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中的战略互构: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非关系“三部曲”

摘要:国际关系意义上的中非关系是中国与非洲获得独立主权后才出现的。独立主权的获得不仅意味着中国与非洲享有独立自主处理内外事务的权利,而且双方能在国际环境中不断磨合,达成共识并形成一定的相互依赖性,进而产生新的战略结合点。随着时局的转换,中国与非洲的交往频率与交往质量日益提升,共生性的战略目标应时产生并不断达成。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所形成跨国性结构越来越成为塑造现代历史的动力。

关键词:战略互构 新中国 中非关系 “三部曲”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0)01-0035-42

中国与非洲自古就有往来。而近代国际关系意义上的中非关系则是中国与非洲获得独立主权后才出现的。独立主权的获得不仅意味着中国与非洲国家享有自主处理内外事物的权利,而且双方能在国际环境中不断磨合,达成共识并形成一定的相互依赖性,进而产生新的战略结合点。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与非洲为争取生存发展权,在不断互动中建构与推进战略关系,呈现出“三部曲”的结构性态势,即由政治革命到合作发展的生存诉求、由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的问题关注、由单一外交行为到多元外交行为的社会关系建构。随着时局的发展,中国与非洲所形成的跨国性结构,越来越成为塑造现代历史的动力。

一、由政治革命到合作发展的生存诉求

在国际社会中,尤其是在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中存在一种趋势,即当这些国家获得独立自主权后,相互之间的依赖性由此加强。固然,“相互依赖的政治重要性取决于一个领域是否具有组织性,拥有明确而且得到确立的权威关系……只要某一领域被正式地组织起来,该领域内的单元就可以自由地实施专业化。”[1]“为了达成其中一些共识,国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依赖的(例如:某种共同的命运可能会促使形成一种共同的认同)。”[2]中国与非洲由政治革命到合作发展共识的达成正是缘于彼此间的相互依赖性。

中非之间的政治革命共识。近现代,中国与非洲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帝国主义的奴役使中国与非洲国家主权丧失,发展资源遭掠夺,发展时序被打乱。中国与非洲沦为殖民或半殖民社会的历史,就是中非人民进行反抗斗争、寻求国家出路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非洲达成共识,整合行为,缔造出超越历史与文化的新型关系。其间,1949年和1978年是两个关键性的时间坐标 [3]。前者发轫于革命的理想,后者则源于发展的理念。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国民意识和国家认同观念巩固与强化及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打基础、做铺垫的任务。中国党和政府率领全国人民开展建设运动,取得了阶段性成就,社会良性运行,生产力提高,政治、经济、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巩固和发展。中国不仅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东方,且在外交行为上也展示出前所未有的信心。可以认为“成功的革命最终会实现社会系统的价值与环境之间的再度协调,而这是软弱无能或顽固不化的旧制度权威不能实现的”[4]。中国打出“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5] 的口号。对于正在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非洲来说,无疑能产生较强的影响。比如,“自中国获得革命性反抗殖民主义国家的美誉,加纳、几内亚和马里三个支持运用武装力量的西非民族国家就与中国建立了关系”[6]。“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期间,由毛泽东著作所体现的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也给了阿尔及利亚解放军官兵以很大的鼓舞和影响”[7]。这充分说明中国革命的胜利与政权建设的成就对非洲的牵动。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使几乎“每个非洲人都知道,正如别人也懂的那样。没有独立统一,国家就没有权力;没有独立统一,国家就无法生存发展”[8]。这一过程中,中国同时以极大的热情和实际行动支援着非洲的独立解放运动。“从阿尔及利亚的反法斗争,到南非黑人的反种族隔离的斗争,到纳米比亚争取独立的斗争,前后几乎半个世纪,中国始终如一站在非洲人民的一边”[9]。与此,“非洲各国人民也在中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孤立中国的图谋中,给予积极支持,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合法席位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0]。非洲国家承认中国是独立主权国家,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绝大多数非洲国家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和官方往来,支持中国统一大业”[1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与非洲关系的行动指南,双方在信念、认知、行为上取得一致性,其中一方对另外一方来说是一种外源性的支撑力。

中非之间的合作发展意识。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序幕的拉开,使中非合作发展有了可能。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国内各种体制从旧时的适应革命与战争年代的形态,转向了适合和平与发展年代及经济全球化要求的形态,转向了极具特色和灵活性的政治体制、经济机制、社会形态、文化结构和思想结构”[12]。这一转变相应促成中非国际战略关系的转型。政治革命不再是中国的国内重点任务,也非中非达成共识的核心基础。与此,非洲国家亦从灾难中崛起的新中国得到启示,再次发现中国。中国的成就给他们在发展道路上是选择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提供了参照。尽管非洲在20世纪后期出现社会主义浪潮泛滥的发展奇观,诸如“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卡扎菲的伊斯兰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的自管社会主义,布尔吉巴的宪政社会主义,桑戈尔的民主社会主义,恩克鲁玛的村社社会主义,尼雷尔的乌贾玛社会主义”[13],但无可置疑改革开放后启动的从实际出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对非洲的巨大鼓舞。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及非洲局势的转变预示着新一轮中非关系的到来。“20世纪90年代中叶后,非洲国家总的来说,政局趋向稳定,经济也能持续发展,出现了历史上较长一段时期的好形式。特别是非洲国家联合自强、团结合作更有新的发展。非洲的地区性综合政治合作组织历来发展较好,其中有12个地域性组织很有生命力,著名的有西非国家经济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东非国家经济共同体。2001年7月,在非洲统一组织举行的第37届首脑会议上,非洲国家一致同意成立一个新的全非洲组织——非洲联盟,表示在未来一年里将非洲统一组织向非洲联盟过渡”[14]。非洲内部经济一体化进程得到强化,形成能与世界其他国家合作的内源性基础,“非洲人在整个世界中的政治、经济……地位有益于旨在团结一致的意识表达”[15]。“或许,当代的非洲足以说明当今的国际社会跟以前已完全不一样”[16]。中国在21世纪能与非洲继续合作,客观上跟非洲自身实力的提升密切相关。21世纪中非合作论坛的举办,将历久弥新的中非共识推向前沿。“中非合作论坛”意味着中国与非洲在互动中,越来越认识到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共生共赢及关系的长治久安,最终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合作是维系中非关系持久性的重大命题。诚如基欧汉教授分析的那样:“如果世界政治经济要存在下去的话,其中心的政治困境将是在没有霸权的情况下怎样组织各国之间的合作”[17]。

总之,“国家之间的关系影响它们彼此之间的行动,而国际关系则是由两国的特点决定的。这些特点形成了存在于国家之间相互影响力的性质——目标如何?成功与否?结果如何?”[18]。中非关系进程中,从政治革命到合作发展的生存诉求诚然是凝聚双方的纽带。

二、由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的命运关注

每个时代都有其内在结构,由一定认知理念和行为逻辑体现。中非由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命运关注的行为整合,体现了双方认知结构与行为逻辑在历史进程中的调整与转变。

上世纪,由于冷战局势影响,国家间“最初纳入‘安全’ 范畴的主要是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19]。冷战结束,两极对立瓦解,世界对安全的认知也相应发生转变。这首先由于人们失望于冷战所诉诸的政治、军事战略,其次源于人类面临的共同新问题的涌现,再次是第三世界内外政治矛盾的缓解甚至消除。中非安全观同样经历了转变,进入21世纪后尤为显著。

传统安全观整合中非行为。中国与非洲都脱胎于殖民统治。当获得独立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维护主权。比如,“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随后的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菲律宾以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为界定‘盟友’和‘敌人’的基本标准,十分强烈地将刚刚建立又是近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作其政治上的主要攻击对象”[20]。同时,国民党反动派亦从不同侧面威胁着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主权挑战与政治安全威胁是新中国的困境。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维护主权和政治安全成为新中国的重大任务。即便在外交关系上,中国同样以维护主权和政治安全为宗旨。1955年万隆会议上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指导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其核心内容便是一年前由中国和印度首先倡导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与亚非国家维护独立主权和政治安全的原则。在此指引下,中非不仅坚固了反对殖民主义、反对种族歧视、争取民族独立、增进友好合作和维护世界和平事业的雄心,同时还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实现了战略关系的新建。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始,以至后来很长时间内,至少在冷战结束前,中国与非洲对自身安全问题的关注更多的是基于政治安全层面展开的。这跟中非刚从殖民统治的深渊走出有关,同样也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

一定意义上,非洲的国内局势及国际处境,是促使中国转向非洲同其在传统安全上建立合作关系的一个动力源。非洲获得独立主权后,“地区冲突是去殖民化未完成议程的主要内容,但冷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22]。“冷战期间,超级大国支持的地区性武装的增加,推助了一些不受欢迎的政权的出现,同时扭曲了国民支出”[23]。比如“小规模的军队和轻型的武器涌入了像卢旺达、苏丹、索马里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些国家,这不仅煽动了战争,而且还挫败了国际社会禁运武器以及迫使政党尊重人权的努力”[24]。传统性的安全隐患仍然是非洲最大的发展困境。“民族冲突与内战的不断扩张,流浪者和政治难民持续增加,大规模的流民越过边境,迅速成为后冷战时期最重大的人权与安全问题之一”[25]。鉴于此,国际社会给予人道主义援助。中国也参与到联合国在非维和行动中。“自1990年以来,中国已经参加联合国在非洲的12项维和行动,先后派出3000人次维和人员。特别是从2003年开始,中国加大了在维和行动上的力度,向联合国在刚果(金)、利比里亚和苏丹的维和行动派出了成建制的非作战部队。目前,有1273名中国维和军事人员在非洲参加7项维和行动”[26]。因此,非洲国家的政权稳定与军事安全仍是其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冲突调控与冲突解决仍是非洲及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任务。中国毫无例外卷入到非洲传统安全的维护上来。

非传统安全观整合中非行为。某种意义上,在现代化进程中非洲国家显然没有其他国家幸运。非洲国家除了饱受剪不断的传统安全问题之苦外,非传统性的安全问题同样是非洲稳定发展的潜在威胁。“由于人口膨胀、过度垦殖、过度放牧引发的环境恶化在非洲大陆不断蔓延,全球变暖不得不关注非洲日益减少的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不仅是保护黑犀牛和大象,而且在非洲日益减少的具有医疗价值植物和动物可能会阻碍医学研究”[27]。另外,非洲的其他社会问题也呈现膨胀趋势。如疾病、艾滋病等疫情持续泛滥。由此,非洲的安全问题不仅体现在政权、军事等领域,同时还牵涉到环境与生态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是全球性的,是任何国家都难以回避的现代化困境,但是非洲由于面临错综复杂的严峻局势,此种问题由此显得格外突出。与非洲有着外交关系的中国同样没法回避这些问题引发的牵动。为此,中国在与非洲开展外交关系时,将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核心问题的关注提到了时代的前沿。固然,“了解与正视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明确每个国家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所应该担负的责任,并为此加强国际合作,这既是人类社会在新世纪必须承担的艰巨任务,也是铸造新的辉煌,取得新的历史进步的必由之路”[28]。

由此,中国与非洲对安全问题的关注,随着冷战结束,尤其进入21世纪后,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概念,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成为中非新一轮战略互动的焦点。在“中非合作论坛——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计划(2004-2006年)”中,中非“意识到恐怖主义、小武器走私、贩毒、非法移民、国际经济犯罪、传染性疾病和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国际和地区安全的不确定因素,对国际和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新的挑战”,并“进一步认为非传统安全问题十分复杂,有着深刻的背景,需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法律和科技等手段,通过开展广泛、有效的国际合作加以应对”,由此双方“决心加强对话,探讨在面对各种新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上进行协作,并采取共同行动”[29]。全球化于其间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全球化改变了中国与非洲对安全模式的认知。中非日益认识到:共同利益或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越来越需要在加强合作、共同保护中实现。“诸如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污染等人类共同面的安全问题日益尖锐”渐趋成为中国与非洲“通途的威胁,需要共同应对”[30]。同时,对非传统安全的关注,致使身处不同角落、秉持不同传统价值观的中国人与非洲人被整合到统一的认知框架内,并最终建构出一体行为,模塑成崭新的共同体。此共同体提供了一个蕴藏的镜头,通过它可观察到中非关系的国际化逻辑,以及问题意识的社会化趋势。在未来的历程中,中非将一如既往加强非传统安全的合作,继续“加强情报交流,探讨在打击恐怖主义、小武器走私、贩毒、跨国经济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深化合作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共同提高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31]。今年联大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呼吁树立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新安全观无疑再次将中非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共识提到前沿。胡锦涛主席 “呼吁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把联合国作为国际社会努力打击恐怖主义、解决争端和冲突的‘核心’。呼吁安理会改革应优先考虑发展中国家利益,特别是非洲各国的代表席位。提出了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32]。这是基于传统和现实的客观结论,同时也是超越传统和现实的战略共识。

总之,中国与非洲的特殊历史背景决定了双方很长时间来都将注意力放在传统安全上。在社会进程中,又因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如环境生态、恐怖主义、经济金融、文化信息、能源粮食、公共卫生等的出现,中非无可避免地卷入新安全威胁中。中非的发展与西方的进程相比,显然可在较短时间内实现整合。在前行过程中,许多问题如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虽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点,但总体上是积聚到了一起。这虽然加重了中非在发展过程中应对问题的难度,但不可否认的是“非传统安全超越了传统安全观,具有重大的价值”[33],中非关系将从中得以提升,并形成新的战略内涵。

三、由单一外交行为到多元外交行为的社会关系建构

在传统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领域,民族国家的政府往往是国家涉外关系的核心力量,甚至是唯一力量。这是因为“国家通常控制领土和该领土上的人民,垄断了在该领土上使用军事力量的权利。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仍然是决定战争与和平,决定分配收益和资源的惟一行为者”[34]。所以民族国家的政府理所当然是外交关系中的重大角色。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与世界局势的转变,民族国家政府之外的其他行为体在沟通国家间关系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伴随这一过程同时出现的是:国家间的外交行为也相应地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单一内涵而呈现出多维度的特点。

中非作为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经历这一进程。中非获得独立主权后,双方政府间的政治沟通是彼此间关系建构的核心。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非除了继续巩固政府间政治往来外,还积极推动非国家行为体间社会关系的建构。这一转变同上文的中非由政治革命到合作发展、由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战略关系的转变相关。最终态势是,中非关系突破单一格局,“国家”或“政府”的角色在双方关系中的核心地位相对削弱。行为体多元化、行为内容多样化、行为方式丰富化成为中非关系的时代标志。

行为体多元化。中非除保持国家、政府、官员之间的不断往来外,还继续扩展民间社会群体交往的范畴。新中国成立及非洲国家获得独立以来,青年团体、妇女团体、志愿者团体、艺术团体、各类企业等一直是中非关系持续推进的另一种源泉。近年来,“双方政府继续重视并积极引导民间扩大交往,推动双方人民之间增加理解、信任与合作”,“决心继续鼓励民间交往,加深双方的传统友谊”[35]。比如,“中国倡议于2004年在中国举办‘中非青年联欢节’,以建立中非青年组织的集体对话与合作渠道,促进青年组织合作和交流,为中非世代友好奠定基础。非洲国家积极响应中国的倡议,愿积极推动本国青年组织、政治家以及企业代表参与此项活动”[36]。最近,非政府组织越来越成为拉动中非关系的新增长点。中国政府极力促成非政府组织在推动中非关系中的作用。“一是更为积极地关注和支持非洲本地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在减灾、救灾领域对它们提供培训和技术指导,并加大人员交流。二是鼓励和引导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更多地走出国门、走进非洲,加大同国际非政府组织和非洲的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系、对话与合作,并且在人道主义救援、经济社会重建等领域加强合作,积极支持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发展”[37]。在《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中,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将不断“鼓励并积极引导中非民间团体交往,特别是加强青年、妇女的交流,增进双方人民之间的理解、信任与合作。鼓励并引导志愿者赴非洲国家服务”[38]。目前,中国民间团体相继以其职业专长踊跃参与到中非关系的建构中来。比如,2008年由“达之路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第一届达之路非洲投资高峰论坛在中国上海国际会议中心成功举行,包括埃及、尼日利亚、博茨瓦纳、纳米比亚、津巴布韦等在内的十八个非洲国家的政府和企业代表团参加了此次论坛,500多位中国企业家、30多个投资项目达成了初步的投资意向”[39]。2009在达之路非洲投资高峰论坛上,“来自埃及、尼日利亚、博茨瓦纳、纳米比亚、津巴布韦、阿尔及利亚等近40个非洲国家的政府代表团和阿拉伯联盟、非洲开发银行的代表,以及中方政府官员、企业家和专家学者等共500余人出席了论坛”[40],再次达成新的一系列投资项目。总之,随着时代的发展,中非关系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政府间的范畴,民间团体在新一轮中非关系的建构上越来越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行为内容多样化。传统的中非关系更多限于政治意义层面的关系建构。进入新的时期,即便政治意义上的关系建构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除高层交往,如中非领导人的互访、对话和沟通外,中非之间还有立法机构交往、政党交往、磋商机制、国际事务合作、地方政府交往等。除政治意义上的关系建构外,中非之间还在其他领域展开对话合作。在经济方面,中非不仅继续维持几千年来的贸易往来,而且还在投资、金融合作、农业合作、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合作、旅游合作、减免债务、经济援助、多边合作等领域建立关系;在教、科、文、卫和社会方面,中国与非洲展开了针对于人力资源开发、教育合作、科技合作、文化交流、医疗卫生合作、新闻合作、领事合作、环保合作、减灾、救灾和人道主义援助等行动;在和平与安全方面,中国与非洲在军事合作、冲突解决及维和行动、司法和警务合作、非传统安全等上加强合作[41];在区域性合作方面,“中国将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采取具体措施,在基础设施建设、传染病防治、人力资源开发和农业等NEPAD确定的优先领域,加强与非洲国家和非洲区域、次区域的组织的合作”[42]。总之,中非交往的行为内容日益呈现出多样化内容并置的特点。

行为方式丰富化。中非关系的建构除了高层互访、首脑会议等外,还包括了技术援助、教育培训、研讨会、论坛、展览会、艺术演出等方式。比如,技术援助:在“非洲国家独立不久,新中国还是关心比自己还要落后的非洲国家。在非洲许多地方,至今还可以看到当年中国建设者留下的足迹。不仅有许多工厂,还有许多体育馆所。在撒哈拉沙漠,留下过中国医务人员的足迹。在多哥,中国农技人员指导播种水稻”[43];教育培训:2003年,“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秘书处组织专家赴马达加斯加、肯尼亚、喀麦隆、马里、埃塞俄比亚等国举办疟疾防治、玉米种植、太阳能使用等实用技术培训班,开创专家赴非授课、分地区办班的新形势”[44]。2004年1-11月,“中国为非洲国家举行各种培训项目100余个,对48个非洲国家的2126名人员进行了培训”[45];论坛:“2000年10月10～12日,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和44个非洲国家的80余名部长、17个国际和地区组织的代表,及部分中非企业界人士出席会议”,“ 2003年12月15～16日,中非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中国和44个非洲国家的70多名部长及部分国际和地区组织的代表参加会议”,“ 2006年11月3日,中非合作论坛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为北京峰会召开作最后的准备。中国和48个非洲国家的外交部长、负责国际经济合作事务的部长和代表出席了会议,24个国际和地区组织的代表作为观察员列席了会议开幕式”[46];研讨会:2003年“秘书处还委托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举办‘中非经济改革与发展战略高级研讨会’”[47];展览会:“2003年12月15-16日,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在亚的斯亚贝巴成功召开,……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中非企业家大会’、‘中非友好合作成果展’和‘中非合作论坛纪念雕塑’揭幕仪式”[48];艺术演出:2004年举办了“‘相约北京—非洲主题年’国际艺术节和‘中非青年联欢节’”,中国“到11个非洲国家举办‘中华文化非洲行’巡回演出活动” [49]。总之,随着历史的不断前行,中非交往的行为方式将得到不断丰富,这对于全方位推进中非关系向着纵深方向迈进具有巨大的时代价值和意义。

四、结语

中国与非洲之间由单一外交行为到多元外交行为的转变,显示了双方关系的建构正在超越国际关系层面,朝着社会关系方向迈进。各种各样的行为体、行为内容及行为方式日益成为中非之间社会关系建构的载体和媒介。

新中国成立60周年来,中非关系“三部曲”之间并非互相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其间,“允许国家之间彼此互动的国际环境”、“国家拥有足够的能从事某些活动的资源”、与“决策者清楚互动的范围,以及它们可以运用的能力的限度”[50],是中非能够进行战略互构的机会条件。中国与非洲“彼此之间相近的意识形态观念”[51],以及对共生同在发展愿望的追逐是凝固双方的纽带。“反帝与革命”、“和平与发展”[52]是贯穿其中的主题。随着中非交往频率的加大以及各种成果的不断获得,其交往质量和信心都在与日俱增。在整个过程中,中非既以国家(即主权)行为体的身份,同时又以具有国际性质的非国家(即非主权)行为体的角色互构着彼此之间的战略关系。中非关系既是国际体系框架内的战略外交,同时也是国际关系社会化的新亮点,双方之间所形成的跨国性结构,越来越成为塑造现代历史的动力。

注释:

[1] [美]肯尼斯•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

[2] [美]温度卡尔•库芭科娃、[美]尼古拉斯•奥鲁夫、[美]保罗•科维特主编,肖锋译:《建构世界中的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页。

[3] 这两个时期都是中国历史上的转折期。以此为坐标,旨在突出:中国获得独立主权后,以自身的历史逻辑和发展进程影响了世界,利用拥有的资源牵动了世界。由此,当今国际关系并非由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中国随着独立主权的获得,及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在国际关系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发展影响着外交政策选择的条件与过程。

[4] [美]西达•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王学东译:《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3页。

[5] 田克勤等著:《中国共产党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北京:中国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493页。

[6] MICHAEL O•AND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ontemporary Africa,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Lanham•New York•oxford, 1984,p216.

[7] 爱周昌、沐涛编著:《中非关系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页。

[8] Godfrey Mwakikagile, Africa and the West,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Huntington, NY, 2000, p203.

[9] 陶文昭编著:《拒绝霸权:与2049年的中国对话》,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页。

[10] 爱周昌、沐涛编著:《中非关系史》,前言,第6页。

[11] .cn/c/2006-10-30/150511371288.shtml

[22] Edited by Sola Akiinade and Amadu Sesay, Africa in the Post-Cold War International System, Pinter: London and Washington, p21.

[23] Ibid, p22.

[24] Ibid.

[25] Ibid, p23.

[26] 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076/52983/4947507.html

[27] Edited by Sola Akiinade and Amadu Sesay, Africa in the Post-Cold War International System, p23.

[28] 丁诗传主编:《新世纪初期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版,第128页。

[29]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司编:《中国外交》(2004年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423页。

[30] 陈佩尧、夏立平主编:《国际战略纵横》(第一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31] /zt/tbgz/05-072/514658.html

[33] 杨宝东:“非传统安全的价值与维度”,载《理论导刊》2005年第4期,第71页。

[34] [美]布鲁斯•拉西特、[美]哈维•斯塔尔著:《世界政治》,第15页。

[3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司编:《中国外交》(2004年版),第429-430页。

[36] 同上,第429-430页。

[37] /paper_211141_12/.

[38] .cn/GB/41214/10143019.html

[41] http:///ztzl/zflt/content_428674.htm

[4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司编:《中国外交》(2004年版),第425页。

[43] 陶文昭编著:《拒绝霸权:与2049年的中国对话》,第387页。

[4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司编:《中国外交》(2004年版),第34页。

[45] 同上,第34-35页。

[46] http:///zflt/chn/ltda/ltjj/t584467.htm

[47]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司编:《中国外交》(2004年版),第34-35页。

[48] 同上,第34-35页。

[49] 同上。

[50] [美]布鲁斯•拉西特、[美]哈维•斯塔尔著:《世界政治》,第18-19页。

[51] Michael O•And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ontemporary Africa,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Lanham,,New York,Oxford, 1984,p216.

[52] 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导言,第9-10页。

(作者简介: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中心讲师,博士,昆明,650091)

收稿日期:200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