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与孙中山的背叛公案
时间：2021-02-18 07:57:1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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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陈炯明和孙中山，我们自读书始，便留下这样的概念：陈炯明背叛孙中山，背叛了革命，并炮轰总统府，孙中山流亡中山舰。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这桩公案真相到底如何？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流居香港的陈炯明亲拟挽联致悼：“唯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从中我们或可见一丝端倪。
陈炯明其人
陈炯明是广东海丰人，清末秀才。戊戌变法后，受康梁影响，主张君主立宪，并组织“正气社”，1909年6月当选广东省咨议局常驻委员。他在咨议局内强烈要求严惩贪官污吏，肃清社会腐败，但遭到贪腐官僚、功利议员的打压排挤。这促使他由君主立宪转向革命， 11月，陈炯明由朱执信介绍加入同盟会。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陈炯明奔赴惠州，和邓铿率东江子弟组成的民军（即循军）发动淡水起义，促成广东独立。其后担任广东都督、省长、粤军总司令，主政广东12年，致力广东建设，为广东崛起奠定坚实基础，为孙中山的革命基地建设居功甚伟。
陈氏治粤时期，致力于维护社会治安，力降盗贼、会匪、械斗等“四害”；推行地方自治，实行县长民选；克服财政困难，厉行禁烟禁赌（当时，烟赌税为广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重视教育，力邀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并将全省税收十分之一以上拨作教育经费。这一切都使陈炯明深受民爱，被称之为“革命的督军，本省的爱国者，外国帝国主义的仇敌”。他尤其重用受过现代大学教育者，如当时的广州市政府属下6个局局长全是留学生，市政府职员中受过中高等教育者占89%，青壮年占75%，年富力强，具有相当的变革与创新精神。在他们的推动下，广州建设取得飞速进展，兴学兴教深得人心，金融商业成功转型，博得“模范市政之誉，见称于国内外”。
与孙中山的根本分歧
陈炯明与孙中山从曾经的革命战友而反目成仇，其原因到底何在呢？同为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的根本分歧不在于利益，而在于治国理政的理念，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作为《海丰自治报》的创办人，陈炯明深受立宪主义的影响，强烈反对军治、党制，大力提倡民治，这在他的广东新政中有鲜明表现。而孙中山则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他眼里，人民群众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他说：“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陈炯明对此深为厌恶，批评道：“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国民党人有何法宝，以善其后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
陈炯明推崇的是联省自治。当时联省自治风靡一时，其倡导者通过北美13州经独立战争脱离英国后，由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以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国人提供了一条可行性选择之路。陈炯明认为中国地广人众，只能实行分权自治，才可养成“民治精神”，建设民主。1921年，他在《建设方略》一文中详细阐释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1922年与孙中山决裂后，陈炯明对章炳麟说：“然为国努力，无论在位在野，务达此制（指联省自治）而后已。”
孙中山则是坚定的联省自治反对者，极力认为，“联邦制将起离心力的作用。它最终只能导致我国分裂成许多小的国家”。
非常总统选举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身亡，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遂下令解散国民党，剥夺国民党员的国会会员资格。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后，国会恢复。1917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宣战问题，北京政府府院之争激烈冲突，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驱逐张勋，重掌北京政府实权，在北京组织了第二届国会（安福国会）。孙中山不承认这个国会的合法性，认为第一届国会依然在任，号召部分一届国会会员南下，于1917年8月在广州召开国会，被后人称之为“非常国会”，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当选为“大元帅”。但护法军政府得不到国际承认，国际上只认北京的北洋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之政府。为了表示北洋政府不是代表全中国的政府，孙中山决定让非常国会在广州选举一个大总统，以与在北京的总统徐世昌抗衡。
对孙中山的主张，陈炯明不以为然。依中华民国总统选举法，总统该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达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召开总统选举大会，而当时在广州的一届国会议员才200多人。同时，会议按照孙中山“以示负责”的要求，竟然采用记名投票。广东的部分革命党人认为，这岂不是自毁法律吗？和北方毁法有什么本质不同？一旦广东成立所谓的正式政府，“北方必藉口来打，真是自树目标，使人攻击，粤省基础尚未巩固，一有战事，实至危险。”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但孙中山意志已决。1921年4月7日，广州召开非常国会，222人具有选举权，结果孙中山得218票，陈炯明得3票，废票1张。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整个过程不到两个小时。会议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但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没有任期，也没有规定政府的组织架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大总统“乾纲独断”。孙中山当选后，称自己为非常大总统，以表示其总统一职的来源不是正规的。并向国内外分别发表声明，写公开信劝徐世昌自动离职。同时发表他的新政府人事名单，如唐绍仪为财政总长，陈炯明为内政总长兼陆军总长。但唐绍仪和陈炯明都不肯到任，由此可见非常大总统的窘境。
北伐之争
孙中山和陈炯明的矛盾，最终还是在北伐问题上全面爆发了。孙中山主张通过北伐实现国家统一，谋求国事的根本解决。他曾努力说服陈炯明：“吾北伐而胜，在事实上固不能回两广；北伐而败，且尤无颜面回两广。两广请兄主持，但毋阻吾北伐及切实接济饷械而已。”
但陈炯明明确反对孙中山武力统一南北，反对北伐。他公开发表谈话说：“今日吾人已确信中国如再欲以君主政体或武力专制相统一，已断乎不可能。” “连年用兵，将士疲劳，宜暂休养；饷械未足，宜事补充；且湘省方倡联治，即议北出，宜先疏通；且南北议和草约经中山认可，已派代表征求江浙各省，宜得同意，不能突起用兵，自毁信义”。
为求得陈炯明对北伐的支持，1921年10月孙中山乘军舰到达梧州，电召驻守南宁的陈炯明来梧商讨北伐大计，陈炯明托辞拒赴。无奈之下，孙中山赴南宁与陈炯明会面，陈炯明被迫同意留守后方，每月接济北伐军军饷50万元。从当时实际情况看，孙中山坚持北伐，要陈炯明提供必需饷械，确有困难。陈炯明曾对胡汉民、汪精卫说：“目前粤省兵力、财力均须休养，而桂省筹办善后（指粤军援桂，助广西自治）亦极棘手。其中大部分仍须仰赖吾粤相助为理，此时万无再出兵北伐之余力。”因此，陈炯明虽口头允诺接济北伐军军饷，但实际上只能敷衍搪塞，能拖就拖，能不给就不给。
幸得留守广东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一面主持粤军军务，一面积极为北伐军筹饷，对北伐军还能有所接济。但1922年2月21日，邓铿在广州火车站遇刺身亡。对于邓铿之死，当时密切关注中国局势发展的美国驻穗领事馆在1922年4月4日有一份报告说：“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驻穗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一份报告说：“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汪荣祖在《邓铿之死真相探索》中说，陈炯明不愿全力支援孙中山北伐，北伐的革命党人为解兵马粮饷之忧，必欲除之而后快，是以杀陈手下的第一大将，以收杀鸡骇猴之效。而对于邓铿为陈炯明派人暗杀之说，1922年陈炯明辞职离开广州时，“邓仲元（铿）夫人及邓之介弟闻讯，赶至车站送行，陈与之谈话甚久，语及邓仲元身后时局之状况，相对泣下。”可见邓铿的亲属并不认为陈炯明是幕后黑手。
其实这样的悲剧，在当时的革命党人内部何止邓铿一人，前有宋教仁、陶成章，后有廖仲恺等，至今迷雾重重，内情或不足为外人道焉。
邓铿之死，对孙、陈之间本来就脆弱的关系而言，是致命一击。
呼吁中山下野
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退守关外，获胜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在曹、吴一再逼宫之下，不得不于6月2日宣布辞职，由黎元洪暂代。由于孙中山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停止北伐，促成国内和平。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200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停止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粤军通电全国，请求孙中山离粤北上，以谋求和平统一中国。孙中山对此作出新的回应，假使列强现承认北京之伪新总统，则其行动仍为干涉中国内政，其结果将更劣于承认徐世昌也。坚决不辞非常大总统职，坚持继续北伐。
炮轰总统府
邓铿一死，北伐所需无法接济，孙中山不得不下令北伐各军回师广东，严厉要求陈炯明参加北伐，并筹措500万元军费。陈炯明无法接受孙中山的条件，遂被撤销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内务总长等职，只留陆军总长虚职。被罢职的陈炯明黯然避居惠州。
粤军听到陈炯明下野的消息，顿时哗然。5月8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部下悍将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信任。然而叶举并不领情，悍然率60多营粤军开入广州。6月2日，为安抚粤军，孙中山宴请粤军将领，孰料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稀稀落落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孙中山无奈，遂连拍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见面商谈，并派人到惠州劝驾，但遭到陈炯明拒绝。这时的惠州陈府，各路说客络绎不绝，连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也来到惠州，劝陈炯明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革命。
此时的粤军虽然打着迎陈复职的旗号，但内部已经开始分化。挺陈派要求陈炯明马上回到广州，统摄广东军政大局；挺叶（举）派则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的软弱态度，呼吁由叶举来领导粤军，与孙中山彻底决裂。5月31日《申报》就透露了粤军的内部分歧：“现在陈之部曲，亦分两派，一主张陈氏即速回省，则大局立定；一主张陈氏不可造次，俟解决完妥后，始可返省。”6月3日，叶举在广州实行戒严，大街小巷遍布粤军岗哨。孙中山发表严厉声明，要求粤军退出省城30里之外，否则将用毒气弹，于3小时内把粤军变为泥粉。
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叶举看信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扔到地上，连声指责陈炯明不知军事，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得回报后，愤怒地将茶盅摔得粉碎。
6月16日凌晨，粤军围攻孙中山的总统府，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宣布和叛军开战。其实叶举等人并不想致孙中山于死地，只是想将孙赶出广东，所以在开炮前就让人打电话给孙透露消息，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所提出的要求，也正是蔡元培等人所提出的，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孙中山离府后，粤军开始围攻总统府，要求守军投降，因守军不降而开土炮“三响吓之”。而据当年香港中英文报纸报道， 6月17日孙中山以海军大炮轰击广州，致无辜平民伤亡。
六一六事件后，陈炯明复任粤军总司令。半年后，孙中山策动滇、桂军攻击粤军。1925年粤军覆灭，陈炯明避居香港，创建中国致公党，并当选总理。因在位时不蓄私财，故居港后生活窘迫，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企图拉他下水当汉奸，他则要求日人归还东三省。日人拉拢不成，仍赠他8万元支票，陈在支票上打叉退还。1933年9月，陈炯明在贫病交加中离世。
孙中山与陈炯明几经合作，几多分歧，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到底谁背叛了谁？回望历史，这是一群理想主义者的革命之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各自坚守自己的信仰理念，正是这信仰理念之不妥协，或分道扬镳，或武力攻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