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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中非合作的世界体系结构分析

    时间:2021-01-19 08:00:0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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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中非关系全面发展的原因进行了多方面的解读,但这些解读几乎都是在国家(或单元)层次上的分析。本文试图从体系层次上解析中非关系得以全面发展的原因,从而说明深化中非合作的必然性。本文从学理的角度,分别讨论世界政治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及其它们的结构对中非关系深入发展的意义。

    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与

    中非合作的发展演进

    从理论上讲,经济结构互补性强的国家开展合作,能够使双方取得的收益最大化。用此观点看待合作,中国、非洲的最佳合作伙伴应该是体系中心的发达国家。但是,在现实的世界政治经济中,合作的意愿取决于双方,不是一厢情愿就能实现的。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中、非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中、非一直没有被发达国家视为平等的合作者。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非洲国家独立之前,中国和非洲国家被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强行拉入到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之中,成为为体系中心国家(宗主国)服务的外围国家,并作为殖民主义宗主国的原料產地、商品市场、投资场所,为西方中心国家的繁荣富强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其结果是中心国家的繁荣、发达、强盛,中国和非洲国家的贫穷、落后、虚弱。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非洲国家独立之后,在以权力决定利益的现实主义国际(世界)政治体系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中心国家向中国和非洲国家施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断干涉中、非国家的内政。在不公平、不合理的世界经济体系中,非洲国家仍然是它们原料的来源、商品的市场、投资的场所。中国则因其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而遭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封锁。独立后或建国后几十年,为防止西方国家对自己独立和主权的干涉,为避免在世界经济中遭受中心国家的剥削,中国和非洲大多数国家采取了封闭式的发展战略,使得经济发展十分有限。

    在封闭式发展走入死胡同之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实施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战略,不断向中心(发达)国家开放市场,吸收它们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逐步实现了与中心(发达)国家在各个领域中的初步合作,中国的经济开始出现良好的发展势头。然而,1989年中心(发达)国家却利用中国国内的政治风波,联合制裁中国。导致刚刚开启的中美合作、中欧合作、中日合作不仅停止,而且出现了大倒退。非洲则由于20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的停滞和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被边缘化。

    在中心国家的巨大压力下,谋求发展的中国开始了将压力转化为动力的积极行动,其中最重要的战略举措就是寻求与非洲国家在更广泛的领域开展新一轮的政治经济合作。

    中非合作是起始于20世纪南南合作的继续和发展。早在20世纪发展中国家就提出了南南合作集体自力更生的基本方针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这是独立以后亚非拉国家摆脱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困境所选择的现实道路。其主要机理在于:其一,国际(世界)政治两极权力体系及其结构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独立的威胁,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有利于抵御两个军事政治集团对其政治经济独立的威胁;其二,世界经济体系及其中心—外围结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制约,南南合作有利于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提高与发达国家谈判的地位。因此,集体自力更生的南南合作理念不仅是基于那个年代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对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深刻认识,也是基于当时发达国家对与中国、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合作的不平等地位和待遇的抗争。

    鉴于上述机理,同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是非常必要的。然而,20世纪在此框架下的中非合作却非常有限。其原因主要在于双方发展战略和发展水平的限制。这不仅因为在殖民统治时期留下单一的经济结构以及与宗主国的依附经济关系难以一下子得到改变;而且因为当时中国封闭式的经济发展战略,对外经济合作非常有限。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结构与非洲许多国家相似,相互经济互补性很差,合作的领域也非常有限。特别是由于中国自身的经济贫困,在资金、技术和基础设施等方面都力不从心,难以在对非合作中有所作为。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经济结构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就纵向国际分工来看,中国在每个层次都有了自己的产业和产品。就横向国际分工而言,中国在许多产业都有了自己的拳头产品,在某些领域还有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这为中国和非洲国家开展多领域、全方位的国际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非洲国家在经历了“被边缘化的十年”后,它们开始打破原有的合作思路,寻找能平等相待的合作伙伴。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巨大的变化,无疑吸引了众多的非洲国家。进入新世纪后,中国与非洲国家积极努力,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非双边合作的基础上,开展了较深入的合作,使传统的双边合作发展到多层次、全方位、多边机制化合作的高度。

    在双边合作中,中非政治、经济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在冷战刚结束时,面对美国联合盟国制裁中国的局面,非洲国家领导人率先访问中国,打破了西方的图谋。此后20年,双方通过频繁的高层互访,沟通信息、交换意见、澄清认识、协调立场、扩大了解、增进友谊,成为了可信赖的“全天候朋友”。2006年1月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确定了包括政治、经济、教科文卫和社会、和平与安全等30个领域的中非全方位合作的政策。在经济领域,中国与非洲互惠合作,促进了双方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双边贸易的跨越式发展。2000年中非贸易额仅100亿美元,2013年增加到2100亿美元,2014年继续增长。在经济合作的互动中,中国减免了非洲国家的债务,在对非援助中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在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中,中国努力帮助非洲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表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受到了非洲国家的赞扬。

    在国际事务中,中非击败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和非洲内部事务的干涉,维护了各自国家的利益。如在中国核心利益的人权和台湾问题上,以非洲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给予中国有力支持,从而十多次挫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出反华人权提案和台湾当局所谓“重返”联合国及“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图谋,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在重大国际事务中,中国与非洲国家相互支持,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仗义执言,捍卫和支持非洲国家的合法权益和合理主张,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非洲内部事务的干涉。为维护非洲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中国“迄今已参与16项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目前在非洲共有1800余名维和人员”,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2000年中非建立了“中非合作论坛”多边合作机制,不仅把双方伙伴关系提升到战略层次,而且为中非共同建立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谋求共同发展构筑了框架。随后确立了三年一次的部长级会议机制。在已举行的五次论坛会议中,每次会议都对未来三年中非在政治、经贸、社会发展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制定规划,会后通过具体《行动计划》予以落实。2006年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把中非新型伙伴关系提升到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层次。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了各个领域的合作机制,加强了双方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此外,中非还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等诸多功能领域进行了有效的合作。冷战结束以来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双边和多边互动进程,增加了中国作为国际体系中一强的力量。

    当今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

    与中非合作的理性选择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經济危机深刻影响着当前的世界政治经济。世界体系的结构困境导致世界各国难以幸免。金融危机的后果首先在美国蔓延,接着引发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进而导致中东北非的乱局。目前,正在使近年来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展引擎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速度减缓。

    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关系出现一个重大变化:全球经济治理由中心国家的协调治理向中心—外围国家合作治理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以美国主导世界经济的协调和发展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展为“七国集团”机制。该机制维护了中心(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保证了此后30年世界经济秩序的稳定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之后,“七国集团”(“八国集团”)试图将该机制打造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心。它们象征性地邀请了五个发展中大国以及与年度会议主题相关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加入“八国集团”的非正式对话(即“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但无论是会议议题的确定,还是会议的决策,都把这些与会的发展中国家排斥在外。其目的在于以此方式既解决其代表性不足,又能维护中心(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使中心(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尽快摆脱困境,美国提议将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而建立的“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提升为“二十国集团峰会”作为全球经济治理和协调的中心。这样,十个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成为了该机制的正式成员,与中心(发达)国家共同参与全球经济的协调与治理。正是在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和协调下,美国开始走出经济危机的低谷;也是在这个机制下,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提高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份额和发言权。

    然而,世界经济关系的上述变化,并没有改变当今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及其结构。第一,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多强力量的发展,虽实力加强,但并未改变一超多强的世界政治体系结构。表现在:其一,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实力最强的国家。就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而言,其他多强难以与之抗衡。其二,美国仍在把世界政治纳入自己称霸全球的战略轨道。新世纪以来,美国借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完成了自己在全球的战略部署。由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难以支撑在这两个国家庞大的军费开支,宣布从这两国撤军,并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重返亚太,支持所有与中国不睦的邻邦,挑起事端,以遏制中国的崛起。其三,世界政治的民主化程度有所提高,但中心国家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在发展中国家中施虐。美国等西方国家奉行的权力政治逻辑仍主导着国际事务,美国在朝核危机、伊核问题上,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在阿富汗、伊拉克重建问题上,在北非和叙利亚的乱局中都居于主导地位。中心(发达)国家一直以人权、人道、良治为由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在西方的干涉下,阿富汗、伊拉克、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乱局至今难以平息。

    第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并没有改变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制度和运行规则。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依然如旧,中心仍然主导着外围亚非拉国家的发展;国际生产体系、世界贸易体系、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没有改变;世界经济运行的规则、制度没有改变。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美国虽减少了投票权和份额,但仍独享该组织16.471%的投票权和17.398%的份额。按照IMF的协议,许多重要决策,如份额的调整、特别提款权的分配、章程的修改等均需要85%的票数通过,因此美国事实上享有一票否决权。在南北合作中,南方国家仍受益有限。发展中的大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虽增加了一点份额,但根据该组织的决策规则,仍无足轻重。

    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及其结构一直制约着非洲国家的发展。独立后,非洲国家的决策者们深刻认识到世界经济体系及其结构对非洲发展的制约。为摆脱这种制约获得经济发展,他们一直在寻求非洲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无论是在国家层面上采取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还是在整个非洲大陆实施《拉各斯行动计划》,或是采纳依附性发展的路径,都没能使非洲任何一个国家走出发展的困境。20世纪80年代后,深陷发展困境的非洲国家又在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开始了民主化、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非洲的经济才开始有了新的起色。然而,全球金融危机又一次打击了非洲的发展势头。如今,非洲国家仍然面临着如何摆脱发展的瓶颈,实现发展的问题。

    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非洲政治体系中的弱势地位和经济体系中的外围地位没有改变。作为中心发达的欧洲国家的前殖民地,非洲在地缘政治经济上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从理论上讲,这有利于非洲国家与欧洲国家的合作,实现经济发展。但非洲独立后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既没有见证欧洲国家与非洲国家完全平等的合作,也没有表现出欧洲国家在自己发展的同时,帮助非洲摆脱外围地位,成为与它们一样的发达国家。历史更多展现的是欧洲对非洲独立自主发展的种种限制和干涉。特别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中心国家美国,它在与苏联争夺霸权中进入非洲,把非洲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绑在自己与苏联争夺霸权的战场上,使这些国家陷入长期的战乱,如冷战时期的安哥拉。冷战结束后,为了自己的利益,美国抛弃了非洲。如索马里,造成了这个国家至今仍然政局混乱,经济崩溃。就当前美国的全球战略来看,非洲仍不是其全球战略的中心,其发展也不在美国全球战略考虑的范围之内。因此,在体系内谋求发展的非洲国家,最佳选择是利用自身的经济和资源优势,寻求多元的合作伙伴和发展途径。

    从新世纪这十几年中非合作的实践和成效可知,中国在对非合作中以平等的合作伙伴参与到非洲的发展之中,不干涉合作国的内部事务,讲求合作的时效,谋求与非洲国家和平发展、和谐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不仅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与非洲国家的合作,而且动员了全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方方面面的力量参与到对非合作之中,在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都建立了合作的机制,为中非合作在深度和广度上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古今中外从未有过哪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倾其全力与非洲国家平等合作。这是中心发达国家从未做过也永远不会做到的。因此,继续深化与中国的合作应该是非洲国家最明智的选择。因为,新世纪发展较快的非洲国家,许多都是从中国的发展或是与中国的合作中获得发展的机遇的。

    中非合作仍然有很大的合作发展空间。其一,随着中国的发展,中非在经济结构上的互补性增强,双方合作空间也随之加大。其二,中非贸易在各自国民生产总值中的贡献率不高,有扩展的可能性。其三,中国对非投资虽然逐年增长,并已经覆盖了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但从存量上看也主要集中在几个重点国家。[8]因此,目前中非的合作仅仅只是个开始。无论从合作的深度,还是从合作的广度上看,中非深化合作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更重要的是深化中非合作对中国和非洲国家都具有全球战略意义。其一,中非深化合作有利于挫败美国对中国战略空间的挤压,有利于非洲独立自主外交目标的实现。美国重返亚太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中国与非洲深化合作,可以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这也符合非洲国家摆脱美国等发达国家控制,独立自主处理自己的内外事务的外交目标,符合非洲国家的利益。其二,有利于推动世界政治体系的多元化发展以及多元世界政治格局的建立。多元化的世界政治发展趋势一直在挑战美国的单级霸权体系。中非合作,在非洲地区建立了多种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不仅可以促进中国的发展,也可以促进非洲国家的发展。特别是南部非洲大国南非已经是当今南部非洲最重要的新興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与中国有许多共同的利益,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已经有了许多共识,深化中国与南非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有利于南非成为未来世界政治中的重要一极。其三,有利于同处在世界经济体系外围的中非国家通过经济合作增强实力,提升中非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促进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改革,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进程。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魏银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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