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地饥荒

　 致命的饥荒(上)

　—— 《最后的国会》系列

　 HYPERLINK "/user/lidelin" \l "af" 李德林?1月24日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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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政王载沣）

　摄政王载沣阴沉着脸，快速地翻动柯劭忞的密折。

　“乡民死于枪炮，死于骚扰，及妇女之死奸淫者，不可胜计。”资政院预备国会议员柯劭忞在密折中言辞激烈，山东莱阳万民暴动，皇帝的常备军和巡抚孙宝琦的巡防军血洗了莱阳九里河、柏林庄、马山埠等村，屠杀乡民千余人。为防村民反弹，皇帝和巡抚的军队分驻各村庄巡防。没想到皇帝的军队和巡抚的军队在马连庄、姚山一带肆意奸淫抢掠，焚毁房屋八百余间，农民只能“露宿风餐，靡所栖止”，“老幼男女，嗷嗷如鸿，饿殍蔽野 ”。

　1910年春，莱阳“三月陨霜，杀麦殆尽”，农民“缺食者十之八九”，粮商囤积粮食，“麦子一斗，三千三百文”，“粮价昂贵，为数十年未有”。饥民人心惶惶，民众提议多年存储的社仓积谷赈济饥民，没想到“积谷经城绅管理后，早经变价，现只存四千吊，余皆无有 ”，相反嘲辱前来提粮的饥民。柏林庄曲诗文兄弟联合永庄社长于祝三及各村代表在莱阳城西北的唐家庵秘密集会，成立“联庄会”，向控制莱阳县自治公所的县城士绅们追讨积谷。

　莱阳“士商者盖十二、三”，县内“无千亩之家，百亩之家即称富有”。光绪皇帝昭告天下推行宪政改革，莱阳县设学堂、办巡警，搞地方自治，王圻、于赞扬、张相谟为首的基层精英士绅垄断了地方自治公所。拥有秀才文凭的王圻是莱阳首富，在县城开设钱庄，其堂兄王垿位居法部侍郎，县令朱槐之叫王圻“五叔”。于赞扬开钱庄、控讼案，同朱槐之私交甚密，人称“于二知县”。张相谟是朱槐之问策地方政务的密友。

　宪政改革的春风吹到莱阳城时，县令朱槐之以地方自治之名，对全县的钱粮管理进行“改制”，财政款项存于王圻、于赞扬为首的自治公所绅董们开设的私人钱庄。县令的巡警队奔走于四乡催收苛捐杂税，巡警们每向自治精英们的钱庄存入一万两税银，“朱槐之从中抽取一千五百两”。宪政改革成了基层精英们“私有化”公权力的盛宴，他们“假借公威为欺辱私人之计”，“巧立名目为侵蚀肥己之谋”，令民众负担“骤增至数十倍 ”。

　莱阳积谷起于1876年，当时莱阳全境大旱，饥民“道殣相望”。到了1880年，莱阳丰收，于祝三的父亲、永庄社长于春令倡议各乡社储存积谷以备灾荒。1883年，于赞扬、张相谟为首的莱阳县城士绅经县令批准，将各村社的积谷全部提取到城里的书院统一存放。1886年，县令决定变卖发霉变质谷物，以钱抵谷，存储备荒。积谷款存到王圻、于赞扬他们的私人钱庄。

　1910年的灾荒一出，莱阳饥民塞道。1910年5月21日一大早，当曲诗文带领千名饥民向王圻他们讨要谷款时，事先得到消息的王圻藏匿，饥民们只有到县衙同县令朱槐之交涉。面对黑压压的饥民，朱槐之允诺十日之内给饥民一个交代。饥民退去，朱槐之立即向山东巡抚孙宝琦“飞禀请兵”，谎称饥民“聚众来城混闹”，“必有人煽惑”，“非拿办首要，不足以儆将来”。朱县令请求巡抚“速拨步队两哨到莱暂驻，以资镇摄 ”。

　朱槐之请兵密电发给巡抚后，对饥民之情置之不顾。十日期限一到，饥民再次在莱阳城西郊九里河一带集合。主管学堂的张相谟给朱槐之献策，可以兴学之名一次性划拨庙产以解燃眉之急。朱槐之立即以政府公文晓谕全县，“凡庙产概提三成兴学”，以后不再另征庙捐。衙役们张贴告示还没有回到县衙，七百多名僧、道、尼围住了县衙，向朱槐之索要已拨缴教育会的庙捐，保证以后不再提缴庙产。面对愤怒的佛道之徒，朱槐之被迫在大路庙主持隆歆和尚草拟的手谕稿上署名盖章。

　僧、道、尼散去，气急败坏的朱槐之招王圻、张相谟为首的士绅精英密商对策。没有了庙产应急，无论是县衙还是主导新政的自治公所，根本拿不出钱粮来赈济饥民。王圻、张相谟担心饥民围攻他们的钱庄，他们认定隆歆和尚鼓动佛道之徒围攻县衙背后是曲诗文唆使，只要拿下主谋曲诗文，饥民之危险可解。朱槐之再度密电孙宝琦，认定5月21日的饥民围攻县衙同佛道之徒围攻为曲诗文等人操纵，民众“假借求赈为名大闹公堂谋反 ”。

　饥民见官府赈济之事毫无动静，再次聚集将县城形成半包围之势。情急之下，朱槐之将积谷之事推向王圻为首的县城士绅，“官实不知”，饥民们对垄断基层公共行政之权的县城士绅们恨之入骨。6月11日，数千饥民焚烧了王圻同族、巡警局董王景岳的老家。当天，不少村庄的大户房舍被饥民焚毁，财产被哄抢。朱槐之担心饥民进城，紧闭城门。朱县令万万没有想到，九里河一带的饥民越来越多，数万饥民经夜不散。

　6月24日，巡抚孙宝琦以“主莱事不善”撤了朱槐之，新县令奎保坚决法办曲诗文等祸首 。6月29日，候补道员杨耀林奉孙宝琦之名带领百名步兵抵达莱阳。巡抚的军队抵达莱阳城后开始秘密搜捕曲诗文。曲诗文得到情报逃到马连庄。巡抚的军队在搜捕的途中“乘夜沿户搜查，实以济其奸淫抢掠”，在马连庄将告密者乱枪击毙。村民见状立即鸣锣撞寺钟，“兵以为埋伏，开枪轰击，乡民伤四、五十人，死七人 ”。

　巡抚的小股部队退回莱阳城后，杨耀林给孙宝琦急电：“曲诗文四面聚乱民甚众，已是距城仅三、四里，截阻搜翻，不通音信”，“莱事万急，速多派兵来”。同时，法部侍郎王垿的急电送到了孙宝琦的手上，“莱阳土匪焚掠甚獗，望速派兵妥办。”孙宝琦立即给王垿回电，“实属目无法纪，已飞饬认真拿办 。”孙宝琦以“莱民抗拒新政倡乱，勾结匪党滋事”之名，命令登莱镇总兵李安堂率部下营兵前往莱阳镇压。

　孙宝琦秘派泰安知县张学宽到莱阳查办民变一案，张学宽一到莱阳，发现马连庄兵祸“轰击淫掠”后，“人人自危”，“合境皆动公愤”，数十万乡民聚集九里河“翼图自保”。张学宽给孙宝琦的报告中写道：“贼踪遍地，行人已断。”孙宝琦立即向陆军部急电，“商军部酌拨五镇军队。”同时，摄政王载沣收到了直隶总督陈夔龙对莱阳民变调查的密折。

　身为山东巡抚的上级，陈夔龙已经派员赴莱阳调查，陈夔龙在密折中写道，“莱阳则由绅民相仇，积怨生变，曲士文劫杀官兵，围困城池。”摄政王看到这里，在密折上朱批“罪不容诛”四个大字。在给内阁的谕旨中，摄政王认为“曲诗文与其弟曲桂舟均非善类，曲诗文尤为此案罪魁”，下令山东巡抚孙宝琦派兵弹压，“严拏务获 ”。陆军部批准了孙宝琦的调兵请求，调拨驻守山东的新军第五镇第十协统领叶长盛率领常备军两千余人及炮四尊，从济南经胶济铁路赶赴莱阳，一同进剿。

　饥民听闻皇帝的军队将至，“益愤，麋集亦愈众”。

　守城的巡抚军队“谓其攻城，开枪射击”。民不惧死，何以死吓之？愤怒的民众面对枪林弹雨毫不畏惧，“后至者负门板以往”。曲诗文听说后，“使人约束之，辄反对”。已经丧失公信力的政府彻底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孙宝琦派到莱阳调停的招远知县王荩臣被民众驱赶，王荩臣一声长叹：“倘不能示信于民，不为无以成功 。”

　民众拒绝政府的调停给了巡抚再次镇压的借口，李安堂下令炮击九里河，民众死伤无数，久久不愿散去。血洗九里河后，巡抚的军队同皇帝的军队在莱阳四处搜捕曲诗文。“官兵所过之村庄”，“财物则掠之，妇女则淫之，临去焚毁其屋”，“百无存一”。曲诗文的家乡柏林庄更是官军搜捕的重点，官军过后，整个柏林庄“片瓦寸草无存，村内外树上人民缢死者甚多，内河尸身填满，皮肉尽脱，白骨粼粼 ”。

　杨耀林的外甥在马连庄之战被民众击毙，杨耀林扬言不逮捕曲诗文誓不罢休。巡抚的军队为报复曲诗文，逮捕了莱阳县两百多名曲诗文的同姓同乡。为了祭奠外甥的亡魂，杨耀林下令将两名七十岁的老翁当众挖出心肝，摆在其外甥的灵前。在残酷的审讯过程中，曲诗文的同乡冠以“曲党”之名，除极少数有士绅关系的人被保释，其余的全部斩首。

　巡抚的军队忙着报复，皇帝的军队“趁乱邀功，纵兵杀掠”。眼见皇帝的军队大发横财，身为巡抚军队的指挥官，李安堂扬言，“既已得胜，不可不使兵少得彩头，以示奖励。”在指挥官的纵容下，巡抚的军队出城逐村搜刮。巡抚的军队发现除了“无人收埋”尸体，实在没有彩头可掠，见着妇女儿童就抓，转手贩卖。一时间，莱阳全境人心惶惶，“举家逃亡烟台者，络绎于途 。”

　“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是也 。”礼仪之邦的中国，“礼”一直是古代中国之“根本大法”，宫刑的出现一开始就是专门施行于淫乱犯者。满洲八旗入关，对奸淫者更是处以“绞监候”。当巡抚的军队和皇帝的军队肆意奸淫莱阳妇女，整个莱阳“鬼哭神泣，响彻街巷”，让本以愤怒的民众“执耰锄以为抵御”，聚众围城。舆论警告巡抚孙宝琦，“在鲁一日，则鲁民速死一日 ”，其“酷吏之肉，不足食矣”。

　山东省谘议局的议员们对皇帝和巡抚的军队相当失望，谘议局“代表舆论，兴利除弊，责有攸归”，以丁世峄、尚庆翰为首的议员觉得“忝居舆论代表地位，有所见不容坐视”。谘议局议长杨毓泗曾官居翰林院侍讲，听信官员和士绅的一面之词，提醒议员们莱阳民众是“志在谋叛”。杨毓泗大放厥词之前，王圻与王景岳之子王廷兰“带万金到省运动”，杨毓泗、议员孙丕承都收纳王氏家族重金。尚庆翰提醒杨毓泗，“仅绅耳，我辈不可据一面之词”，坚决主张派议员实地调查 。

　谘议局两派势力僵持不下，杨毓泗无奈派出两路议员进行实地调查。

　议员王志勋调查发现，莱阳民变领袖“曲诗文以六十老农，目不识丁，无势位富厚以为凭借，而能振臂一呼，从者数万，纵为私仇，岂无公愤”？莱阳“绅董积恶于前，官吏激变于后”。巡抚的军队抵达莱阳后，莱阳的民众是“强者毙于枪炮，弱者逃归田亩”，可是官兵“追击民众，弹毙无数”，调查组抵达莱阳后，“兵燹之痕犹存，伤心惨目，笔难缕述 ”。

　孙丕承的调查报告同王志勋大相径庭，“曲诗文赌棍，聚众抗捐，不应惩办官绅。”王志勋驳斥了孙丕承的报告，王景岳身为巡警局董，“私立公堂，吓诈相愚，栽赌罚款”，栽赃陷害曲诗文为赌棍。身为宪政改革的基层权力机构，莱阳县自治公所藏污纳垢，于赞扬“包揽讼词，开设福源钱庄，人呼兴讼局”，张相谟“帮闲助虐，城乡侧目”，王圻“霸卖土膏，垄断市利，穿凿义田，从怨闾里”。

　杨毓泗采信了孙丕承的调查结论，向孙宝琦进行了汇报。招远人孙丕承拥有贡生文凭，山东省成立咨议局时，孙丕承卖了80亩地，以请选民白吃“大卤面”为条件，拉票竞选成为省议员，人送外号“大卤面”。谘议局中鲁西七府62名议员形成“六二党”，同鲁东三府清流议员长期对峙。孙丕承能言善辩，深得杨毓泗信任，可随便拆阅谘议局文件，绰号“二秘书长”。加之孙丕承收受王氏家族重金，自然同杨毓泗站在统一战线上力挺官绅。

　尚庆翰、刘儒珍为首的六名鲁东三府议员指责孙宝琦不能秉公处理民变，袒护官兵，谘议局议长杨毓泗“违反议事规则，专制锻链，蹂躏和议机关”。六名议员批评杨毓泗“结党倾扎，剪除异己，早已胸有成竹，特借会场掩人耳目 ”，愤然辞去山东省谘议局议员之职。议员辞职后，舆论谴责巡抚、皇帝的军队指挥官“丧尽天良，残民邀功”，抨击孙宝琦“偏听浮言，张皇调兵，以致民怨愈深，乱结不解 ”。

　山东谘议局议员的辞职令旅京的山东官员、商人们错愕，山东政府当局之前的种种说辞皆为谎言。山东旅京各界在柯劭忞为首的官员的组织下行动起来，他们联络交通在京的山东官员、商人，同乡会成了组织的执行者。很快，同乡会组织了3000多名在京山东各界人士，在官员、商人的带领下到都察院请愿 。在舆论的压力之下，都察院无奈将山东旅京各界同乡的呈文送抵摄政王案头。

　舆论的关注让军队隐瞒莱阳兵祸的真相浮出水面。旅京山东同乡会在给摄政王的呈文中言辞激烈，批评皇帝和巡抚的军队之残暴，连占据胶州湾的德国军队都不如，“窃惟民至弱而不可犯，威制愈深，怨毒愈深”，“外人方诱吾民以仁，而我之官吏则以暴”；“外人方待吾民以信，而吾之官吏则以欺”；“外人之兵，专主保护，而吾之兵则横肆威虐”；“外人之兵矜恤俘虏，而吾之兵则草菅人命 ”。

　摄政王载沣下令孙宝琦奏对同乡会反映的问题，孙宝琦很快给摄政王进行了复奏，“查莱阳逆首曲诗文本系地方土棍，素行无赖，其弟曲桂舟曾在关东投充胡匪。”孙宝琦在道德上抹黑曲诗文的同时，将家人归为匪类，认定莱阳民变是“曲诗文蓄意逞乱，日图寻衅”。孙宝琦的复奏令舆论相当失望，舆论谴责孙宝琦“一死不足以谢莱人”，莱阳兵祸“官吏之罪状，可胜诛呼 ”？

　“吾闻之，国家养兵，以卫民也”，“吾国兵官，向例平匪而不足，殃民则有余，尤为吾兵之特色”。都察院同时还将山东旅京同乡会的《实地调查报告书》送到摄政王手上后，摄政王震惊于皇帝的军队在莱阳的暴行。鸦片战争之后，满洲八旗军队在列强军队面前如摧枯拉朽，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更是羞辱了慈禧太后，大清帝国开始改组陆军，现在皇帝的军队成了纵掠民众的凶徒。摄政王异常震怒。

　到底谁在撒谎？

　摄政王再次给孙宝琦下令“认真复查”，同时派御史王宝田赴莱阳实地调查。

　王宝田赴莱阳的路上，孙宝琦已经惊恐万分，他给摄政王载沣的电文中再次重申莱阳民变为士绅同民众的仇恨，以及县令朱槐之失信于民。皇帝和巡抚军队的暴行彻底激怒了民众，可事关皇帝的颜面和政府威信，孙宝琦极力掩饰军队的过失。在给摄政王的报告中，孙宝琦斥责报章“皆系得之传闻，不免言之过当”，以“如是属实，岂能掩人耳目 ”的含混之词来搪塞军队的暴行。

　孙宝琦以父荫任户部主事，后任军机处官报局局长。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孙宝琦跟随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逃亡西安。1901年任驻德、澳、法等国使馆随员。1902年，升任出使法国大臣。1907年，任出使德国大臣。1909年10月，在亲家、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的力荐之下，没有任何地方政务管理经验的孙宝琦出任山东巡抚。孙宝琦担心各地督抚弹劾莱阳民变，在王宝田调查还没有回京之前，通电全国各地的将军督抚。

　“登州府莱阳县逆匪曲诗文为首，四五月间，先后聚众入城，焚烧住户，要挟官长。”孙宝琦在给各地将军督抚的电文中，将莱阳民变的责任完全推到曲诗文的头上，将曲诗文抹黑成打家劫舍、聚众谋逆的凶恶之徒。皇帝和巡抚的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其公信力事关宪政改革前途，孙宝琦将军队血洗莱阳归咎于曲诗文的谋逆之众“竟敢开枪，公然为敌，传单逼胁良民，私铸军火，阻截文报，戕害官兵，攻扑城池 ”。

　王宝田给摄政王提交了一份截然相反的调查报告，以王圻、于赞扬、张相谟为首的士绅在推进宪政改革的过程中，将以前对基层政务间接的影响力转化成为直接的公权力，他们打着新政的旗号不断地扩张个人的利益，莱阳县自治公所的绅董们“假公济私，敛钱肥己”。莱阳的民众向王宝田哭诉，“如不设法抵抗，必至不能聊生 ”。

　宪政改革的顶层权力争夺已令年轻的摄政王焦头烂额，除了要整合皇族、中央的改革力量，还要同地方督抚们进行周旋。莱阳民变让摄政王惊出一身冷汗，宪政改革已经成了基层精英向公共行政领域渗透的通道，曾经的地方公共事务影响者摇身一变成为基层权力的拥有者，他们已经成了一个新兴的利益集团，无形地吸附在帝国公权力的最末端，长此以往将吸干基层改革的血，导致权力中枢呈现缺血状态。

　王宝田显然掐住了摄政王的七寸，他在报告中认定莱阳民变“皆抚臣措置乖方之所至”，孙宝琦“张皇调兵”，“恣睢暴戾，任令惨杀无辜”，“实属有负委任”，希望摄政王“请另派公正大员，认真查办，以雪民冤”。兵者，凶器也，国之大事。王宝田警告摄政王，“地方民变，从无轻用兵剿之事，以民与贼异，贼可诛，民不可诛也。至民忘其生，而致死于官，则忿毒已深，故兵民之战，愈胜愈酷，其祸必中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