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
时间：2020-07-06 04:01:1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钟岳文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道：“中国于各种学问，唯史学最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为最发达。”中国史籍范围之广、种类之多、内容之富、材料之详、史料价值之高，是举世罕见的。像《论语》《老子》《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重要典籍。细究起来，我国有着近三千年的史书编纂史，而且绵延不断。然而，关于史学理论的反思和系统总结，却直到唐代才真正出现，这就是刘知幾（jī）的《史通》。
《史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史，它首次对初唐以前的史学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总结和批评，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史学家刘知幾
刘知幾（661—721），字子玄，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唐高宗时期，卒于唐玄宗时期，一生经历了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五个皇帝，主要活动是在武则天时代。刘知幾生活的年代正好介于“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之间，政治制度的日趋完善，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的繁荣，给刘知幾的写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刘知幾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家学渊源深厚。从祖父刘胤之是知名学者和很有素养的史学家，他与唐初著名史家李百药是至交好友，李百药就是“二十四史”之一《北齐书》的作者。刘胤之在唐高祖武德年间任信都令，有良好的政声。唐高宗时期，调任著作郎，与当时著名史学家、国子祭酒令狐德棻等共同修撰国史和《贞观实录》。刘知幾的父亲刘藏器是一位正直贤能、才华出众的官员兼学者，擅长文章辞赋，文学、经学的造诣都很深厚，《全唐文》中收录了他的《恤刑》《刑法得失》和《往代为刑是非》等三篇对策，对政治得失颇有见解。刘知幾的长兄知柔、次兄知章也对他影响极大。尤其是长兄知柔，性格内向，勤俭朴实，喜清静，善辞章，担任过州长史、刺史、户部侍郎、国子司业、东都留守等职，死后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日文，他成为刘知幾治学、做人的榜样。
祖辈父辈的教诲，兄长的感召，以及整个家庭氛围的感染，使刘知幾自幼便喜欢诗赋，有很好的文笔。大约十一岁时，父亲便给他讲授《尚书》，希望他能精通此部经典，成为名家。但《尚书》的内容多为春秋以前史官记录的政府文件以及政治论文，语言深涩，枯燥难懂。刘知幾对此毫无兴趣，虽然父亲严格督教，仍没有什么长进。然而，当父亲给兄长们讲授《左传》时，刘知幾却很感兴趣，因而常常放下《尚书》去偷听;他被《左传》中精彩的历史故事和父亲的生动讲述所深深吸引，暗自记下来许多内容。在父亲讲解后，刘知幾常常将自己记下的精彩情节描述给兄长们听，这件事引起了父亲的注意。父亲知道这个儿子志不在《尚书》，便转而为他讲授《左传》。刘知幾进步飞快，仅仅一年时间，讲解记诵就全部完成了。
少年時，刘知幾便开始广泛接触历史典籍，增长了知识，拓宽了视野，激发了求知欲，加深了对历史的了解和对史学的兴趣，同时也养成了一定的批判精神。高宗永隆元年（680），二十岁的刘知幾中了进士，出任获嘉县（今属河南）主簿，负责掌管文书档案。刘知幾做此官，不求升迁，公务之余，一心研究史学。他常往来于长安、洛阳之间，借阅公私藏书，尽情阅览;官位虽未提升，但学术成就却越来越大。武后圣历二年（699），三十九岁的刘知幾被调到京城长安，任定王府仓曹，参与编纂《三教珠英》，这是一部大型的诗歌选集。后出任著作佐郎，正式成为史官，掌修史之事。
然而，当时史馆的大权掌握在依靠武则天且不学无术的武三思手中，且内部互相排挤，刘知幾提出的编修史书的正确意见和建议都不被采纳，在种种碰壁和左右为难后，他只得“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这里的“志”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借厘定群史、商榷史篇，独创一家之学;另一层是追求史家的“实录”精神，不受权贵的左右。终于，在景龙四年（710），五十岁的刘知幾撰成《史通》，对初唐以前史学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此后，刘知幾声名鹊起，升任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加银青光禄大夫。唐玄宗时，又迁左散骑常侍，仍参与修史。
不料，开元九年（721），刘知幾的长子触犯法律而被治罪流放。刘知幾替子申辩，触怒了皇帝唐玄宗，被贬为安州都督府别驾（安州在今湖北安陆，别驾为正四品下，属于副职或虚职）。时年六十一岁的刘知幾从长安出发，长途跋涉去安州任职，由于旅途劳累，心情苦闷，到安州不久便去世了。
刘知幾从十一岁开始直至去世，都在学习和研究历史，加之长期担任史官，能够接触大量珍贵史料，使他具有很高的史学造诣。《史通》之所以能得到后世的肯定，与刘知幾深厚的学养是分不开的。
《史通》的体例和主要内容
《史通》共二十卷，原为五十二章，今存四十九章，分为内、外两篇，内篇为主，外篇为辅。其中内篇十卷，本为三十九章，今存三十六章，亡佚三章，即《体统》《纰缪》《弛张》仅存篇目。外篇十卷，共十三章。全书正文八万三千多字，原注九千多字，总计九万余字。
概括地说，“内篇”主要讲历史编纂学，是《史通》的主要内容、主要贡献。各篇之间联系紧密，内部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系统。“外篇”主要讲史官和史书的沿革，杂评过去史书的优劣得失。各篇之间没有关联，没有系统，很像杂论。
具体而言，《史通》的基本内容大体可分为五个方面：一是厘清史学发展的历史。其中《六家》《二体》，从史书的内容和形式上阐述了史学的起源;《史官设置》《古今正史》，勾勒出史学发展的大势;《杂述》概括史学的多途发展。二是讨论史书表现形式的基本理论，其中以纪传体史书的结构、体例为主，包括《载言》《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等。三是关于史书编撰方法和文字表述要求的理论，包括《采撰》《载文》《补注》《叙事》等。四是关于历史认识和撰述原则的理论，包括《品藻》《直书》《曲笔》《鉴识》《人物》等。五是阐述作者经历、撰述旨趣和史学的社会功用，包括《辨职》《自叙》《忤时》三章。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内篇的第一章《六家》，是刘知幾对隋唐以前史书体裁体例的全面总结，也是全书开宗明义的总纲。刘知幾认为，古代史学是发展变化的，史书的体裁和体例也在不断演进。他把古代史籍分为记言体（《尚书》家）、记事体（《春秋》家）、编年体（《左传》家）、国别体（《国语》家）、通代纪传体（《史记》家）、断代纪传体（《汉书》家）六家，并一一考镜源流、发展、宗旨、利弊得失。并指出，这六家已经穷尽了古往今来的史籍。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只剩下两家了，于是专门立《二体》章详加讨论。《二体》比较了编年体和纪传体的优劣，其后又以多章文字着重对“二体”中的纪传体体例和结构做了深入细致的剖析。而“六家”“二体”经过发展演变，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十流”。因此，刘知幾又设《杂述》章来详细论述“十流”，将其视为“史氏流别”，归入“杂史”。
由“六家”到“二体”，再到“十流”，集中反映了刘知幾的“通识”观念和“通变”意识，反映了《史通》内篇的结构严谨、秩序井然、体系完整，构成了《史通》在宏观方面的史书体裁的理论体系，是我们研读这部书的一条主线。
从总体上看，《史通》第一次对中国古代史学作了比较全面而详尽的理论总结，不仅评论初唐以前历史著作的优劣得失，对史官建置、史书源流、史学性质、史书体裁、史学功能、修史态度、历史文学等各方面作出了评论和总结，而且提出了史家的任务和史学的发展方向，特别强调史家的素养。《史通》这部书代表了先秦至唐代中国史学理论发展的最高峰。
讲到这里，读者或许会有一个疑问，“史通”二字如何解释呢？作者刘知幾在《史通·原序》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当年汉代众多儒生，集中在一起讨论经传的异同，定稿于白虎观，所以书名就叫《白虎通》。我既然在史馆完成此书，所以就以《史通》为书名了。而且，汉代寻求司马迁的后代，封为史通子，由此可知史之称通，由来已久。我广采众人的意见，定下了这个书名。
《文心雕龍》对《史通》的影响
《史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这让我们不由得想起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其实，刘知幾早就注意到了这部书，而且进行了借鉴。
刘知幾在《自叙》中说，伟大作品的产生均为了救世之积弊，而从扬雄、王充、应劭、刘劭到刘勰，他们担当起社会批评家的职责，以富于理性的精神撰写子书，无不具有理性主义精神。刘知幾表示，自己与这些先辈一脉相承，秉承了他们的思维方式。
刘勰认为，文章的源头固然是经书，然而，由于距离圣人的时代已经很久远了，文章的内容逐渐败坏，作者们追求新奇、浮夸、怪异的文辞，这离文章的主旨已非常遥远，几乎达到讹滥的程度。在这种背景下，刘勰要对文学发展的历史进行一番梳理，对文学现状进行批判，其目的是要“标心于万古之上，送怀于千载之下”。而刘知幾的《史通》也有类似的表述：“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也就是说，刘知幾对历代史书体例以及史家的史学实践及观念不太满意，于是发愤著述，意图重新探究史学发展源流、社会功用、撰述目的等诸多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
在结构体例方面，《史通》对《文心雕龙》也有所借鉴。学者一般将《文心雕龙》的体例结构分为总论、文体论、创作论及文学评论四部分。分析《史通》的体例，也包含与此相似的四个部分，如《六家》《二体》《古今正史》及《史官建置》，近乎史学总论，近乎刘勰“文之枢纽”;内篇中的《载言》到《称谓》十二章分别论述史书各种体裁的起源及得失，近乎刘勰之文体论;内篇中的《采撰》到《烦省》十九章，主要论述史学家的修养和作史方法，近乎刘勰之创作论;外篇中从《疑古》到《暗惑》十章就经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大胆的批判，从而揭示了史学批评的方法及标准，近乎刘勰之文学评论;而最后的《自序》则是子书写作的一般体例，也与刘勰的《序志》篇相对应。
当代著名学者傅振伦先生在《刘知畿年谱》中对《史通》借鉴《文心雕龙》的学术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说，《文心雕龙》为文史类之书，然《史传》一篇则论史之功用、源流、利病，史籍得失及撰史态度，实为史评之先河。《史通》一书更就《文心雕龙·史传》篇意推广而成，其全书亦就“《史传》篇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诸义，而详加发挥。《史通》各篇，亦多仿《文心》，一论文学，一论史学，并具卓识。《文心雕龙·史传》以“宗经矩圣”作为史学的指导原则，以经书和圣人作为评价的标准，对史学“彰善瘅恶，树之风声”的社会功能进行认识，主张秉笔直书，提倡信史等。这些观点均为《史通》所吸收借鉴。
《史通》的现代价值
《史通》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历史学方面，其中包含着以史为鉴的思想。
首先，书中提出要“博采善择”，这是刘知幾关于历史撰述方法的理论。他认为，撰写历史著作必须“博采”，做到“征求异说，采摭群言”，这样才能成“一家之言”，流传千古。《左传》之所以能够广包各国史事，记载详细，是因为当时有各国历史资料供左丘明广泛搜集和采用。《史记》《汉书》之所以“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成为千古名著，是因为“马迁《史记》，采《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至班固《汉书》，则全同太史。自太初以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辞”，这都是博采史料的缘故。
然而，仅仅“博采”是不行的，还必须“善择”。“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对于“博采”得来的资料，必须“别加研核”，“练其得失，明其真伪”，择善而从。如果不认真鉴别、辨明，不择善而从，许多讹言、传闻、鬼怪、虚美之辞就会被当作实录而写进史书中，导致“是非无定”。今天看来，“慎择”“善择”确实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强调对材料和观点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就是来源于此。首先必须“博采”，其次要“择善而从”，二者缺一不可。博采是基础，无博采便无善择;善择是关键，无善择，博采就失去了方向。
其次是“直书与曲笔”，这是刘知畿关于史书撰述原则的理论。刘知幾“贵直贱曲”，专立《直书》《曲笔》二章详加论述。强调“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明确指出“善恶必书”才称得上是实录，而只有“实录直书”才称得上是良史。在刘知残看来，史书要发挥借鉴、垂训的作用，那么，直书不隐就不可或缺。他还要求史家要摆脱个人主观情感的干扰，客观真实地记载历史，不虚美、不隐恶，他痛斥史家曲从权贵而修史，这在当时是很有勇气和批判精神的。他一再提醒史书的功用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刘知畿“贵直贱曲”“实录直书”的精神和理论，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受到后世学者的普遍重视。
第三，书中论述了“史家三长——才、学、识”，这是刘知幾关于史家修养的理论。《史通》里没有明确提出“史家三长”的话语，但“史家三长”的思想贯穿了《史通》全书，是刘知幾史学理论的灵魂和精华。所谓“才”，是组织史料和表达的能力，包括对文献的驾驭能力，对史书体裁、体例运用的能力和文字表述能力等;“学”是指读书搜集史料的学问，以及渊博的学识;“识”是见解，即对史事的鉴别、判断、评价能力。刘知幾认为，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才、学、识三者缺一不可。如果一个史学家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具有很大的学问（有“学”），但却缺乏运用这些知识来研究历史的能力（缺“才”），是不可能撰写出有价值的历史著作的，就像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筐，却交给一个愚笨的人去经营管理，那是不可能生财的。同样，一个史学家有渊博的学问（有“学”），又具有很强的能力（有“才”），但如果缺乏“正直、善恶必书”的治史精神（无“识”），也不可能写出真实可信的历史著作。刘知幾的这一理论影响深远，清代章学诚在“三长”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史德”，使这一理论更趋完善，成为“史家四长”。
最后，书中提出“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这是刘知幾关于史学功用的认识。他在《直书》《辨职》《自叙》《史官建置》等章中都讲到了史學功用的问题。比如，《直书》中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刘知幾认为，如果没有史书，又缺乏史官，那么像尧、舜这样的圣人，像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在他们死了以后，就会善恶难分、美丑难辨了。反之，因为有了史官和史书，古人虽早已离去，但其事犹在。人们坐在家中翻阅史书，就可以穷览千载，进而产生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启迪和教育作用。所以，刘知幾感叹道：“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这就是以史为鉴的思想，也是今人读史、谈史、论史的主要目的。
总之，刘知幾的《史通》构建了一套较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刘知幾本人则是一位史学批评大师。他在史书内容、撰述方法、体裁体例、文字表述、撰述原则、史学功能、史家修养、史学批评的范畴和方法等方面，都提出了重要的见解，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