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若名——周恩来的战友、初恋女友

法国初恋 曾经沧桑

周恩来：“秉德，你知道吗，我在和你七妈结婚之前，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长得还算不错。”

周秉德问一旁的邓颖超：“七妈，这是真的？”

“是呀！”邓颖超说，“和你伯伯一起去法国的张若名，原来他们接触比较多。我曾经认为，如果你伯伯不坚持独身主义的话，可能和她最合适了，别人也都这么认为。”

周秉德系周恩来侄女，从1949年6月起便与周恩来和邓颖超长期生活在一起。

以上是三人1955年秋天一次谈话的一部分。

张若名与周恩来相识于五四运动之中，“五四”风暴中的同舟共济加深了他们相互间的了解和认识，正如周恩来对侄女周秉德所言：“就说张若名，我们在天津是一块坐过半年牢的，我了解她的人品。”

张若名在斗争中表现出的激进果敢及较强的组织能力，在生活中的淳朴、爽朗和待人以诚，使周恩来难以忘怀。周恩来的足智多谋、沉着坚定、严谨务实和对革命事业锲而不舍的追求，也给张若名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共同的革命理想纽带一样把他们的心灵联结了起来。邓颖超对侄女周秉德说：“那时觉悟社的同志们都说，如果今后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要结婚的话，他和张若名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张若名和周恩来的恋爱关系，是他们到法国以后确定的。正如觉悟社社员先前所意料的，张若名和周恩来一旦放弃独身主义，两人的恋爱也就成为必然。

周恩来与张若名恋爱的基础，就在于他们曾经是并肩奋斗的革命战友，而两人最终的分手的原因也在于双方人生价值观的不同择向。

那么，周恩来与张若名又是什么时候结束恋爱的呢？

周恩来说是在1924年张若名脱党之后。他对侄女周秉德说过：“她宣布退党后，也就帮我下了决心，我开诚布公地对她讲明了自己的爱情观，宣布中断了我们的交往。”“于是，我主动与张若名说清楚，转向你七妈频繁通信，还求婚。”张若名宣布退党之前是有个“经过反复痛苦的思想挣扎”的心路过程的，与之相连相应，周恩来终止对张若名的爱恋也有个过程，直到“她宣布退党后，也就帮我下了决心”，结束了恋爱。

邓颖超回忆，认为时间还要靠前。她在《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一文中追述了她同周恩来的恋爱经过，写道：“我们是经过这三年时间，有选择地确定了我们的相爱关系，又经历了三年的考验，一直等到党中央调你回国，才在我们两地党的组织同意下，我从天津到广州，于1925年8月结婚了。”由此推算，周恩来和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是在1922年下半年。在1955年周恩来和侄女周秉德的那次谈话中，当周恩来说到与张若名中断恋情后转向邓颖超求婚时，邓颖超笑着说：“怪不得（你）刚到法国一段时间并没有什么信给我，怎么突然又那么主动热情，又是寄明信片，又托人带信，弄得我好奇怪，也好紧张。”邓颖超这里所说的“带信人”是李维汉，1922年11月中共旅法党团委派李维汉回国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周恩来让他顺便给邓颖超捎带了一些书信和画片，让李维汉当了一回传书“红娘”。邓颖超的这两次说法所提到的时间是一致的，即周恩来转恋邓颖超亦即周恩来与张若名解除关系的时间，当在1922年下半年。

周恩来对侄女周秉德说：“秉德，初恋总是特别美好的，要断，这个决心并不好下。起先，我也努力过，多次劝她，希望她能正确对待，能更坚强一些，不要因为受点委屈就退党，可她听不进去。她说自己累了，想从事文学研究工作，再不过问政治了。”

张若名和周恩来的恋爱关系终止了，但他们依然是朋友。

在1955年周恩来与侄女周秉德的那次谈话中，周恩来对侄女说：“你知道世界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除了恋人，还有友情，不能当妻子，却能继续成为朋友嘛！”周恩来继续同张若名保持着朋友联系。1930年3月初，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离开上海，途经欧洲前往莫斯科，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自“六大”以来的工作以及解决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等问题。在途经法国时，他专程赶到里昂秘密会见了张若名。当时张若名正在里昂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她的居室就在里昂中法大学入口处那栋两层楼的楼上，楼下正好是进出学校的大门。

杨堃说，张若名在与他结婚后亲口告诉过他那天的情景。那是4月的一个傍晚，“张若名正在屋里专心读书。突然，一个微弱而清晰的声音在大门外面喊：‘张若名，张若名！’她觉得非常奇怪，便马上下楼出大门去看”。周恩来是化装而来的，他戴着墨镜，穿一身笔挺的白色西装，头戴一顶白色法国盔。当周恩来摘下墨镜时，“张若名立刻惊呆了：这不就是周恩来吗？他不是1924年就回国了吗？周恩来抢先小声说他的行动必须十分秘密。”两人悄悄离开了中法大学，走了一段路，进了村镇旁边的一家小咖啡馆，一直谈到夜色沉沉。

周恩来首先告诉张若名，1925年他和邓颖超结婚了，他替邓颖超问若名姐好。“周恩来还对张若名说：现在和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完全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国内干革命是有相当危险的。他常是随身带有烈性毒药，为了严守党的秘密，随时准备为党献身。坚决干革命，这是他选择的唯一道路了。最后周恩来深情而坚定地说：这次分手以后，将来什么时间能够再相会，很难预料。即使个人牺牲了，看不见彻底胜利的到来，也在所不惜，心甘情愿。”

“张若名对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革命志向和牺牲精神表示十分敬佩。她祝愿共产党早日成功。她向周恩来再一次保证：永远不泄露共产党的秘密。中法大学的大门快要关了，周恩来也必须赶快离开里昂，在咖啡馆门前的夜幕中，在‘多保重’的声音里，二人握手告别。”

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还提到周恩来与张若名这次见面的另一件事：周恩来动身出国前，邓中夏把坐牢三个月节省下的一点津贴费交与周恩来，托他给邓中夏新婚的妻子小妹从国外买件最好最合适的礼品。“到法国后，伯伯就去找了张若名。他相信她虽然脱离了革命，但绝不会出卖朋友。果然，她不仅在里昂掩护了伯伯，还帮伯伯选定了一块银质的瑞士坤表。后来邓中夏说过，小妹特别喜欢这块表。”

回国任教 再次相见

1948年4月16日傍晚。

一架“空中霸王”号客机降落在昆明巫家坝机场。

在走下飞机的乘客中，即有疲惫不堪的张若名及全家其他三位：杨堃、杨在道、杨在德。张若名不可能意识到，她从走下飞机所迈出的第一步起，便跨入了她人生的最后一个里程——云南大学。

云南大学前身为私立东陆大学，始建于1922年。1930年该校改为省立东陆大学，1934年更名为省立云南大学，1938年改为国立云南大学，是中国西部建立最早的综合性大学之一。1937年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熊庆来教授担任校长，他广纳百家博采众长，唯求学问不究资历，使钱学森、吴文藻、刘文典、楚图南、严济慈、华罗庚、陈省身、冯友兰、费孝通等大批知名学者云集该校，开创了云大历史上第一个辉煌时期。到20世纪40年代，云南大学已发展成为一所包括文、法、理、工、农、医等学科在内，规模较大的中国著名大学之一。1946年，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云南大学列为中国15所世界著名大学之一。

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热情地接待了张若名夫妇，并提前为他们准备好了住房——教授住宅九家村1号一栋单门独院的二层小楼。云南大学一半坐落在城墙内，一半在城墙外，张若名的家在城墙外学校的另一半内。

张若名在云南大学中文系任教后，负责讲授文艺理论和世界文学史，并在外语系讲授法语。除法语课外，其他课程与先前在中法大学所授课程有很大差别，需要重新备课。“所以她到了云大以后，特别是最初的一年多时间里，拼命读书编写讲义，几乎每天工作到深夜。为了驱逐疲劳，她吸烟。渐渐地神经衰弱、失眠、高血压不知不觉地缠住了她的身体。”

1949年，昆明解放，张若名从此成为新中国的一位公民，她的工作和生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在张若名努力改造自己，精神百倍地投身理想社会的建设之时，令她更为兴奋、终身难忘的，是与周恩来的最后一次见面。

1955年4月7日晚上，云南大学党委书记方仲伯登门通知张若名和杨堃，说明晨7点省委统战部长陈方要同他们夫妇会面。

次日张若名夫妇按时来到陈方住处。陈方对张若名和杨堃说：“周恩来总理昨天已经来到昆明，今天他要和你二人见面，时间定的是8点。周总理这次来昆明，是完全保密的。谈话时，你们不要做记录。周总理住的地方离这不远，现在刚7点半，咱们可以走了。”

原来，周恩来和陈毅等一行乘飞机来昆明，是准备在此飞往缅甸首都仰光，再由仰光飞往印度尼西亚避暑胜地万隆，去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

8日上午8点钟，在已是云南省委贵宾招待所的原龙云故居“郑庄”，张若名夫妇终于见到了阔别二十五年的周恩来。周恩来先是握住杨堃的手说：“咱们见过面，我还记得。你俩结婚不久，我就知道消息了。你现在已经是鼎鼎大名的教授了。”他又转向与张若名握手，感慨地说：“多年不见了，砚庄你好啊！你身体好吗？”周恩来又大声说：“小超再三嘱咐我，一定要替她向若名姐问好。她的意见，我当然要照办啰。”人们都笑了起来，室内空气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接下来，周恩来与杨堃谈论起民族问题，稍后进来的陈毅则同张若名谈论起了法国文学。四个人分成这么两组，饶有兴趣地谈论了很长时间。“11点左右，有人推开屋门向陈毅点了下头。陈毅就出去了。屋里只剩下三个人，周恩来就转而说些与杨堃夫妇都有关系的事。他问二人几年来政治学习方面的收获。二人作了简单汇报，而且都说正在努力争取加入共产党。周恩来十分高兴，提醒他们要反复阅读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在实践中锻炼自己，希望他们在教好学生的同时，也不断改造自己提高自己。他还说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在发展的，马列主义也要发展。对西方的东西，不能全盘否定，更不能全部照搬，必须是有选择有批判地接受……他的一番话，所有的言词和声调，绝不是上级训话，也不是唱高调的官样文章，完全是朋友间的肺腑之言，是亲人的殷切期望，使杨堃与张若名从全身到心里都是热乎乎的。”

中午，周恩来留住张若名夫妇共进午餐。饭后，当室内只剩下他们三个人时，张若名觉得这回可轮到她跟周恩来说说话的时候了。她有一肚子话要说，可先从哪说起呢？她这些年一直苦恼的是还没能入党。入党要写个人自传和履历，可她对三十多年前的很多事，实在是记不清了，特别是时间、人名和一些人的职务名称。她便抢先开口，问周恩来关于介绍她1922年入党的情况。周恩来简单而明确地向若名说：你当时加入的是团，不是党员。张若名一听，马上表现出大吃一惊很不理解的样子，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杨堃看清了张若名的表情。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好像这和自己的记忆完全不同。”多少年以后，杨堃回忆说：“我听了大吃一惊，我一直以为张若名曾是共产党员。张若名听了也直发愣。”张若名夫妇听到周恩来这一说法之所以吃惊发愣，是因为张若名确曾加入过共产党。那么周恩来为什么否定这一点呢？回顾新中国成立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杨堃似乎悟出了答案，多少年后，他对长子杨在道说，周总理这样讲，也许是为了保护你母亲，因为退党被认为是性质严重的错误，而退团的“罪过”要小得多。

会面持续了五个多小时，临别时周恩来问他们两位是否愿意回北京工作，张若名和杨堃齐声作出肯定回答。三人最后一面就此结束。

关于这次相会，周恩来从亚非会议回来后对邓颖超讲过。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回忆说：“七妈当时还问伯伯：‘你怎么没有拍张照片呀！也让我看看她与当年相比有什么变化么！’”

这次相会过去两个月左右，张若名夫妇收到已是民盟中央和全国妇联负责人的刘清扬从北京的来信。信中说：受周总理和邓颖超的委托，转达他们邀请张若名夫妇到北京工作的意思。杨堃回忆说：“我记得对张若名的工作安排得很具体：外交部外文秘书，主要接待讲法语的外宾，同时兼全国妇联的法语翻译。我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我很高兴，张若名却不大高兴，她不愿意离开学校去搞接待工作。于是这件事就放下了。”没想到，这却是张若名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机会。

一去不复 终获平反

走出云南大学后门，一拐弯是一片村庄。

那里有一条河。

张若名素爱这条河。

1958年6月18日中午，张若名来到这条河边。选择了这条河作为自己的终生归宿。

“反右派”运动被伤害的知识分子中，有不少是知名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家、法学家、大学教授、新闻记者等，其中，就有张若名。

张若名热爱的是文学研究而非政治，事实上她早已脱离了政治。但有时候也迷失了自我。

“反右派”运动开始后，张若名一如既往，积极参加。她的长子杨在道1955年在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分配到保定工作。在他给母亲的信中，也流露出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不同见解，张若名则认为儿子思想落后，需要加强教育。于是，她竟主动把杨在道写给家里的十来封信全部交给了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王兰馨，以显示自己的坦荡无私，并求得党组织对自己儿子的帮助。这充分说明，张若名对党是无限忠诚的，已经把一切献给了党。

但张若名绝不会想到，她的忠诚所换来的，是儿子因此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去劳动教养。1958年5月，杨在道在保定被点名批判，监督劳动。11月，正式宣布定为“右派”，关进劳教所。直到1980年杨在道才恢复自由，劳教长达二十二年！

张若名生命的最后几年，陷入了一个迷惑不解的怪圈：

她相信组织相信党，向组织如实反映自己的思想状况，向党交心，检查自己的思想认识，结果这些汇报材料，却被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成为“右派”言论的证据。

她呕心沥血培养学生，而她培养的对象却抓住她对某些理论、学术、文艺等问题的不同见解，把她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来批判。

她积极参加各种政治运动，但最终却被自己满腔热情参加的政治运动所吞没！

困境之中，张若名又想到周恩来曾希望她去北京工作的事，于是给刘清扬写信，请她帮助找周恩来想想办法。很快，刘清扬回信，说总理知道了。但他现在已不担任外交部长了，而且调动干部也有了明文规定的一套制度，总理个人不能擅自做主。

张若名的处境越来越严峻。

张若名1924年履行党章手续而退党的事终于被翻了出来，并欲加之罪，把她视为不齿的叛徒。

作为妇女解放的先锋，张若名一向对人格和尊严格外看重。为了捍卫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她将以死抗争。

1958年6月18日上午，云南大学中文系召开批判会，要张若名承认诸多罪名。“她想不通，找总支书记谈话。总支书记给她指了指办公桌玻璃板，下边压着划‘右派’的六条标准，意思显然是：‘你早就够了’。她得知下午还要继续开会，继续加温，中午，张若名自杀身亡。”

张若名死后，云南大学立即召开了对她的声讨批判大会。中国民主同盟也随之将她开除了盟籍。人死了，也要踏上千万只脚，让她“永世不得翻身”！从1959年至1963年，中共中央先后给五批被划为“右派”的人（约30万人）摘了帽子，但改正工作仍没有做。1962年10月，中共中央还规定“对‘右派分子’不应当一般地提出甄别平反问题”。这样，全国“右派”问题便成了一个“禁区”。

1963年邓颖超打破这一“禁区”，到昆明亲自过问了张若名自杀之事，“据说她要求云南大学党委把张若名的档案和参加运动的全部材料报上来”。于是，时间不长，云南大学党委发出一份对张若名的甄别材料，大意是承认“不适当地给了过多的压力”，“当时批判的词语不合适”等等，并向张若名的家属赔礼道歉。显然，这个甄别还不彻底。后来，“文革”爆发，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张若名的长子杨在道在1980年结束二十二年的劳教生活时已年近50岁！杨在道获得自由以后，立即着手进行两项工作：一是开始搜集整理张若名的研究资料，后来在国内外近十种书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成为张若名研究的专家；二是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要求云南大学为张若名做出政治结论，并开追悼会。

杨在道给邓颖超的信发出后不久，他便收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邓颖超工作处的回函，告诉他：收到他的来信后，“邓颖超同志给云南大学党委写了信”。

在邓颖超的亲自关怀下，云南大学党委为张若名平反，张若名终于获得公正结论。杨在道说：“我母亲的平反，是在邓颖超的直接过问下完成的。”1980年11月，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作出《关于张若名同志的政治历史结论》。《结论》追述了张若名的革命经历，指出：“张若名同志从青年时代就参加了革命运动。1919年任天津学生联合会评议会主席；同年在天津参加周恩来同志组织的革命团体‘觉悟社’；在‘五四’运动期间，曾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天津反动当局逮捕后，张若名同志与反动政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0年，张若名同志赴法国勤工俭学，于1922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支部执行委员，在这一段时期，张若名同志为革命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结论》在谈到张若名的脱党问题时说：“1924年，张若名同志在法国参加列宁逝世纪念大会，被法国警察跟踪、讯问，这时，张若名同志又与当时支部负责人任卓宣发生意见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张若名同志经向组织申请后，由组织同意其退党。退党后，未发现张若名有任何出卖党组织的行为。”

《结论》对张若名回国后在北平中法大学和云南大学的工作进行了简要评价：“1931年，张若名同志由法国回国，在北平中法大学任教授。后来北平沦陷，张若名同志不愿为日寇工作，便在家赋闲。1948年，张若名由北平来昆明，一直在云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解放后，张若名同志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积极从事教学工作，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结论》在谈到张若名的死因时说：“在1958年云南大学的‘交心’运动中，由于没有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对张若名同志施加种种压力，以致造成了张若名同志不幸溺水而死的严重后果。”

《结论》的最后是：“经复查，张若名同志一生为革命、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政治历史清楚，无重大政治历史问题。”一代女杰张若名终于得到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