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逻辑、本质审定、价值意蕴：,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生态思想的三维解读

王冠文 王丹

摘 要：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构筑了一幅自然界辩证发展的图景，形成了辩证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进一步完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内涵。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生态思想遵循了内生性与外需性的生成逻辑;深刻阐释了人与自然关系、科技二重性、制度异化弊端的生态本质;彰显了其自然观、科技观、生态观等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独特价值意蕴，揭示出在当下这个需要辩证法而且正在不断升华其思想内涵的时代，《自然辩证法》有其不可取代的理论意义及现实价值。

关键词：
《自然辩证法》;生态思想;科学技术;价值意蕴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0）09-0082-07

《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1873-1882年撰写的一部未完成的手稿，由论文、札记和片段等组成，是将辩证法引入自然界，并把其主要研究对象确立为自然科学及自然科学辩证法问题的一部重要著作，拓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视野，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也为自然辩证法这一学科的形成、确立及发展提供了关键的理论前提。《自然辩证法》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思想，深入阐释这一重要思想的生成逻辑、本质内涵、价值意蕴，对于深入理解和领悟生态文明的内涵，实现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一、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生态思想的生成逻辑

在《自然辩证法》中，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是恩格斯所总结和阐述观点之实质。恩格斯并不是将辩证法直接地、简单地与自然界进行合并，而是“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1]，从而引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正确性。恩格斯通过内生性和外需性两个维度，阐述了《自然辩证法》中生态思想的生成逻辑，为进一步探索人与自然关系，形成生态思维模式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自然辩证法》中生态思想的内生逻辑

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飞速发展，这种发展是建立在能量守恒、转化定律和细胞学说及生物进化论这三大发现基础之上的，这也为马克思主义科学自然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奠定了实质性的内涵基础并提供了科学依据。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诞生也同样于这三大发现的基础之上。伴随着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自然科学至上的“迷信”自然观甚嚣尘上，在哲学领域就此出现了形而上学的哲学观。恩格斯正是在追求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道路上跳出了形而上学的“哲学困境”，为辩证法走进自然界提供了可能，绘制了美丽蓝图。

其一，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生态思想是对形而上学机械自然观的超越。恩格斯认为，在18世纪中叶以前，自然科学尚且处于“掌握已有材料的时期”的发展阶段，“这个时期的突出特征是形成 了一种独特的总观点，其核心就是自然界绝对不变的看法。不管自然界本身是怎样产生的，只要它一旦存在，那么它在存在的时候就总是这个样子”[2]。到18世纪中叶，自然科学迅猛发展，成绩斐然，已从收集材料阶段跨入到整理概括阶段，但其对于世界的认识，依然停留在“一切运动和变化都可归结为物质的机械运动”等观点上，表现为形而上学机械自然观。恩格斯指出，形而上学机械自然观发端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在它的基础之上，科学家们撇开对事物发展具有干扰作用的外界因素，孤立地将其所要研究的事物放在固有的状态中，观察其运动状态及变化，目的是更加细化地分析其所要研究的事物，加快自然科学发展进程。但是，形而上学这种机械自然观主导的思维方式否定了事物发展过程的联系性，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看待事物自身及事物之间运动和发展的状态，而希腊哲学，正是由于这种缺陷，“让他后来不得不向其他观点让步”[2]12。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自然科学已经发展到在各个领域积累了大量佐证材料的阶段，迫切需要在各领域之间建立正确的普遍联系及发展的知识体系，而过往的经验显然已经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理论思维呼之欲出。恩格斯指出，“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类比，从而提供说明方法。”[2]45至此，恩格斯看到这种片面的、机械的自然观已经站不住脚，亟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击碎陈腐的形而上学自然观，而辩证自然观就在此背景下逐渐确立，为人们正确认识自然世界提供了科学基础。在此基础上，恩格斯还指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将自然看作与人类本身相对立的客体，这就驱使人们以个人利益为前提，不断从自然攫取自己所需。人类开始无节制地向自然施压，剥夺自然以实现自我发展。形而上学机械自然观对生态的破坏性就体现在此。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是对这种形而上学机械自然观的超越，为陷入困境找不到出路的自然观开辟出一条通往辩证法的新路。

其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生态思想是对德国古典哲学自然观的扬弃。恩格斯认为，形而上学机械自然观最终被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所替代，这并不是一个哲学论断，而是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是因为科学自身的发展打开了自然观中某个缺口的结果。而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提出的星云假说便成为打破僵化自然观缺口的第一种力量，恩格斯认为：“康德的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2]42康德在《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中驳斥了自然界绝对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为自然观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但康德的自然观也有其不彻底性，他认为是上帝创造了宇宙，发展即是简单的、没有任何否定的重复，人无法超越自身经验而真正认识事物。这些都说明康德始终没有摆脱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枷锁，但其积极思想对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正是吸收借鉴了黑格尔辩证法而形成确立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承认，“黑格尔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3]398但黑格尔将辩证法看作一种观念的辩证法，这使得恩格斯对其批判成为必然。黑格尔在自然科学上坚持思维、精神、观念是本原的东西，即从唯心主义出发，认为自然界是理念外化出来的产物，是精神的物质外壳而已。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指出，“自然界作为他在形式中的理念产生出来的”[4]17，自然只是“理念表现自己的一种方式”[4]19。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绝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壳。”[3]94而恩格斯就是要用唯物主义观点将黑格尔这种“本末倒置”的辩证法演变成“合理内核”。

恩格斯对费尔巴哈辩证法的继承体现在其合理性内涵中，费尔巴哈始终坚持物质在自然中的第一性，他否定了黑格尔从观念出发认识自然的观点。但是，费尔巴哈的自然观也不尽完美，即他虽然承认物质第一性，但是更强调感官、感觉、感性的东西，将自然也看作是感性的一种存在。费尔巴哈的自然观崇尚人的感觉，坚持人本主义自然观，属于形而上学的旧唯物主义范畴。故恩格斯用“半截子”唯物主义者来定义费尔巴哈。费尔巴哈虽然最终没能将辩证法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但其终究舍弃了黑格尔自然观中某些消极成分，将唯物主义自然观成功地带入人们的视野中。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正是在对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关于自然观的精华的继承和发展基础上最终确立起来的。

（二）《自然辩证法》中生态思想的外需逻辑

其一，摒弃环境与发展对立的二元论，复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实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工业革命是交织进行的，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提升从而巩固了资本主义的地位及其存在认同感。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405由此可以看出，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是巨大的。然而，工业革命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当时工业化比较发达的城市大多处在恩格斯所描述的“高高地堆积在这些死水洼之间的一堆堆的垃圾、废弃物和令人作呕的脏东西不断地散发出臭味来污染四周的空气”[6]这样一种状态，这无不揭示出当时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大肆破坏自然环境的同时，也在残酷地剥削压榨着劳动者。恩格斯分别在《乌培河谷来信》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为我们生动及客观地诠释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的资产阶级是如何压榨工人阶级的，也尖锐地批判了这种悲惨生活景象背后的社会根源。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使自然遭受严重破坏，使劳动者被压榨的毫无喘息之力。恩格斯早期生态思想就萌发于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还援引了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区的居民不惜以毁掉森林为代价而换取他们所需的耕地，致使水土流失大范围出现，欧洲因推广马铃薯导致瘰痨症传播开来等案例，从理论上揭示出环境与发展对立的二元论的错误性，阐明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实需要，表明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已经逐渐趋于成熟。

其二，抛弃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价值驱使。所谓人类中心主义，即是过分肯定人类在自然界中的重要性，认为人类才是宇宙的中心，其实质无疑是以人的利益为出发点，认为一切非人类的存在物都是人类本身统治世界的工具及手段。也就是说，人类相对于任何非人类的存在物而言，有着其他存在物无法比拟的支配权与统治权。人类中心主义的出现及盛行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人类过分主宰自然，甚至统治自然的实质性思想根源。而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及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气焰”。人类中心主义的“气焰”不断壮大，直接反映出恩格斯所提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产阶级的“人本”本质。反过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为人类中心主義的盛行提供滋养的沃土。可见，恩格斯所描述的悲惨景象的根源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恩格斯试图通过自然辩证法为惨遭破坏的自然环境和受到压迫的劳苦大众找寻出路，他痛斥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杀鸡取卵”的生产方式，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使自然“异化”的错误自然观，最终明确指出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必须摒弃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改变由人类中心主义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2]15，才是人类能够最终实现自我发展并且能够通往本色自然的现实出路。

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生态思想的本质审定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生态思想主要体现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恩格斯在其中深刻阐明了从自然界的辩证法向社会历史辩证法过渡的道理和规律。同时，其生态思想又根植于科学技术之发展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之中。

（一）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归宿

人属于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3]410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先于人而存在的，这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核心内容。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彼此生成，自然受到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影响及作用，慢慢地被打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和标签，即“自然界向人的生成过程”，同时也表现为人类走向自然界的过程，即是“人向自然界的融合”过程。人类无法独立存在于自然界以外的其他空间，人只能是自然的人，但这种自然也是社会的一种原始表现形态，人也是社会的人。人作为一种能够感知外界变化的客观存在物，是直接的自然存在物，这种直接性体现在人类对对象性自然界的依赖。恩格斯坚持站在唯物主义立场，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把人看作“活生生的自然存在”。

人在自然界中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体。人作为一种自然和社会的复杂存在，有其本身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其复杂性就体现在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能通过主观意识影响主体对客体进行改造，这种影响和改造通过劳动实现，这是其区别于动物的最显著标志。人自身存在主观意识，而人的行动受意识支配，行动反作用于自然界，就必然会对现实自然产生一定影响，而这种影响就是人类参与自然活动的直接体现。换句话说，人类能够通过自身的行为活动改变自然界。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自然发展成果被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生产力，使得人类主体地位不断提高，由此也打开了人类欲望的枷锁。而这种欲望对自然的破坏也到了无以加复的地步，生态危机的出现无不证明着在自然的“报复”与反击时刻存在着。因此我们不难看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不能不顾后果地从个人利益出发去改造自然，这也正是人类受动性的体现。人类在自然面前必然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体，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越强，在自然面前受规律的限制也就越大。

劳动是联结人与自然的纽带与桥梁。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指出：“劳动，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2]315联结人与自然之间的桥梁，即是劳动。处于自然界中的人，为了生存不得不与自然界进行等价物质交换，而这种交换的隐形推力就是通过劳动所得。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导通过劳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将人从动物中分离出来。人类开始通过劳动创造历史，不再像原始社会时期被动地依附自然，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劳动使自己开始成为自然的“主宰”。恩格斯指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2]303恩格斯认为，人类的劳动是高于动物本身的“不自觉”行为，但是人通过劳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必须在自然的承载范围内，换句话说，必然尊重自然规律。过分消耗自然，最终定会受到自然的惩罚和报复。恩格斯还指出：“劳动加上自然界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物料，劳动把物料转变为财富。”[2]313由此可以看出，劳动把人与自然联系起来，并创造人类的未来。

（二）正视科学技术对生态发展的二重作用

科学技术不仅仅在加速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功不可没，也是社会变革中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其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功劳”也是不可磨灭的。为了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不仅要在制度上进行内部变革，作为外部变革推手且被称为最实用高效的“工具”的科学技术不可或缺。

科学技术的生态向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上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就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7]科学技术不仅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更多可能，也推动了社会经济不断向前发展。恩格斯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3]1003科学技术的价值体现就在于能够最大限度、不遗余力地帮助人类开发释放自然力。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统治自然最高效最实用的“工具”，在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遮蔽了人类的双眼，致使“人类中心主义”登上历史舞台。至此，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不言而喻，与其相伴而生的生态影响也随之而来，生态危机大面积爆发，威胁着人类的生命。人类开始逐渐意识到传统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对社会及生态带来了诸多不可修复的消极影响，人类开始“觉醒”，开始深入关注科学技术发展的价值所在，由此科学技术的价值向度也逐渐有了生态向度。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体现在生产工具的创新上，恩格斯倡导人类要推动科学技术作用于生产工具，使生态环境在改良后的工具影响下，向好的方向发展。使科学技术的革新与生态环境发展结合起来，让科学技术的生态向度更加明显。

科学技术的异化本质。科学技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也造成了人本身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在工业革命进程中，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工人阶级不断劳动创造更丰富的劳动产品，而其创造的劳动产品，即物质财富最终都会被资产阶级无情占有，而工人阶级并未因为付出劳动变得富有，反而被榨取了剩余价值变得更加贫困，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产品与工人本身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变成廉价的商品。”[5]51而劳动本身也处于异化边缘，因科学技术导致生产过程机器化，工人本身的机械劳动成为了机器生产的一部分，成了机器额外的替代品，由此勞动已经发生了异化。“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5]51可见，科学技术改变了人类劳动本身的基础秩序，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扭曲的社会秩序所打破。工业革命的到来，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加快了生产工具的改良，机器化大生产改变了人本身在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价值和所占有的比重，科学技术不再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而成为支配统治人类和社会的外在力量，人逐渐从掌握技术的主体演变成为利用科技改变自然界的工具。恩格斯看到了这种异化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倡导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过程中，要始终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放在首位。

（三）超越制度异化弊端的路径突破

恩格斯始终认为，生态危机的出现有其不可逃避的制度根源，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化解生态危机的光明之路在于制度变革，即以共产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即是使资本家的利益最大化，不计成本地消耗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不断地输出生活资料及生产资料，以此来满足资本家愈发不可控制的“贪欲”。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为资本家获得高额利润提供了更大的便利，使资本家被利益蒙蔽了双眼，对自然的破坏更加疯狂。产品更加多样化及更加迅速地销往世界各地，由此获得的利润更加丰厚，不可避免地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持久平衡与和谐。与此同时，资本家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不断压榨劳动者的价值，更加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失衡。恩格斯指出：“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个别的资本家所能够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2]315由此可见，资本家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带动的利益驱使下，不断地打破人与自然关系的底线和规则，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最终会反作用于人类自身。恩格斯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意识到其发展所带来的环境的“质变”。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追求的就是实现资本家利益的最大化，使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恶化成为必然，当其破坏程度超过自然的承载能力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和反噬。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产阶级的掠夺性本质，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给人类留下的教训是惨痛的，因此，在人与自然之间找寻到一条永久的出路，即是要对整个社会制度及生产方式进行变革。从制度入手，寻找到制度根源，就能找到导致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关键症结所在。彻底地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及生产方式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人与自然关系的格局，而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有可能改善环境，彻底解决生态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对环境及人类本身的破坏已经不言而喻，只要这种制度存在，就无法改变其“吸血”本质，环境问题就得不到根本的改善和解决，生态危机会越来越频繁的发生。因此，必须改变这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生产方式，以此来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恩格斯以人类生产方式的变革为核心，分析了社会制度的更替及发展本质，阐述了资本主义终将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的必然事实。这样，就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同唯物史观相连接，把《自然辩证法》同马克思的《资本论》钩连起来。恩格斯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能避免生态危机的出现，还以人类与自然之间和谐持久的平衡关系状态。

三、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生态思想的价值意蕴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重要文献，同时也是一部经典的具有独创性意蕴的科学技术哲学著作。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考察自然界，把自然界描写成一个无限的整体，是“发展的普遍联系”，是物质发展的历史过程。恩格斯提出，认识变化发展的自然界的唯一正确途径即是唯物辩证法。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生态思想不论在过去的年代还是新时代都有其特殊的价值意蕴。

（一）正确认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绘制辩证发展的世界图景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基于当时的最新科学发现和正确的理论认识，构筑了一幅自然界辩证发展的图景，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恩格斯指出，自然界有其存在的客观性，有着不以任何作用主体为转移的运动规律。这种变化发展的规律，有其外在表现为自然辩证本性的自然发展过程，而这个过程主要通过自然发展史表现出来。恩格斯通过《自然辩证法》表达了其对理论自然科学的关心和肯定，他所关注的是在社会实践中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对自然加以利用和改造，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对我们当今社会正确看待自然奠定了理论基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确立的命题，不是基于虚幻的臆想，而是基于实实在在的实践;不是脱离实际的猜测，而是在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上深刻总结和概括出来的。自然辩证法要随着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而发展，这种发展必然要建立在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肯定的基础之上，取其精华，从而形成更加丰富和完善的自然图景，推进人们关于自然界的辩证认识。在这一点上，现代系统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佐证和最丰富的发展内容。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指导，强调自然本身的规律性，不断认识自然本身的发展过程对于我们更好地发挥生态文明建设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具有不可或缺的积极性，对于我们建设美丽中国、实现生态文明新时代具有理论指导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社会发展较高位置，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推向高潮。习近平多次强调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8]11充分揭示和阐述了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始终践行着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精髓。《自然辩证法》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依托直至今天也发挥着其不可磨灭的理论指引作用。

（二）合理阐释科学技术发展本源：揭示辩证的科学思维逻辑结构

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推动科学技术发展起来的，则是辩证的科学思维逻辑结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正是基于辩证的科学思维逻辑结构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恩格斯将科学思维结构的变革看作“科学革命”的实质，用科学思维逻辑结构来解释科学发展中所产生的一切变革。他认为，科学革命的实质是为了适应科学发展思维结构的变化，对科学革命的认识就逐渐转化成了对其中科学思维结构的认识，这样就加深了他对科学革命本质的认识与把握。从理论思维结构角度来认识科学技术革命，把科學技术的发展归结为科学思维结构的变革，不仅仅是从本体论角度对其加以解释，更是为科学技术发展的哲学分析开辟了新的道路和方向，为科学技术实践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科学的发展，近代的科学对近代以来所形成的科学思维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其辩证色彩日益显现。这一特征就是各个自然现象的内在关联、各种科学之间的内在关联。恩格斯将此描述为打开了形而上学的一个又一个缺口，构建了一个变化、发展、联系的对象世界。由科学思维逻辑结构揭示了科学发展的规律及本质特征，对于现当代研究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功不可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科学思维对当今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在科技领域的创新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现如今，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以科学思维为支撑，不断构建与创新技术支撑体系，对于更加有效、合理、深入利用自然资源并优化升级生产结构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加大科技投入，形成了比较明显的生态文明技术优势。我们提出要创新技术发展思路，同样要创新技术发展手段，打破旧的生态文明建设思维定式，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科学技术发展层面整体考量，最终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与低碳发展。

（三）牢固树立正确生态价值观：科学处理人、自然与社会的辩证关系

将人、自然与社会看作一个整体，正确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即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核心意蕴所在，深刻阐释了自然界在人与社会之间扮演的重要角色。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作用》中，通过研究人的劳动作用，把人的发展与自然和社会联系在一起，将社会看作自然界的一种表现形式，以便正确理解自然界的内在统一性。在恩格斯看来，尽管劳动创造了人，尽管人具有支配自然世界的能力，但人在变革和支配自然的过程中，必须尊重自然规律。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论述，在物欲横流的当下社会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警醒作用，“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313恩格斯举出了大量的实例来说明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314由此可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其重要性与必要性，要深刻认识到我们对自然的行为干预最终会造成的直接和间接后果，要学会更加科学地利用客观规律，才有可能将那些造成自然后果的生产生活行为坚决摒弃。在对自然进行认识的过程中，主体能动性与客体制约性的碰撞越多，人们就越能感受和认识到人类本身与自然界的一体性，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融性，也进一步抨击了那些认为人与自然、精神追求与物质行为之间相互对立的反自然的、甚是荒谬的观点。我们决不能把自然与人绝对地对立起来，自然、社会、人应是内在统一的。在这一方面，恩格斯一系列十分重要的价值论思想，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形成了许多重要思想和看法，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把自然界的各种运动、各种存在形式与人以及由人构成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真正地做到人、自然与社会的统一，辩证地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道路上，习近平在不同场合论述了恩格斯的“自然报复论”，肯定其当代价值。习近平总结借鉴恩格斯所提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并强调指出：“在人类发展史上特别是工业化进程中，曾发生过大量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事件，酿成了惨痛教训。古今中外的这些深刻教训，一定要认真吸收，不能再在我们手上重犯！”[8]14生态环境问题，是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人类该关注的不应仅仅是经济发展，而应该将着眼点放置于如何在经济发展与生态追求之间找到契合点，如何实现人类自身的永恒持续发展。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而现如今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指导下，重新审视、定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二者在全球发展模式下找寻一条永续发展之路。

结语

2020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我们再一次重新审视《自然辩证法》，对于正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深刻的价值意蕴。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在当今时代，对于全世界生态文明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都有着突出的指导价值。我们借由《自然辩证法》中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科学技术二重作用及制度探析及反思，再一次审定了人与自然关系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党的十八大以来被置于前所未有的发展战略高度，生态文明建设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习近平多次肯定了《自然辩证法》中的生态思想，指出恩格斯的“自然报复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为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解，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开辟了一条关键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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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黑格尔.自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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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闫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