的重组、疏通言路与中央集权和官场的风气建设三个方面，论述庆初年吏治建设的结果和影响。
【关键词】：嘉庆；革新；吏治建设
吏治也可以说是治吏，中国的统治模式是以帝王为首的官吏集团所组成的人治社会，吏治清明，则国家繁荣昌盛，吏治腐败，则国家动乱，历史上无数次的改朝换代，无不与吏治的好坏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大都重视吏治建设。
清朝时期，中国封建制度也发展到极为完善的地步。清朝前期的统治者，通过借鉴历代王朝的经验，励精图治，致力于国家的发展和建设，出现了史学界闻名的康乾盛世。追求其中的原因，便是统治者严抓吏治建设，拥有一批廉洁聪慧，又具有实干精神的官吏。
康熙帝非常重视吏治建设，曾说过：“朕临御以来，孽孽图志，夙夜不遑，惟期吏治肃清，民生康豫。”[1]康熙帝在位六十年，铲除权臣，平定准噶尔，收复台湾，与俄罗斯签订条约，极大的巩固了清朝的统治，但是在康熙后期，由于众多皇子争夺储君，直接导致官吏结党营私，政治混乱，康熙帝看到吏治败坏严重，但是却心力憔悴，无力整治。雍正帝继位之后，雷厉风行的实行的改革，本着：“所以治天下之道，惟在察吏一事。”[2]的原则，采取各种措施，快速的肃清了吏治，在历史上，雍正帝以严厉著称，但是也正是因为雍正严格进行吏治建设，才为乾隆时期的繁荣昌盛提供了官吏机构的保障，乾隆帝在祖父的经营之下，继续发扬文治武功，在乾隆帝在位中期，国力达到极盛。然而，盛极则衰是历史亘古不变的循环，清朝在乾隆统治后期，各种社会矛盾和政治问题涌现出来。乾隆皇帝老迈，逐渐贪图安逸，出现了严重的倦政怠政的情况，上下相传，整个官僚机构也出现了推延塞责，不务实事的现象。
虽然清朝吏治败坏的现象一直存在，但是在乾隆中后期开始迅速蔓延扩张起来。乾隆五十五年（1790），内阁学士银装图奏称“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经过各省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 [3] 当时的权臣和珅谄奉皇帝，贪污乱政，整个统治阶层陷入了严重的腐败，加上当时人口剧增，社会矛盾尖锐，各地起义萌发，清朝统治在乾隆末年表面祥和繁荣的局面下濒临崩溃，而这一切都被当时还在太子时期的嘉庆看在眼里，嘉庆亲政之后，决心以吏治建设为中心进行改革。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日，89岁太上皇乾隆去世，嘉庆皇帝从此亲政掌权，他亲政的第一件事，就是制裁和珅。
和珅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贪官，其生活在乾隆中后期。和珅发迹与其个人的能力是分不开的。由于和珅从小就受过良好的教育，又善于察言观色，能够正确的揣测圣意，所以受到了乾隆皇帝的赏识。和珅生活的时期是十八世纪的后半期，这个时期正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封建社会的各种弊病层出不穷。贪渎是封建官吏的普遍现象，而和珅正是一个贪官中最典型的代表。和珅对上善于奉迎拍马，欺骗蒙蔽；对下工于倾轧，尤其是乾隆末期，结党营私，权倾朝野，在嘉庆皇帝还是太子的时候，对于和珅的所做所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对和珅深恶痛绝，乾隆皇帝死后，嘉庆立刻抓拿了和珅，治他的罪，在嘉庆皇帝看来，和珅是朝廷最大的权臣贪官，要想肃清吏治，必须先治理和珅，方能起到震慑群臣的作用。
和珅被逮捕下狱后，其同党福长安也被拘禁。嘉庆帝调老师朱珪进京，重用刘墉，紧接着又为当年参劾和珅而获罪的曹锡宝和尹壮图平反，揭发和珅的广兴和王念孙也都得到了嘉庆帝的重用，和珅被列二十大罪狀，处凌迟，后改为自尽。
嘉庆帝诛和珅的愿望是遏制腐败。在广泛听取官员意见的前提下，一大批乾隆时代即以廉洁著称的大臣进入了朝廷中枢，而和珅时代大部分省以及高官被撤换掉。“1799（嘉庆四年）初尚在其位的十一个身居要职的官吏中，六个被迅速撤换：他们是驻南京的总督、陕甘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和云贵只能孤独，以及漕运总督。1年又撤换了河道总督二人。”[4]值得一提的是，嘉庆帝在诛杀和珅之后，只处置了部分和珅的党羽和亲信，别的大部分官员并没有追究，免刑大狱，保证了政局的稳定。
嘉庆帝惩治和珅及其党羽后，重用了以朱硅、王杰为首的一批廉洁正直的官吏。通过惩治贪污和人事调整，一个更强有力的后勤保障体系逐步建立起来，这些大臣，是嘉庆帝的老师也好，是朝廷的忠良大臣也好，都能够积极地辅佐、勉励亲政伊始的嘉庆帝，是他们使嘉庆帝看到了奋起有为、改革强政的希望。
在专制社会，统治者了解情况的最主要方式就是依靠臣下的进言，乾陵皇帝晚年刚愎自用，拒谏饰非。大臣们深知乾隆帝沉醉于盛世的美好，不敢提出各种问题，因此，真实情况不能上达，眼皮子底下的问题不能发现，嘉庆帝深知此弊，他亲政伊始，就决心在自己的任内，充分发挥建言和进谏的作用。
乾隆朝中后期，和珅专擅，坐守军机处，任意扣押奏折，和党遍布朝野，沆瀣一气，致使朝廷言路阻塞。和珅被惩治之后，皇帝就下诏鼓励官员直言，揭露朝中弊政，诏求直言，疏通言路也成了嘉庆帝改革的一个关键性举措。
嘉庆帝认为：“求治之道，必期明目达聪，广为咨诹，庶民隐得以周知”。 [5]又称“治天下之道，莫要于去壅蔽。古帝王达聪明目，兼听并观，是以庶绩咸熙，下情无不上达”。 [6]
为了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进而在朝中形成一股实言进言的风气，表明嘉庆帝求言纳谏的决心和诚意。他迅速将自己的谕旨付诸于行动，诚信处理了乾隆万年两起因进言而获罪的案件，即当时的尹壮图案和曹锡宝案。
尹曹两案的平反，大大鼓励乐乐官员们的进谏，一时言路大开，官员争相上奏，朝政局面为之一新。
此外，嘉庆皇帝还通过奖励，密奏等方式，保障官吏臣民的进言之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嘉庆的倡导和鼓励下，各级官吏纷纷参劾劣员，指陈朝政。一时间清廷上下“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达，言路大开。”[7]《啸亭杂录》也评论说：“今上即位，首下诏求言，故一时言官皆有风采，指摘朝政，改如转圜、补益良多矣”[8]
言路大开对于当时的朝政具有重大意义。乾隆帝晚年不喜谏言，上下相传，大臣无不歌颂太平，不奏政事，各种问题得不到解决，导致社会矛盾爆发，统治危机严重。嘉庆帝惩治和珅之后，广纳谏言，大大提高了，官员和臣民的政治热情，积极参与到改革的活动中，很多政治、社会问题得以解决，大有一副嘉庆革新的局面。然而，这种情况出现的时间并不算长，嘉庆帝最初的这种渴求直言的势头并没能很好的保持下去。自然，开始时言路相对畅通的情形有了改变，转而再次出现言者日稀的局面，造成这一转变的事件中，较为典型的是“王尔烈上书事件”和“洪亮吉事件”。嘉庆四年（1799）五月，王尔烈条陈武闱各款，遭到了嘉庆帝的亚尼批评，斥责他“以断不可行之事，擅议更张，职非台谏，事非官守，真所谓无知妄渎矣。” [9]将原折掷还，并告诫百官，以后建言须有凭据，各司其职，不能随意搜求，妄言指摘，由此，臣下的建言热情开始衰退。同年八月的洪亮吉案影响更大，洪亮吉身为编修，但敢于进谏直言，在给嘉庆帝的上书里言之有据，切中时弊。然而，他的一片飞赴之言却惹怒了嘉庆帝，嘉庆帝将洪亮吉革职议罪。不过后来嘉庆帝有所悔悟，将洪亮吉释放回原籍，对于其上书，也说到“实无违碍之句，仍有爱君之诚意”，并且承诺将其书“置诸座右，时常观览。” [10]
整体看来，嘉庆初年求言纳谏的措施对于嘉庆朝政还是起到了很大帮助。一大批忠心的大臣，在初期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白莲教起义战事的结束，还有政治的肃清，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很多问题也得以解决，因此可以说在嘉庆初年的言路建设还是很有效果的。
至于嘉庆初年的官场风气，大抵有两种：一种是贪污受贿，另外一种是倦政。贪污受贿的风气是和当时的社会风气分不开的，乾隆中期，经济达到高度繁荣的状态，由此自上而下的形成了一种专事奢侈的浮华之风，民间如此，在官场上的表现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下至平民，上至皇帝都在行奢侈之风，因此迅速蔓延开来，俗话说的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浮华奢侈的风气一开，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因此贪污腐败就接踵而来了。
嘉庆帝处置了最大的贪官和珅，以为官场的贪腐风气能够有所改善，但是事实却并不是那样，当时的贪污腐败，蔓延整个官僚机构，可以说无人不贪，无人不腐。针对这种积重难返的现象，嘉庆帝决心大理整治，首先是处理了一大批贪官。除了严惩贪官之外，还奖励了一批清正廉洁的官员，这些官员在嘉庆初年为朝廷官员做出了好榜样，使得当时官场的风气有所改善。
在政治事务上， 嘉庆帝明令禁止并力图扭转各级官吏偷安怠惰，欺瞒粉饰的作风。嘉庆皇帝发出号召“嗣后内外各衙门，各当仰体朕夕惕朝乾，勤求治理至意，振作精神，共相励翼，俾吏治蒸蒸日上，毋得狃于宴安，致于咎戾”[11]，并且以身作则，勤于政事，时常，天未明即开始批阅奏章，遇有巡幸他便早起批阅奏章，办理朝政，可谓：“日宴忘食，夜分始寝”。[12]嘉庆帝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于官场风气的转变，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嘉庆时期，人口暴涨，人均耕地面积大大缩小，在加上天灾和官吏的剥削，普通人民的生活不能得到保证，所以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機，白莲教起义就是很好的证明，这种历史背景的出现，是历史上每个朝代都会遇到的，只不过到乾嘉时期，变得尤其严重。此时此刻，需要统治者制定相应的措施，发展手工业，开拓更多的谋生职业和方向，但是作为封建统治者，其思想中并没有如此的概念，从嘉庆初年由勇于革新到中期以后开始守成，效法父祖的言论和行为，可以看出，嘉庆帝并没有深入改革，探寻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法，至于采取新的方法，受时代和封建思想的限制，更是当时嘉庆帝所想不到的。
嘉庆在位期间勤于政事，丝毫没有懈怠，虽然嘉庆帝挽回清朝颓势的努力最终失败了，但是嘉庆帝初年整顿吏治的一系列措施依然有很大的意义。
随着历史的发展，封建主义已经走向没落，众多实际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嘉庆帝缺乏像康熙和雍正那样改革的魄力，也缺乏具有改革精神的大臣，因此，清朝才会在嘉庆朝衰落下去，研究嘉庆帝初年的吏治建设，对于当今改革，依然不失去借鉴作用。
[1]《清圣祖实录》（三）卷一百九十八，第14页，康熙三十九年三月辛亥，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2]《清世宗实录》（二）卷八十四，第120页，雍正七年闰七月壬午。
[3]《清高宗实录》（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卷一三六七，7页。
[4]《剑桥中国晚清史》，费正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下册，874页。
[5]王先谦著：《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五。
[6]王先谦著：《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二，第63页。
[7]《清史稿》第356卷，第11320页，《洪亮吉传论》1134
[8]昭连：《啸亭杂录》第10卷，《嘉庆初年谏臣》
[9]《清仁宗实录》，卷四十四，第536页。
[10]《清仁宗实录》，卷六五，第867页。
[11]《清仁宗实录》，卷九〇，第191-192页。
[12]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2册，第50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