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事都有阳与阴

赵焰，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长篇小说《彼岸》《异瞳》《无常》，中短篇小说集《与眼镜蛇同行》，历史传记文学晚清民国四部曲（《晚清有个曾国藩》《晚清有个李鸿章》《晚清有个袁世凯》《晚清之后是民国》），文化散文集《思想徽州》《行走新安江》《千年徽州梦》《风掠过淮河长江》，电影随笔集《人性边缘的忧伤》，散文集《此生彼爱野狐禅》等30多部。安徽文艺社已推出“赵焰文集卷一：徽州文化散文精编，赵焰文集卷二：散文随笔精编，赵焰文集卷三：长篇小说精编”。

《红楼梦》的“空”

《红楼梦》都被人说烂了。我一直犹豫要不要说《红楼梦》，担心佛头着粪，画蛇添足。想了半天，还是决定大着胆子说一说。这种方式有点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那个小男孩，没有什么智慧，也没什么机心，就是实话实说。因为《红楼梦》本来不复杂，是人为地搞复杂了，也人为地偶像化了。文学艺术，只值得欣赏和尊敬，不值得膜拜，它只是此岸的波光潋滟，并不是真正的彼岸之光。

《红楼梦》是什么书？就是一本“劝言之书”，有鲜明的主题思想，对世俗大众有启迪意义的书籍。《红楼梦》原名《石头记》，这一个“石头记”，就是癞头和尚、跛足道士等人做的一个“局”，石头一记，南柯一梦。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它其实是很简单的“醒世良言”。《红楼梦》的主题，跟“佛经”一样，宣扬的其实是一个“空”字——“红楼一梦，空空如也”;两个主人公，贾宝玉是“多情乃佛心”，林黛玉是“不俗即仙骨”。

很多人读佛经读不下去，也读不懂，怎么办？可以看《红楼梦》。《心经》说：“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红楼梦》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自色悟空，因空见色。当然，《红楼梦》是经典小说，有大观园的描写和生活故事，有宝黛二人的缠绵爱情等等。不过看似复杂，其实简单，就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形容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什么意思？是说大观园也好，贾府也好，就像开满鲜花的树林，虽然很美丽，却有悲凉之雾在流动。鲁迅写这一段话，应该想到日本上野的樱花。樱花美丽绝伦，可是花期很短，只有几天。花的命运，跟人的命运很相似。以“花季少女”来形容人，不仅是说美丽，也是说美丽的短暂。

鲁迅这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是《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小孩，与其说他是深刻，不如说他是单纯。鲁迅看人睹事，不敷衍，很难确，很犀利，有勇气，干净利落就抓住核心。他看出了《红楼梦》最美的地方，也看出了《红楼梦》最本质的地方。

鲁迅一段话，还意味着《红楼梦》写得好，写出了那种缥缥缈缈雾气腾腾的东西。古语说“秋水文章不染尘”，就是这个意思。好文章不是春水，而是一脉秋水：不是丰腴温暖，而是萧瑟寒瘦，有高蹈、清雅、幽远风格。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人类的本质，就是迷蒙苍茫的。文学作品，能触碰到丢失的记忆密码，引起心灵深处的战栗，就是好东西。

《红楼梦》成书是清初，后来成为脍炙人口的书籍，最大的功劳当属胡适。胡适之前，《红楼梦》虽有一定的名气，不过社会上很难看到。《红楼梦》在清朝基本是禁书，甫一问世，就被束之高阁，几经反复，到民国时已基本看不见。为什么？清朝是马上民族统治，心灵简单粗暴，二百多年的文学作品，总体上格局狭窄，气象局促，精气神都很低迷。《红楼梦》是一个特例，是上承宋明的结果。胡适进了北京大学之后，从众多的古代著作中，发现了这一本书独特的价值，大力推广，又加以考证，使这一部小说很快闻名遐迩。

胡适考证出了什么呢？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还考证出了曹雪芹的身世：曾祖曹玺、祖父曹寅、父亲曹顒、叔父曹頫，三代四人共做了五十八年的江宁织造。胡适还大胆提出了《红楼梦》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写的，后四十回是高鹗写的。理由有很多，方言的运用，即是证据之一，比如说“我们”和“咱们”：曹雪芹生长在北京，前八十回中，“咱们”和“我们”运用得很正确，“咱们”包括“我们”，“我们”不一定包括“你”那一部分;后四十回，“咱们”和“我们”经常生涩，屡现破绽。为什么？因为曹雪芹是北京人，北方人对“咱们”“我们”运用自如，而高鹗是杭州人，江南人哪知道分辨“咱们”和“我们”呢？

考证就像破案，不仅需推理、逻辑、物据、人据，还有“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很多文人当不了侦探，只好在考证中过福尔摩斯和波洛的瘾。胡适就是这样，由胡适对《红楼梦》《水经注》、戴震等人的考证，既可看出胡适的智商和情商，还能看出胡适的顽劣童心。好奇心，是童心的一种，也是元气的一种，对于一个人的出息，是很重要的。

奇怪的是，晚年的胡适对于《红楼梦》的评价并不高，认为“《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地描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他的见解与文学技术当然不会高明哪儿去。他描写人物，确有相当的细腻、深刻，都只是因为他的天才高……我向来感觉，《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

胡适对《红楼梦》评价为什么不高？跟胡适的性格、爱好及认识有关。《红楼梦》的主题是佛禅，胡适自小生活在刻板规矩的徽州，留学后又受杜威影响，思维方式上偏重实证，思维和行为中正平和，过于实在，对于佛道的虚玄风格，兴趣不大。胡适佛学造诣稍弱，曾说禅宗南宗的不立文字和顿悟，是为了吸引不识字的俗世信徒，一时激起“公愤”，有人以“无知无畏”加以抨击。

五四那一代学人，有“开天辟地”之情懷，在学术上也有“革命精神”，虽然刀砍斧劈斩钉截铁，却也流于浮躁后劲不足。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只写了半部，下半部写不出了;写《四十自述》，写到十九岁，就没有继续下去了。为什么？要做的事太多，都比写书重要，难以专心做下去。也有人以为喜欢实证考据、执着于循理的胡适对中国的佛教禅宗找不到感觉，一说，就是外行话。这一个说法，也有一定道理。

张爱玲也是，一本《红楼梦魇》，将宁国府、荣国府以及大观园里的人物关系，剖析得淋漓尽致。可是涉及到主题，因为缺少宗教情感和体验，还是隔了一层。

《红楼梦》是借助于大观园说佛理，如果不太懂佛，就谈不上明白《红楼梦》，不明白贾府和大观园。这一个热热闹闹的地方，其实只是意指从虚空到虚空的一个站点。大观园的一干人，都是太虚幻境的一帮物件投胎下凡的，像贾宝玉，就是灵河岸边修行的一块石头;林黛玉呢，是灵河岸边一株跟石头有缘分的绛珠草，下凡的目的，就是把这块石头曾经灌溉她的水，用眼泪全部還掉。不要以为贾宝玉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其实他是一个很智慧的人。智慧不是聪明，聪明是就事论事，可以破解一个点，也可以延伸成为一条线，可是它无法形成一个面。在大观园，贾宝玉不是最聪明的，他身边的女孩子，像薛宝钗、林黛玉等人，一个个都比他聪明，可是她们的“慧根”都不如贾宝玉。贾宝玉的身上有很多“生而知之”的东西，像一泓静水一样，具有非凡的觉知能力。他对形而上有感知，有恻隐之心，也有悲悯之心，这都是慧根充沛的表现。贾宝玉对谁都好，对谁都动真情，那是因为他无比善良。汤显祖说“智极成圣，情极成佛”，什么意思？是说圣人其实是最智慧的，至于佛呢，其实是最多情的。

《红楼梦》第二回，曹雪芹借冷子兴之口，表达了贾宝玉的观点：“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五十九回里，曹雪芹又借春燕之口，表达了贾宝玉的观点：“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成许多不好的毛病来，虽是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女孩子为什么由“无价之宝珠”变成“死鱼眼睛”？还是受男人影响的缘故。

贾宝玉以为女性在精神上高过男性，说得很好。男人是社会之物，社会脏乱差，男人首当其冲会受影响，变得昏庸油腻，不伦不类，无可救药。女性远离社会，相对安静，浑于天然，更葆有天性当中的美好。大观园中一干女性，之所以聪明善良，实在是远离社会功利之故。这一点不像当代，不仅男性糜烂油腻，女性也是物质化过度，难以干净纯良，很多都成这个那个“婊”，林黛玉、薛宝钗之类的古典美人，已基本找不到了。

《红楼梦》的立场是什么？很明显，扬佛抑儒抑道抑世俗。《红楼梦》中，贾宝玉一听到四书五经就头痛。四书五经是什么？是儒家经典中的经典。贾宝玉的父亲叫贾政，可以说是儒家的代表人物，“贾政”什么意思？就是“假正经”。儒家自汉之后，是有虚伪性的，为什么？因为道德提倡太多，要求太多，规矩太多，可敬不可亲，很多道德规矩违背人性，根本做不了。做不了怎么办？只好装。人一装，就假正经了。

佛教呢，从不端着，讲的全是人生的大实话，可敬又可亲，让人信任。《红楼梦》中的高人，像空空大士、渺渺真人、茫茫大士、癞头和尚、跛足道人等，都是老庄与佛教里面的人，看起来有些不正经，也有些旁门左道，可是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治世间的毛病，要批判和嘲弄儒家的“假正经”。

《红楼梦》是另一种形式的佛经，目的就是让人去“悟”。悟什么？悟出一个“空”字来。先是悟出“空”，随后“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什么意思？“心”，是我的本质;“性”，是世界的本质。明白我的本质和世界的本质，是一样的，是一个东西，是所谓“心物一元”。这是佛教的真谛。

《红楼梦》中，随处都有这种“空”的观念。比如说《红楼梦》第十六回《贾元春才选凤藻宫，秦鲸卿夭逝黄泉路》，标题对仗是很严谨的：“贾元春”对“秦鲸卿”;“才选”对“夭逝”;“凤藻宫”对“黄泉路”。对仗是外部的，是和谐的;内部呢，却是巨大的反差：一是“生”与“死”反差;二是“荣”与“寂”的反差——一边是贾府的贾元春绚烂到了极盛，因才情貌美被选凤藻宫，封为贵妃;另一边呢，是秦可卿十六岁的弟弟秦钟，刚刚跟小尼姑发生一场爱情受阻，早早地夭折。整部《红楼梦》一直有这样的对比，绚烂到极致，也悲凉到极致。它让读者悟什么？悟人生的残酷和无常。

说《红楼梦》是佛经，还因为《红楼梦》每一页都有“贾”字，那是要提醒你，这本书其实是假的，叙述得虽然好看、好玩，却都是无常幻影，都是“假”的。话已说到这个份上了，还是有很多人看不懂啊！现在很多人解释《红楼梦》，有索隐派、考证派、评点派、题咏派等，还有把《红楼梦》说成是阶级斗争的，说焦大是无产阶级，林黛玉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是不会喜欢资产阶段的……解读到了这个阶段，已接近扯淡了。这不是其他，就是“我执”，以妄念念天下，天下皆妄念也。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万个人读《红楼梦》，会有一万个贾宝玉。一部作品能得到如此丰富的诠释，也是它的魅力所在。话虽如此说，“最真实的贾宝玉”，只有一个，这是一定要明白的。

贾宝玉最后有没有证得“空”？不知道。王国维《红楼梦研究》里，有石破天惊的大怀疑，以为释迦、基督最终解脱与否，尚在不可知之数。不过我以为，悟空是一回事，解脱又是另一回事。出家是破了幻象的“圆”，去重新建立一个圆满。这一个圆满，传统佛学以为入了不生不死，不寂不灭。可是佛学发展到当今，已有更为现代的解释，即宗萨仁波切所说的：大圆满是——你敢不敢承认自己其实就是个混蛋？敢不敢去直面自己内心那些你以为肮脏的欲望和恶念？敢不敢如实地把自己从里到外的一切晾出来，完全裸露暴晒？敢不敢打破一切对与不对的界限，而树立起本然清净的定解？

如此解释，石破天惊，有现代性，跟现代人文精神对人性的解剖接轨，也有“两元论”的意味：人的身上，有上帝成分，也有魔鬼成分。人遭遇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敢不敢承认自己身上有魔鬼并与自身的魔鬼作斗争。

《红楼梦》的好，还在于有哲学性。中国古典文学，有哲学性的很少，尤其是小说，多是市井故事。文学相对浅薄，哲学相对深厚。文学，是光泽;哲学，是骨骼;宗教，是灵魂。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缺失哲学性，等于缺少骨架，站立不起来。《红楼梦》的哲学性，就是那首通贯全篇的《好了歌》：“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这一哲学性，是看透了世界，也参透了玄理。“红楼”一梦，不只是“红楼”一梦，它也是大千世界的梦。

宝玉出家，不知是否受到《金瓶梅》的启发——西门庆死后，西门馆也是树倒猢狲散，亲生儿子孝哥最后也出家当了和尚。这一结局也有因果轮回的意义。可是《金瓶梅》的点，不是劝谏也不是点化，而是揭露和批判。它的视角，全集中在世俗的酒色财气之上，它就是加重笔墨，把男女关系写得沆瀣肮脏，把社会风俗写得腐败靡烂。作者的创作思想，没有形而上的超越，没有悲憫的色空观，他就是揭露，除了揭露社会的阴暗之外，还有对商人的轻蔑。

张竹坡说《金瓶梅》：生仿效之心的是禽兽，生欢喜之心的是小人，生厌恶之心的是君子，生悲悯之心的是佛。与《红楼梦》相似的，还有《桃花扇》。《桃花扇》中，侯朝宗和李香君最后双双出家，情缘散尽，看破红尘，剩下的，只有最本真的生命了。曹雪芹肯定是看过《桃花扇》的，他让贾宝玉也出了家。于是有了贾宝玉的毅然决然，孤零零消失在茫茫大雪中。风流云散，繁华一梦，想一想，又有什么舍不得的呢？一个人如果看透了世事，萧瑟若秋水，静默剩无言，那么还是出家的好——灵魂走了，免得身体“人去楼空”。

《红楼梦》说“空”，不是“就空论空”，而是以一系列复杂丰富的人事来说“空”。《红楼梦》的表面，是热热闹闹的迎来送往，可是骨子里，却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红楼梦》也是儒释道俗杂糅：薛宝钗，是一个典型的儒家，崇尚功名和进取，思想正统，有人情味;王熙凤是法家，管理有才能，薄于人情，比较苛刻;林黛玉有道家思想，不求功名，崇尚自由，独立特行，有艺术天分;至于贾宝玉，前面已经说过，本身就是一个“菩萨”，善良，博爱，聪慧，有出世之心，终于修成正果。

《红楼梦》中经常引用“纵有一个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这一句，很多人都以为是曹雪芹写的，其实不是，这是北宋年间范成大的诗句。如果再追究一下，范成大的这一句也有出处——“土馒头”的说法，来自唐初的诗僧王梵志。王梵志曾写过一首诗，有“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两句，意思是城外的一个个坟墓来自哪里呢，都是死去的城里人，都曾在楼堂馆所耀武扬威。别以为土馒头与己无关，每个人都会变成它。这一句诗，是有宗教精神的，它当头泼了一瓢凉水，让你不要得志猖狂、忘乎所以。

人，其实都是中山狼，是需要不时“当头棒喝”的。

苏东坡这个人

传统中国知识人，无非儒释道，外加一个“俗”字。俗是世俗社会，是背景，是底色，也是常识;儒是理想，是原则，是人的立身之本;道是幻想，是才情，是自由和浪漫;佛呢，是一个标杆——很多中国知识人不懂佛，是无觉悟，少通透，执着拘泥，高度不过尔尔，广度不过泛泛。

以人为例。苏东坡这个人，就是儒释道俗的集大成者。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中，有一段排比句，最为典型形象地阐述了苏东坡这个人：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诗人、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

林氏评价苏东坡，穷极溢美之词，对苏氏竭力推崇。这很正常。还有一种评价：苏东坡是仅次于上帝的人。这一句话，更是至高无上的褒扬。意指苏东坡代表着做人的最高标准。不只是体现儒家的道德标准，还体现着佛家、道家的意义标准和境界标准。

一个人的青年时代，一般都是儒家，苏东坡即是如此。苏东坡从四川眉山到汴京去赶考，沿途的大街小巷，到处传唱柳永的词。可是这个年轻人不写词，也看不起那些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的词。苏东坡当时写什么呢？意气奋发地写《上皇帝书》。青年苏东坡一直希望有所担当，考虑的是治国平天下的作为。苏东坡考中进士之后，步入仕途，按理应该一帆风顺，可不是这样，坎坷从此开始了。因为围绕着王安石的改革，宋朝几朝官吏，开始了宫廷大内斗。大内斗以皇帝为一派，以太后为另一派，随后依次站队，一直划线到州县的地方官。规模很大，延续时间也很长，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之前。这个过程当中，苏东坡并不举足轻重，不过年轻气盛，表现得也颇为激越，几次撰写《上皇帝书》。结果惹恼了皇帝，被放逐出京城。

中国社会，自秦汉“大一统”后，失去“百家争鸣”传统。官僚也好，文人也好，抑或普通百姓也好，胸怀和气度缺失，理智与公正匮乏。党朋之争，人为划线，选边站队，非白即黑，充满戾气。东汉末年宦官和外戚之争如是，唐末“李党和牛党”如是，北宋末“新党和旧党”如是，明末“东林党和阉党”如是，清末“帝党和后党”如是……互相迫害，疯狂绞杀，仇恨叠加，恩怨难断。

三十七岁的苏东坡自此被列为旧党，开始了自己浪迹天涯的生活。一开始，苏东坡被排挤到江南的杭州做了一个小官——杭州通判。官职不大，没什么权，也没什么油水。苏东坡从京城到地方，理想破灭，靠什么来慰藉自己呢？靠道家学说，到了杭州之后，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主动调整自己，寄情山水。

苏东坡在杭州生活得很好，让远在汴京的一干人很嫉妒，便想着办法来折腾苏东坡，你不是在“天堂”吗？就把你调到“地狱”去！“地狱”是哪儿？密州。密州是现在的山东诸城，当时很荒凉的一个地方。苏东坡到了密州之后，目睹四野一片贫瘠，情绪极为沮丧。可是苏东坡这个人了不起，又很快调整过来——密州也不错啊！旷野之中，情趣依存。照旧生活得很快乐，游山逛水，交朋结友，写了很多诗，作了很多文。京城那一帮人气极败坏，开始马不停蹄地折腾他，先把苏东坡赶到徐州，然后又是湖州……古代做官有一个规则，官员接到朝廷的调令后，得撰写一个谢表，表示服从和感谢什么的。苏东坡也写了一个谢表呈上去，其中有“臣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之类的句子。新党一看，说苏东坡态度不好，说话油嘴滑舌，暗讽朝廷，心怀不满，于是收罗了苏东坡的一些诗词作证据，将他抓到京城关了起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也是宋朝少见的“文字狱”。什么是“乌台”？就是监察御史的办公地点。在那个森严壁垒的大院里，遍植柏树，既称“乌台”，也称“柏台”。

苏东坡入“乌台”之时，已经四十五岁了。人生遭此大难，当然很害怕，怕不明不白地死了，于是给弟弟苏辙写了一首诗：“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狱中的苏东坡，唯以亲情相安慰。苏东坡与弟弟的感情很深，兄弟之间，常有诗词唱和，千古名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是写给苏辙的。

好在神宗皇帝还比较清醒，以为苏东坡那些诗，不算是反朝廷。新党那一帮人，只好把苏东坡放了，直接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任团练副使，职位相当于现在地方武装部副部长。

黄州是苏东坡人生中很重要的驿站，是苏东坡完成精神飞跃的福地。苏东坡从京城下放到穷乡僻壤的黄州，带着一大家子二十多口人，一开始寄居寺院，生活困苦可想而知。朋友马正卿把城东一片废营垒的荒芜坡地给了苏东坡，让他盖房子住下，种一点瓜果蔬菜，饲养一些鸡鸭。苏东坡随遇而安，脱去了长袍方巾，改穿上农人的芒鞋短褂，忙着筑水坝，建鱼池，种蔬菜。也索性以居住的“东坡”地址，给自己命名。

东坡在黄州，最喜欢听鬼故事。每有客来，就要客谈鬼。客说没有，东坡道：“姑妄言之！”这是成心让人胡编一气。

牢狱中出来，死去的是苏轼，活过来的是更加通达的苏东坡。经过生与死的观念洗礼，苏东坡脱胎换骨，生命变得格外通透，写作的艺术水准和精神高度也有了质的飞跃。

苏东坡悟彻到了什么呢？从此阶段写的诗词中就可以看出。《念奴娇》写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还有一首《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写道：“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这一首词，看似写杨花，其实是在写自己，也在写人类——人类如杨花一样，春色三分，尘土二分，流水一分。词中有大悲苦，苏东坡是从花的身上，感悟到人的渺小和忧伤。

中国文学，自古推崇“诗言志”，注重零星感想，不注重整体思想，浸淫着深度情怀宗教情感的作品，其实不太多，或者说不够普遍。中国文化不习惯于形而上，每每遭遇虚玄，都采取回避态度。魏晋时曹操的诗作，以及《古诗十九首》等，对于生命，都是点到即止。可是苏东坡的文章词赋，悟生死，谈来生。诗中浓郁的宗教情感，与其说是慧根，不如说是磨难冶炼出来的深度感悟。由于思考的深入，感悟的博大，苏东坡的很多作品，在境界和通透度上，明显超出李白、杜甫等人，显出更博大的精神世界和更细腻敏锐的个人情感。

举一个例子“以小见大”。苏东坡和一个叫陈慥的人是好朋友，陈慥很怕老婆柳氏，苏东坡就写了一首诗跟他开玩笑：“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意思是揶揄别人老婆厉害。表面上很幽默，骨子里，还是旷达的心境，以及旷观的视角。幽默一定是旷达之后，才能产生的。如刀子般锋利的，不是幽默;如针刺般尖刻的，也不是幽默。幽默如水一样润滑，如天空一样无形，它是包容和豁达，不是讥讽和促狭。真正的幽默后面，必然是一颗觉悟之心。

强调一点，苏东坡的表达方式，在宋之前的中国人当中，很难见到。中国传统文化，举重若轻的很少，大部分是循规蹈矩，刻板矫情，甚至举轻若重假装正经。为什么会这样？没有这个能力，只能表明态度，装模作样。你装我也装，装来装去，大家都不点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苏东坡从世俗文化吸取营养这一面，就不展开说了，只要吃过东坡肉就明白了。东坡肉是苏东坡在最困苦的黄州期间，亲自动手烹饪的。原先烹饪猪肉，以烤和烧为主，苏东坡却别出心裁，用小火慢慢煨。煨出来的猪肉，芬芳甘甜，别有风味。烹饪成功后，苏东坡很是自得，写了《食猪肉诗》：“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世俗生活，是丰腴之地。没有世俗生活，容易变得枯寒寡趣。人活一世，要学会从世俗中获取“三昧真火”，去抵御寒冷。世俗文化，是围绕着“活着”所产生的一系列基本的吃喝玩乐心得。

世俗快乐，像是小火煨出来的猪肉，虽然有点油腻，却特别温暖，也特别香甜。一个人会生活，等于会享受世俗生活，可以从日常中汲取快乐，这就平添了与生活握手言欢的智慧和圆融。就历史上那么多文人官员而言，苏东坡与世俗生活的关系，可能最为密切，最能水乳交融。同样紧密的，还有一个白居易。白居易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畅达、平易、快乐、自得。从这两个人身上，可以看出世俗生活给予的滋养。

儒家的坚守，道家的自由，佛家的无私，俗世的温暖，让苏东坡千锤百炼成有着诸多高尚品质的人：善良、清明、理性，实事求是，直言敢言，不意气用事，也不明哲保身。在苏东坡身上甚至可以看到现代人文精神倡导的独立意志、自由思想，以及理性精神——新党当政之时，苏东坡觉得王安石的改革，有侵犯百姓利益的成分，提出不同意见;新党改革失败，旧党司马光上台，把新党统统贬出，苏东坡也觉得不对，又站出来说公道话。结果得罪了司马光，他把年过半百的苏东坡放逐出京城。

苏东坡的行为，也为“独立之意志，自由之思想”。为什么会这样？苏东坡是一个大悟之人。大悟之人，特行独立，必有自我意志，自由思想。

再度出京的苏东坡，已全然以生命悟彻者的姿态对待艰难困苦了。到了杭州，太守蘇东坡清淤西湖，修筑苏堤，做了一件大好事。只是杭州也不是久留之地，朝廷的惩罚接踵而至，苏东坡又辗转到颍州、定州、惠州……直至天涯海角的海南岛。年逾六十的苏东坡不断地迁徙，每到一处，很快融入到当地的清风明月，离京城越来越远，就越变得无欲则刚风轻云淡。

苏东坡发配至海南之后，穷困潦倒，可是精神上仍旧超迈俊逸，从诗中可以看出：“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笔哪知是酒红。”

人生一世，一般的心路历程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都是积极入世，志存高远，满满的儒家济世情怀;到了中年，受了些挫折，知道人世难以完美，有点灰心，于是半进半退，逍遥处世;晚年之后，经历了很多事，也明白了很多理，变得豁达和超脱，开始大悟人生——这个时候，佛家就来了。

一个人能将儒释道俗的优点集于一身，是一种修炼，更是一种造化。苏东坡的伟大之处，在于将儒释道俗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既有儒家的宽恕和忠厚、道家的自由和浪漫，又有佛家的宽广和无私，以及俗世的欢喜和随意。苏东坡很典型地诠释了儒释道俗，他不是某一“家”的代表，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集大成者：是儒家却不虚假;是道家却不玄虚;是佛家却不厌世;至于与俗世的关系，说得通俗一点，热爱生活，却不耽于生活，也不麻痹于生活，更不会让生活淹没。

将苏东坡与李白相比，两人之中，同有洒脱、浪漫和旷达，可李白是先天的，是不自觉的，是性格的天成;苏东坡呢，是后天的，是自觉的，是文化的精进。李白是谪仙人，苏东坡从世俗生活中汲取了很多营养和力量，成为一个凡尘的智者和乐天派。

有着旷达胸襟和才气的人，无论做人还是作诗作文，一定不是高调的、嚣张的、外在的、粗糙的，而是低调的、温润的、平静的、自知的、幽默的。蕴藏着生命的激情，也蕴藏着人生的悲凉，更蕴藏“觉悟有情”的慈悲。

我写苏东坡是因为苏东坡的横空出现，说明最优秀的中国人，已从宗法群体意识以及道德评判中走出，弃呆板的老成持重，步入了洒脱的豁然大度。人生忧患意识，正在转化为一种宁静开朗、轻松淡远的艺术生命，趣味产生了，人们更重视内在的体验，个体的生命，比社会伦理的普遍传达更重要。苏东坡，体现了中国古代个体文化人格的最高境界。

责任编辑   宁炳南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