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亡与解构

[摘 要]马克思的国家消亡理论并没有过时，反而在新时期以一种新的理论形式焕发出生命力，这不仅是对于一个老话题的全新阐释，而且是对于一个“异化了的社会”无奈的呐喊，但是两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笔者尝试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作一尝试，期盼学者关注一个“过时了的新话题”。

[关键词]国家消亡；解构；元叙事；话语政治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08)01-0031-07

国家实质上是一个具有终极性质的哲学问题，而非单纯的技术规则问题。面对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权力载体，马克思主义者从唯物史观的视角论证国家消亡的必然性和个体更高层次上的人性复归；而后现代解构主义者则从语词的意义上消解国家的结构和权威，实现个体理念意义上的全面张扬。两者运用各自不同的逻辑推演出同一个命题，即国家作为个体发展的瓶颈，注定成为一个历史意义的语词，个体必定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性复归。

一、消亡的哲学——国家实体本原意义上的复归

国家产生以前，人类社会处于受制于“无知之幕”的自然状态下。洛克视角下的自然社会状态是和谐的社会哲学，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而霍布斯则遵循斗争的社会哲学，假想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为私利而不顾一切。不管哪一种社会哲学，由于人主体本身和社会现实的制约都会形成对于人性的压抑，洛克和霍布斯为了消弭自然状态下人性的过分曲解，即个体的个性过分张扬造成的群体人性的曲解，在自己的思维逻辑下建构了社会契约下的国家实体。马克思恩格斯则从生产力的发展着手，分析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内在发展，运用严密的思维逻辑和生产力的生成哲学描述了国家实体的自然生成过程。

阶级的产生、国家的出现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正是由于国家的产生，权利与权力从同一走向了背离，出现了专司统治与管理的人员，即在经济上占垄断地位的阶级或阶层集团，原始社会组织的管理职能嫁接于国家的实体之上，只有到了“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实现才能使这种职能再次从国家职能中剥离出来。国家的生成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运转效率，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某种意义上讲，国家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国家绝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与其像黑格尔所断言的‘国家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现象和现实’，毋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但是，不可否认，人的自由的缺失即人性的流失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阙如，正是由于国家的产生、发展和壮大，同样的结论是，人的自由的回归和人性的全面张扬需要国家的缺失，人的生而自由要求打碎枷锁。那么，枷锁的打碎和国家的消亡是人为的过程，还是与自然生成过程相对应的自然消亡?“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即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展了，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了，阶级差别消灭了，分配领域实行了“按需分配”才不需要强制性国家机关保证实现的法，国家也就自行消亡了。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诸多著作中，闪烁着这样一种思想：国家消亡实质上是政治国家的消亡，而非管理国家的消亡，国家的管理职能将会在国家消亡的瞬间剥离出来。政治国家只有在其合理必然性之内才是现实的，一旦丧失这种合理必然性，国家注定要消亡。那么，在什么阶段国家的消亡才是现实的，这就要对国家进行“时代诊断”。1883年，恩格斯说：“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消亡直到最后消失。”这句话包含着丰富的国家消亡理论。这里的“国家”并非指特定类型的国家，而是指把所有类型都包括在内的政治国家。恩格斯这句话有三层递进的意思：1　政治国家将来会逐步解体和最终消亡。“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个体生存斗争已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2　政治国家的解体和消失不是出现在人类社会的任何阶段上，而是出现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无产阶级不能像统治阶级及其互相倾轧的各党各派在历次胜利的时刻所作的那样，简单的掌握现存的国家机体并运用这个现成的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掌握政权的第一个条件是改造传统的国家工作机器，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加以摧毁”。3　政治国家的解体和消亡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结果，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是无产阶级革命最终结果的诸项内容之一。“国家再好也不过是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个全部国家废物抛掉”，“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他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这个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消亡理论并不是凭个人主观的喜好去人为地抛掉这个有碍于个性发展的屏障，而是从社会内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来论证自己的理论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所采取的任何一个愚蠢的行动都只能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更广的范围内和更深的层次上阻碍生产力的再发展，最终使得国家通过社会革命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使国家重新回到社会，并仅仅作为一个社会管理机关服务于和服从于社会。“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而“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他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的管理职能从所有国家职能中剥离出来，作为新社会形态的一个独立的社会管理职能存在下去，维持着“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正常社会秩序。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所建构的国家消亡哲学正像国家生成哲学一样是具有内

在必然性的。“国家由产生到最终消亡，社会也由此经历了一个无国家社会一国家社会一无国家社会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而达到一个更高级的发展阶段。”其实，国家的消亡只是人类社会史前史的国家实体存在的功能多余的本原意义上的“更高形式上的复活”。

二、解构的哲学一国家结构和权威语词意义上的消解

正值亚非拉争取自己的民族独立和开始自己的现代化之旅之际，西方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却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新技术革命开始由现代社会步入后现代社会。在这场巨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内生于西方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凸现出来。具体表现在：1　日益庞大的、集中的、一体化的社会体系结构与分散的、日益萎缩的个人生活世界的对立和分裂。人只不过是整个社会理性化秩序运作上的一个环节或机器。个体的人陸受到了社会理陸同质化和总体化的压抑。个体的行为和思想无不处在韦伯所提出的“理性化”秩序的束缚之下，人成为了这种理性化组织的一个结，每个人都处在固定的位置上，扮演着各自应该扮演的角色，履行着社会赋予它的职责。另外，个体的行为和思想还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价值观念的压抑，个体完全失去了人性的本原。2　以征服自然为核心的科技世界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分裂。资本家追求利润的强烈动力使人的足迹遍及了地球的所有角落，而现代性这一不断理性化、规范化和控制人的过程的附属品一污染也深入到了大自然的各个角落。环境污染、大气污染、水污染、噪音、环境破坏、资源匮乏、核军备竞赛就像是悬在人们头上的利剑，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人们开始对现代性提出了质疑，理性的秩序和科学知识的扩张所树立起来的权威使人们的生存实态变为自由的流失和人性的阙如。“意义的丧失指的是由于理性化，而无法对世界做出整体的把握，无法提供对世界、对人生的终极意义的解释；自由的丧失指的主要是在现代社会中，人的独立价值不复存在，为了服从体制或系统的功能，个人必定要压抑自己的个性和自由，是理性化的又一后果。”“世界不再是温暖的，有机的‘家园’，而是变成了计算机和工作进取的冰冷对象，而是计算和加工的对象。”

在这种人类发展的现代性“悲哀”下，后现代主义应运而生，文学、艺术等领域掀起了后现代主义的浪潮。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召唤人性的复归，在哲学和政治学领域也出现了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其中解构主义是这股思潮的急先锋之一，其代表人物尤以德里达、福柯、利奥塔最为典型。解构主义因“解构”而得名。该词最早出现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拼作“Destruction”，译为解析、分解、去蔽等义。海德格尔使用这个词来表示把结构分解或拆开，从中把意义发掘出来，使之得到显现。然而，由于海德格尔只对本体论结构进行分析，并未宣告本体论的消亡，因而从根本上没有离开形而上学的传统。法国解构主义思想家德里达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概念，补充了“解构”、“消解”、“摧毁”、“抹去”、“分裂”、“问题化”等多重含义。具体运用到文本的分析上，就是将整体分解成部分，揭示其内在专断的层次和预定的构想，暴露一个文本的缺陷，结构上的矛盾、盲点，以一种归谬的方式，对结构中黑暗专断、自相矛盾的方面进行攻击和批判，最后使其陷入困境，失去合法存在的基础，从而瓦解整体。因此解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进行内部的破坏。德里达指出：“解构运作并不从外部摧毁结构，外部摧毁是不可能的，无效的，也是不可能攻克准确目的，除非居于这些结构之内。”

解构主义致力于对同一性和共识的消解，而高扬差异和非中心。德里达用分延这一语词来表述自己的解构思想，强调分延不是一种存在、在场，“无论你把它看得多么美妙，多么重要或者多么超验，它什么也不支配，什么也不统治，无论在哪儿都不以权威自居。也不用大写字母来炫耀自己。不仅不存在分延的领地。而且分延甚至还是任何一块领地的颠覆。这无疑正是它令任何渴望某种领地，渴望某种领地过去未来之在场的思想而生畏的原因。在《意蕴》一文中，他明确地谈到：“分延阻止任何词，任何概念，任何重要阐述根据一个中心的神学的在场概念去总结和支配区分的运动……”在德里达的著作中，其政治意蕴是羞答答的，但这并不否认德里达的政治意蕴的存在，即现代哲学注重发言。在场和主体性有助于现代性对控制思想和政治行为的兴趣。主体性的基本思想或者一种理想的人类状况对于限制社会差异的现实是有用的。因为它排除了对社会生活中真正的差异的承认。德里达还提出西方形形色色的抽象性概念的建立掩盖了同一性实体中的差异，并意味着等级制度的存在。故而要破除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一时间“差异”从人们所建立的语言暴政中解放出来。

德里达的差异思想对后来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在结构主义政治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扬。“承认差异和异质就只要使思想离开中心，把它从任何现代思想家所坚信的历史存在着基本的，唯一的真理观念中脱离出来，如果有一个基本的真理，不管任何形式，那么就有一个唯一的真理。并且实际上可以肯定地说，这个真理就成为了起支配作用的统治阶级的真理。”德里达就是要通过其非整体、非结构、非中心、非本原的“分延”，解构真理和结构的权威，破除同一性，高扬差异的政治，实现个体的复归。

福柯结构主义把语言看作一个类似于上帝的范畴，一个终极的概念，语言决定了主体，决定了主体的行动取向，也决定了社会结构。福柯透过了话语，揭示了隐藏在其后的深层结构一权力关系，“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产生都是依据一定数量的步骤而被控制、被选择、被组织和重新传播的，这些步骤的作用在于转移力。”在社会上，没有“源初自由”的空间，权力无所不在，福柯指出：我注意的是这一事实，即任何人际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权力关系，我们是在一种拥有永恒战略关系和世界中行事的。福柯在这里指出了任何时代的任何话语，都非个人创造和想象力的结果，也不是自然延续的结果，而是权力的产物；权力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和议会的手段，来控制、选择、组织和传播作为话语形式的知识，这种知识构成了认知范型的制约，即认知范型实际上是制约着一个时代的知识和认识方式的结构。福柯又进一步提出了语言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赞同海德格尔“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的结构主义话语理论，另一方面又很自然地强调了两者的分离。在海德格尔那里，语言的第一性是与人的存在，亦即与主体联系在一起的。但福柯认为“语言说人’则意味着主体的消失。他认为，不存在独立自主、无处不在的普遍形式的主体，主体是在被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来的。福柯坚持主体结构的观念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在他看来，谁在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话语存在的方式，谁在控制。当一切都归结于权力和认知范型时，主体本质便丧失殆尽，而只剩主体的功能了，“作者”就完全被“作者功能”

所代替，这种对主体的消解，显然也反映了福柯对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反对：从“我思”不能推出“我在”，因为“我”不过是异化之我。确切地说，在福柯的笔下，“我”仅仅是权力关系的载体，真实之“我”已成了疯人，成了权力话语的阶下囚，而广大的真正作为‘人’的存在已经销声匿迹。福柯接过了尼采的“上帝死了”的大旗，提出了‘人也死了”的对于现代性无奈的呐喊。

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到的是，福柯的“人之死”理论(意味着我思之耗竭与被压抑)，旨在消解由启蒙运动以来提出的真理和理性及由理性建构起来的外显型构式，抑或内在规则式的社会结构。福柯就像一个偶像破坏者，无情地把知识和科学运作的内在规则，把不同时代人们言说的方式与权力的关系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目的是告诫世人：我们对真理和理性的服从，最终不过是对权力话语的臣服，我们以为自己发现并拥有了真理，其实不过是充当了权力关系的载体而已，因此，需要实施对权力的颠覆，对压抑人性的社会结构的颠覆，还人以自然的本性。在福柯对话语的解构或分析中，人与结构是相冲突、相矛盾的；社会结构的存在和维持，意味着理性对人的束缚的存在和加剧，它必然导致“人的消亡”。换言之，福柯力主的是：解构结构可以赢得人的解放和生存。

利奥塔完全继承了德里达的衣钵，注重从语言学的角度剖析现代国家的权力统治。在利奥塔看来，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元叙事”，即崇高的理想或终极价值的统治，是观念体系的最终根源，是一切社会和政治的精神基础，“元叙事或大叙事，确切地是指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这种叙事具有“把社会和政治体制和实践、法律、伦理、思想方式合法化的目的”。它的主要功能是：1　元叙事是一切知识、价值观念的最高标准。元叙事是带有强烈政治倾向的公共观念。2　元叙事确立了政治现实和发展实际的合法性。启蒙时代的资产阶级用冠冕堂皇的“自由”、“人权”、“解放”等“元叙事”动员人们推翻封建统治的权威，同时又在“元叙事”的指导下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体制。3　元叙事获得了政治权威的支持。合法化就是授予权威，元叙事获得了统治地位，成为检验一切价值观念和知识体系是否合法的源泉。元叙事的存在形成了人们思维行动的统一性和社会结构的合法化，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形成了共识。但是，在当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知识系统的日趋细化愈益把人们引向到对本学科、本专业的注重上来，这不仅导致人们在知识沟通方面越来越困难，而且也使公民远离国家。而国家一旦失去了公民的政治认同，国家用来整合社会、动员社会的精神资源也就面临着枯竭的可能，当代国家因此正面临着日益深重的合法化危机。可以看出，分散的小型叙事的兴起造成了元叙事的土崩瓦解，就是真理、价值、信念及各种权威的危机，同时也使现代国家的合法化基础“共识”缺失。要摆脱危机，只要实现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变，人们之间就会出现一种真诚的沟通和交往，进而建立新的共识。如果非将政治建立在“共识”基础之上，将产生也许违背个性发展的恶果：1 人们通过交往而达成的共识只能破坏差异的多样性，而转向对元话语的认同。2　对共识的追求只能导致政治上的恐怖。按照共识理论去建立整体本质上就是想利用政府的干预来维持共识理想的存在。3　共识不过是少部分人的意见。每次人们就一些问题形成的共识不过是一群科学家的认识，没有什么玄奥的。4　共识只是讨论问题时的某种个别状态，而非讨论问题的终极目的，相反讨论的目的也并非为了追求共识，而在于探求悖谬逻辑。故而为了消除“共识”语词下的“暴政”，利奥塔消解共识的整体性和同质性，高扬个性，实现它所建构的差异的政治。

三位后现代解构主义者认为，“现代主义”实质上是一套“共识法则”，一切叙述知识只有经过它的认可，才能具有真理的价值，并且被人们所接受，这些共识法则源自“启蒙叙述法”，认为理性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它不仅能够发现科学真理而且还能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克服矛盾和谬误，从而带来公正和社会进步，最终实现天下太平；所谓后现代主义，用利奥塔的话来说就是：我把后现代主义简单地规定为一种对超验话语的不信任，对于“元叙事”的怀疑和否定。他要求科学不再充当真理的化身与衡量一切的标准，而是承认自己只不过是诸多语言游戏活动中的一种形式，从而建立局部决定论，并且也不再以追求真理为第一要务，而是以生产未知为目的，“为了创新而创新”，即在既定的语言游戏规则中，科学不断生产出新观念，或者另创一套全新的语言游戏规则。所以，科学理性、合理性标准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神话故事罢了，科学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事业，因为知识不是客观实在的正确表象，不是向真理逼近，而是一个不断增加，相互否定甚至不可比的可供选择的汪洋大海。在20世纪，科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怪物，造成对人的统治，压抑人的本性，压制它的反对者，把人变成可怜的机械装置。故而利奥塔急呼：“让我们向整体开战……让我们激活差异，拯救它的声名。”福柯也根据自己的思维逻辑建构起了微型政治学说，以消解“共识”的压抑。

“如果个人的权力不应受到他人或社会组织共识话语的侵犯，那么作为一种带有内在压抑性的国家和政府的存在是否具有正当的理由呢?”“解构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对话语、哲学陈述或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它必须向制度，向社会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根据后现代解构主义的解构哲学，解构国家结构、消解国家权威是后现代解构主义思维逻辑必然得出的结论，虽然羞答答的他们没有做出上述结论。

三、解构国家哲学是对国家消亡哲学理念意义上羞答答的复活

在对待国家消亡的问题上，解构主义运用自己特有的“曲线哲学”来阐释国家是应当消亡的。因为国家的反人性，“……国家就意味着统治，而所有的统治都必然会导致剥削，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种与坏的国家相对应的好的国家，没有，也不可能有与专制的国家相对应的善良的国家，没有，也不能有与集权国家相对应的自由的国家。”在国家消亡的问题上，后现代解构主义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某些精神，就连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也不得不承认：至少现在看来，解构主义从来没有任何用意或图谋，它只是一种激进的过程，也就是它符合某种马克思主义传统，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精神。但马克思主义不是解构主义，解构主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如果非要认为两者有某种血缘关系的话，笔者认为解构主义的解构国家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消亡哲学理念意义上羞答答的复活。

首先，历史观的差异使消亡哲学与解构哲学呈现出现实可能性与乌托邦空想性，西方社会的后现代主义者厌恶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的自主性消弭的现状，要求被压抑人性的全面复归，但是他们又找不到能有效改变当下现状的社会力量，只能在自己的大脑中重构一个新的没有根基的“乌托

邦”，抑或在基层的微型政治民主中找回丧失的自尊，“市区社会主义者，他们幻想社会和平，幻想阶级调和，企图把公众的注意力从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和整个国家制度的根本问题转移到地方自治这些细--小问题上去……把注意力转移到细小的地方性问题上面，这里问题并不关系到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并不关系到这一统治的基本工具，而只是关系到怎样利用富有的资产阶级丢下来供人民需要’的那点残羹冷炙。”解构主义者倒像是市区社会主义者新时期的翻版。在解构主义者思维深处闪耀着人的主体性对于社会结构的解构与重构，社会结构的变迁好像是人的思维发展的外显，他们否认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而国家的解构式消亡也是主体的行为。在此，恩格斯的话也许可以让我们认清现阶段的解构主义者：“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只是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家呢?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使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权威政治国家废除。”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国家的消亡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具有客观必然性，这是社会生产方式内部矛盾运动的必然性结果。个体在这个发展方向上不会起哪怕一丁点的作用。“对于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国民主的深化，同国家的衰亡是相吻合的，当生产资料的集中化使得通过生产力的社会组织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增长时，国家也就消亡，实现了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国家不是‘被废除’的，而是自行消亡的。”这是因为，“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

其次，哲学方法论上的差异导致了解构主义国家观的不彻底性和马克思主义国家消亡观存在的必然性。解构主义者从“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主观思维方法出发，认为真理、理性、社会结构压抑了人的本性，才在思维意义上进行解构结构(包括国家在内)，“解构实践也是而且首先是政治和制度的实践。”正如巴枯宁所言：“国家把重新制造不幸当作它存在的条件，因此，为了废除不幸就应该废除国家。”国家消亡成了一个人为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内涵产生、发展与消亡的自然历史过程，并把这一过程称为当前各种丑恶现象的源头，颠倒了原因与结果的关系。福柯等解构主义者倡导权力的多元取向和离散化，用边缘地带的非规范权来抵制和抗争中心地带的国家权力规范。后现代解构主义者的微观政治就在于鼓励和倡导这些微观的离散的权力，让他们增殖自己，反对任何旨在整合他们的“同一性话语政治”，这极有可能会导致可怕的无政府主义。同时，解构方法下的国家消亡只是解构主义者所运用方法必然得出的结论，而羞答答的他们并未作出这种革命性论断。对于解构主义思想家来说，解构结构的目的是使结构变得更加开放，德里达明确指出：“解构的运动首先是肯定性的运动，不是确定性的，而是肯定性的，让我再说一遍，解构不是拆毁和破坏。”“解构并不意味着击垮了系统，而是他敞开了排列与集合的可能性”，实际上，这里的解构主要是变封闭性的、同质性的结构为一种开放的、异质性的多元结构。不难看出，一定程度上解构结构是为了重构结构，解构权威是为了重构权威，摧毁了原本的话语霸权，却又不自觉地树立了新的话语霸权，这里可以充分看出解构主义的国家消亡哲学的不彻底性。与此不同的是，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里通过对黑格尔一个著名哲学问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的深入剖析，得出了辩证法的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注定是要灭亡的。”国家作为现存的东西也是注定要灭亡的，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自然过程，这是辩证法的精要所在。“根据马克思的看法，时间和历史的概念证明，一切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经历下列这样一些阶段：产生阶段、生长阶段、成熟阶段、衰退阶段和终结阶段。”方法上的革命引起了认识上的革命，一定时期内具有现实必然性的国家在“丧失了其现实必然性”时是注定要灭亡的。无产阶级从来不害怕自己和无产阶级国家的消亡，并不失时机地促成这一过程，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问题上都是坚定的唯物论者，他们运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而不是扭扭捏捏。

再次，游戏的政治观导致解构主义者在现实的政治中无目的可循，而马克思主义者则为了“自由人的联合体”目标而不断地推进现实政治的发展。解构主义者沉睡在语言游戏的解构之中，他们想破除意义对人们思想的统治，这不过是一种主观愿望而已。“德里达的文本密室是一个全封闭的回音室，其间意义被化解成一种无穷的言语模仿，一种从符号到符号的纵向和横向的反响，这些符号似幽灵般无有踪影，不是源出于任何声音，不具有任何人的意向，什么也不意旨，只是在真空中跳荡。”实际上只要存在着政治，政治思想就没有中断过对一定的政治理想、价值、意义和目标等问题的回答。尤其在当今社会变革的条件下，人类的前景、人类生存的意义已经成为西方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它是任何思想家都不能回避的。否定意义的指导，在政治实践中只能导致政治上的混乱。福柯反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进步的观念，认为历史只是历史中各要素不断离散与重组的水平域展开，没有任何终极目标在引导历史。马克思主义者把人的意义与价值置于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过程之中，消灭权力话语对于人的个人私域的野蛮渗透。而“自由人的联合体”也正是人类的一个奋斗目标，只有在这里，压抑的人性才能得以张扬，人才能获得本源意义上的自由。

总之，马克思主义也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对国家存在对于人性的压抑，其之所以不够“彻底”，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而非在意念中反逻各斯中心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彻底地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关注对个体的人文关怀，实现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和个人的价值理性。不过马克思主义者更注重现实的可能性和过程性，反映在其国家观上，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国家的彻底消亡，但是在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上实体的自行消亡，而绝不是国家语词的思维意义上的消解。后现代解构主义者喜欢在语词上解构结构，玩弄文字游戏，语词意义上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实体上的任何进展，其充满了唯心性、理念性和空想性。“国家的消亡”不是语词形式上的解构，而是在实体意义上被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所替代。

[责任编辑 王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