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与杂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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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杂纂这一文体，虽不符合现代小说的文体规范，但在古代，却一直被认为是隶属于小说的，是符合古代文言小说概念的独特的文体之一。《聊斋志异》中，有两篇作品中引入了杂纂这种文体，显示出对杂纂这一文体的继承与发展，也充分体现了《聊斋志异》集文言小说之大成的特色。
关键词：聊斋志异；杂纂；继承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712(2011)01－0013－08
《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集大成之作，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是，这里所说的小说，却往往是以现今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文体来作为参照物的。我们现在所说的小说，须有人物形象，有故事情节，有场景描述等等。但在中国古代，小说这一文体概念的外延极为宽广，它还包含着许多并没有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且现代人并不认为是小说的一些文体。对这些文体，《聊斋志异》也多有继承和发展。杂纂就是其中的一种。
《聊斋志异》中有两篇作品涉及到杂纂。一篇是《沂水秀才》，一篇是《阿宝》。
《沂水秀才》一篇，篇幅很简短，原文如下：
沂水某秀才，课业山中。夜有二美人入，含笑不言，各以长袖拂榻，相将坐，衣软无声。少间，一美人起，以白绫巾展几上，上有草书三四行，亦未尝审其何词。一美人置白金一铤，可三四两许；秀才掇内袖中。美人取巾，握手笑出，曰：“俗不可耐!”秀才扪金，则乌有矣。
丽人在坐，投以芳泽，置不顾；而金是取，是乞儿相也，尚可耐哉!狐子可儿，雅态可想。友人言此，并思不可耐事，附志之：对酸俗客。市井人作文语。富贵态状。秀才装名士。信口谎言不掩。揖坐苦让上下。任憨儿登筵抓肴果。财奴哭穷。歪诗文强人观听。醉人歪缠。旁观谄态。语次频称贵戚。歪科甲谈时文。假人余威装模样。体气苦逼人语。汉人作满洲调。市井恶谑。《聊斋志异》中的《阿宝》篇末有一段“集痴类十”，原文如下：
集痴类十：“窖镪食贫，对客辄夸儿慧，爱儿不忍教读，讳病恐人知，出资赚人嫖，窃赴饮会赚人赌，倩人作文欺父兄，父子帐目太清，家庭用机械，喜子弟善赌。”
《沂水秀才》最后“附志之”的“不可耐事”一段与《阿宝》篇末的“集痴类十”一段，即为古代的杂纂这一文体格式。
杂纂是古代源远流长的一种文体。其来源虽然现在尚不是很确定，但其起源应该是比较早的。赵景深先生曾经考证到，东晋裴启的古小说集《语林》有一条云：“桓玄字信道，沛国龙元人也，晋时为郡公，与荆州刺史殷仲堪话次，二人……危言，玄日，‘矛头淅米剑头炊，百岁老翁攀枯枝。’堪曰：‘井上辘轳卧小儿。’晋末安帝时人。”对此，赵先生认为：“……这一节可以算是《杂纂》的始祖了。”
最早成为一种独立的杂纂文体的作品，当是唐代的《义山杂纂》，或称《李义山杂纂》，或直接称为《杂纂》。李义山，一般认为即是晚唐的李商隐。李商隐(约公元813－858)，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在中国文学史上，李商隐以“咏史”、“无题”诗著名，他因牛、李党争的连累，受到排挤而潦倒终生。其撰《杂纂》或同其境遇有关，然具体撰于何年、何地，却未能确考。鲁迅先生在提到《义山杂纂》时，还对作者提出了质疑：“中和年间有李就今，字衮求，为临晋令，亦号义山，能诗。初举时恒游倡家，见孙綮《北里志》。则《杂纂》之作，或出此人，未必定属商隐，然他无显证，未能定也。”但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仍认为《义山杂纂》的作者为李商隐较为妥当。
《义山杂纂》，“书皆集俚俗常谈鄙事，以类相从，虽止于琐缀，而颇亦穿世务之幽隐，盖不特聊资笑噱而已。”它一共分为四十四个条目，每一条目之下汇聚了一些与这一条目含义相关的句子，而这些句子往往是对现实生活中一些事情或现象的简要概括，具有较强的警示或启示作用。如《必不来》：“穷措大唤妓女。醉客逃席。把棒唤狗。客作偷物请假。追王侯家人。”又如《煞风景》：“松下喝道。看花泪下。苔上铺席。斫却垂杨。花下晒棍。游春重载。石笋系马。月下把火。步行将军。背山起高楼。果园种菜。花架下养鸡鸭。妓筵说俗事。”再如《养男训诲》：“一目习祖业。二立言不回。三知礼义廉耻。四精修六艺。五谈对明敏。六知尊卑威仪。七忠良恭俭。八孝敬慈惠。九博学广览。十与贤者交游。十一不事嬉游。十二有守。十三遇事有知识。”
《义山杂纂》问世之后，颇受到后世一些文人的关注。从唐至清，现已陆续发现了六种《义山杂纂》的续作、仿作，它们分别是：宋代王君玉的《杂纂续》、苏轼的《杂纂二续》，明代黄允交的《杂纂三续》，清代康熙年间石成金的《纂得确》、韦光黻的《杂纂新续》以及顾禄的《广杂纂》。这七种作品，内容、体例及格调大体一致，一脉相承，在古代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文体形式。后人借用他们的书名，称这种文体为“杂纂”。
杂纂不仅作为独立的一种文体形式受到古代文人的重视，而且也融进了其他的一些文体中，成为它们的有机组成部分。除了上引《聊斋志异》中的两例外，其他小说中也多有这种现象。如明末话本小说集《欢喜冤家》第二十回《杨玉京假恤孤怜寡》，写大骗子杨玉京，书房里摆得却十分雅致，香炉、花瓶、瑶琴、古剑，无所不有，四壁张挂的都是精致的楷书书法，上面所写的均是杂纂的内容，分为“书画金汤善趣”、“恶魔”、“落劫”、“宜称十二事”、“屈辱十八事”、“闲人忙事”、“得人惜二十七事”、“败人意九十事”、“杀风景四十八事”九条，洋洋洒洒，有一千四五百字。优雅的摆设装饰以及清谈韵语，和其主人骗财骗色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揭露了杨玉京的虚伪与奸诈。如果没有这些雅物、雅语的反衬，杨玉京这一骗子形象就不会这么丰满生动。
那么，杂纂应该属于那一类文体呢?它与小说有何关系?因为杂纂的内容只是一些类似格言警句的语句的辑录，并没有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和今人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相去甚远，故而现代的研究者多称之为古代笔记小品，也有的直接称之为语录体或格言体。但在古代的有关文献中，却多把它列入小说家类，因为杂纂的内容与古人所谓的“丛残小语”的小说观念正好吻合。《义山杂纂》，最早著录于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入子部小说家类，一卷，并云：“唐李商隐义山撰。俚俗常谈鄙事，可资戏笑，以类相从。今世所称‘杀风景’，盖出于此。又有别本稍多，皆后人附益。”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也将其录入小说家类，并引巽严李氏日：“用诸酒杯流行之际，可谓善谑。其言虽不雅驯，然所诃诮多中俗病。闻者或足以为戒。不但为笑也。”《宋史·艺文志》小说家类，同时著录有李商隐《杂纂》一卷和李义山《杂藁》一卷，通常疑为一书。另外，古代著名的一些文言小说集如《说郛》、《古今说海》、《唐人说荟》、《五朝小说大观》等也多收录此书。《杂纂续》和《杂纂二续》也均收录于《说郛》、《五朝小说》、《五朝小说大观》、《古今说海》等多种古代文言小说集。《杂纂三续》，收录
于《明人百家小说一百八种》、《续说郛》、《五朝小说》、《五朝小说大观》、《古今说海》等古代文言小说集。清代的三种杂纂《纂得确》、《杂纂新续》以及《广杂纂》也是被当成小说来看待。近现代的古代小说研究者也有将杂纂这种文体归入文言小说一类的，如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第十篇将《义山杂纂》及其仿作列为“杂俎”，宁稼雨先生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也将它们列入古代杂俎小说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文言小说的《聊斋志异》和杂纂这一文体有着极为密切的血缘关系，它们同为文言小说这一大家族中的成员。《聊斋志异》对杂纂这一文体的吸收，实际上是对古代丰富多彩的文言小说文体形式的继承和发展，是其集文言小说之大成的具体表现。
《聊斋志异》不仅在小说的文体形式上对杂纂有所继承和发展，而且在具体的条目和内容上也多有继承和发展。
《聊斋志异》中所涉及到的杂纂条目虽然只有两类，即“不可耐事”和“痴类”，但这两类条目在古代的杂纂作品中却常常可以见到。
“不可耐事”：如《义山杂纂》中有《煞风景》、《难容》、《不达时宜》、《少知尘俗》，《杂纂续》中有《凡恶》、《不数料》、《难忍耐》，《杂纂二续》中有《叵耐》，《杂纂三续》中有《杀风景》、《闷损人》、《叵耐》、《强陪奉》、《不达时宜》，《杂纂新续》中有《过不得》、《难忍耐》等。这些均是与“不可耐”意义相近的一些条目。
“痴类”：如《义山杂纂》中有《无所知》、《痴顽》、《愚昧》、《时人渐癫狂》，《杂纂续》中有《左科》等。这些则是与“痴类”意义相近的一些条目。
《聊斋志异》中的两类条目和传统的杂纂相比，也有自己的特色。如：传统杂纂中的“不可耐事”，所包含的范围比较宽泛，涉及面广，而蒲松龄所列的“不可耐事”则是集中于一个“俗”字，而且是与《沂水秀才》正文的内容密切相关的。如果说，正文所描述的故事只是一个点的话，那么，附录部分就是面。作品是以点带面，在让读者初识了沂水秀才的“俗不可耐”之后，又通过附录的十七则其它“俗不可耐”之事，为读者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联想空间，使得这篇简短的文言小说的内涵更为丰厚，让人读了以后回味无穷。
在条目之下的具体内容上，《聊斋志异》对前代的杂纂也多有相承之处：
“对酸俗客”，类似于：《义山杂纂·不可过》中的“对粗俗人久坐”，《杂纂三续·闷损人》中的“遇村老诉家务”、“陪俗士久谭”等。
“市井人作文语”，类似于：《义山杂纂·难容》中的“吏人学文语”、“仆人学措大体段”，《杂纂三续·难理会》中的“谬汉做文章”，《劝不得》中的“俗汉作诗”等。
“富贵态状”，类似于：《义山杂纂·无所知》中的“家贫学人富”，《痴顽》中的“家贫强作富贵相”，《纂得确·定然贫》中的“学富贵人家体面”等。
“旁观谄态”，类似于：《杂纂三续·俄模样》中的“谄吏遇上司”等。
“醉人歪缠”，类似于：《义山杂纂·闷损人》中的“被醉人缠住不放”，《杂纂二续·强陪奉》中的“不饮酒见醉汉”等。
“任憨儿登筵抓肴果”，类似于：《义山杂纂·不达时宜》中的“将男女赴筵”等。
“市井恶谑”，类似于：《义山杂纂·不忍闻》中的“市井秽语”，《杂纂三续·恶模样》中的“学市井声态”等。
“歪科甲谈时文”，类似于：《杂纂三续·叵耐》中的“庸人弹射文章”，《旁不忿》中的“谬汉讥驳好诗文”，《不达时宜》中的“强评前辈文字”等。
“语次频称贵戚”，类似于：《杂纂续·凡恶》中的“说大官是亲情”，《杂纂三续·不识羞》中的“倚亲族贵势凌人”，《杂纂新续·不识羞》中的“拉富贵作亲戚”，《纂得确·坏模样》中的“乱认富贵人为亲友”，《定然贫》中的“攀高贵亲友”等。
“爱儿不忍教读”，类似于：《义山杂纂·枉屈》中的“男女长成不教”，《杂纂三续·少道理》中的“纵子弟游闲”等。
“倩人作文欺父兄”，类似于：《杂纂三续·未足信》中的“子弟向父兄言勤学”等。
“家庭用机械”，类似于：《义山杂纂·须贫》中的“多作淫巧”等。
“喜子弟善赌”，类似于：《杂纂续·少思算》中的“痴儿使爷钱”、“借钱当赌”等。…
当然，《聊斋志异》中的杂纂部分也有体现作者所处时代鲜明特色的一些内容。
如“汉人做满洲调”。何为“满洲调”?分析者说法不同，我想应该是指当时带有浓厚的满洲语口音的官方话吧。“汉人做满洲调”，是指汉人模仿满洲人的腔调说官话，以显示自己高人一等。这就像现今内地人模仿港台腔一样。蒲松龄认为这是一种装腔作势的酸俗之举。
现今保留的蒲松龄的一幅画像，其上有蒲松龄亲笔题跋两则，其一为：“癸巳九月，筠嘱江南朱湘鳞为余肖此像，作世俗装，实非本意。恐为百世后所怪笑也。松龄又志”。“作世俗装”，是指画中的蒲松龄着清代生员衣顶一事。蒲松龄认为，留下这样一幅服饰打扮的画像，会被后人讥笑。
“做满洲调”，“作世俗装”，相互映衬，可以看出蒲松龄对当时一些庸俗世风的态度。
又如“市井恶谑”一句，也反映了蒲松龄对当时恶俗世风的看法。蒲松龄对一些恶俗世风十分厌恶，在《聊斋志异》中有不少篇章表现了对恶俗世风的讽刺劝诫，如《霍生》、《戏缢》等。
蒲松龄的杂文《为人要则》中，有“戒戏”一则，原文如下：
《诗》云：“朋友攸摄，摄以威仪。”盖友必敬，而始能久。每见今之交好者相逢，嘲骂喧阗，满屋鄙俚之语，不堪听闻。彼轻之，我重之，彼重之，我益甚之，卒之激羞成怒，衔怨不解，遂有以数十年童稚之交，一旦而成切齿之恨者，岂不可笑之甚哉!市井之词，固涉恶道，尖巧之语，亦属轻薄。一笑哄堂，自觉快意，不知人能胜我，则反复益苦，人不能胜我，则惭恨不解。以此为戒，不惟交道可全，亦免祸之一端也。印证“戒戏”以及《戏缢》、《霍生》等内容，可以看到，“市井恶谑”虽是《沂水秀才》中简单的一个词语，但却包含着蒲松龄对世俗民风的极大关注以及丰富的教育思想。
《聊斋志异》中对杂纂的引入，显示出蒲松龄对古代小说丰富多彩的文体形态的熟谙和创造性的运用与发展。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蒲松龄能够以一人之一部作品引领清代文言小说的创作走向高潮，使古代源远流长的文言小说在唐代出现第一次创作高潮并经宋元的极度衰竭之后，在清代重现其创作的辉煌，原因固然很多，但天才作家的出现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却是绝对不能令人忽视的。
(责任编辑 魏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