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学者的书法交游活动考察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 清代乾嘉学者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为中国学术事业的繁荣作出了承前启后的巨大贡献。乾嘉学者于治学之余，雅好翰墨，友朋之间多有书法交流，他们围绕书法艺术而发生的纵横交错的联系展示了他们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

关键词：乾嘉学者； 书法； 交游

中图分类号： K249.3；J2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04（2011）04-0039-05收稿日期： 2011-01-05

作者简介：朱乐朋，艺术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旅游论坛》编辑，从事书法创作及理论研究。

乾嘉学者毕生严谨治学，为中国的学术事业作出了承前启后的巨大贡献。在学术史上，最初对乾嘉学者予以关注的是江藩。江藩著有《国朝汉学师承记》，为乾嘉年间的众多学者树碑立传。晚清以来，章炳麟、梁启超、刘师培诸先生继续对乾嘉学者予以关注。后来支伟成、钱穆、杨向奎、张舜徽等在这方面也有诸多著述。近年来，有关乾嘉学者的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势头。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偏重于对乾嘉学者之考证学风与学术成就的研究，而对他们交游与互动关系的研究则不甚充分，即便重视其交游，也是重视其学术、诗文方面的活动，从书法艺术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的则十分鲜见。

书法艺术是古代学者必具的基本修养，也是古代学者之间交流的重要方式，就乾嘉学者而言，亦是如此。赵翼有一首诗：“后人观古书，每随己境地。譬如广场中，环看高台戏。……做戏非有殊，看戏乃各异。”（《瓯北集》）我们今天研究乾嘉学者，就有点类似于在“广场中”“环看高台戏”：从治经研史的视角研究乾嘉学者，这种工作目前已经做了很多，我们也不妨从书法交游的角度来审视他们，以便于考察他们的文化性情和风貌。

学者在治学过程中，朋友之间的互相切磋和互相学习是必不可少的。同道之间，探求真理，对于乾嘉学者来说，乃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优游书艺，翰墨往来，是乾嘉学者业余生活中的一项内容。正如王昶（1724—1806年）所说：“方今重熙累洽，时和年丰，士大夫皆得优游文墨以为乐”（《春融堂集》），这里，“文”指的是诗文歌赋，“墨”则指的是书画艺术。学者们于治学过程中，“优游文墨以为乐”，在国泰民安的“乾嘉盛世”，这是他们生活的常态，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古人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礼记·正义》），乾嘉学者间友谊的存在，是他们共同探讨书法艺术的前提。卢文弨（1717—1795年）是一位图书校勘学家，他说：“富贵，命也，学问则人所能自力耳，然亦必藉师友之助焉”（《抱经堂文集》）。在毕生治经研史的乾嘉学者看来，书法是一种“小技”、“小道”，如果一个人不致力于学问研究而专事书法这样的“点画”之学，他们是很不以为然的。但“书法”又是乾嘉学者研究学术所不可缺少的凭借。乾嘉学者之间的学术交往、友好情谊，就是以书札、信函或诗文唱和来表达的。这中间，书法既是他们用以传达友谊、切磋学问的工具，同时也往往是他们共同讨论的对象。

王昶是江苏青浦人，字德甫，号兰泉，晚号述庵，乾隆十九年进士，官至刑部侍郎，著有《金石萃编》160卷、《春融堂集》68卷等。王昶在为官为学的过程中很注意结交朋友。他说：“仆在京师日久，交天下贤士大夫颇众。”（《春融堂集》）而别人也乐意与他往还。吏部尚书梁诗正之子梁同书工于书法，与翁方纲、刘墉、王文治并称于时。王昶的女婿严荣曾说：“梁元颖侍讲同书，……工诗，善书法，性幽澹，不妄与人往还，而独与先生（按，指王昶）甚密。”【sup】［1］【/sup】王昶说：“余喜与篆刻者游，以其能考《说文》、《博古图》、《钟鼎款识》诸书也。今僧一仁出吴君《吟香阁印谱》见示，君善刻石，……在维扬，他日于江声月色间，相与考文字偏旁、点画，金石、篆隶，以通象形、会意、假借之论，知必有进余者矣”；“娄忠简《汉隶字原》，载汉碑三百有九，……我友小山丁君，援据碑文，于毫厘茫芴间，一一正之。盖六书之要义，非独有功娄氏已也。余常欲由许氏《说文》以遡六书形声之旨，其有虽见于钟鼎，而按之形声或舛，则驳而出之。君能助我以有成否耶”（《春融堂集》）？王昶于书法颇有兴趣，在与朋友的往来中，常常少不了书法的话题，喜欢与朋友“相与考文字偏旁、点画，金石、篆隶”，又希望在研究文字方面得到朋友相助“以有成”。事实上，王昶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也的确得到了其友人的无私相助。我们知道，《蛾术编》是王鸣盛的一部重要著作，其中的《说刻》十卷，详载历代金石。《蛾术编》中的这部分内容，王鸣盛就叫王昶辑入了《金石萃编》。

梁同书、梁号称当时的“南北二梁”。王昶与梁同书交往甚密，段玉裁（1735—1815年）则与梁过从颇多。段玉裁，江苏金坛人，字若膺，号茂堂，乾隆二十五年举人，曾官巫山县知县。段玉裁通经史、精音韵、善训诂，而专研《说文》，著有《说文解字注》、《经韵楼集》等。段玉裁在自己的文集中记载了向梁请教笔法的情况：“执笔之法若何？曰：指以运臂，臂以运身。何谓‘指以运臂，臂以运身’？曰：凡捉笔，以大指尖与食指尖相对，笔正直在二指尖之间。二指尖之固笔也，相接圜如环，二指本以上可安酒杯。何以能尔也？曰：必平其肘腕而后能之。平其肘，腕不附几，肘圆而二指与笔正当胸，令全身之力行于臂而凑于如环之两指尖，故曰：‘指以运臂，臂以运身’。两指尖不圜如环，或如环而不平，则捉之也不紧；捉之也不紧则臂之力尚不能出，而况于身捉之也？紧，则身之力全凑于指尖，而何有于臂？古人知指之不能运臂也，是故使指顶相接以固笔，笔管可断，指锲痛不可胜，而后字中有力。其以大指与食指也，谓之单勾；其以大指与食指、中指也，谓之双勾；中指者，所以辅食指之力也，总谓之拨镫法。王献之七八岁时学书，右军从旁掣其笔不得，谓此法也。舍此法皆旁门外道也。二王以后至唐宋元明诸大家，口口相传如是，董宗伯以授王司农鸿绪，司农以授张文敏，亳州梁闻山得于闻知。余乾隆癸未识闻山于都门，虚心问以笔法，告余如此。闻山又云：‘……本朝但有一张得天耳，他未为善也。王虚舟用笔只得一半，蒋湘帆知握笔而少作字乐趣。’又曰：‘世人但言无火气，不知火气使尽，而后可言无火气也。’又曰：‘使吾得有饭吃，扫除一室，陈古砚法帖，摩挲终日，作字岂不乐哉！’余与闻山别后，浮沉四十余年，而旧话历历在耳。……闻山又尝曰：‘如何谓之中锋？此之谓中锋。如此捉笔，则笔心不偏，中心透纸，纸上飒飒有声。直画粗者，浓墨两分，中如有丝界，笔心为之也。不如此捉笔，则笔尖偏左，以笔头在右著纸，纸上不能有声。字成之后，左润右枯，笔心不居中为之也。’又曰：‘如此捉笔，则必坚纸作字，软薄纸当之易破。’又曰：‘如此捉笔，则横直撇捺皆与今人所作横直撇捺笔锋所指方向迥异，笔心总在每笔之中，无少偏也。不如此，则转折必不能圆善，古人所谓屋漏痕、折钗股、锥画沙、印印泥者，于此可悟入。’余验之皆然。”（《经韵楼集》）段玉裁的这段文字写于嘉庆戊辰年（1808年）十月，从中可见，举凡执笔的方法、用力的技巧、纸张的讲究、中锋与偏锋的比较以及如何理解“屋漏痕”、“折钗股”、“锥画沙”、“印印泥”这些世代相传的书法术语的要义，梁都一一传授给了段玉裁。

赵翼（1727—1814年）和洪亮吉（1746—1809年）都是江苏阳湖人。赵翼字云松，号瓯北，乾隆二十六年进士，诗与袁枚、蒋士铨齐名，有《瓯北集》；尤长于史学，著有《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等。洪亮吉字君直，号北江，乾隆五十五年进士，精研经史、音韵、训诂及舆地之学，诗文亦名家。赵翼比洪亮吉年长19岁，但年齿的差距并不影响两人切磋学问，不影响他们的友谊。这种友谊体现在赵翼的诗作中：“年老苦健忘，又懒寻故牍。每当数典处，搦管瞪两目。邂逅洪景庐，便便五经腹。我欲纳屦质所疑，惟恐括囊秘弗告。岂知华鲸待撞莛，直为亡羊追逋足。凭君胸罗储偫多，供我耳食取携速。共夸到老尚弩强，谁识从旁有刀捉。快哉得此行秘书，读万卷如为我蓄。安世能备三箧亡，张巡遍记一城熟。予取予求不汝瑕，何以报之心愧恧。欲将文通残锦赠，君才自有天机縠。欲作曹邱寸舌扬，君名已播风轮轴。聊援酒瓻借书例，一事劳以酒一斛。只愁醉后发狂言，笑我《南华》不曾读。”（《瓯北集》）赵翼此诗的题目很长：《偶有遗忘，问之稚存，辄录示原委。老夫欣得此行秘书矣，无以为报，拟质一事即劳以酒一壶，戏书此为券》，这长长的题目和诗歌内容，生动地记载了赵翼向洪亮吉请教学问的事实，也印证了两人的翰墨情缘。洪亮吉又与钱塘黄易（1744—1802年）友善。黄易字大易，幼承家学，书画名重一时，有《小蓬莱阁诗集》、《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嵩洛访碑日记》等著作传世。黄易曾出任山东济宁运河同知。“济宁为汉、魏、六朝以来金石最富之区”，在济宁，黄易“政务之暇，穷力搜剔”（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所得甚富。乾隆丙午岁（1786年），黄易在山东嘉祥县访得《汉武梁祠堂石刻圣贤画像》，并在当地建亭予以保护，立碑纪念。为此，他专门绘制《访碑图》，并向洪亮吉索诗纪念，洪亮吉在回赠黄易的诗作中写道：“四百余字汉八分，句字朴梀如皇坟”；“访碑客至何潇洒，拓地为碑营大厦”（《洪亮吉集》）。乾隆戊戌岁（1778年），黄易又购得《汉石经尚书论语》拓本残字127个，自绘像于其后，复请洪亮吉为之赋诗，洪亮吉回赠黄易：“此经此本谁所拓，疑古疑今日详度。八分纵异石室体，一字已胜稽山阁。黄君是年三十四，尺璧换来殊不易。赏音不啻爨下材，宝墨尤逾枕中秘。……虚堂六月消暑色，且借此碑雠《隶释》”（《洪亮吉集》）。此诗既道出了黄氏对搜求古拓本的执着，又让我们感觉到了洪亮吉在炎热的夏天研习隶书的刻苦精神。我们从中也能看出，在研习书法方面，他们“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两人是很合得来的。

桂馥（1733—1802年），山东曲阜人，字冬卉，号未谷，乾隆五十五年进士。桂馥生平治《说文》40年，成《说文义证》50卷，另有《晚学集》8卷、《未谷诗集》4卷等，又精隶书。黄易亦善隶书，又曾官山东，所以桂馥和黄易多有往来，即使后来桂馥远官云南，他们的联系也未曾中断。桂馥曾在自己的诗作中记录了他与黄易研讨汉隶的情况：“海内几人通隶法，眼前万里到书邮。且抛案牍三行判，静对琳琅半日休。新像自难追旧本（小松搜得武梁祠画像诸石，较唐拓多残缺），原文回想玩双钩（《范式》、《魏元丕》二碑，余及见之，今又十数年矣）。只今影落蛮荒外，犹荷蓬莱念昔游（小松有《小蓬莱阁》）。”（《未谷诗集》）嘉庆四年己未（1799年），宦游云南太和县（今大理）的桂馥收到远在万里之外的黄易寄来的汉碑双钩本，兴奋之际，公务都可以置于一侧：“且抛案牍三行判，静对琳琅半日休”。看着眼前的双钩本，桂馥还想象着汉碑本来的形制以及原碑文字的神采。由此，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桂馥对汉碑的确有常人难以企及的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同道之间的交流对于桂馥的书法学习来说也是很重要的。这正印证了乾嘉学者程瑶田所说的话：“人自就傅之后，最相习者，友也。故熏陶之功，得之友者为多。”（《通艺录》）

黄易与孙星衍也有密切的交往。孙星衍（1753—1818年），江苏阳湖人，字渊如，号季逑，乾隆五十三年进士，曾任山东按察使。孙星衍潜心经史、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兼涉诸子百家，工于篆书，著有《尚书古今文注疏》、《周易集解》、《晏子春秋音义》等数十种。孙星衍在自己的诗作中记录了他们两人的交往：“把臂梁园近十年，雪鸿忽聚此山前。画图他日传佳话，金石交情翰墨缘。”（《孙渊如先生全集》）一句“金石交情翰墨缘”，不光道出了孙星衍与黄易的友谊，实际上也道出了普遍存在于乾嘉学者之间的围绕着金石、文字、书画而产生的频繁的互动关系。乾嘉学者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所折射出的是一种浓厚的学术气氛、高雅的艺术格调和醇厚的君子之风。

汪中与程瑶田之间的友谊便是这种君子之风的最好注脚。程瑶田（1725—1814年），安徽歙县人，字易畴，乾隆三十五年举人。程瑶田学贯汉宋，博雅宏通，代表作有《通艺录》。汪中（1744—1794年），江苏江都人，字容甫，乾隆拔贡生，治经推重汉学，工文能诗，尤精史学，著有《尚书考异》、《广陵通典》等。汪中与程瑶田友谊甚笃，他在致程瑶田的书札中说：“某病中百虑萦怀，深恐不起，而足下则时时梦见之，晤语如平生，此亦心思专一之验也”（《清代徽人年谱合刊》）。在乾嘉学者群体中，汪中的书法水平是十分出色的，但汪中更佩服程瑶田的书法造诣。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年），汪中赴镇江、杭州校勘《四库全书》。两年之后，校勘完毕。因为有这段特殊经历，汪中曾自拟楹联“家有射阳画象，身典金山秘书”（《清代徽人年谱合刊》）。也是出于对程瑶田人品、书品的推重，汪中专门请程瑶田抄录此联以便加以珍藏。

在乾嘉学者中，汪中是一奇士。因为不得志，他桀骜不恭，盛气凌人，往往激烈骂座，人目为狂。与汪中相反，程瑶田则是一位性情平和、喜与后学交往的学者。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年），邓石如（1743—1805年）在安徽广德县邂逅程瑶田，彼此初识相得，倾盖而谈，并成为忘年之交。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年），邓石如在扬州学篆隶书时，又巧遇程瑶田。程瑶田喜见邓石如临古有得，便把自己行囊中的碑帖借予他，供其抄录临摹，同时还让邓抄录了自己的5篇书论文章。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年），邓石如鬻艺于歙县时，曾前往歙县溪南拜访程瑶田，并在程家留住10天。就在这年，经由程瑶田的介绍，邓石如认识了金榜。金榜（1735—1801年），安徽歙县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状元，深于经术。张惠言（1761—1802年）后来授馆于金榜家，因得以通过金榜结识邓石如。张惠言是江苏武进人，字皋文，嘉庆四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精于《易》、《礼》，擅长古文，兼善篆书。张惠言本人之善篆书，与他曾经向邓石如学习篆法不无关系。他说过：“余之知为篆书，由识石如。”（《茗柯文编》）张惠言对邓石如篆书成就评价甚高，认为他“振艺林之绝尘，追轶轨于秦始”（《茗柯文编》）。

我们从程瑶田等人的上述交游中可看出，一方面，纵使是单纯以书法名家的人（如邓石如），乾嘉学者也虚心向他们学习；另一方面，我们今天看邓石如，在肯定其篆隶成就的同时，也不应忽视乾嘉学者对他的影响。邓石如有一段自述：“余初以少温为归，久而审其利病，于是以《国山石刻》、《天发神谶文》、《三公山碑》作其气，《开母石阙》至其朴，《之罘二十八字》端其神，《石鼓文》以畅其志，彝器款识以尽其变，汉人碑额以博其体。”【sup】［2］【/sup】乾嘉学者多爱好金石碑版的搜集和著录，联系到邓石如与程瑶田等学者的交往，我们有理由相信，邓石如的篆隶书成就是与以程瑶田为代表的乾嘉学者对他的影响分不开的。而程瑶田也是一个善于向他人学习的人。潘有为，广东番禺人，字毅堂，为翁方纲弟子，与程瑶田同年。程瑶田说：“毅堂博洽多闻，尤精元鉴，藏法帖、名人字画，皆神妙品”，每有暇则“邀余往鉴焉”。程瑶田自认为在与潘有为的交往中获益良多：“向非毅堂好古、蓄铜章如是之多，余亦安能窥六书之精义而发古人之蕴若是哉！”（《通艺录》）

乾嘉学者在治学之余，留意书法，并且寄友情于其中。所以，当时学者之间互赠墨迹是很自然的事情。乾嘉学者的互赠墨迹，就其文字内容来说，大多与研讨学问有关，或者是其本人矢志学术研究的决心的流露，或者是对朋友学问的肯定和赞扬，这就与某些纯粹的“书家”笔下的专门注重笔墨趣味的书法作品迥异其趣。乾嘉学者对自己墨迹文辞内容的推敲重于对点画的追求，因而他们大多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我们在此不妨拈来若干副乾嘉学者的联语加以赏析。

“论古姑舒秦以下，游心独在物之初”（《金石家书法集》），这是戴震（1723—1777年）书赠朋友的一副对联。此联作于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年），戴震在此联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学术旨趣。朱筠（1729—1781年）生前不认识孙星衍，他在去世前一个月，曾寄赠孙星衍一副对联：“小学刘臻吾辈定，丽词庾信早年成”（《孙渊如先生全集》），联中表达了他对孙星衍的学术和文章的肯定。汪中自少年时期就喜收藏金石文字，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年），汪中得《石门画像》于射阳，钱大昕（1728—1804年）为书楹联“学古通周礼，探奇窃汉碑”【sup】【/sup】［3］125，钱大昕的这副对联很好地概括了汪中的学术造诣及其对汉隶的偏爱。焦循曾赠汪中对联：“访古正摩周鼎去，嗜奇曾盗汉碑来”【sup】［4］【/sup】道出了汪中对古代金石学和汉碑艺术的迷恋。江声（1721—1799年）曾赠焦循对联：“雅琴飞白雪，高论横青云”，焦循在此联墨迹上加有小注：“艮庭徵君与余定交于浙之西湖定香亭，诗酒盘桓，作平原十日之留。先生研究《说文》，具有心得。为余书‘雅琴飞白雪，高论横青云’十字，作小楹帖，匆匆未署款字。荏苒数年，检出装潢，而先生已归道山”（《金石家书法集》）。王引之（1766—1834年）曾将自己所著《尚书古义》寄给汪中，求其指正，汪中阅后给予肯定，并特为王引之之父王念孙（1744—1832年）书写了一副楹联：“清节王阳仍令子，说文许慎有功臣”【sup】【/sup】［3］141，在这里，汪中盛赞王念孙“令子”王引之在语言文字学研究上所取得的卓越成绩。书家刘墉（1719—1804年）曾赠王引之楹帖：“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聪颖特达文而又儒”（《高邮王氏遗书》），称赞王引之“好学深思”、“聪颖特达”的儒雅与博学。而翁方纲在赠送王念孙的楹帖“识过铉锴两徐而上，学居后先二郑之间”中（《高邮王氏遗书》），则赞扬王念孙在学术研究方面沿着徐铉、徐锴的方向努力，并有所独创，学问居于郑众、郑玄之间。王念孙八十寿辰时，学者陈奂（1785—1863年）自书寿联敬送王念孙，以表达他对王念孙的景仰之情：“代推小学有达人，天假大儒以长日”（《高邮王氏遗书》）。孙星衍曾赠武亿（1745—1799年）对联：“为艺亦云亢，许身一何愚”【sup】［5］【/sup】，此联乃是集韩愈、杜甫的诗句而成，孙星衍在此称赞了武亿书法艺术所达到的境界和他在学术上的矢志追求。凌廷堪（1755—1809年）有一副赠给姚鼐（1731—1815年）的联语：“是非原有遗编在，同异何嫌立论殊”（《清代徽人年谱合刊》），联中显示出凌廷堪在学术研究中追求真理而又求同存异的学者胸怀。焦循曾应阮元（1764—1849年）之请，为阮元撰写对联：“二酉名山经史子集，三代法物钟鼎尊彝”（《金石家书法集》），阮元在经史、舆地、金石、校勘等方面都造诣精深，焦循此联就是对阮元学术造诣和金石收藏方面的客观评价。任大椿（1738—1789年）于三《礼》用力至深，所著《深衣考》，礼家莫不奉为矩度，但是学问不掩性情，他送给友人的联语“无言便是别时泪，小坐强于去后书”（《洪亮吉集》）则又是至情至性之语。王鸣盛就曾赞扬任大椿的诗句“幽深杳冥”，“曲折微至”。

乾嘉学者送给友人的联语实在太多，我们无法一一列举。好在虽尝一脔，亦可知味。上述联语已足以使我们充分领略他们的翰墨交情。对上述联语稍加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学者互赠墨迹时，对文辞内容往往是字斟句酌，或表达对治学的肯定，或表达对友情的讴歌，字里行间显示出乾嘉学者之间的互相尊重与鼓励，可谓儒风大雅，这与一般抄录古人诗句以显示点画之工的“书家”是迥然有别的。

乾嘉学者与友朋间的书法交流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张惠言说过：“君子观人也，视其所友”（《茗柯文编》），要评价一个人，看一个人的学问和志趣，只要看看他与什么人结交，就可知道个大概。评判乾嘉学者当然也是这样。本文所涉及的若干学者几乎都是乾嘉学派中的主将，他们在与“天下贤士大夫”的交往过程中，书法是其交往赖以进行的重要媒介。乾嘉学者以书为媒，围绕书法艺术而发生的纵横交错的联系，展示了他们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

乾嘉学者在与友人切磋学问、探讨书法的过程中所留下来的墨迹，其艺术品位都是很高的，而这种高品位，缘于他们终其一生在历代文化典籍里的浸润，游其堂奥而咀其菁华，于是，他们笔端的墨迹也随之气息醇正、富有韵味了。王昶在评论陆清献书法时，曾说：“公不以书名，而此书古质清劲，肖其为人，所谓蓄道德而能文章，发于不自觉者耶”（《春融堂集》）。借用王昶的这几句话来评价乾嘉学者在翰墨往来的过程中所留存下来的那些书法作品也是很确切的。乾嘉学者的这些手札、楹联，是他们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文化艺术遗产。

参考文献：

［1］ 陈祖武.乾嘉名儒年谱: 第6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18.

［2］ 穆孝天，许佳琼.邓石如研究资料［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7.

［3］ 陈祖武.乾嘉名儒年谱: 第9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4］ 中国书店出版社.楹联墨迹大观［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4:105.

［5］ 陈 烈.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80.（责任编辑 潘亚莉）On Scholars" Calligraphic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and Emperor JiaqingZhu Lepeng

（The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Abstract: The scholars under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and Emperor Jiaqing served as a link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and thu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academic history. They often had calligraphic exchanges with each other in their spare time. Their complicated relations with each other centering on calligraphy reveal a very colorful life of theirs.

Key words: scholar under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and Emperor Jiaqing calligraphy exch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