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伉乃如与周恩来亦师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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伉大器

祖父伉乃如，名文翰。天津市人，生于公元1890年农历二月十三日，属虎。出生后7个月其父伉永顺去世，与胞兄伉聘卿和两个姐姐由母亲蒋氏一手带大。祖父从小学习努力，加之聪明，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为省费用，后考上隶属直隶工艺总局的直隶高等工艺学堂（原北洋工艺学堂）化学科的官费生。1911年毕业时，成绩名列第一。奖举人，授知州。由于学习成绩优秀，恰当年南开学校享有公立学校之名分，毕业后即被时任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看中，聘为南开学校的化学教员。由此开始了他毕生的“南开”生涯。

一、初识恩来结缘半生

1913年周恩来从东北来到天津南开学校上学。祖父伉乃如时任化学教员。他们相识交往从1914年3月14日成立的“敬业乐群会”开始。当时张伯苓先生非常开明，学校倡导学生社团活动，着眼于提高学生的实践办事能力，增强服务社会的本领。在此办学观念指导下，丁二班学生张瑞峰（蓬仙）、常策欧（醒亚）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其宗旨是“以智育为主题，而归宿于道德，联系同学之感情，补教科之不足”。周恩来是积极倡导者之一，并曾任该会智育部部长等，一些老师也成了会友，祖父伉乃如即为其中一员，当时学校对此非常支持，经济上也给予资助。该会活动频繁，举办各类报告、演讲、座谈，并定期举行茶话会。通过“敬业乐群会”的活动祖父与周恩来相识，有了更多的了解。

1915年下半学期祖父伉乃如开始给丁二班授化学课，“授其大旨以备下学期受用”。周恩来虽然不十分喜爱化学课业，但被伉先生授课之精彩所折服，学习成绩也不错。伉先生之课使其念念不忘，直到50多年后，周恩来仍经常对其保健大夫韩琮琦谈起祖父的讲课，可见印象至深。

南開新剧团则更加深了祖父伉乃如和周恩来的关系。早在1909年，南开提倡新剧，南开话剧第一次公演为《用非所学》，由张伯苓校长导演。

1914年南开学校建校10周年校庆，学校师生们上演话剧《恩怨缘》，其中周恩来饰“烧香妇”，大得师生好评。当年11月17日学校成立新剧团，推举时趾周为团长，周恩来为布景部副部长。12月23日毕业庆祝会，新剧团演出《无理取闹》。扮演者有祖父伉乃如、时趾周、马千里等。1915年5月开排32幕大型话剧《仇大娘》，周恩来演女角“华娥”，伉乃如饰“大仇富”。同年10月上演《一元钱》，伉乃如饰“胡柱”，周恩来饰“孙慧娟”。11月18日新剧团召开大会复选，时趾周为团长，伉乃如为演作部长，周恩来为布景部副部长。1916年排剧《老千金全德》，周恩来扮童男，伉乃如扮童女，同时伉还扮仆人。同年10月开排《一念差》，祖父演王守义，周恩来负责布景幕务。他们探讨剧情，切磋演技，不断争论，反复实践，以求更好效果。为写出更好的剧本，当年7月剧团还利用暑假期间由张伯苓校长带队，时趾周、伉乃如、周恩来、李福景等师生一道来到天津南郊小站高庄体验生活，研讨剧本。

年轻的教师伉乃如和学生周恩来之间由于有交融的性格，共同的爱好，又都具有组织能力和较好的语言口才，在相互配合、思想交流中友谊不断加深，他们既是师生，更像兄弟。

巧合的是，他们的生日恰为同一天即农历二月十三日。在扮演剧中人时他们也都曾演过女角，特别是周恩来，人长得也秀气，在较多剧中饰女角，因此剧团同事们常对周恩来开玩笑说：“林妹妹何不早生一日？”（注：《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的生日是农历二月十二日。）

他们相互信任，周恩来仰慕祖父的为人、能力，祖父也极赏识周恩来的远大志向和敦品励学、才干，并多次向严修、张伯苓推荐其为栋梁之材。他们常以“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这句话共勉。周恩来常到南开庆余里8号伉家拜访、串门、畅谈。祖父由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同情周恩来困难的生活处境，在经济上经常给予帮助。1917年周恩来毕业时，他们之间已无话不谈了。

二、东渡扶桑鸿雁频传

1917年夏周恩来从南开学校中学毕业，经学友李福景（字新慧，祖籍浙江余姚，1901年10月3日生于天津）之父李金藻的帮助运作及重要资助前往日本求学，以追求新的理念。在诸亲属、老师、同学的帮助下筹措了费用，与祖父伉乃如话别，并拜托私人诸事。周恩来先到沈阳其伯父家告别，9月即赴日本。

周恩来到日本是寻求报国救民真理的，他的一首七言绝句《大江歌罢掉头东》表达了自己的豪情壮志。

祖父伉乃如了解周恩来为解救民众的这份责任感，共同的理想、相知的情谊把他们联系得更紧密。周恩来在日本一年多的时间和祖父互相通信百余封之多，他们互致问候，交流思想和感情，无话不谈，包括一些隐私。“乃兄”的信给了在日本困境中的周恩来极大的精神安慰和鼓励。周恩来也将在日本所得和新思想推荐给祖父伉乃如。

现实录周恩来《旅日日记》部分片段如下：

一月一日（丁巳十一月十九日戊申）星期二

（通信）……接乃如、念远、（李）贤信各一

……我今年已经十九岁了，想起从小儿到今，真是一无所成，光阴白过。既无脸见死去的父母于地下，又对不起现在爱我、教我、照顾我的几位伯父、师长、朋友。若大着说，什么国家、社会，更是没有尽一点力了。佛说报恩为无上，我连恩还未报，又怎么能够成佛呢？俗语说得好：“人要有志气。”我如今按着这句话，立个报恩的志气，做一番事业，以安他们的心，也不枉人生一世。有生以来沾着这个“情”字，至于赤子之心……

二月九日（丁巳十二月二十八日丁亥）星期六

（治事）晨起，致乃兄信，劝其读《新青年》。

（通信）致乃如兄信一。

我今天给乃兄的信，谈到人生婚姻的事，我说是人生最苦恼的事。这个滋味乃兄已经尝够了，所以我说这话，他一定是赞成。……

周恩来在日本学习期间，由于费用短缺，伉乃如也曾尽自己绵薄之力给予帮助。那时作为年轻教员的他，上有老母，下有3个幼子，每月工资仅30元，仍给周恩来资助，钱虽不多，真心可鉴！

1918年8月1日周恩来暑假由日本返回天津。第二天祖父即去看望。在津期间他们不断见面，相叙分别一年的各种感受和所见所闻，周恩来也与其他同学好友频频会见，畅谈留学体会。

8月18日下午，伉乃如、周恩来及其他同学朋友一行13人在公园会面后去鼎章照相馆合影留念，并去全聚德饭庄吃饭。8月19日上午周恩来去看望李福景之父琴翁老伯（李金藻），后来又同最要好的5位朋友去鼎章照相馆照相留念。并在李福景家吃饭。

假期结束前，8月23日周恩来专程到伉家与祖父长谈，二人并一起去“大罗天”晤谈一夜（注：大罗天位于现在山西路与鞍山道交口处，是一座花园式综合游戏场，1917年为广东籍商人修建，1925年改为古玩市场）至天亮五点！下午周恩来即离津去北京。不久返回日本。

三、弄潮学运鼎力相助

1919年4月，周恩来由日本神户乘船再回国，到大连上岸，先回沈阳探亲后于月底返津。5月4日爆发五四爱国运动，天津学生积极响应投身运动。当时周恩来以校友身份“天天到南开去”参加运动。那时南开学校大学部正准备成立。经祖父伉乃如建议，张伯苓校长临时委任周恩来为南开学校校长办公室“秘书”，一来帮助学校做一些行政事务、校友活动等工作，二来由此得到打工费，以资生活和继续上学。9月南开学校大学部成立，在张伯苓校长的关照下，周恩来成为首届学生。

学运高潮不断，为发表见解、宣传观点，学生们主张建立自己的报纸《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共推周恩来为主编。周恩来又请好朋友潘世伦（述庵）为编委。作为该报的编委之一潘世伦后来回忆道：“因为没有自置印刷的条件，只有找到承印的地方。当时南开学校老师伉乃如的哥哥伉聘卿在南市荣业大街开设协成印刷局，经过伉乃如从中奔走，协成印刷局愿接受承印的业务，并给予便利，特别是协成印刷局工人听到印爱国报纸，无不振奋，表示全力支持，保证要多少印多少，絕不延误。”1当时协成印刷局还给编辑部提供一个房间，周恩来、潘世伦就在工厂内日以继夜编辑报纸。报纸的发行给社会带来极大震撼，后因警方打压，报纸被迫停印，伉聘卿也被迫离职。后经张伯苓校长帮助将其安排到南开学校印刷工厂做管理。

1920年学运再起高潮，周恩来、马千里、时趾周被警方逮捕，周恩来等被南开学校开除，马千里、时趾周也被迫辞去学校职务。当时包括祖父伉乃如在内多人多次与警局疏通、交涉，设法营救。反动当局于1920年7月17日将周恩来等师生释放。

出狱后，周恩来生活很困难，得到严修、张伯苓、李金藻父子、伉乃如等多人帮助。为了进一步探求救国真理，经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推荐和李金藻等人的资助，周恩来和李福景去欧洲寻找新天地。他到祖父伉乃如家寄存部分私人物品后，于10月离津，11月由沪赴法国。

四、白色恐怖秘密会见

留法期间，严修资助周恩来的费用均由祖父联系办理。

1924年夏周恩来回国。由于当时形势严峻，根据工作需要他主要在广州、上海等地活动，直到1928年底才回到久别的天津，主持顺直扩大会议。当时共产党处于地下活动，周恩来到伉家常是化装，留着大胡子，敲门都有约定，来后就和祖父在室内相谈。此时祖父家已搬到南开同仁里3号。那时我父亲已15岁。父亲伉铁隽对我回忆说：“每次周总理来后，你奶奶（邢钟秀）都嘱咐我们几个孩子不要打扰，不许去爷爷屋，并说周叔叔瘦了、老了，还得给他准备点钱。不许对外人讲他来了。”

南开老人宁恩承回忆道：“30年代周恩来主持共产党革命工作，秘密来天津，常由伉先生掩护隐藏，周恩来免于被捕，得以生存。当时国民政府时代窝藏掩护共产党是要杀头的。伉先生不是共产党员，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朋友，古道高谊，不能不说伉先生忠义可钦。”2

随后几年，由于形势严峻，遵周嘱，祖父仔细处理一些信件、文书、照片。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后不久，祖父接周恩来信并通过当时为共产党驻北平的工作人员张晓梅、徐冰联系，多次带着营养品去看望因肺病在北京郊区西山福寿岭北平平民疗养院疗养的邓颖超。

五、陪都岁月交谊更深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开学校以爱国著称，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眼中钉，他们派飞机轰炸南开大学、中学，并“通搜”南开人士。南开大学被迫南迁长沙，与清华、北京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张校长在重庆又建重庆南开中学。

躲过一劫的祖父伉乃如当时奉张伯苓校长之命，只身前往长沙代表南开开展工作。后因病向张校长请辞，未准，旋派其回津主持迁校事宜，直到1940年再次奉张校长之命到重庆，住进重庆南开中学津南村7号。

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作为临时国都，当时国民政府的政要、各界文化名流人物多居此地，国内产业、商业巨头和敌占区流亡的各类人员也到此地。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南方局也在重庆，宣传共产主义主张，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进行不懈努力。

当时的重庆南开中学是社会各界名流集中居住的地方。张伯苓校长由于身兼数职且学生众多，在文化教育界以及政界影响颇大。张伯苓校长也是国共两党争夺焦点之一。

祖父伉乃如来到重庆后，由于其特殊身份，他既是南开学校的元老并作为张伯苓校长20多年的秘书，人脉交友甚广。他又和周恩来是挚友，祖父所居的津南村7号成了周恩来到南开的落脚地。

祖父到重庆后见到久违的周恩来十分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在余到渝未久，得遇相别念余年之好友周翔宇、邓颖超，互相往来有三年之久，去岁七月周、邓二君相携去陕北，原定九月归来，因种种原因未返，以后相遇又不知在何年何月。”3

二人的友谊在复杂、困难的条件下不断升华。这时期周恩来与伉乃如交往已經成为共产党人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

蒋介石也常到南开看望张伯苓校长。当时国民政府中也有许多政要均是南开学子，如时任重庆市长的吴国桢等也常来看望张校长。在张校长家不同政见的辩论时时发生。周恩来在原则问题上与吴国桢针锋相对，绝不让步，对张校长则做了大量的说服争取工作。气氛紧张时，祖父就常做些调整，使气氛缓和一些，并请周恩来到家中小坐。

1941年1月3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周恩来在报纸发表举世闻名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并做了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党的文件做了妥善处置，他和邓颖超的私人物品则由邓颖超连夜送到津南村祖父家。其中有周恩来由日本带回后送给邓颖超的一个精美小瓷盒，内放勋章及手表。请祖父代为保管，伉家义不容辞。当时日本飞机经常轰炸，每当拉响防空警报时，我母亲都要抱着这些东西去防空洞。后来局势好转后，邓颖超取走这些东西，并把小瓷盒留给伉家做纪念。此小盒我父母一直精心保存。经历“文化大革命”，抄家被造反派拿走，后父亲据理力争要回，得以保留。直到1998年2月28日天津建立“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我父亲献出小瓷盒“完璧归赵”和手表一同展示供世人参观。

周恩来每次到南开都要向祖父了解学校情况。通过祖父伉乃如结识和接见了许多各界人士，如：周作民、黄钰生、何廉、柳无忌、张镜谭等。通过祖父的举荐介绍，一部分人去了延安。当时祖父伉乃如还将金城银行的董事长介绍给周恩来。周作民1946年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介绍见面的全过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天与祖父同去周作民处的有王恩东（南开学生），正是他在重庆解放前夕将周恩来让张伯苓校长不要离开大陆的口信“飞飞不让校长动”传递给张校长的。

周恩来还积极宣传介绍解放区的民主政治和人民生活情况。我的二叔伉铁健解放后回忆说：“记得一次敬爱的周总理带来了很多解放区的照片，其中有解放区工农业生产的照片，还有解放区肉蛋等副食品丰收和人民自己织布的照片，生动地反映了解放区人民愉快地投入大生产的情景，反映了解放区人民贯彻毛主席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所取得的巨大成果。还有一次，周总理给我们讲解了毛主席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并拿出了地图亲自指给我们看，哪些是解放区，哪些是敌占区。从地图上我们清楚地看见了解放区幅员广大，而敌占区最后只剩下了几个点，几个城市的具体图景。”4

上世纪40年代的重庆，由于国共关系紧张，伉乃如和周恩来的联系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经常变化。有时周恩来直接来到津南村7号，有时通过曾家岩50号办事处的徐冰先生、张晓梅女士及“老何”或司机“老段”同志来送信。有时办事处的人先到潘仰山家（注：潘仰山为周恩来的南开中学同班同学，当时在重庆为裕丰纱厂的经理），再换乘潘的汽车来津南村。有时通过韩文信（注：韩文信大夫是当时著名的牙科医生，住津南村5号。在重庆名望高脾气大。蒋介石也请他看牙。当时国民政府上下及特务均怕他三分。他爱人叫刘淑蓉，与邓颖超在天津师范学堂是同学。周恩来常称之为姐夫。在当时情况下，他帮助周恩来办了许多别人不能办的事。伉乃如也通过周恩来在重庆认识了韩文信并成为好朋友）传信，这样比较方便、安全。

祖父也常通过相同渠道传信。有时也叫我父亲送信到市里的一个“书店”或《新华日报》的一个门市部。

祖父在重庆几年中身体一直不好，胃病、脚气病不断发作，住院手术三次。周恩来非常关心，常写信带话给予安慰。当时重庆因战事，药品极度缺少，周恩来本人患病住院时仍不忘嘱邓颖超给祖父送其自用的一部分药品。祖父也对周恩来的生病给予问候。他们互相关心，彼此惦念。1942年7月周恩来父亲（生父）去世，祖父第一时间表示深切问候。在1940年11月20日邓颖超母亲杨振德去世，祖父深表悼念并受张伯苓校长委托起草致函邓颖超对其母逝世表示哀悼慰问。云：“昨晨阅报，惊悉令堂仙逝，无任痛悼。令堂一生襄助革命工作，对中国人民之自由解放，不遗余力。今不幸谢世，实堪为国家一大损失。惟逝者已矣，女士鬓龄失恃，母女相依为命，尚望节哀顺变，善自珍惜，以应时艰。”5

祖父对周恩来感情之深由其日记可看出：

1944年1月14日（周五）旧历十二月十九日：颖超今日寿辰，本人远在他方未能一聚，不胜惆怅！

1944年3月7日：旧历二月十三日为余生日，因病未起，亲朋来家祝寿者甚多。翔弟与余生日均为二月十三日，自余入川四年来每逢是日，均与翔弟同在一处，欢聚终日。翔弟去岁七月同邓颖超到延安至今未归，卧病床上，颇感不快，且触动余之思念翔弟不置也。6

1943年生日那天，祖父与周恩来一起过生日，在重庆督邮街冠生园吃寿面，参加的有邓颖超和廖梦醒。有趣的是，祖父和周恩来同天生日，邓颖超和廖梦醒是同天生日，他们两对老同庚各据方桌一方。

在重庆，周恩来还抽时间陪同祖父观赏了多部话剧演出，度过愉快时光。祖父日记中这样写道：“余居山城三年以来同周翔宇夫妇先后共听话剧约二十三出。《夜上海》《国家至上》《面子问题》《家》《北京人》《遥望》《大地回春》《雾重庆》《花溅泪》《结婚进行曲》《蜕变》《闺塾》《大雷雨》《日出》《屈原》《复活》《第七号风球》《重庆二十四小时》《天长地久》《棠棣之花》《清宫外史》《北京人》等。《清宫外史》为最佳，表演较佳之剧人为张瑞芳、舒绣文、白杨、露西、孙坚白、淘金、项堃、魏鹤龄、钱千里、谢添、陈大国、蓝马、金山等。”7

在国共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有些人害怕和周恩来接近，疏远他，而祖父一如既往和周恩来频频往来。

六、情深谊长关爱后昆

周恩来非常关心伉乃如的下一代。我父母（伉铁隽、顾钧）结婚时，张伯苓校长为证婚人，周恩来也赶来参加婚礼并在主席来宾旗上签字，还讲了话。

1944年11月14日我二姑伉铁佩与钱增祺结婚。周恩来因公事缠身，不能亲自出席婚礼，随派人送来礼券以示祝贺。

1944年12月21日我出生。由于是伉家的长子长孙，祖父和全家非常高兴。周恩来也到家中看望。还曾抱着我在屋内跳了“华尔兹”。

在重庆周恩来常到家中吃饭，有时也到张校长家、张克忠家、韩文信家吃饭，吃饭少不了喝酒，尤其到祖父家。张校长不喝酒，而周恩来和祖父的酒量都很大。周恩来尤其喜欢喝茅台酒。有时邓颖超劝周少喝，而周不听，发生“口角”。

在重庆，周恩来送给伉乃如许多他和邓颖超的照片。抗战胜利祖父返津时全部带回，成了伉家怀念周恩来的终生珍贵信物！

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周恩来陪毛泽东又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开展新一轮谈判。并于1945年9月6日陪同毛泽东到津南村拜访柳亚子（曾住津南村10号，后搬到11号）、张伯苓。此时谈判尤为艰难，而那时祖父正忙于南开复校北迁的工作。根据张伯苓校长的安排祖父于1946年4月上旬返津。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在繁忙公务之余，3月31日来到津南村7号与祖父见面后“旋自离校”。4月1日祖父又陪同周作民一起去上清寺见周恩来。这是他们挚友间的最后一面。

七、师友仙逝痛悼怀念

1946年祖父伉乃如回到天津主持南開大学的复校工作，但其胃病始终缠身，加之工作繁忙，使其体重大幅下降。

1947年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周同宇）（注：周恩寿由叶剑英安排到天津以做买卖为名，给党组织运送所需物资）在天津由于国民党实施保甲连坐的残酷政策，被一邻居告发，随后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逮捕。得此消息后病中的祖父和周恩来的同学常策欧到警方出面担保，几个月后获释。周恩寿出狱后即到南开大学东村的祖父家致谢，但遗憾的是，祖父于10月28日因胃穿孔而去世。周恩寿拜跪在祖父像前悲痛不已！祖父就是这样的人，每当朋友有难之时，总是出手相助，不计较得失，不怕担风险。

祖父的去世，当时登了报。而那时周恩来正日夜转战陕北，天各一方，不能亲自吊唁，终身遗憾。直到解放后，1951年周恩来邓颖超写信给我父亲表达了深切的怀念！

铁隽世兄：

来信、照片及纪念书笺均已收到，因忙未克即复，歉甚！

令尊仙逝，当时曾于报端阅悉，深为痛悼，卒因战火隔绝，未能唁慰。来平后极愿访晤，仍因公务缠身，亦未如愿。铁侠来信亦因忙未复，望便转致意。子舟先生来平时，恩来本想约见，当时很难抽空，现恐张先生已公毕回津矣！

令慈及嫂夫人均常在念中，请代致意，秋后有空，当去津拜访也，专复。

敬请夏安！

邓颖超周恩来附笔 2/6

八、半世情意依然如旧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邓颖超在繁忙的工作中仍一直关心伉乃如家属其子女的生活和成长进步。上世纪50年代周总理通过黄敬、阎达开、张克忠、杨石先、韩宗琪等了解伉家情况并带来问候。

1951年张伯苓校长去世。2月24日周总理来天津吊唁，看望了师母王夫人，并在书房召见南开同窗老校友，其中有我的舅爷阎子亨。总理谈了对张校长的看法。随后去往南开大学、南开中学探望师生。下午参加了抗美援朝相关会议后，来到位于云南路的聚英大楼潘世伦家，与潘夫妇、老同学李福景及我继奶奶阎书玉见面叙旧。周总理特别关注伉家的家事，并告有什么困难可找他。

1959年5月底周总理到天津视察。5月29日我父亲去北京国防工办开会，总理约见了我二叔伉铁健，第二天又约见在津的伉家亲属，向大家问好，唠家常鼓励大家多做工作，并自费请大家吃饭。

6月2日晚，邓颖超代表总理到我家探望我父母，第二天又去看望我继奶奶，并给500元资助生活，并告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她。

直到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时，邓奶奶嘱我父亲代表她和总理去看望潘世伦并问好。

在会议选举计票期间总理作为天津的代表，接见全体天津代表。当时他拿着名册批评了天津市委，不应把他的名字单列在前边，然后点了许多人的名，如杨石先、侯隽等并和他们交谈。这时市委书记阎达开同志告诉他，伉乃如的儿子来了，他说，我知道。然后喊我父亲的名字，我父亲站起来代表全家问了总理好，他说，谢谢，也问你全家好。然后对我父亲讲：“当了人民代表要戒骄戒躁，多做工作。”我父亲将周总理此嘱托请方纪同志手书后挂于室中，念念不忘至去世。这一嘱托既是总理对我父亲的要求，也是替去世的老友我祖父对儿子的嘱托。那是在祖父日记中曾谈到父亲骄气十足，应予管教。

在会上总理还问了我父亲的身体情况，父亲讲经历“文革”运动的批斗，身体欠佳，心脏血压不正常，但仍能坚持工作。这时总理说自己身体也有问题，得了癌症。这一消息使全体天津代表非常惊愕和悲伤！散会后邓颖超也非常着急，说：“他怎么对代表说了呢？”代表团负责人也给全体人员开会，要求绝对保密，不得外传。我常想是什么触动了总理，使这位原则性极强的人将病情在此种情况下说出？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去世，全家悲痛万分。当时正常渠道不通畅，父亲叫我赶到北京潘世伦爷爷家，询问情况，设法和总理秘书联系，想参加总理的追悼会，但被告知一律不许去京。我们只能在家中默默寄托哀思。

总理去世后，邓奶奶一直通过秘书赵炜和父亲联系。1980年当邓奶奶得知我父母入党的消息，非常高兴，叫秘书赵炜写信来，嘱继续努力为祖国的四化做贡献！1984年邓奶奶休假到了天津。6月26日专门抽时间接见了我父母。她回忆了总理和祖父的交往、友谊。还说人上了岁数喜欢和老人谈论往事，她还讲自己根据中央的安排尽力发挥老同志的作用。也嘱我父母发挥余热，为了国家昌盛。

6月27日她参加了天津市政协常委见面会。在会上特别说了“周恩来和伉乃如是挚交好友！”散会时还特意叫我三叔伉铁侠，问了身体情况，嘱他多注意身体。

1985年邓奶奶到大连视察工作期间，8月抽空接见了在大连工作的我四叔伉铁杰全家。鼓励他和子女们努力工作。并叫我四叔给她录制她喜欢听的歌《十五的月亮》。

现在老人们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品德、他们的教导、他们之间的肝胆相照、他们的友谊深深留在我们心中。写到这，想起了唐代诗人元稹的著名诗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世上有多少友谊能与这样珍贵的友谊相比呢？让它世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