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的修行,温暖的感动

薛涛，一个“温柔”的硬汉，出生于田野广阔、山林密布的东北。作为第五代儿童文学作家的领军人物，薛涛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以来一直笔耕不辍，创作出一系列富有质感的儿童文学佳作。他始终把“最契合儿童心性”作为自己的创作宗旨，作品因此呈现出朴素自然的品格，并以深邃的内涵具有直抵心灵的穿透力。

近几年是薛涛创作的重要时期，他的创作风格逐渐成熟稳定。作为一位多产作家，他的作品涉及各种篇幅的小说，体裁还涉及诗歌、散文、童话，同时把写作姿态从创作之初的仰望星空回落到脚下的大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创作风格既与作家的性格密切相关，同时又离不开时代的感染，它是时代在潜移默化中对作家产生的影响。贾平凹也曾说过“作家的作品应该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写出时代的气息”，周春英：《作家要有鲜明的创作风格》，《文艺报》2014年8月27日。也就是对这个时代进行创造性的“记录”。而薛涛正是立足中国文化背景，不仅记录了这个时代的气象，更把握了这个时代的骄傲——“儿童”的心灵，写出了既具有时代气息又饱含文化意识的精美作品。

目前对薛涛创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创作初期的创作主题和艺术特色两方面，又以单一作品的文本分析居多，本文试图分析薛涛近年来小说创作主题的深化，并挖掘出其创作的独特之处——对诗性空间的建构。

薛涛在这个日新月异复杂多变的时代坚守自己单纯却又深刻的文学态度，不断对创作主题进行更新深化，并以“薛涛式”独具一格的文学品格平静地走在儿童文学的康庄大道上。

一、单纯而深刻的文学态度

（一）世纪之交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

90年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90年代之后，迈向新世纪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市场化时代已然到来。高速发展的经济和日新月异的技术革命给普通百姓的生活带来冲擊和挑战，人们的生活日益功利化、世俗化、机械化，现代社会和商业文明压迫人们的生存，使人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生存困境”就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着即将步入新世纪的人们。而伴随生存困境而来的是内心的空虚、寂寞、焦虑和无助，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精神危机在国人心中急剧高涨。而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儿童其实也和大人一样有着他们自己的寂寞与忧伤，那理不清的矛盾摩擦和读不懂的大人世界也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孤独体验和失望无助。

同时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影响下，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十分“热闹”，一时间涌现了许多作家作品。但热闹的同时创作界和评论界也无形中出现了严重的认识偏误，儿童文学创作中审丑的盛行、过于暴露的性描写、恐怖主义描写以及偏重叙事和偏重畅销而忽视对“儿童与动物”、“儿童与自然”等更博大的儿童哲学的注重使表面上繁荣强势的儿童文学创作事实上带给孩子们心灵的荒芜。而薛涛却是一个“另类”，他始终把握儿童生命的根基，关注儿童的精神生活，自觉观照生活的本质并洞察社会和人类的心灵世界，用奇思妙想热情呼唤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交流，用充满善良、温情和责任的故事展现生命意识和人文情怀，凭借温润的气质和对理想主义的坚守实现了对文学理想的守望，在儿童文学这条浪漫的路上修行，带给读者温暖与感动。

可以说于90年代走上文坛的儿童文学作家薛涛是这个最好时代的见证者，也是这个最坏时代的拯救者。作为一个“面向心灵”的作家，薛涛始终牢牢把握时代的脉搏，以儿童的“美丽心灵”为旨归，关注儿童的心灵空间，用精巧与灵动的笔致构造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执著地为儿童守护一片蓝天。时势造英雄，这个时代呼唤薛涛的到来，而薛涛更以他作品的内在精神向度挺进孩子生存的本质，实现他对时代的承诺。

（二）执著而坚韧的文学选择

对于文学、对于创作，薛涛都有他独特的见地，他走的是一条追求宁静的文学创作之路，他拒绝“热闹”，“故意”偏离文学创作潮流，守护自己文学高原上的孤岛。薛涛也曾在去年的井冈山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研讨会上说他的创作是“不合潮流”的创作，并以纳兰性德描写雪花的名句自比，他说“我的文字就是诞生于‘冷处偏佳’，我的文字也‘别有根芽’，跟谁都不一样。我的文字也不是‘人间的富贵花’”。而正是从这“不合潮流”中我们看到了薛涛的文化自觉和文学自信，他听从自己的内心自由地穿梭于文字中间，不被外界热闹的文学乱象所干扰，以清雅古典的词句捕获孩子的心灵，践行拙朴天真的文学理想。薛涛一直试图以文字成为自己的镜子，走到和照见自己灵魂的更深处。在他的文学世界，点滴细微事物都会动心动容，心中充满激荡，正所谓心之所至春暖花开。而他的文学世界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大到可以容纳整个宇宙，太阳、月亮、日月、星星、银河都可以为他所用；小到一棵树、一只蚂蚁、一个泡泡都在他的世界里熠熠生辉。

这些年，薛涛对他的精神故乡念念不忘，他视脚下的土地为文学的生命之源，东北丰饶黑土地上的四季流转在他诗意的文字里呈现出清新、宁静而又充满灵性的自然图景。东北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让他凝望眷恋，从一棵树可以看到简约，从一块石头可以看到朴素，从一块雪原可以看到辽阔。冰河划开雪原又可以看到旷远，阳光照耀白雪又可以感受深邃。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护林员的春天》《最后一只狍子》《庚子红巾》《小车站》《满山打鬼子》《情报鸟》等一系列作品都是薛涛深情凝望故土、展现文学情怀的心灵之作。回望故土自然会回忆童年，童年经验是薛涛文学创作的精神给养，带给他源源不断的新意与灵感。

薛涛以其遗世独立的文学品格坚定地实践他对文学的承诺，以“冷处偏佳”姿态傲然屹立在儿童文学世界，他不断追求“薛涛式”的宁静，而这种宁静是古典的和谐，更是浪漫的热烈。他希望那个光着脚在海边奔跑的孩子“半生出走归来仍是少年”。

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4期

时代呼唤薛涛，薛涛也以文字包容这个时代，正是这种双向选择成就了薛涛，也温暖了时代。

二、不断深化的主题

“行走”的薛涛不断开疆扩土，创作出题材不同、主题各异的优秀作品。最近几年是薛涛儿童文学创作的关键时期，他不断打牢自己的写作根基，创作风向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一）眺望心灵 守护灵魂

薛涛在创作初期曾经说过他的小说百分之九十九都来自大脑的“虚构”，他也确实把“虚构”发挥到了极致。像《蓬镇故事碎片》《少年与镜子》《空空的红木匣》《废墟居民》《精灵闪现》《正午的植物园》等都是对现实的浪漫营构，带给读者空灵神秘的阅读体验。比如，《蓬镇故事碎片》就是最典型的虚构的故事，这个精心构思的小故事以碎片的形式表达一个严肃深刻的主题；《空空的红木匣》中姥姥和小男孩儿浪漫唯美的爱情画面让人神往；《正午的植物园》中神奇的紫音到底身在何处也令人充满遐想。薛涛将生活中所视、所听、所悟重新排列组合，并用诗意的语言来结构故事，从而虚构出有温度的故事。周晓波教授将薛涛这种立足于现实的虚构称为“浪漫的现实主义”，在创作之初薛涛以丰富的想象弥补阅历的不足，以惊艳读者的姿态走近儿童的心灵。

而近些年随着薛涛人生阅历不断丰富，他也对自己的创作姿态进行调整，持续关注现实，以东北为“记忆的原点”，细细叙说着“别样的土地、别样的童年以及别样的故事”，创作出“林区系列”等反映东北林区儿童生活的小说，《满山打鬼子》《情报鸟》等表现战争中东北儿童生活的战争题材小说，以及《九月的冰河》这种展现中俄风土人情的故事。同时，薛涛不断远行，在香格里拉深入体验少数民族生活之后创作出直抵人心灵的救赎之作——《白银河》。《满山打鬼子》是薛涛首部战争题材的小说，这部以儿童视角来描写战争的小说准确把握了战争时代儿童的生活和心理，生动再现满山“为了复仇”而“打鬼子”的英雄情结，这种单纯的“儿童式”复仇更真实可感，才是战争中孩子的真实状况，从而摆脱了传统的小英雄塑造模式。同时薛涛对语言的斟酌和对动物的描写更让这部作品具有直击心灵的力量，比如作品的第一句“日本人的到来，让灌水镇的鸟和虫子们活的很紧张”就活灵活現地展现日本人的可怕与无情。而满山蹲在草丛边行淡定地跟蝈蝈喊：“都出来，该拉琴拉琴，该唱歌唱歌，你们怎么哑巴啦？”则在满城恐慌的状态下显示出满山的临危不惧和勇敢无畏。勇敢而略带倔强的满山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一次又一次给日本人制造危机，并最终历经千辛万苦完成送情报的使命。作品中的李小刀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了不让残暴的日本人侵蚀中国人的灵魂宁愿以生命的代价换取一个男孩儿至高无上的尊严。薛涛用满山和李小刀这两个铁骨铮铮的小男子汉真实地再现了战争中孩子的心灵，孩子的“执著”与“隐忍”让我们感受到了战争中的人情味。而在《白银河》中，薛涛让白马的故事和养蜂人的故事相遇，诗意地建构出屠夫段老倌自我救赎的故事。书中的题记中写道：“通往天堂的路究竟有多远呢？是一天的路程还是一辈子的修行？”其实一次顿悟就是一种修行，段老倌注意到猪临死时饱含绝望和乞求的眼神就是他修行的开始，他对救赎生命的执著其实也是对自我生命的回归。

如今的薛涛不断丈量脚下的大地，在现实中体验生活的厚重和质感。在一贯关注儿童心灵、关注儿童的精神生命的同时也将目光转向孩子的现实生活，而不论是前期注重虚构的作品还是近期致力写实的作品都没有忽视对儿童心灵的关注，独具慧眼的薛涛采用这种“在体验现实基础上关注心灵”的融合视域来结构小说不得不说是一种创新。他独创的“虚拟+现实”技术让儿童文学有了直击心灵的力量，以对生命和美的预言式终极追问回归中国文化的精髓。正是从这一层面可以说薛涛是儿童文学的精神贵族，他用他坚不可摧的文学之根以及精深之魂为每一个孩子种下善良的种子，并期待发芽的那一天。

（二）执著追寻找回故乡

薛涛曾说过我们的文学无论是理论还是创作，本质上讲是远离故乡，一直游荡在虚无的状态之中。因此他提出要“找回故乡、找到母亲，找回一个本该属于自己的名字，可以介绍给外人的，外人可以指认出来的，也就是获得文化性格，把赋予文化性格的儿童文学作品与全世界、全人类共享”。薛涛：《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性格意识》，《文艺报》2005年5月31日。薛涛在自己的作品中践行这一理念，坚持找寻我们的文化归属，执著追寻心中那一份感动。不断创作的薛涛追寻他的文学“芳草地”，而他笔下的人物也都永远“在路上”，不论是对生命和永恒的追寻还是对青春和力量的追寻，抑或是对真理与道义的追寻都展现了生命的重量与灵魂的力量。薛涛在他诗意唯美的作品中追寻文学的大气象，践行“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文学誓言。

“天空之城”——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王国，薛涛在《天空之城》中用隐喻的方式激起我们仅存的微薄希望，带领我们追寻心灵的净土。那个与“闹国”有着天壤之别的天空之城承载着孩子们的欢乐与幻想，它的澄净与高尚似一盏明灯照耀每一个充满希望的孩子，给他们无限的柔情与温暖。“紫色的仙境”——那片仅存的美景，在《红滩上的小瓦》中，小瓦执著追寻那片美景其实就是守护他心底的那份安静与无瑕。“海上的蓝房子”——孩子们永远的向往，《海爸爸 蓝房子》中薛涛用诗一般的语言诠释了生命的意义和色彩，一代又一代人为了生前赴后继地义无反顾葬身于大海，这何尝不是一种执著的追寻？而在孩子们心中爸爸们住在那如美丽神奇的童话世界一样的大海回不来了，孩子们几次去海上找爸爸的“神秘行动”又何尝不是生者对死者的怀念与追寻。同时，虽然提到死亡都会想到阴森恐惧，但薛涛笔下的死亡并不可怕，他用深情坚毅的笔致靠近死亡，追寻生命的延续和永恒。

而最能体现“追寻”主题的就是《白银河》，段老倌透过一只猪的眼睛看到生命的渴望，他和儿子通过一路的探险和追寻走过很多甸子、绕过许多海子、跨越几座雪山，从夏天走到秋天再走到冬天，他们一直在路上，这种永无止境的追寻是一种自省和反思，更是一种对生命的救赎。跳跃的生命意识弥漫整部作品，薛涛让作品中的人和物都在“奔跑”，就连年老的老马花背也用自己的生命追随着主人，帮主人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这种忠诚和执著伴随着主人追寻永恒。而这就是中国的文化气度和文化韵味，在《白银河》中，薛涛让哲学走进文学，进而展现中国文化骨子里的淡定与清雅，段老倌的追问之旅、追寻之旅也是人类追求归属感、实现人生价值的旅程。《白银河》铿锵激越，落地有声。

追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永恒动力，更是一个终极性的文化命题。杨经建：《追寻：中外文学的叙事母题》，《文史哲》2006年第4期。薛涛牢牢抓住这个文学的根本问题，以儿童的视角追寻人类的精神家园，因此可以说他的作品已经有了更深的文化意味。从文本叙事层面来检视薛涛追寻主题的小说可以发现这些小说与“流浪汉小说”的叙事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流浪汉小说大致具有如下特征：以“追寻”为母题的叙事模式；“在路上”的“旅程的情节”；以“成长——寻找——归宿”为逻辑功能的文本结构形态。杨经建：《追寻：中外文学的叙事母题》，《文史哲》2006年第4期。薛涛让他笔下的人物不断“在路上”成长，最终追寻到心灵的归属。而如果把《白银河》中段老倌的“修行”与《西游记》“西天取经”的故事联系起来也会发现其实段老倌出走修行的过程也是一种“取经”，他在追寻中显示了秉持坚定的信念超越各种阻碍的能力，因而“取经”的意义已经完全超越了其本身的具体目的而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

追寻主题之所以备受青睐在于它“把人的主观个体经验转化成具有历史意义的象征性表述”。刘雪岚：《俄狄帕的当代荒原历险记》，《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2期。薛涛以一种浪漫主义的审美情怀去建构一系列充满象征色彩的作品，不断追寻人类“诗意的栖居大地”。在薛涛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来自心灵深处的冲动与渴望，期盼那久违的“桃花源”，也许这就是人生的真谛，人存在的终极意义。

三、诗性空间的建构

吴其南曾这样评价薛涛的作品，他说薛涛“极度地淡化故事的外部时空，淡化故事的时代背景，以虚化的意象世界表现人性中永恒的、彼此都能相通的东西。很空灵，感情上又觉得很切近”。吴其南、薛涛：《生活 风格 精品》，《儿童文学选刊》1997年第5期。薛涛特别善于对意象世界的营构，他笔下的空间诗意盎然、灵动神秘。本着对传统文学空间叙事的继承以及对家园空间的依恋，薛涛或在小说中营造立体空间，或干脆以空间地点作为标题来有意识地营造诗意栖居地。同时，空间对人物情感的渲染以及主题表达的深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就是所谓的借空间以移情。可以说薛涛的小说都打上了深深的空间化烙印，他以带有浓郁地域色彩的东北大地为空间叙事场域，在这别样的空间中回忆童年的点滴，感悟完满的人性。

（一）蕴涵丰富的意象世界

审美空间的构成与意象的组合密不可分，薛涛特别善于选取意象，通过各种意象的组合叠加达到独特的审美效果。意象作为一种文学符号既具有独立性特征又因其与情感的表达密不可分而具有依附性特征。意象和人一样可以承担文学的表现作用，“那些不具意识的事物——一块陡峭的岩石、一棵垂柳、落日的余晕、墙上的裂缝、飘零的落叶……都和人体具有同样的表现性。”〔美国〕鲁道夫·阿思海姆：《艺术与视知觉》，第623页，滕守尧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而意象又具有隐喻性，也就是其背后承载着独特的情感蕴含以及深刻的文化意义。意象在薛涛小说中发挥着主体的作用，作为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作家，他不仅充分发挥诗人的才情，更把“诗与思”结合，让小说世界充满浪漫诗意的气息。意象派诗人庞德认为意象“不是一种图像式的重现，而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汪耀进：《意象批评》，第4-5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

薛涛特别善于营造地域文化意象，广袤的东北大地拓宽了薛涛的文学书写空间，无瑕的白雪、苍茫的林子、宽阔的河海都可以成为他笔下鲜活的意象。而薛涛尤其痴迷于“月光”这一意象，在许多作品中他反复提及月亮、月光。这一意象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更多的则是容纳了思想与情感，为小说涂抹了温馨静谧的气氛。在《我家的月光电影院》这部小说中，薛涛借“月光”的意象聚焦朴实真诚的生活，把人间温情融化在童年趣事中，月光不仅仅照耀了我家的院子，更点亮了孩子们的心灵，让孩子们找到了“回家”的感觉，就像薛涛在题记中所写的：“我家的露天电影院只演了六天，电影院不在了，月光还照耀着我们家的院子。”在结尾处他再一次强调：“至少，我们都记得我家的电影院，它是露天的，晴朗的秋夜，银幕上面洒满了月光。”“月光”作为小说的中心意象融化在文本的各个角落，不经意间就弥散出生活的质感与韵味，为彷徨在城市中的人们找到精神家园，带来心灵的自足与圆满。同样，在《满山打鬼子》中“月亮”这一意象也经常出现，“月亮”意象不仅渲染了当时的氛围，也时时照亮孩子的心房，为孩子指引前进的方向。如为了渲染战争情势的危急，薛涛巧妙地将“月亮”引入到战争中去，“枪弹穿过草人，划着无数亮痕向东飞去，要把月亮打坏了似的”，“连月亮都忽闪了一下”等语句生动地描绘出战争情势的危急，更显示出满山的勇敢无畏。在《最后一只狍子》中，薛涛也以借助“月光”的指引作用为孩子的心灵提供纯洁的港湾。在其今年的新作《形影不离》中，薛涛同样巧妙地借“月光”渲染了轻松神秘的气氛。除了“月亮”意象，“雪”也是《满山打鬼子》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意象，当小刀大义凛然地去操场背诵时，雪越下越大，天地一片洁白。那是灌水镇多年不遇的一场大雪。而当海川死时，当天晚上，又一场大雪从天而降，把灌水镇覆盖了。早上，人们发现，那些旧东西都被掩埋了，灌水镇是新鲜的。这里的“雪”意象就凝聚了“新生”的力量，无数个像小刀和海川一样的英雄为了国家而献出宝贵的生命，正因为有了他们的付出才有了国家的重生。这雪是厚重的更是新鲜的，它成为整部小说的点睛之笔。

几乎薛涛的每部小说都充满丰富的意象，那象征希望的“红滩”（《红滩上的小瓦》）、象征成长的“稻场”（《稻场笛声》）、象征永恒的“槭树”（《槭树国》）等自然意象都含义丰富，充满情怀。正如杨义所说的“中国人遵循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很早就养成对自然景物的敏感，常常体验着自然物象的人间意义和诗学情趣”。杨義：《中国叙事学》，第2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薛涛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于字里行间诉说着自然赋予我们的魅力与感动。

薛涛十分注重情绪化写作，肆意的铺陈、狂热的想象、优美的语言都在他流动的情绪中跳跃生成，而种种意象就在这跳跃的瞬间生根发芽，这是理智的结晶，更是感情的升华。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废名、沈从文、汪曾祺、曹文轩等人都钟情于对意象的描绘，从某种程度上说，薛涛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学的表达方式，并完成了“意象书写”的另一种表达。

（二）神秘浪漫的诗性空间

每个作家都有一片自己的心灵“归属地”，这个文学空间因其独特性而成为一个作家的标志，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黄梅乡村、汪曾祺的高邮故乡、张承志的草原、贾平凹的商州以及曹文轩的江南水乡都使他们的文学生命熠熠生辉。薛涛也钟情于他的“东北大地”，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营构一系列“薛涛式”的诗性空间，他善于选择富于特色的地域空间，隐去历史时间，攫取多个人物，还原生活常态，呈现出一幅幅画面感极强的空间动态图。

而气韵和灵性是建构诗性空间最重要的要素，因为气韵是小说的灵魂，而灵性是小说中人物的生命基础，薛涛牢牢把握作品的气韵，倡导靠感性和信仰生活，追去个人生命与自然的契合，践行浪漫的诗化传统。正如迟子建所言：“意境是作品的精髓，如同一个人的气质一样。你感觉它是虚无缥缈的，其实它是可以触摸的，很有质感。没有意境氤氲出的气韵，那作品纵然是有惊心动魄的故事，也让人觉得索然无味。”迟子建：《逝川》，第3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林区是薛涛心中最引以为傲的精神空间，《护林员的春天》《小车站》《火车远去》《钟声不止》等一系列“林区的故事”就在一个茂密森林中的“王国”中展开，那茂密的白桦林承载了多少孩子的酸甜苦辣。在这林区中，老铁匠一直坚持他的老手艺；老校长把生命奉献给林区的孩子，直到死也不放心那些孩子坚持要葬在林区里；护林员杨木林把各种树木当成他自己的孩子，“那些高个儿的山榉、白桦啊，那些矮个儿的榛子和刺玫啊，都是他的孩子，他得照看他们，不让伐木贼领走她们。”③薛涛：《护林员的春天》，第48、50页，天津，新蕾出版社，2014。林区教书的老师也喜欢待在林区，因为他要跟十二个孩子在一起。护林员临走时只留下的那句话：“不离开这漫山的老林子”就坚定地说出了林子就是他心里永远的国，“人也有两个‘国’，一个在心里，一个在心外。心外的‘国’很大，心里的那个更大。”

③薛涛用这个承载着希望和梦想的王国坚守心中的家园，寻求最初的感动。

“废墟”是薛涛作品中独具特色的一个叙事空间，他让废墟中升腾希望，让废墟有如桃花源般神秘多彩。鲁迅曾对“废园”情有独钟，而薛涛正是继承了鲁迅式“诗性”生命形态，创造出和“废园”一样包含复杂心境的空间，用现实中废墟的残景映照心灵世界的纯净无暇。《如歌如诗》中那片废弃的教学楼是如歌和语文老师的百草园，那片象征心灵净土的桃花源充盈诗情和哲思，是十分难得的精神领地。正是在这片废墟中如歌才能活出真实的自我，才能遵从心灵的呼唤写出象征理想和永恒的诗歌。虽然诗意与理性总是充满着不协调，可是这片废墟能给闹世中的如歌一片绚烂天空，而这就是废墟所承载的感情和叙事功能。同样，在《小城池》中在废墟中唯一屹立的小城池是沙漏的精神故乡，沙漏就像这废墟中的公主可以尽情欢乐。当城池沦陷后，城池中的公主也被永远湮没在废墟中。女孩的死看似偶然，实则有其必然性，现代化进程使这些承载着历史和记忆的城池毁于一旦，也给孩子的心灵带来巨大的创伤。沙漏的美好时光都是在废墟中度过，虽然外在的城池已经沦陷，但孩子心中精神的城池永远屹立不倒。“废墟”成为薛涛承载儿童精神意识的诗意栖居地，他以守望者的姿态替孩子们守护那废墟深处的“桃花源”。薛涛让“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宗白华：《美学与意境》，第2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园子”也是薛涛为我们营造的一个多彩的空间，无论是《正午的植物园》中小离和紫音的“植物园”，《蒲公英收购站》中能捉走人灵魂的“蒲公英花园”，还是《虚狐》中姥爷“研制”蔬菜的菜园，都能安放人们的心灵，让人们有一处放飞心灵的空间。诗性的空间在薛涛的作品中数不胜数，比如那红海滩、天空之城、槭树国，还有冰河、海边、稻场，都是儿童渴望拥有的小天地。薛涛正是抓住了儿童的心性，让他们能在这诗意的空间中追寻自己的新天地。

薛涛一直坚持对小说空间的营造，也一直践行他所注重的气韵生成。薛涛的“气韵”，亦是由亚里士多德“诗学”演变而来的“诗性”。而这种诗性是由内而外的，“内”在于东北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熏陶出来的精神气度，“外”在于诗意的语言、抒情性的氛围、意境和韵味的营造，亦即杨义所说“对风格的诗化处理”，“是诗对小说艺术的渗透，指的是一篇小说作为完整的艺术世界所具有的意境和情致，或讲究白描传神或提倡以诗作小说的素质，或追求短篇小说的浑然的美，从不同角度注意到小说的写意抒情须形神统一、情理统一，创造出一种深远的，气韵生动的真实境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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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薛涛，黑土地倔强而坚韧的守望者。一路走来，他坚守理想主义的旗帜，以情绪化叙事展现“薛涛式”文学的宁静和安然，并以博大的胸怀剖析灵魂深处的透明与纯真。在薛涛的创作中，我们能看到他对东北文学传统的继承，他秉持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东北作家群的审美传统，在儿童文学这一充满希望的领域散发出别样的光彩。他以散文化的笔调淡化故事的时空与背景，讲究结构的完整与严谨，追求意蕴的豐厚与诗意，在“诗与思”中扩大儿童文学的表现领域，为儿童文学开疆扩土。他用这些清纯空灵的文字记录营造出含蓄静谧的美学风格，人物的浪漫而诗意的生活心态，与自然亲近合一的无限向往，以及在每一部小说里都存在的对月光、河流、山川、大海、天空等自然事物的审美化的表达。这些都是薛涛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成长“即是走向澄明，走向诗”，近些年薛涛不断“出走”，不断成长，他用脚步重新丈量文学的尺度，“匍匐在神秘而深情的大地”创作出让孩子感动落泪的佳作。在《白银河》的题记中薛涛曾写下杰克·凯鲁亚克的名句：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我相信这句话也一定是薛涛的文学信条，他永远在路上，永远对文学保持最初的坚持与梦想。可以说薛涛是“生就的”儿童文学作家，他立足于儿童的生命空间，遵从心灵的呼唤，创造出赋予大气象的作品。他的心中一直有一座城，在那里“蓝飘带”一直飞扬，在那里“黄纱巾”永不出售，那里开满鲜花，那里风光无限。

作为一名儿童文学界坚定的行者，薛涛在写满字的空间里不断徜徉、奔跑，闯出五彩斑斓的天地。他在他的文学之路上不断修行，朝着心中的朝圣之地奋力前行，用炽热的心告诉读者：原来信仰可以这么美。

愿他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作者简介】吕佳蒙，硕士研究生，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侯颖，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周荣）

①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第14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