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的变迁与多党合作制度的缘起和理论内涵

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了当代社会变迁与中国政党制度的起源和理论的关系脉络，并从历史的维度和现代化的路径剖析了中国政党制度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分析了当代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过程是造成中国政党由竞争性的体系转变为合作与协商的政治体系的内在逻辑。以社会变迁的视角说明了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合法性基础和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与理论渊源。

[关键词]社会；变迁；政党；理论

[中图分类号]Ｄ２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０６）０５－０１３３－０６

曾庆军（１９７０—），男，江西九江人，复旦大学社科部０３级博士研究生；(上海２００４３３)冯霞（１９７２—），女，江西九江人，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江西南昌３３００４６)

中国的发展正在融入世界，中国的政治发展也以自身发展的逻辑迎接世界的潮流，吸收世界政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共性，彰显自身特有政治形态的个性，实现共性和个性的有机互动，中国的政治制度，当然也包括中国的政党制度开辟了自身走向世界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本身就是对中国政党制度的一个制度创新，它以合作和协商为基点而不是以竞争为基点的政党政治，它由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形态创造而不是由制度创造的。这一制度一产生，就出现了巨大的制度张力，把中国式的民主按自身逻辑运转起来。中国政党形态在当代形成的这种以共产党领导，同各民主党派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形成的合作性关系的多党合作制度，一方面是共产党宗旨、性质和联合民主党派共同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和现代化发展取向有直接关系的，并有其深厚的理论内涵。

一、现代化发展与中国政党制度的产生发展

中国政党制度的生成和发展脉络与趋势，是政党制度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演进和发展的，它是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结果。就像西方学者预言的政党制度的必然归结为对抗型的政党竞争有一个在西方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前提，那就是民族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完整，但这个天经地义的条件在中国却是政党为之奋斗的目标。自１８４０年起，中国在外来危机压力下被迫开始了现代化的转型，我们开始了面临主权、政权的危机和“历史的三峡”中的惊涛骇浪，为了中国现代化，为了冲过中国近代转型中的“历史的三峡”。中国的政党用合作和协商政治代替了对抗和竞争型的政党政治，实现了多党合作，完成了中国人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随着这一历史的惯性和现实的选择，合作和协商的民主政治贯穿中国当代政党政治的一条主线，造就了当代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缘起和理论的内涵。

现代化是近现代中国发展的主轴和主线。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就蕴藏着中国政党发展的底蕴。“现代化指１８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它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的历史过程及其变化，它既发生在先进国家的社会变迁里，也存在于后进国家赶超先进水平的过程中”。从１８４０年被迫启动现代化到１９４９年完成现代化主权独立的国家建立，现代化发展与挫折交替出现，成为近代中国政治发展演变的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场景，从而也可以说是中国政党交替变换场景的原始推动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西方不同，它面临着三大危机：一是主权危机；二是政权危机；三是由主权和政权危机造成的民族危机。主权危机因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严重侵犯而起，政权危机因封建政权腐败和外敌压力下分崩离析而起。传统的帝制已经无法应付危机和挑战，因为中国传统政治已走到穷途末路，只能向外寻求中国政治发展的新动力，寻求现代化新的推力，这就是政党的力量。中国的政党发展正是在这种先天不良的环境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而中国的政党是一个次生型的政党，它不同于西欧北美那些原生型政党是在体制内生长出来的（原生型政党是本国内部条件造成的结果，由于社会生产力和政治上的要求应时而生，是先有国家和议会后有政党；次生型政党在体制外产生的，它是一种引进的，受外来政治因素和外来列强的侵略下为了建立主权民族国家而产生的）作为一个从体制外引进的政党形态，它这个政党制度一同中国的国情相接，就存在后天不调的不适应症，而近代中国的现实状况，决定了中国的政党一开始就承擔着两项任务：一是为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争得主权而进行的民族革命；二是为推翻封建势力的压迫，争取政权而进行的民主革命。在这两个任务中。“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尽管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可当时革命的第一要务还是先要建立革命的政权。只有先有政权，才能用政权争取主权。同西方社会先有资产阶级革命，再有议会，再在议会制度的基础上产生政党的逻辑不同。中国近现代化的革命逻辑却是先有政党，政党推动革命，革命又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基本观点是：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真正的革命，都将使社会发生急剧的变比和跨跃式发展，因为它宣告了旧制度的灭亡和新制度的诞生。这是历史发展中的质变。或者说，革命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亨廷顿说：“一场全方位的革命，包括摧毁旧的政治制度和合法性模式，动员新社会集团参与政治，重新界定政治共同体，接近新的政治价值标准与合法性的新概念，由新的、更有活力的政治精英掌握政权，以及建立新的、更强有力的政治制度。就政治参与的扩张而言，一切革命都包含着现代化；就新的政治秩序模式的建立而言，某些革命还包含着政治发展”。这不仅是对某些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总结，更是对社会主义革命作用的评价。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大多是在经济文化落后、政治制度相对滞后的国家里发生的。革命不仅使这些国家的经济飞速发展，也建立起了更先进的政治制度。革命使中国真正开始了政治现代化。用革命带动现代化的发展，再带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党领导革命，革命通过政党推动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的灵魂。这也正如托克维尔所说：“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因此，它必须同时攻击一切现存权力，摧毁一切公认的势力，除去各种传统，更新风俗习惯”。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中，政党推动革命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因此，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主导了中国政党形态的缘起，中国现代化的特殊要求和道路决定了近代中国政党的发端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态度和取向，社会主义的政治结构要求和中国大历史的政治文化因素及国际环境的大背景共同决定和左右了当代中国政党的走向，很多专家学者说今天中国的政党制度是历史的必然和历史的选择，这个说法没错，但从学术的角度和细化来说，更准确的应该说是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合力”的结果，这个合力总的说来其主要因素如同上面所说，即中国现代化特殊要求、社会主义政治结构的要求、中国大历史的文化政治因素和国际环境的大背景共同撮合而成，如果简单地说那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国际的大背景要求中国政党为了争取中国的主权和政权，必须选择合作和协商而不是竞争和对抗；其次是中国大历史中大一统的政治文化因素影响，这种影响到了政党层面就是让中国政党制度要有一个核心，在合作和协商中实行集中的有效领导；社会主义政治结构决定了中国政党制度必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由共产党来领导的政党形态。从多党制的试验到一党独裁下的多党抗争再到今天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这个历史路径也充分说明了当代中国政党结构是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的，即中国现代化要求中国政党制度既有结构的多元性和又有核心的一元性，具有一党制与多党制所不具有的特点和优势。“这种崭新的政党制度，完全摆脱了传统政治文明对政党的桎梏，同时体现了中国的大一统的色彩，满足超大社会对一个强有力的核心的需求，又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扩大参政议政的范围，促进政治民主化，是一个创造性的突破”。从而在合作与协商的政党民主政治中进一步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

二、现代化变迁与中国政党制度的逻辑演进

伴随着现代化发展和变迁，要求中国政党政治发展呈现出与之相适应的价值理性和制度结构的逻辑演进。

一是在价值理性上，中国政党制度的逻辑演进表现为反专制、反独裁的政治革命。在现代化在中国刚刚启动的进程中，专制独裁的清王朝政权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尽管有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等促进现代化的推力，但戊戌变法的失败让人们看清了只有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才能取得政治革命的成功，才能消灭中国现代化的政治障碍；清末所谓君主立宪的闹剧，反映了清王朝的腐朽、保守性以及部族政权的狭隘性，用君主立宪方式来开启中国现代化大部是没有现实性和可能性的。亨廷顿曾经说过革命的两个条件是：“第一，政治制度无法为新生社会力量参与政治和新的社会精英进入政府提供渠道；第二，迄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社会势力具有参与政治的愿望，这种愿望通常产生于社会集团的某种象征性或物质性要求，而且只有在政治领域中施加压力，这种要求方可实现。向上攀登或期望甚高的集团或不灵活的制度乃是制造革命的原材料”。所以，清政府的专制独裁的统治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革命，以政党的形式集合各方力量，推翻清王朝就成为了历史的一种走向，而这种形式只能以暴力方式进行。此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凭借一党独裁建立起来的权威和秩序方式违背了民主理性，其一党独裁也不能创造出与中国现代化变迁相适合的合作与协商的政党制度结构，必然演变为现代化变迁的阻碍力量，成为民主型中国政党的政治革命对象，结果也证明了貌似强大的独裁体系却是极其表面和不堪一擊。

二是制度结构上，中国政党制度逻辑演进表现为用政治革命成果推动社会革命，促进现代化发展。因为当时中国传统社会呈现的是平铺化和一盘散沙的状况。现代化的诉求和推翻封建政治制度的历史使命，都强烈要求一种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力量来支撑，将一盘散沙的社会组织起来走向现代化。中国现代化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起步的，其时，正是西方主要国家先后完成工业化而进入对外扩张阶段，同时，国内长期受封建顽固势力阻挠，资本主义处于艰难萌芽状态。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既遇到了后发国家所面临的相同困境，又背负着中国特殊国情所带来的沉重包袱。首先，从中国现代化所接受的遗产看，在自然方面，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和封闭性，自然灾害的频发，人口的相对过剩和自然资源的相对匮乏；在社会方面，民族构成的多样性，绵延不断的民族纷争，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造成的来自社会底层动乱，尤其是农民战争彼伏此起，以血亲为纽带、家族为取向的宗法关系构成社会基本关系；在经济方面，长期的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小农经济主导下的二元经济结构，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专制统治者所推行的对内“重本抑末”（“重农轻商”）和对外闭关自守政策的遏制下生长迟缓；在思想文化方面，主体发育于“农业宗法”社会的、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兼容法、道、佛众家思想而形成的伦理型文化正因为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复杂性和历史性，它的适应能力也特别强韧，这种传统“既重视个人的道德实践、又确认统治者、国家与社会对文化与自由的守卫价值。它有着浪漫保守主义的大同小康社会的乌托邦梦想，亦认同循序渐进式的政治演进规律。当这个古老而复杂的政治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化力量接触，表面上虽然承受巨大的冲击，但却始终找到能移花接木、适应变局的机会。政权的更替，社会的兴革、并没法彻底摧毁或改造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国现代化承受的沉重遗产。其次，从中国现代化面临的危机和阻力看，近代中国的反现代化力量尤其强大。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遭西方列强侵略，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与此同时，国内的政治衰败使中国无法有效地建立起真正的政治权威来应付民族危机、改变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依附性地位，政治权威的缺失引起了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危机，各种危机交织在一起形成中国社会空前的整体性危机。中国近代和当代社会的变迁就是在特殊背景和环境下开始的，西方列强的侵略，国内政治衰败，用张之洞的话来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主要国家在工业化后的扩张，封建帝制的政治制度与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碰撞，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较量，小农经济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挑战，中华文化传承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中国近代的社会变迁更多的是与民族危机、政权危机、经济社会发展危机交织在一起的，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陷入亡国灭种的困境，中国的政治如何发展，中国政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从政治上来说，要把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政治生活从传统的专制状态向现代民主状态的历史转换过程，经济上要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轨迹，文化上由千年积累的封闭走向开放自信的心态。正如汤森对中国政治分析所说：“支配中国革命时期的三个主题一是开展民族运动，以重振国威，在国际社会中占有一个牢固和有影响的地位；二是力图在废除旧帝制以后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社会；三是社会经济发展，去除传统社会所受的压迫并改善明显落后的工业化前的经济”。

概而言之，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面临深刻危机的超大规模社会的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它是一个革命的变迁（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ｈａｎｇｅ）而不是一个进化的变迁（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ｈａｎｇｅ）。现代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发展的具体形态是不一样的。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时就指出了这一点：“‘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现代化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发展了。” 中国现代化也有自己的形态，具体体现为四大规定性：一是形式规定性，即中国现代化是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走跨越式发展道路；二是目标规定性，即中国要实现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以社会主义为根本取向；三是结构规定性，即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历史包袱重的超大规模社会，有其特殊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现代化发展既不能脱离这些结构的规定，但是又必须在发展中超越这些结构；四是时代规定性，中国现代化的有效实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既经历了冷战的封锁，也经历了新技术革命和信息时代所带来的机遇，现代化发展时常处于机遇与挑战共存的发展环境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化形态与中国政党制度是相互推进的逻辑演进过程。

三、当代社会变迁与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内涵

中国现代化面临的危机和压力，现代化变迁过程的矛盾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对政党和政党制度提出了特殊需求：这个政党制度必须具有将来自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阶层等异质政治资源、利益和需求联结起来，吸收并同化于制度体系之中的社会整合功能。政党和政党制度都与社会经济发展所促生的政治资源及其分布的变迁相伴生。政党及政党制度无非是政治资源的社会整合方式，它与经济的关联也是通过政治资源建立和表现出来的。只有资源充足才能较好地实现政治目标。超大社会的整合艰巨性来自于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的各种不可调和的利益和冲突，表现为长期的外来侵略、内战、贫穷与落后，经济社会发展的极大不平衡，以及不同性质的文化冲突。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政治资源成弥散性分布。近代中国历史一直在寻找一种具有高度整合政治资源功能的政治体系来与弥散性政治资源相适合。一个社会最优的政党制度应该是能最大程度地开发、拥有并有效利用其政治资源的制度。每个社会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有其特定的任务，政党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开发和利用政治资源服务于历史任务。从中国政党制度所对应的社会阶级结构来看，中国政党制度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各阶级阶层力量对比和折冲的结果。在现当代中国，工人、农民是基本社会阶级，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客观上要求中国有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强有力的核心政党。同时，一个健全的社会不仅具有居于主导地位的执政党的声音，还容许其他合法政党以合法的方式申述其所关注的利益诉求。到目前为止，这个一元为主体，兼顾社会经济发展的多元化主体的政党体制就成为中国政党在社会的选择过程的最优选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政党从选择的道路就是合作和协商，而不是竞争和一党独裁，也就决定了多党制和一党独裁的政党体制是不适合中国现代化的要求和进程的，也就决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建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提供一种民主、自由的普遍社会关系框架以替代专制主义的传统秩序”。

自从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中国出现以后，近百年来中国迅速地将曾经在西方国家实行过的包括多党制、一党制在内的政党制度都试验了一遍。自那时起，８０多年来，中国出现过的大大小小政党或政治团体不下九百个，但多数是昙花一现，真正发生过作用并较有影响的寥寥无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最大、最有影响的政党。撇开１９２７年以前尚无定型的政党格局不谈，“中国现代政党制度大体就是以这两大政党为中心划分为两个主要发展阶段：一个是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一党专制制度(虽有其他党派活动，但多处于非法状态)；一个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到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现代政党制度的确立为止”。这个西方政党制度本土化试验过程，其本身既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自开始之日起就带有明显的政治选择性；同时，也体现了探索适合中国现代化需要的政党制度的曲折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民国初年的多党竞争以及后来的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对抗与妥协、冲突与合作，其实质是由谁来主导中国现代化进程和谁的范式将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导性范式。事实上，因于国民党在蒋介石时期奉行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独裁政治，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求的组成联合政府的多党合作政治诉求予以武力打压和政治压制，对于专制的国民政府来说，中国共产党用武力斗争争取中国的未来成了一个必然的选择。正如波普尔所言：“世界上只有两种政体，一种是被统治者不用流血就可以摆脱统治者的政体，另一种是只能通过流血才能摆脱的政体。前一种是民主政体，后一种是暴政或独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武装斗争，民主党派在政治上的配合和合作，就成为中国现代化政治逻辑的必然归宿，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和协商的政治也就成为了必然的历史要求。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正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物，而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又是这一进程得以在迟滞、顿挫后重新起步的希望所在，中国的政党制度正是中国人民百年的历史和理性的选择结果，是根植于中国土壤上的一个全新制度，這一制度，充分整合了党内党外的政治资源，拓展了民主资源的空间，为中国的现代化铺平了道路。

中国政党制度形态的缘起还有一个国际背景，这就是中国要在西方列强已经进入现代化的压力下赶超进入现代化，中国所处的赶超型现代化阶段的国际背景。我们应该“力求把政党的思想意识和行动理解为它们周围的集团压力的产物”。任何政党关系结构的形成，都受它周围外部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持定的现代化目标的影响。

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政党关系结构的关系来看，似乎呈现出这样一个规律：早期内生型（也称原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形成了竞争性的政党关系结构；随后外生型（也称次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形成了竞争性和垄断性并存的复杂的政党关系结构；而迟到型的发展中国家，合作型的政党制度就越来越具有普遍意义。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在政治制度，包括政党制度上之所以带有相对集中的持点，是因为：这类国家面临着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由于竞争机制，一批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阻碍着他们的现代化。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弥补经济实力的不足，实现现代化，只有依靠国家的整体实力。在政治上，国家和民族利益以及现代化的要求也决定了利益集团难以自由发展。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也可称为现代化的迟到国。这类国家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现代化国际背景。已经步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越来越多，这些国家像巨人一样站立在他们面前。国际市场已被分配完毕，世界可利用的资源越来越紧张；发达国家构成的经济壁垒难以逾越。这些都迫切要求国家在赶超的过程中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这类国家的现代化最初都是通过现代民族独立或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形式表现出来，以求首先从政治上改变国家的屈辱地位，这就是变法图强。这种政治上的努力成为推动赶超型现代化运动的强大动力。在这方向，国家的作用首先就表现在作为民族国家主权的体现者，在唤醒民族自觉、促进和维护国家统一与政治稳定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上，而这正是现代化所必需的基本前提，也是中国形成合作型政党关系结构的国际背景。

这些就组成了中国政党制度缘起的历史和国际因素，在争政权、争主权和对抗国际列强和竞争中，决定了中国各政党、各阶层之间的联合和合作成为必然趋势，不这样，就无法形成有影响的政治生态，中国的现代化也只能是一句空话，甚至可能影响各政党的生存。同时，现代代也迫切需要建立的政治权威，特别是作为后发赶超型的现代化国家，更需要一个作为国家现代化推动力量政党的核心，可以说就是需要这样—种政党权威：能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的、以现代化为导向的权威；能使党和政府充分调动社会资源、使政治体系的决策能顺利地贯彻下去的权威；能实现社会的协凋发展、维护社会的稳定的权威；能让社会大众自觉服从和支持、产生良好的政治文化的权威；能整合各方面的利益、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有机统一与和谐的权威。一句话，就是要实现政治权威的理性化。在发展政治学中，权威的理性化即由单—的、世俗化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来取代各种传统的、地方性的、宗教的、家族的或种族的。政治权威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现代化的基本要素之—，政治权威建立后才能实现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赶超。所以结论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永远不能没有核心，这个核心，也只能是代表中国最广大工农利益的共产党来主导，正因为如此，一元为核心，多元合作的合作型政党关系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这就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政党制度的必然选择。中国政党制度的优势就在于： “既能实现广泛的民主参与，集中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的智慧，促进执政党和各级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又能实现集中统一，统筹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利益要求；既能避免一党执政缺乏监督的弊端，又可避免多党纷争、互相倾轧造成的政治混乱和社会不安定团结”。

[参考文献]

[１]唐德刚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自夏禹家天下以后有纪录可征之国史，凡四千余年(公元前二二○○─公元二○○○年)。四千年中，如按我民族所特有之社会型态发展之程序(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而分析之，则四千年来我民族之社会政治型态之发展，盖可综合之为三大阶段，亦即封建、帝制与民治，两大转型：一是从封建制转变为郡县制度，宗法制度转型成大一统的秦汉帝国模式，也就是从封建转帝制。自春秋战国开始至汉武帝时大致定型， 历时约三百年；第二次转型是秦汉模式在西方文明挑战下被迫转型，也就是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从帝制转民治的转型。鉴于第二次转型的艰险程度，唐德刚称之为“历史的三峡”，认为“自１８４０年起，我们能在２０４０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就算是很幸运的了”，但他相信，不论时间长短，第二次转型终究会成功，“因为这是历史的必然”。见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７页。

[２]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２００３）——现代化理论、进程与展望》，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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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周淑真《政党与政党制度》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５３页

[５]《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６００页，１９６９年

[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４８８页

[７][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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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王趣飞《中国政治文明与中国政党制度》摘自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３日政治学研究网

[１０]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４３－１４４页

[１１][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５６页

[１２]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８页

[１３]郭少棠《权力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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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蒌胜华：论文《中国现代化和中国政党制度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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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８页

[２２][美]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６５页。

[２３]美国的布莱克教授把现代化分为内生型现代化和外生刺激型现代化两个模式。他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现代性因素，任何社会传统性内部都有发展出现代性的可能。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传统性不断削弱和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过程。象英、美、法等内生型现代化国家，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存在着一种较强的兼容关系，它们的现代化主要是从社会自身不断发展出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来实现的。除此之外的其他更多的国家，属于外生刺激型的现代化，在这种社会中，社会内部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兼容关系较弱，无力从社会内部产生出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因素，而是现代化国家的刺激、压迫下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因此，在这些国家中，建造一个强大的能有计划地推动现代化建设的政党是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参见西里尔·Ｅ·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２４]萧超然主编《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２８页

[２５]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责任编辑：刘清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