黏了福米加塑料贴片的桌面
时间：2021-02-27 07:54:4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柯蒂斯·拉多慢慢从床上爬起，扯了扯身上那件打皱的卡其布衬衫，然后走进厨房，一边打着哈欠，一边用双手搔着后脑。他在一张桌腿镀铬的小餐桌旁坐下，他注意到炉灶上并没有锅罐炖煮食物时发出的轻轻沸腾声，空气中也没有咖啡的香味在漂浮。他的目光落到黏了福米加塑料贴片的桌面上，看见上面有一张留言条。“我已经受够了。”纸条上这样写，他认出这是他妻子的字迹。他站起来，摇摇撞撞地推开生锈的纱门，走进后院察看妻子那辆一九六九年出产的都灵，但车子已经不见了。他注视卵石铺就的车道，车道上空空的，他自言自语地说：“这究竟怎么啦？”
这是美国作家蒂姆·高特罗在短篇小说《合法偷窃》中写下的第一段。
我想，有时候对一位作家履历的关注，还是很有必要的，这也许有益于我们更好地打量其作品，更接近其作品风格形成的某些缘由。那么，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小说家：蒂姆·高特罗生于一九四七年，如今已是七十岁的老先生。他在东南路易斯安那大学教授写作三十年，退休后继续担任该校驻校作家。 高特罗的短篇小说见于《纽约客》《大西洋月刊》《哈珀斯》《GQ》等刊物和各种选集，短篇集《与孩子粘在一起》被《纽约时报》评选为年度重要图书。 一九九九年，长篇小说《下一个舞步》获得“东南书商协会奖”。《林中空地》获得了一九九九年“南方独立书商协会奖”，二〇〇三年“中南部独立书商协会奖”。二〇〇五年，他获得约翰·多斯·帕索斯奖。《错过》被认为是他迄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
从这份作家的简介中我们能看出些什么？当然，对于那些奖项，大可不必过分瞩目（想一想我们如今也多如牛毛的文学奖项吧，译介出去，想来老外们也未必在乎印在作者简介里的“某某某文学奖”吧），这么说，并不是想轻慢高特罗的文学成就，是说，如今能够有效传达一个作家基本信息的那些“冠冕”，实际上并不算很多。倒是《纽约客》《大西洋月刊》这些名头还有些说服力，无论如何，它们有口皆碑，是所谓的业内名刊。稍微想象一下这几本名刊的风格，我们就能够大约猜度出这位小说家会是哪路调调了。不错，那是纳博科夫、海明威的调调，是塞林格、卡佛的调调，这个名单可以开得很长，结论却只能有一个——那不大会是我们文学期刊上如今大面积充斥着的调调。这么说同样也无关高下，不过是在陈述一种现象。除去以上种种，这份简介能够给予我的唯一的有效信息，则是小说家在大学执教写作三十年的这个事实。在我看来，作家的这个履历，颇能透视其写作的一些玄机，这就像是从谜团中找到了重大的线索。
一个半生以“教授写作”为业的小说家，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呢？对，不出意外的话，他会写出“教科书”一般的作品。高特罗的长篇我还没有读到过，我手头的这本短篇小说集《死水恶波》是“短经典”丛书中的一本（没错，又是“短经典”），而在我看来，短篇小说大约是最适合用来进行写作课教学的文本了，它的体量很像适于放在生物课上解剖的兔子——你没法想象生物课上老师会当众给我们肢解一头狮子。我甚至要如此猜度：写作课教授高特罗先生的这些短篇，多半会是他一边备课一边写出来的，至少，他会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落实他在课堂上传授的那些“东西”吧，他要以此来佐证和强调，从而证明给自己的学生看，喏，照我教的来，就会达成这样的效果。而他传授的那些“东西”，一般而言，我们会将其称之为“技术”。
长篇小说需要技术吗？这并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可短篇小说的技术问题，用“不值得讨论”似乎敷衍不过去。也许，毋宁说，短篇小说本来就是一个“技术问题”。我以为，任何专业拿到大学里去讲授，根本还是在于其“技术”的可传递性，那种过度想象大学乃是赋予人“情怀”的认识，到底只是浪漫主义的愿景。所以，短篇小说的写作，是可以、也应当成为大学里教授的一门学问。
这样就又回到了一个老话题——写作是可以教会的吗（当然，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文学写作，公文写作就不用说了）？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一九三六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创立了第一个创意写作工作坊，至今全美已经拥有超过七百二十个创意写作系统，几乎都是由仍在创作中的作家们担任教职，被称之为“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对当代作家最大的文学支持体系”。据说这个每年由政府投入两亿美金的巨型合作体，“为美国今日的社会文化奠定了重要基础”，其受益者，不乏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同胞作家：白先勇、严歌苓、哈金……
去国多年的哈金好像也说过类似这样的狠话：如今在美国，不经过创意写作课程的训练而想成为一个作家，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此言不虚，我等要去美国从业，可能都得重新走进大学去回回炉。好在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样的门槛，一众同侪想怎么干便怎么干，写得颇为酣畅自由。但我还是觉得，即便各有各的路数，多一些参考总不是坏事。我们没法去东南路易斯安那大学从学于高特罗教授，至少还可以把他的短篇小说当作教案来读一读。
那么，让我们重新回到《合法偷窃》这个短篇的头一段。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将这个开头一字不落地复述一遍，完全是因为从这一个段落里，你大致便能领教高特罗教授的全部写作密码。不错，初读之下，你不会觉得这个段落有什么特异之处，它压根没法和那些著名的开头相匹敌，它在“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这样的开头面前，老实得就像一个刚进城的农民。甚至，它还显得有些笨手笨脚，犹如一个记日子的初中生写在作业本上的句子。可是且慢，如果我们真的是以一种偷窥先生教案的态度在读这一段话，你就会慢慢咂摸出一些意思。
以这样的态度，我首先设想了自己会怎样写这个开头。其实简单，我极有可能精简句子，被我省略掉的，大约会是“打皱的卡其布” “桌腿镀铬的” “黏了福米加塑料贴片的”这几组定语。为什么呢？当然，我可以傲慢地将之称为某种“凝练”的风格追求使然——可真的是这样吗？认真想下去，我不得不承认，这种“凝练”，更多地，也许不过是源于我的懒惰，说得更为严厉一些，那还有可能是源于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无能。
一个初中生写作文的时候，都自发地要去认真交代笔下世界的具体面貌，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习焉不察地省略了这个世界诸般的定语，只将一切抽象为“衬衫” “小餐桌”和“桌面”？当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简省”，工作态度是不是必然会倒向某种危险的“概念化”？——万象仅仅是某种“概念性的存在”，它们在我们的头脑中并不及物，桌子仅仅是一张桌子，它没有生产与流转的过程，不是被售卖或者自制的，它没有被使用的痕迹，就像是凭空长出来的，无端端地，只是因为我们虚构的需要而摆在了我们的句子里。
这么做不草率吗？草率不会导致空洞吗？
当小说家高特罗清楚地写下“他在一张桌腿镀铬的小餐桌旁坐下”时，某种写作的伦理由是显现。那几乎就是人类使用文字以来始终都理应贯彻的根本性动机——首先将所见之“实相”用文字固定下来。这恐怕才是一切“虚构”的基石。明白了这一点，你会发现，原来一张“桌腿镀铬的”小餐桌要比孤零零的“小餐桌”可靠得多，前者是具有可视感乃至实用性的，而后者，不过是一个词。“桌腿镀铬”由此在小说中具备了怎么强调都不算过分的意义，它使得小说这样的“假东西”成为了“真存在”。然而，如今不仅仅是写作者的笔容易从这样的定语前滑过，阅读者的眼睛多半也会从它们身上溜走，我们共同地草率着，像是达成了一个将世界最大程度概念化的共谋，我们只需要知道那个心领神会的“桌子”就够了，我们不约而同地不再怀有那种对世界的基本的好奇。
那么，还读小说干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小说难道不就是令我们变得耐心一些、变得像一个刚进城的农民或者初中生一般笨手笨脚的东西吗？
这么说也许苛刻了。无论读与写，我如今也都犯着同样的毛病。我得承认，当我第一遍阅读这个开头的时候，眼睛也有如滑在冰面上，尽管“桌腿镀铬”令我的眼睛稍微趔趄了一下，但我还是平滑地掠过了“打皱的卡其布衬衫” “生锈的纱门” “一九六九年出产的都灵”和“卵石铺就的车道”。真正促使我重新将其又读了一遍的，是“黏了福米加塑料贴片的桌面”这个句子。显而易见，这组词格外不在我的经验之内。它特殊的音韵令我感到了陌生，于是，习焉不察的草率阅读遭到了阻击，就像在车上昏昏欲睡的人突然被颠簸了一下那样。
什么是“福米加塑料贴片”呢？仔细打量这组词，人的好奇便被唤醒了。这个时候，我想我是打起精神了，开始以一个小说学徒的态度偷窥起写作课教授的教案。高特罗先生这样写，真的有必要吗？那张桌面，不黏着“福米加塑料贴片”又怎样呢？好像也无关痛痒嘛。不不不，原来它必须黏着这种玩意儿，否则，这位小说家便丧失了全部的手段。
《死水恶波》是高特罗的首部短篇小说集，一共收录了十二个短篇，“背景主要设置在路易斯安那州农村，描述了日常生活抵达崩溃边缘的男男女女，在那一刻，常规让位于危机和天翻地覆：一个酒醉的火车司机制造了一场灾难，一个父亲借来一架飞机追逐绑架他女儿的绑匪，一个年轻人爱上了收音机里的一个声音。风格幽默、悬疑、野蛮，饱含人性的力量。它是一个叙事大家第一部伟大的作品。”而凡此种种，其实都是通过这种“黏了福米加塑料贴片的桌面”的方式来完成的。在这本集子里，如此的手段比比皆是，我不过是信手摘出了这一段来做样本，用以说明我们能够通过怎样的“技术”来达到“饱含人性的力量”这样的效果。那当然不是在小说中泛泛而谈便能抵达的。当高特罗写醉酒的火车司机时，他笔下的诸般专业术语令你很难想象这不是一个火车司机所写下的；当高特罗写一个父亲借来一架飞机追逐绑架他女儿的绑匪时，“双子黄蜂串联辐射状引擎”这样的句子令你只能将其视为一个航空专家。这都是“黏了福米加塑料贴片的桌面”的方式，是优秀小说家那种“状物”的巨大能力和忠诚的写作态度，是它们，使得这本小说集成为了“一个叙事大家第一部伟大的作品”。
高特罗熟悉美国南方蓝领阶层和法人后裔的生活和文化，作品主要讲述这些人的故事。也有论者认为高特罗在这本小说集中“创造性还没发挥出来”，因为“南方文学的特点是夸张，不论是它的阴郁，它笔下人物的极端，它环境的严苛，它情节的跌宕，都有把常态人生浓缩的偏执，作家们喜欢让压缩饼干跳舞，这既满足了叙事曲折的市场需求，又满足了隐喻和假装有内涵的专业需求。当然，也要付出代价，就是人物要么太面具化，要么太含混。这种小说很难写出人物性格的变化来，坏人必须永远坏，并致力于将坏的水准发扬光大，推向极致，他们比任何信徒都更虔诚，然而，当你开始为他的专业精神折服时，他的末日也就到了，作家会及时出面干掉他，让你在遗憾中钦佩写作的巧妙。”
不错，我部分赞同这样的观点，要说小说品相，这本集子的确难称上佳，但这位论者显然是在说小说的“情怀”，而我读完之后，已经立足于将高特罗视为一位称职的写作课教授了。所以我只想跟他学学“技术”，不想浪漫主义地跟他谈谈“情怀”。我几乎能够听到高特罗先生在写作课的课堂上一遍又一遍地、咆哮般地强调“黏了福米加塑料贴片的桌面！黏了福米加塑料贴片的桌面！”是的，他这是在传授一门重要的小说技术——在你写的时候，尽量耐心一点，为此你要学会认真观察事物（它们绝对不是冗笔），你得显得专业一点，好像自己动手往桌子上黏过一种叫做“福米加塑料贴片”的玩意儿似的，你要是想写肇事的火车司机，你就得知道他们鸣响汽笛时按的是哪块按钮，而当你想出开飞机解救女儿这样的好点子时，你立刻就得先去研究一下飞机的螺旋桨大致怎么才能驱动起来。当这一切都被满足后，老实说，你想要写得很差，大概都不太容易了。
因为“黏了福米加塑料贴片的桌面”，我还专门上网查了一下。感谢“度娘”，它让我知道了那是一种合成树脂，一种坚硬的被锻压出来的表面材料，而且我还获得了新的知识——原来，人类研制第一块鼠标垫时便使用了它。这些知识的获得，对于一个小说家无比重要，也许下一次我便会用在自己的写作中，从而令自己能够“很像那么一回事”地去充分地虚构。
这就是我们能够通过一本短篇小说集所学到的东西。我想说的是，一定不要低估“技术”，甚至，我也想跟高特罗教授在课堂上咆哮一样，多重复几遍这个观点。但是且慢，文学之事之所以难以谈论，正在于它的复杂，当我们强调某一方面时，往往便可能矮化了另一面，于是谬误随之出现。恰好，有关小说的“技术”，我在刚刚写完新的短篇后，和批评家黄德海有过这样的一番讨论：
黄德海：这里我们稍稍绕出来一下，谈谈“怎么写”的问题。怎么写，正是写作的奥义，这句话最容易引起的误解是，不用管写什么，只要在技术上做文章就行了。我老觉得这里有个很大的问题，很容易引起误解。你来说说对这个“怎么写”的较完整的理解？
弋舟：的确，轻易地讨论技术风险太大，如果不是在跟你聊，我一定会躲避这样的表述，至少我会谨慎得多。但是事情真的有这么复杂吗？我看可能也未必。那些认为只要在技术上做文章就可以了的，去设想一下实验室吧，一个幼稚园的孩子，做得了那些复杂的实验吗？学得会吗？操作的时候弄出事故比弄出成果的几率不是一目了然的更大吗？“怎么写”的背面，是那个“写”的人，而这个人的基本面，决定了他将在怎样的立场和水准上去演练自己的技术，“床前明月光”这样的技术，背后站着的是李白，这难道不是一个常识吗？
黄德海：有意思的是，知道常识的，往往是那些优秀的写作者。两个山巅之间的最短距离，是横跨过去，但你得有足够长的腿。写作这件事，可以归结到只是怎么写这一条，但你得先优秀到可以谈论怎么写的程度才行。
我不知道我们把这个问题谈明白了没有——可能还是没有。这个时候，我还是建议大家毋宁变得笨手笨脚一些，即便像一个初中生又如何呢？《波士顿凤凰报》这样评价《死水恶波》这本集子的作者：高特罗是个优秀的叙述者，不比美国任何一个写短篇的差。那么我们先放下“情怀”，就跟这位教授先学学“叙述”吧，学学他怎么在小说里黏了福米加塑料贴片，真要学到手了，没准也会不比中国任何一个写短篇的差。
责任编辑：易清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