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转变与国家利益维护

摘要：“权力”(power)与“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是国际关系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追求权力与国家利益目标是维系国家生存与未来发展的重要途径，国家利益由权力来界定，国家权力的大小，决定国家所能追求的国家利益的多少。权力的增强意味着国家能力的上升，国家的能力上升则代表着国家利益的增加。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要素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Nye lr.)提出美国在构建世界秩序时应重视硬权力(strong power)、软权力(soft power)的相互作用。软权力指：文化影响力、榜样影响力、制度和价值观念影响力等，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显著上升。国际关系中如何运用软权力，正成为权力转变中如何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议题。今天有学者甚至关注起“粘性权力”(sticky power)的功能，强调其具有硬权力和软权力的共有特性。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相互依存时代，发挥“粘性权力”的作用，是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考量。

关键词：权力转变；国家利益；维护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8)02-0077-10

冷战时期国际体系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霸权稳定(hegemonic stabmty)来实现“权力平衡”(the bal-ance of power)，美苏两大强权通过提供公共产品(public goods)来稳固集团内部的向心力，激发集团成员国的政治信念，主导集团内的经贸秩序。两极格局解体后，冷战式安全威胁逐渐消失，随着两大集团内部权力结构发生变化，以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作为利益基础的美苏两大机制化联盟开始动摇。西方自由主义相互依赖的经济发展方式、市场经济体制已逐步成为全球共识，大多数国家逐步选择经济开放的发展模式来重新确定后冷战时期的国家发展道路，各国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进一步促进全球经济的再分工与经济的再生长，全球化时代的各国政治经济实力的消长正在改变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

一、权力的基础

权力是世界政治的核心，它是解决近代以来一切国际危机的主要手段。权力本身是多维的。官不仅体现在地缘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也反映了国家意象、国民支持、领导能力等要素。地理位置、人口、自然资源、经济技术等是一个国家可以利用的特定资产和物质资源，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曾断言：“拥有最大权力的国家是控制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国家”。而人口要素是国家可以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潜在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尤其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资源(如石油、钢铁等)则是体现巨大权力的主要参数。国内生产总值(GDP)与人均产值(GDP)的高低直接体现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国家科技能力代表该国在全球工业能力领导地位，国家的研发与创新制造技术能力，将有助于国家军事准备能力的提升。上述各要素是有形的、客观上可以量化的权力。文化、道德、民众意志、外交战略和领导能力是无形的，只能从主观认知上进行分析。美国国务院前情报研究中心主任雷·S·克莱因(Ray S.Cline)用下列公式来证明权力的积量。

Pp-(C+E+M)×(S+M)

这里，“pp”指上升到认知阶段的权力；“C”指权力的现实基础：人口和领土；“E”指经济实力；“M”指军事实力；“s”指战略目标；“w”指实现国家战略的决心。很显然，前三个要素是权力的有形来源，后两个要素是权力的无形来源。有形权力与无形权力相乘就是权力的总积量，比较美、苏(俄)中三国权力积量的变化。

人口是权力要素的重要维度，教育水平和生产技能的高低会成为国家权力的制约因素。中国的人口远远超过美国、前苏联和俄罗斯，如参照教育和技能要素衡量，则中国不及上述国家。但中国的基础权力呈上升趋势(如表2所示)，俄罗斯较前苏联有所下降。国家的外交战略政策依赖目标清晰、具有明确的执行步骤与高素质的外交官来实现，同样，先进的教育理念与社会福利制度也是影响有形权力和无形权力的重要参数。

全球化时代信息革命改变了传统的权力结构，英特网、计算机、通讯以及软件技术在金融、贸易、运输和工业控制及生产体系中的运用，大大降低了产业成本，改变了原有经济环境，使权力效率大大提高。广播、影视娱乐节目中展现的文化内容对软权力也产生重要影响。信息作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权力来源。它不仅体现权力有形要素一面(经济、军事等)；也提升权力无形要素的重要性(社会政治因素和外交等)。

二、权力理论的变迁

从16世纪马基雅维利(Niccol6 Machiavelli)在《君王论》中倡言统治者应注重权力、精通军事；到17世纪霍布斯(Thomas Hobbes)强调国家必须有绝对权威，国际关系学真正探讨权力起源的是以E，H.卡尔(E.H.Carr)的《20年危机：1919年至1939年》为代表，该书将权力区分为军事权力、经济权力与观念的权力，并分析了这三项权力彼此互动模式与可能的限制。

20世纪最有影响的现实主义权力理论著述主要有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的《国家间政治》，肯尼思·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和约翰·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摩根索权力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强调“国际政治如同其他一切政治，也是一种权力斗争”。“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斗争是永无休止的。”重权力轻道德是摩根索现实主义权力理论的核心，在摩根索看来，权力就是“支配他人意志和行为的力量，追求权力既是国家实现目标的手段又是国家的最终目标”。根据摩根索理论，国家制定对外政策是以最大限度的实现国家利益为指南，“国家利益的大小完全取决于该国的实力”。在美国外交史上，无论是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的“遏制战略”，还是亨利·基辛格(Hey Kissinger)的“均势战略”，都可以看到摩根索理论的缩影。

结构现实主义权力理论代表人物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在批判传统现实主义权力理论的基础上，修正了传统现实主义把追求权力作为国家主要目标的观点。根据华尔兹理论，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单位是国际体系的结构。国际结构本身是一种力量，它制约国家的行为，国家并不能控制国际结构”。华尔兹进一步发展了国家中心说，但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强调，国家之间的均势主要是由体系结构决定的。“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与国际政治的历史经历一样，主要是研究各个时代的大国问题。”

华尔兹认为，国际政治本质上是一种平等主权实体间的分权竞争，每一个国家在形式上同其他所有国家都是平等的，谁也无权指挥谁。国际政治体系实质上则是一个权力、斗争及和解的领域。⑧华尔兹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他主要着眼于从权力在体系内分布的角度考察国际政治，强调国家不是谋求权力

最大化而是寻求权力的平衡，均势问题在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权力理论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后，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权力理论风靡一时，米尔斯海默鼓吹：“强国应寻求改变世界权力的分配，强国不仅不惜牺牲别国利益来获取权力，还会不惜代价竭力阻挠对手获得权力。”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下，“生存的最大保障就是霸权。”米尔斯海默认为，国家有两种权力：潜在权力和军事权力，“权力对比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军事实力对比，军事力量是国际政治的最终手段”。米尔斯海默指出大国谋求权力最大化的四个具体目标：一，争夺所处地区的霸权地位；二，追求财富份额最大化，以积累军事实力的社会经济基础；三，建立地区最强大、有足够海空力量支持的地面力量；四，寻求核战略优势。在他看来，国家的国际行为的自由度是由权力结构所决定的，所有国家都会寻求改善它们的相对地位，所有国家都会竭力争取获得权力，即使其目的仅仅是维持自身的独立。米尔斯海默的权力理论不断遭到来自国际政治学界的质疑。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中以经济实力的重要性为基础，对现实主义权力理论提出一种新的解释。他认为“新兴国家通过技术扩散对霸权提出挑战，不均衡取代均衡，世界走向新一轮霸权冲突。”“当今国际关系的实质仍然是权力斗争”。自从女性主义政治学家安，蒂克纳(Ann Tickner)等人为现实主义添加了性别因素，现实主义开始转向更具包容性的权力概念。在他们看来，权力不仅仅是一种自主概念，还可以是一种关联概念。

现实主义权力理论的内涵，自摩根索以来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从强调权力就是利益，权力就是目的；到提出权力并非国家行为的最终目的，权力只是实现安全的手段，以及不惜牺牲他人来获得权力等，权力界定至今仍存在争议。摩根索重视军事实力，结构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国家的经济、军事和其它力量不能分割。而进攻性现实主义主要从军事角度来定义权力，提出“国际政治中权力很大程度上是一国军事力量的产物。”虽然每种现实主义都以一组关键假定为基础，但是它们给各种各样的核心命题赋予不同的重要性。根据传统现实主义理念，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将威胁美国中东安全利益的萨达姆政权赶下台，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但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米尔斯海默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者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都认为，即使伊拉克战争打赢，并具积极的长期效果，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可能造成中东地区和整个世界对美国的长期敌视。与传统现实主义权力理论相反，自由制度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Nye)提出了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的权力作用特征，他们在论述利用国际制度解决国际纠纷与合作问题时，把权力变成了制度研究的“参考性条件”而不是一个变量。此后，“软权力”作为一种新的概念应运而生。

三、软权力、粘性权力作用的上升

软权力的核心价值是文化。“软权力”通过文化、发展模式、制度以及价值观等来显示国家影响力。软权力构成一个国家所有权力成分的主要因素，它建立在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吸引力的基础上。中国有学者把软权力分成五大核心要素：“文化、观念、发展模式、国际制度和国际形象”。软权力的独特性体现在它的主导性、渗透性和隐蔽性，其非强制性使它的作用更加深远绵长。中国的传统文化富有极大的吸引力，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吸引无数外国求学者，来中国求学的外国学生10年增加了两倍多；中国电影《卧虎藏龙》成为票房收入最高的非英文电影。在政治价值观方面，中国和平崛起战略有助于消除周边国家的担心，并减少其他国家联合起来抗衡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可能性。“北京共识”比起“华盛顿共识”更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欢迎。通过提供经济援助、允许进入自己不断扩大的市场，中国政治价值观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

“粘性权力”既不同于有形的硬权力，也有别于无形的软权力，更不能简单地将其界定为经济实力。“粘性权力”特指“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一战前德国的对外贸易被束缚在大英帝国统制下的世界贸易体系内，德国产业严重依赖原材料进口，制造业依赖外国市场。一战爆发，德国人试图通过战争改变现状，但英国迅速切断德国赖以生存的国际贸易通道，导致德国由于缺乏原料和食品而陷入绝境。美国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文化吸引力，但霸权不能仅靠枪炮和好莱坞大片。在美国人看来，维护全球秩序“粘性权力”不可或缺，各国经济难以摆脱美国的牵制。一些学者试图解释美国是如何利用“粘性权力”帮助俄罗斯克服困难、恢复经济秩序；如何帮助伊拉克战后重建，他们甚至认为：“粘性权力”使中美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变得渺茫。

中国和平崛起对现存的国际体系产生巨大影响。西方分析家们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的“粘性权力”正在大大增强，依照“粘性权力”特点，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将会受制于中国，因此，中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中国的发展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1970年到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060亿美元增长到3.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超过1.52亿美元。在相互依存时代，粘性权力使各国经济合作和相互依赖日益加强。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又在不断推动经济、金融权力的相互依存。互联网已使银行、股票交易、跨国贸易往来连成一片，由于各国都会成为国际经济的相互利益攸关者，所以，一国内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立即会在其他国家产生连锁反应，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说明了这一问题的敏感性。

四、国家利益基础

象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概念一样，“国家利益”也是国际关系研究中颇具争议的概念。国家利益是国家政策方向的重要指标，国家政策通常是以提升国家利益、促进民众福祉为主要目标，因此国家利益又常和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密不可分。国家利益由权力‘界定，国家利益为决策者们提供理性的、具有永恒指导价值的条件。国家利益之争随着时间变化而改变，有些时候经济权力占主导地位，有些时候军事、文化权力占主导地位。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国家利益必须是民族国家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政治学家托马斯·米勒(Thomas B.Millar)认为，“国家利益”总体上讲，是民主政府下公众意见一致界定的“国家概念”。按照这个观点，国家领导人的作用必须考虑国内存在的各种个人、社会和局部利益，并且把这些利益运用到一整套连贯政策中，从而展示给本国公民和外部世界。

国家利益的衡量标准有“经济标准”(economic criteria)、“意识形态标准”(ideological criteria)、“权力标准”(power criteria)、“军事安全标准”(military security criteria)、道德和法律标准(morality and

legality criteria)等。家利益维度体现它的“客观性”(objectivity)和“主观性”(subjectivity)。客观性包括“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人口数量”等要素。主观性主要指“文化、意识形态、宗教、民族认同”等。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决策者通过对国家利益维度的理解，确认国家对外政策的追求目标；其次，决策者通过对国家利益功能的理论建构，使国家行为具有合法性并获得政治上的支持。

现实主义认为权力在国家利益中占据主导地位，其次才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其他领域的问题，权力是支配性的核心利益，其他是从属性的利益，政治与军事权力决定其他内容。摩根索明确指出：“用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是帮助现实主义找到穿越国际政治领域的道路的主要路标”。米尔斯海默强调军事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优先地位，称：“一国的有效权力是指它的军事力量所能发挥的最大作用，以及与对手的军事实力对比的情况”。因此，民族国家首要的利益是生存，社会所有成员，无论他们之间利益区别多大，核心利益总是一致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抵御外来入侵是他们的共同利益。国家利益是永恒的，国家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是国家永久捍卫的战略利益。国家安全可以从战略理论和防卫力量结构方面进行考量，从地缘战略上认知，维护周边安全，对于减轻外界威胁程度、使国家利益最大化有重要影响。一些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把国家利益上升到国家对外政策客观性关切的程度，他们认为国家的最大利益是“客观现实”(the objective reality)，客观主义者不特别关注研究取向、方法论及其哲学基础，而是注重分析客观现实之间的关联。

在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家利益一般以两种相互关联的方式出现：首先，用来证明国家对外政策的正当性和敌对国家对外政策的不正当性。其次，被民族国家用来评价或解释对外行为的工具。政治现实主义者们以战略权力来表明国家利益，以区分把对外政策同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特征联系起来分析。摩根索、华尔兹和米尔斯海默关于国家利益的立论依据、认识范式和核心观念基本上一致，集中体现的是以权力决定利益的现实原则。

斯蒂芬·克莱斯纳(Stephen D.Krasner)认为，国家利益由一套可变化的国家关于促进社会总体发展优先选择的安排组成。根据他的“经验性归纳模式”(empirical-inductive formulation)，国家利益可以从国家权力决策者的言行里演绎出来，但必须满足两个标准，第一，领导人的行为必须同国家总体目标相关联，而不是任何特定团体或阶层的偏爱，或者是私人权力的驱动器。其次，政策优先选择的次序必须长久化。克莱斯纳强调，国家利益是不可分割的，不能归类为特定利益和利益团体的偏爱。

权力与国家利益是由国际社会共同观念建构的，国家的若干外部行为也将因为这些观念而受到局限。欧盟的整合经验是基于欧洲各国愿意放弃以武力来解决权力分配的冲突，因为处在共同体内的国家不仅形成了稳定的秩序(stable order)，并且事实上也形成了稳定的和平(stable peace)。此外，国家利益的内涵由政治传统和国家构建其对外政策的整个文化环境决定，国家利益概念包含两个要素，一种是逻辑上的需要(概念上讲是必要的)；另一种是变量，由环境来决定。而变量不仅包含历史上、环境上的偶然性，还包括国别差异、个性要素、部门利益和公众舆论要素。

五、权力转变中的中国国家利益维护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的权力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权力分散、权力多元和霸权衰落的趋势日益明显，导致国家间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著名的冷战史专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Gaddis)提醒人们注意：“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证明，全球化和相互依赖存在的黑暗面。冷战结束后美国推行的单边主义、傲慢自大以及偏快和自私的政策导致美国软实力，尤其是美国形象的大大下降。国际关系的权力转变正在产生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在迅速变化的全球权力分配中，世界似乎更趋于非理性，尤其是在两极格局解体和“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发生后。软权力作用的上升，导致全球政治、经济多元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各国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的硬权力和软权力。按照国际关系理论，国家利益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定位，与国家政体、国家主权和国际秩序等有着本质性的联系，各主权国家的利益和权力不可调和。国家利益是由国家权力来界定的，一国实力的大小决定了该国所能追求的国家利益的多少。

实现国家利益目标的手段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政治和外交手段；二，经济手段；三，道德文化手段；四军事手段。国家对外战略的核心在于通过运用自己的权力来确保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经济地位等重要国家利益。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环境下，运用权力来捍卫“国家优先”原则依然是国家长远的利益关切。但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并非完全是积极的，经济高度依赖的结果也可能是负面的，其一是国际市场的开放同时也可能将国家内部的经济危机连带影响到他国，导致国家的经济风险向外扩散的现象，因此波及至全球其它国家。中国经济领域财富外流越来越难以遏制，这不仅表明一些部门对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冷漠，也有粘性权力运用和实施不当的缘故，甚至存在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机构运作的严重漏洞。

在世界政治权力转变中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仅有力地推动国际合作与安全，也有利于中国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影响力是一个国家软权力的展示，在对外交往的实践中中国应充分运用软权力的影响力，尊重并吸收那些为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和民众所认同的文明准则、价值观与理想信仰，将它们作为建构新价值共识的重要资源。同时在体现和平崛起的政治文化基础时，应凸显中国文明的主体性，从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经验中引申发展出新国际政治价值观。权力转变中国国家利益维护的几种手段。

1　政治和外交手段：国家利益是外交的出发点和归宿，外交谋求维护国家利益。中国外交正向世界提供一种全新的大国外交模式，并成为许多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不可忽视的参照模板。中国应该利用硬权力的影响力，确保大国关系的平衡发展，推进、提升或改善中国同美、欧、俄、印、日等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周边安全战略环境，保证“和谐周边”的建立。积极推动参与多边外交合作的形成，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六方会谈、东亚峰会、东盟与中日韩对话机制、五国能源会议等形式，构建相对完整的多变体系。

国家利益是全体国民的最大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依靠国家意志去有效维护。一旦国家意志某一环节出现断裂缺失，不能使其落实到具体的国家利益领域，国家利益可能受损。注重发挥软权力的作用，判断中国国家利益的大小，体现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具体的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关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内涵，既着眼于物质性利益，也要认识观念性利益的重要性。观念与利益可以做

二元划分。一些学者运用建构主义方法对国家利益形成问题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安全问题存在于所有国家利益领域，它是国家利益的核心要素。美国把与中国周旋视为“确保中国政治经济朝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而中国则通过实施和平发展战略，构建和谐的世界秩序和安全的周边环境，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2　经济手段：随着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中国价值观念应从以往阶级权观念转向法权观念。在公众契约意识之上的法权意识是现代观念的核心，也是当代主权国家间融合与对话的基础。如果国家的正当利益和要求，不能在相应的法权语境下表述，中国国家利益就很难得到别人的理解和支持。我们要学会用西方人可以理解的法权语境来申诉和保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有利于在国际间表明中国国家利益的话语体系。

经济外交为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氛围。近年来，随着“粘性权力”影响力的上升，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及主要国家的政策调整将直接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金融银行领域风险正在加大，相关国家与我国在资源、贸易等问题上的摩擦不断增加。“粘性权力”既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得益，也给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结构上的风险。中国应致力于寻求同所有国家建立“和谐共处”(harmonious coexistence)关系，包括发展中国家，避免卷入大国权力斗争中。要稳定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合作，发展与欧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加强与扩大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增强我国在国际多边机制中的战略主动地位。维护周边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特别是要推进与东盟的10+1与10+3合作，促进上海合作组织在经贸领域的实质性合作。中国在承担国际责任时，必须兼顾本国利益和国际利益，兼顾利己与利他，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3　道德和文化手段：文化和思想道德领域集中体现软权力的影响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大量奇谈怪论及文艺作品对人们的思想文化渗透正在产生效果，社会崇拜的内容已被颠覆，从英雄人格品德正义崇拜蜕变为财富虚名崇拜，演艺明星和富翁因此而成青少年偶像。思想文化领域正潜移默化地侵蚀着一切国家利益领域。道德文化是否与一个国家某个时期的整体发展相适应，是评判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一个尺度。只有适时更新和重塑道德观念，才能维护国家的核心价值利益。中国应该找回属于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实现先哲们倡导的诸如仁爱、敬诚、忠恕、孝悌、信义等说教。围绕本民族特点争取国家的文化安全利益。我国应采取各种措施抵制来自外部的文化侵略，宣扬和保护本民族文化的精华，守护民族精神家园。增强中国文化对外的影响力、亲和力和吸引力，既代表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历史延伸，也展现了中国战略文化的现代嬗变。对外，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外交”(coopera-tive diplomacy)战略，既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现代转型与重构的集中体现，又可以向世界展示其软权力的发展。

今天，维护国家利益也面临着一个如何准确地传达自己信息的问题。中国与外界在各自用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表达外交思维时，两者的语境与思路没有交汇点，导致各自对对方的误解。在维护国家主权利益方面，中西之间存在不同的表述，如：主权问题，在西方人眼里，属于法权的范畴。“讲主权归属”要讲法律根据。法权语境下的权利归属是以某个条约“签署并生效以来”的法律文本为依据。而不同于我们常说的某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领土”。因此，寻求在相同语境下向世界表达中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同时利用现有信息源和网络来预见潜在危机，排解疏导矛盾，是演练和检验“软权力”的重要步骤，防止可能出现的对国家形象有重大负面影响的“媒体事件’’缺乏应有的心理准备和应对措施。

4　军事手段：军事手段是维护国家安全最终和最硬的手段。冷战结束后，军事安全地位下降，军事手段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已不再是一剂万能药方，世界各国越来越注重对包括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宗教、军事、科技等各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在保障安全手段上，更加强调军事手段和非军事手段的综合运用，不再一味地突出军事手段的作用，在不放弃军事手段的前提下，应更多地运用非军事手段来维护国家安全。硬权力体现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制性，在今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盛行的时代，只有发挥硬权力、软权力和粘性权力的综合影响力，依靠相互依存这个可行的公共产品，才能实现通过军事手段维护国家利益的真正目的。

中国政府在《军控、裁军与防扩散努力白皮书》中提到，在军控、裁军与防扩散领域，中国实践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致力于营造良好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始终致力于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仅树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也是消除周边安全困境，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需要。虽然军事手段达到目的的成功系数很高，但国家仍然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达到目的。如对国家间权力斗争施加某种规范性限制，使相关国家组成安全机制(security regime)，在这个机制中，各个国家认同一定的原则与规则，这些规范性的原则可以使加入其中的国家互惠，并进而改善国家间关系。当今世界，由于国家利益的扩大与安全威胁来源的不确定性，传统的安全模式不能安全防范来自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必须寻求新的思路和新的安全模式。强调军事手段和非军事手段的综合运用可能是解决安全困境的良方，而通过建立一个让所有国家都加入的集体安全体系，不失为确立人类理想安全模式的积极尝试。

(责任编辑：周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