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硕杰：成就三不朽的台湾经济学家
时间：2020-06-15 16:47:0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黄春兴
《蒋硕杰评传》，吴惠林、彭慧明著，海南出版社，2020
这是一部伟大华人经济学家蒋硕杰的传记。他成就了中国传统人文定义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本书封面尊称他为“自由经济导师，对自由经济具有坚定的信念”──这的确是他一生的写照。
然而，记得在“蒋硕杰逝世六周年纪念会”上，曾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一位崇尚自由经济、反对干预的自由主义者，竟然接受官方的供养，担任官方主导设立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的院长和董事长的职位？”或许因为与会者都是敬爱蒋硕杰的受业门生，或许因为会议时间过于短促，这疑问并没受到关切。
二十年过去了，在重读《蒋硕杰评传》之际，这质疑又重上心头。随着对于自由经济的更深入认识，在读完每件事迹后，都注意到：蒋硕杰一生的不朽事迹都是在“政府顾问”的身份下完成的。西方文化传统要求知识分子必须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而米塞斯与哈耶克的自由经济主义更告诫经济学家：不适宜担任政府顾问，更不应该借着顾问身份去实现个人理念。蒋硕杰是哈耶克的门生，对此，要如何去解释？
当然，西方也有不少担任公职又受人景仰的经济学者，而米塞斯也说过：群众不会有太多的理念，常因不经意跟随政治人物的理念而走向灾祸，此时经济学家必须出来启发舆论。但这样的解释并不太适宜，因有违他是“吾道一以贯之”的感受。因此，我必须回到中国人文传统去理解他。夏道平也是这样看的，虽没明说。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热衷承袭“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也就没批评他们与官方之间的暧昧关系，只是顺着米塞斯的信念，呼吁经济学家“不该是学官两栖的动物”，更不应该变成“遵照业主意旨的经济工程师”。
重读评传，我更加确认当年和同事在纪念会提出的命题：蒋硕杰对自由经济的认识是逐渐认同的。逐渐认同的过程意味着年轻时代的缺失，但也反映出对自由的坚定信念和不舍的追求──这才是他留给我们最重要的资产。
蒋硕杰生于上海，十五岁赴日本庆应大学，因卢沟桥事变发生而回国，次年就读英国伦敦政经学院。他于1945年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即返国，就职于东北行营。1947年，他任教于北京大学，次年到台湾大学讲学。短暂停留之后，就离台赴美，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十年后重返学校，先担任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经济学系系主任，又十年，转到康奈尔大学任教，直到67岁退休。1985年后，他担任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董事长，直到1993年病逝。
评传中提到蒋硕杰“在十五岁以前已读过四书”。中国传统读书人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抱负与胸怀，应该在他出国之前已经内化了。其他的陈述更能佐证：他在出国前就明白“念经济可以帮助国家富强”、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离日返国、学成之后毅然返回多事之秋的祖国。当然，西方教育也会激发个人的勇气和行动，但追溯他论述“五鬼搬运”和“金蝉脱壳”背后的典故，我们应能理解他热衷于向政府建言的胸怀是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怀着传统读书人的抱负，蒋硕杰虽没在学术上摘下桂冠，但成就了最高价值的三不朽。请容我分项说明。
先说立德。传统的定义是“创制垂法、博施济众、惠泽被于无穷”。这定义并不指向高尚的行为楷模，而是要求能创建对所有民众有利的制度（包括政策），也就是以新制度去提升帕累托效率。对此的联想就是松绑政府管制，因为管制是以全体民众的利益为代价去增益少部分人。
解除管制必然招致既得利益者的抗拒，这逼得蒋硕杰多次黯然而退。譬如在1948年，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以取代贬值到底的法币，但未能压制通胀而实施物价管制。蒋硕杰便发表文章指出：唯有积极提高利率才能吸收到存款，再贷款给工商业者扩增供给，方能解决通胀。遗憾的是，他的建议没有引起施政者的关注。另一次是在1968年，台湾计划将义务教育延长到九年，需要很多预算，就设立了“赋税改革委员会”，并主张以增加所得税税收去扩充财源。当时也是顾问的蒋硕杰则认为：那将扭曲资源分配，尤其会伤害高所得者对于资本财产的投资计划。他建议实施课征消费的加值税。由于凯恩斯理论当道，他只能无功而退。
让蒋硕杰成就立德功绩的是汇率单一化的变革。1950年代的台湾极度缺欠外汇，当局为了有效利用外汇，采取差别汇率：给出口弱势商品有利的汇率，而给优势商品相对不利的汇率，另允许公营企业不同的汇率。这种复式汇率对产业结构的不良影响远甚于汇率水平的管制。他借着参与美国经济顾问团的机会，建议当局推动单一汇率。这次的建言幸运地被接纳，也正式点燃台湾经济的起飞引擎。
立德着眼于长期的制度变革，立功强调短期的政策成果：“整恶除难、功济于时”。外汇券政策是很好的事迹。单一汇率下的汇率该定为多少,最好能让自由市场去决定。然而，蒋硕杰当时说道：“那时候大家对台湾没信心，要是统统可以自由买外汇的话，说不定有人根本就想逃出台湾，把钱带到美国去做寓公去了。”他于是创立外汇券市场，一方面限制使用外汇券的资格，另一方面让有资格使用的人在外汇券的自由市场下决定汇率。
“五鬼搬运”和随后的“金蝉脱壳”是蒋硕杰最具代表性的名言，也完全符合“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尚存”的立言要求。五鬼搬运意指：企业常在景气衰退时要求政府印钞（或低利率）救市，而往往是官商关系好的企业先获得首批救济，正好可占尽市场利基。其后获得救济的企业只能面对利基已消散的市场。该内容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循环理论没什么不同，都是源自于古典理论；
然而，蒋硕杰不提奥地利学派，只说来自于对他的影响大过哈耶克的“罗伯森教授”。他除了早期提出“重视轻工业政策”时说过是采用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中的时间概念外，就很少提到奥派，这种情形，直到任职“中华经济研究院”才有所改变。
他坚信实质的正利率是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基础，因此他坚决反对凯恩斯式的宽松货币政策。在英文论文集的序言中，他清楚说道：凯恩斯理论的缺陷在于他的货币理论无法融入他的有效需要理论。因此建议凯恩斯以可贷基金理论去替代流动性偏好理论，也就是以利率的使用分析去替代错误的存量分析。至于自由经济的进一步内涵，他应该是在认识夏道平之后才有深刻的理解。不同于哈耶克的另一门生周德伟，他在退休之前似乎对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法政论述的认识并不多。夏道平是在蒋硕杰王作荣论战接近尾声的1982年主动写信给素昧平生的蒋硕杰，之后并寄送几本他翻译的米塞斯的著作，应该会包括《人的行为》一书。
在当年的纪念会上，我与同事干学平提交了论文《蒋硕杰对奥地利学派之自由经济思想的最后认同》，几位任职于“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学者都不敢认同我们提出的命题和论述，很讽刺的是，支持我的却都是倾向凯恩斯学派的学者。长期追随蒋硕杰的吴惠林自然也不认同。他发言在先，没机会对我的文章做回应。经过十五年后，他在这本“评传”中表达了他当时没机会说的话。评传第54页写道：“有学者认为，这代表蒋硕杰一开始在支持自由经济的道路时仍有所疑虑，但实际上，以台湾当时的政治不安与经济动荡情况来说，距离完全自由民主化的条件本来就有差距，政府扮演安定角色有其必要性。”他是以实用的角度作为回答，而这里的“有学者”指的就是我和同事当年发表的那篇文章。有意思的是，同样的文句重复出现在“评传”的最后一章的最后几行。
毫无疑问，蒋硕杰是台湾经济发展和经济学教育史上照亮夜空的灿烂明星，也因如此，有太多人无法接受一位伟人在成长过程中有过的摸索历程，更无法承认他们内心也有过的挣扎。海南出版社同一套书中的《米塞斯评传》中，作者柯兹纳也是米塞斯的门生和追随者，倒能理解导师的困境。科兹纳说道：“米塞斯始终坚持研究的客观性、非政治性和中立性，然而，他也积极地信仰并倡导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方案。有时，米塞斯似乎忽视了他的‘科学与他的‘信念之间的界线。”把柯兹纳的最后一句话套用到蒋硕杰身上，我们是否会断然就否认：有时，蒋硕杰似乎忽视了他的“学而优则仕的抱负”与他的“自由主义的信念”之间的界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