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歌路”建设与漓江流域民歌传统的深度阐扬

杨丽萍 覃德清

【摘 要】“千里歌路”的核心理念是在粤港澳大湾区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的时代背景下，深度阐扬珠江流域多民族的人文根脉與诗性文化底蕴，将位于大湾区腹地的壮、侗、苗、瑶等民族文化深度融入珠江流域文化体验旅游的进程中。漓江流域位于越头楚尾，2500多年前的《越人歌》是壮侗民族的民歌文化符号，有必要将之融入“千里歌路”漓江段的文化体验旅游建设过程当中，深度激活漓江流域各民族“饭养身，歌养心”的人文传统，让人们切实体悟桂北—漓江流域的人文脉络以及民歌艺术魅力，以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智慧“千灯互照”的方式，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及其腹地的融通发展。

【关键词】千里歌路;漓江流域;大湾区;文化旅游

【作 者】杨丽萍，教育学硕士，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广西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覃德清，人类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0）05-0134-009

一、引言

位于珠江中上游的广西，被誉为“歌海”，广西各民族自古以来就具有源远流长的“饭养身，歌养心”的民歌文化传统，这是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在二十一世纪文化体验旅游和全域旅游兴起的时代背景下，将之融入珠江流域文化体验旅游当中，有助于民歌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有利于珠江流域文化体验旅游模式的建构及全域旅游品味的提升。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战略构想，同时强调要“构建以粤港澳大湾区为龙头，以珠江—西江经济带为腹地，带动中南、西南地区发展，辐射东南亚、南亚的重要经济支撑带。”[1]可以预见，随着人口集聚、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将拥有更为强大的经济、科技、文化诸方面的辐射力，大湾区至泛珠江流域各省区的交通更为通畅而便捷。这是珠江流域旅游产业发展的新机遇，也对珠江流域文化体验旅游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许多传统的文化体验旅游项目需要充实新的内容，用现代技术提升文化体验旅游的广度和深度，方可适应新时代文化体验旅游的发展新趋势。

粤港澳大湾区腹地蕴藏着异彩纷呈的人文资源和民歌习俗，珠江中上游汉、壮、侗、苗、瑶等民族素来具有“饭养身，歌养心”的文化传统，各民族民歌无疑是许多旅游景区重点展示的对象。2004年3月20日，中国第一部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正式公演，旋即以民族风情与自然山水相辉映的艺术表现形式而惊艳世人，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开发的象征性品牌。然而，连续16年的演出，偏重视觉效应的表层化“炫美”，难免让游客感到审美疲劳，自然而然有必要深层次展示民歌传统和民俗风情的“真美”。此外，相对于浩如烟海的华南各民族民歌传统而言，漓江流域“印象·刘三姐”、刘三姐景观园、世外桃源、桂林千古情、义江缘、蝴蝶泉、银水侗寨等景区所展示的民歌，其实只是汉、壮、侗、苗、瑶各民族民歌海洋之“沧海一粟”，更多的只是为了迎合游客的一种旅游空间的文化展演，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歌文化体验。因此，在全域旅游、文化体验旅游日益受到重视的新形势下，如何更为系统而富有深度地展示并阐扬漓江流域的民歌传统特别是“饭养身，歌养心”的诗性智慧？如何在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格局中推动珠江流域上中下游全域旅游空间的联动、协同、融通发展？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格局中“千里歌路”建设的文化定位

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位于珠江三角洲及其周边地区，从行政区划上说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的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2017年末总人口约7000万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大湾区规划近期至2022年，远期展望到2035年。总体目标是建设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具有同等实力和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科技创新动力，同时加强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通过极点带动和轴带支撑，辐射到大西南和东南亚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被誉为是在中华民族崛起进程中具有“千年大计”性质和重要地位的宏观战略布局。

珠江流域是文化体验旅游资源的富集区，也是国内外重要的旅游客源地。随着自驾游、徒步游、养生游、研学旅行、全域旅游、文化体验旅游等多种旅游模式的兴起，传统的由旅行社组团、以景区、景点作为主要旅游目的地的“表面化”“印象式”“粗浅层”“表演性”“短时段”的旅游模式，已经不能够满足游客多样化的旅游需要，也难以让旅客体验到旅游地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态。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希冀扩大旅游的目的地的范围，了解和体验特定景区和景点之外的特定民族及其文化习俗，从中体验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感知各地域各民族的历史渊源和审美传统，从而增长见识，获得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神悦志的审美体验。因此，未来的旅游模式转型以及全域旅游的兴起，必然超越传统的“吃、住、行、游、娱、购”旅游“六要素”，转向以“商、养、学、闲、情、奇”为核心的新的旅游模式。

大湾区建设以及珠江流域多民族民歌传统与文化体验旅游相结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课题，需要参照国内外文化旅游的成功案例，建构基于珠江流域人文底蕴的旅游线路和文化体验模式。“千里歌路”的理念源于德国知名的“格林童话大道”的启迪，该旅游大道的起点为格林兄弟的出生地哈瑙（Hanau），由此一路向北，经过施泰瑙、施瓦尔姆城、马尔堡、卡塞尔、哥廷根、哈美恩，一直到不莱梅（Bremen），长约600公里。《格林童话》凝聚着世人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想象，人们对童话的渴望从未因时光变迁而有丝毫削减。“格林童话大道”实现了人们追忆格林兄弟及其作品的梦想，并且对于探访“格林兄弟童话王国”充满热情与期待。“千里歌路”建设将格林童话作为参照，但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结合珠江流域的文化传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体验旅游线路。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条江河孕育一种文化，江河是文明的摇篮。世界各地的江河所流经的区域，不仅灌溉着当地的田园，也滋養了栖居其间的民众及其文化。在人类学和旅游学领域，历来就有以江河流域作为调查和研究对象的传统。这是因为特定的江河流域往往具有文化类型学意义上的文化相似性和文化传统的相对统一性。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在珠江三角洲，所依托的腹地在珠江流域中上游，而西江干流是大湾区最为重要的水源。在学术研究领域，珠江流域是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旅游学等学科颇为关注的审视对象，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2]1和黄伟宗、司徒尚纪主编的《中国珠江文化史》[3]2-3，全面梳理了珠江文化的历史源流，是具有经典意义的研究成果。周大鸣的《珠江流域的族群与文化》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珠江流域的族群构成以及文化的整体形态。[4]杨春宇、文传浩的《珠江流域民族文化与生态旅游研究》提出了将滇黔文化、八桂文化、岭南文化进行整体交融，建构“珠江全流域旅游文化走廊”的构想。[5]还有其他为数众多的涉及珠江流域历史文化、传统村落、经济发展、生态补偿、旅游开发的研究，都对“千里歌路”建设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和启迪意义。

“千里歌路”建设的核心意旨是依托于珠江流域多民族的民歌文化资源，以广东境内西江沿岸的封开、德庆、肇庆等城市作为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前沿以及粤港澳游客的集散中心，再溯流而上，途径珠江流域中游的桂江、浔江、黔江、郁江、邕江，联通珠江流域上游的漓江、柳江、红水河、左江和右江五大支流，以这五大支流的壮、汉、侗、苗、瑶、仫佬、毛南等民族的民歌传统及其文化遗产为人文资源，在每条支流建设100公里左右，总体上约有1000华里的以歌俗、歌会、歌者为主轴的文化体验旅游线路。

“千里歌路”位于大湾区的腹地，从珠江流域上游的五大支流延伸到中下游地区。现在，贵广高铁已经成为粤桂黔三省区联动的便捷通道，珠江—西江的港口建设和航运通道有了新的进展，桂粤之间的航空、铁路、水路、高速公路多元化交通体系逐步完善。大湾区内地9大城市之一的肇庆市风景秀丽，旅游资源丰富，是桂粤两省区联动的枢纽。此外，大湾区建设规划中已提出将柳州至肇庆的高铁纳入建设的规划，待到柳州—肇庆高铁建成通车之时，桂粤港澳之间的联动与融通将更加便捷而顺畅。

珠江流域中上游地区与大湾区的联动与融通，不只是经济领域的产业转移与交通设施的联通，还应包括人文领域的交流与文化体验旅游资源的共享。珠江上游五大支流的主体民族是壮、汉、苗、瑶、侗、仫佬、毛南等民族，各民族创造并传承着丰富的民歌文化习俗。刘三姐是珠江流域民歌传统的杰出文化象征和文化符号，将以民歌为核心的各民族文化习俗融入旅游线路，可以让游人领悟到珠江流域各支流源远流长而丰富多彩的民歌传统，感知珠江流域各民族作为自然生命的“身”（body）、作为人的知、情、意的“心”（mind）、作为心灵的觉知、体悟与意志的“灵”（spirit）的本真形态。[6]与此相对应的是需要借鉴中外哲学、文化人类学、教育学等领域关于“身心灵”的理论，深度阐扬珠江流域中上游各民族“饭养身，歌养心，圣养灵”的文化智慧，让人们在文化体验旅游过程中，更深层次地体悟珠江流域各民族的养身之道、养心之道和养灵之道，实现身强体健、心安神宁的生命圆满。

三、漓江流域的人文根基与《越人歌》的当代传扬

在人文地理学的视野中，特定地理场域中的山水、田园、湖泊孕育了特定空间的生命共同体及其社会历史。珠江上游漓江、柳江、红水河、左江、右江五大支流的自然生态、历史渊源、人文传统和文化根脉彼此交融，也同中有异，需要在珠江流域的宏观视野中，从“山脉、水脉、龙脉、人脉、文脉、根脉”六大维度1，对各支流的人文根基和民歌传统进行深入的梳理和阐述。

人文根基是特定区域自然生态系统和民族历史相融合贯通的人文谱系，文化体验旅游的深化发展是对旅游目的地由“六脉”构成的人文根基的真切感知和体悟。漓江流域的山脉、水脉自成一体，在山环水绕中生成许多龙脉集结的风水宝地。漓江流域的“地方性知识”总是本着“地灵人杰”“钟灵毓秀”的思维模式，将杰出人才的诞生同“龙脉”和风水传说联系在一起。在中华文明史上，桂山漓水间诞生了一大批有一定地位的历史名人。譬如，临桂县被誉为“状元之乡”，先后养育出赵观文、陈继昌、龙启瑞、张建勋、刘福姚、李珙、裴说共7位文状元或武状元，还有陈宏谋、王鹏运、况周颐、李宗仁、白崇禧等风云人物，堪称人才辈出。一代名臣陈宏谋以及“三元及第”者陈继昌的故乡临桂四塘乡一品峰下的横山村，位于临桂区两江镇的李宗仁故居，至今依然是历史文化旅游的重要目的地。

“人脉”是特定区域由家庭、家族、族群、民系、民族构成的文化创造主体和传承主体。在文化体验旅游过程中，需要“见物见人”，既要关注特定区域的山水风光和民俗文化事象，也要对特定空间的文化主体有基本的认知和了解。从“人脉”维度审视，随着“宝积岩人”“甑皮岩人”的发现，证明桂林—漓江流域至少在两三万前已经有远古人类在这里繁衍，至春秋战国时期，百越族系中的西瓯人是桂林—漓江的原住民族。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后，设置了桂林郡、南海郡和象郡，秦王朝覆灭后，驻守岭南的将领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建立了割据政权。而南越国的统治者是秦王朝派出的50万大军及其后裔，南越国的臣民是百越原住民。这些岭外移民与原著民族通婚、融合，演变成当今华南地区的汉族，而世居岭南的百越人演化成当今的壮侗语族各民族。

就桂林—漓江流域的旅游而言，举世闻名的漓江风光、阳朔田园风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灵渠、龙脊梯田风光等景点成为游客的首要目的地，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包括壮族风情在内的人文根脉与文化体验旅游，或者说，人们的普遍旅游心态是：到桂林—漓江流域，就是看这里的自然风光，自然风光的超大知名度和超强吸引力令人难以顾及桂林—漓江流域的人文历史和文化底蕴。这种旅游线路设计和文化认知源于忽略了先秦时期桂林—漓江流域的远古文化脉络，桂林—漓江流域作为百越族系中西瓯人的故地，积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现在，虽然在桂林—漓江流域已经没有西瓯人的踪影，但是作为百越中西瓯、骆越人的后裔，壮侗语族各民族却依然是桂林—漓江流域人脉谱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目前，侗族主要聚居在湘黔桂三省交界地区，在桂林—漓江流域仍有许多壮族村落。这些壮族村落的先祖大多数是来自南丹、东兰等地的俍兵，明朝期间奉王朝之命前来平定动乱，待时局稳定之后，朝廷将位于交通要道附近的田地划给俍兵耕种，随后安营扎寨，建立村落，定居落户，繁衍后代。漓江流域的壮族民众大体上记得先祖的来源，相当一部分村落保留壮族的花神崇拜、莫一大王信仰和传唱民歌的风俗习惯，许多族谱记载了本宗族的血脉传承，保留民族的历史记忆和身份认同。但是，毋庸讳言，也有一部分壮族村落因为时过境迁，原本的壮族习俗已荡然无存，一些人的身躯里流淌着先祖的血脉和遗传基因，却已经改操汉语中的西南官话，不会说本民族语言，遗忘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源流，“人脉”和“文脉”相脱节，相应地导致民族根脉的衰微甚至断裂。譬如，桂林市阳朔县高田镇聚居着约2万壮族人，约占该镇总人口的58%。位于国道旁边的蒙村，大人小孩都用壮语交流，而远离国道的朗梓村以及金宝乡的壮族都改操汉语。在实地调查中，村民的解答是“不会讲汉语，出门都不懂搭车。”或许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越是在相对封闭的地方，人们越需要一种超越自我而融入主流社会的心理趋向。因此，重构桂林—漓江流域文化体验旅游的当务之急是激活当地民众的文化记忆。

在“千里歌路”的格局中，漓江流域的汉、壮、苗、瑶各民族的民歌习俗是民歌文化体验旅游的取之不尽的资源。譬如，桂北汉族以孝歌为主体的仪式歌，内容丰富，感人至深，瑶族的《盘王歌》、苗族的《苗族古歌》深含苗瑶民族的历史记忆。而壮族先民是漓江流域最早的居民，只是在许多人的历史记忆中，早已忘却了秦瓯战争的硝烟，早已遗忘了桂林—漓江流域在春秋赵国时期是百越族系中的西瓯人的主要栖居地。西瓯人因为抵挡不住秦军的锋芒而退隐山林，向南迁徙，桂林—漓江流域的壮族历史是被遮蔽、被遗忘的历史。需要从历史记忆的角度，突出“壮族历史记忆”的主题，回归特定历史时空的语境。《越人歌》的现代阐释与传扬，将为重新激活人们的仪式记忆，深化漓江流域流域文化体验旅游提供新的契机。

在西汉史学家刘向撰述的《说苑·善说》中，记载了一首作于公元前528年，距今2500多年的《越人歌》1，韦庆稳先生运用音韵学的理论方法，论证古越音与壮语的关系，[7]296-297有力证明先秦时期壮族先民就活跃于楚越交界地带，桂林—漓江流域位于楚尾越头，是楚越文化交汇的前沿，面向未来的桂林—漓江流域文化建设，理应充分发掘以《越人歌》为代表的民歌文化资源，以《越人歌》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将壮侗民族民歌传统融入文化体验旅游和文化建设的过程当中。

珠江流域“千里歌路”桂林—漓江流域段建设的总体思路是：以《越人歌》作为壮侗民族民歌的象征，重新演绎鄂君子皙在游船上与越人对歌的盛况，用汉语、古越语、壮语以及侗语翻唱不同版本的《越人歌》，让人们领略楚越民族之间的友好情谊。另一方面，用现代民歌形式编唱壮族历史歌，以壮族先民从百越族系中的西瓯、骆越，演化到乌浒、俚、僚、俍、僮和壮族的漫长过程为素材，编成“问答歌”“谜语歌”“历史长歌”等诸多形式，在一些文化体验旅游空间修建藏歌楼、对歌亭，要求歌者演唱的主体是历史题材，让游客体验壮族文化的悠久历史，建立起对桂林—漓江流域的相对完整的历史认知，也由此让桂林—漓江流域的壮民族实现“人脉”“文脉”与“根脉”的和谐贯通。

四、深度阐扬漓江流域民歌文化传统的多重路径

随着大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以及人们对于文化体验旅游需求的多样化转型，旅游经营主体和旅游文化研究者皆要意识到深度阐扬民歌文化传统隐含的内在价值的重要性和必然性。笔者在广西南丹县调查期间，遇到了“印象·刘三姐”的策划者，也在当地搜集壮族民歌。由此可见，将原生态民歌融入旅游空间已经是一种多方认可的文化共识。就学理研究而言，则需要深度阐释壮侗民族“饭养身，歌养心”民歌传统的内在价值;确认民歌传承谱系以及传承主体;了解民歌文化整体性的种类与结构;从主位与客位的转换探寻珠江流域中上游人文资源与粤港澳大湾区互动、联动、融通的各种路径。

（一）“歌養心”文化价值的深度认知

文化认知是文化阐扬的根基和前提，惟有正确的对于民歌传统及其文化价值的深度认知，方可激活人的文化自觉，自主地传习民歌，在传习民歌的过程中体验到人生的乐趣，实现心灵的愉悦，文化阐扬自然而然获得文化内部的驱动力。大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无疑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主轴，但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大湾区的文化软实力，构筑文化创意产业体系，培育文化人才，打造文化精品，繁荣文化市场，丰富居民文化生活，共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其实，在“五位一体”的建设体系中，珠江流域中上游与粤港澳大湾区的联动与融通，重心是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两大领域，或者说，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等领域，粤港澳大湾区因为实力雄厚而拥有强大的辐射力，而粤港澳大湾区腹地蕴藏着丰厚的以民歌为核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其他人文传统而拥有进一步深度开发的价值。

壮侗民族自古以来形成“饭养身，歌养心”的人文传统，目前，共有25个县市被命名为“长寿之乡”。2究其原因，除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和遗传因素，人们“以歌为乐”的心境与乐观心态，无疑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依照中医理论的认知，金、木、水、火、土“五行”、宫、商、角、徵、羽“五音”、肺、肝、肾、心、脾“五脏”与忧、怒、恐、喜、思“五情”之间，存在着相互感应的关联，音乐的曲调以及情志与人体的气脉形成一种共鸣，音乐旋律的震动与人的心律、脉搏、呼吸、血压相共振，咏唱歌曲可以感染情绪，调理心情，舒缓抑郁，去烦消躁，宁神静性，颐养身心。因此，传承民歌的直接功效是扩大肺活量，提高呼吸功能，促进身心愉悦，增强记忆力。对于中老年人来说，由于唱好一首歌，必须集中思想，记住歌词和曲调，才能进入歌曲的意境，抒发出真切的情感，这对大脑思维能力是一种锻炼，有助于预防老年痴呆症。特别是在对歌时，尤其需要聆听对方的吟唱，思考怎么答歌、对歌，无形中锻炼人的记忆能力、逻辑思维和反应速度。

在文化体验旅游的场域中，并不一定要求游客学会唱歌，而是在聆听民歌的过程中体验到一种轻松欢快，感受民歌的艺术魅力，领悟民间歌者的快乐之道，在忙忙碌碌的人生旅途中获得片刻的悠然和心里的欢畅。待到有朝一日功成名就，机缘降临，重新唤起在文化体验旅游中“歌养心”的记忆和认知，或许能够由民歌的聆听者转变成吟唱者，在吟唱民歌中，找到消磨时间的方式，祛除孤独与空虚，以动听的旋律调适心情，宣泄情感，怡养身心。

（二）民歌文化传承谱系的主体确认

毋庸讳言，现阶段包括漓江流域在内的许多旅游景点虽然有民歌传唱的表演，但是，大多数表演者只是经过短时间的培训，学会了演唱民歌的技巧，拥有了表演的技能和机会，但是，不是真正意义的属于民歌传承谱系中的民歌文化传承人。大多数民歌传承人因为年龄、外貌以及其他原因，往往无缘进入旅游表演场域。或者说，旅游经营者关注的重心在表演效果，临时性地满足游客对民歌的好奇心理，只求给顾客留下美好的视觉和听觉感知，不求深层次地理解民歌文化内涵。游客在有限的时间内，也往往没有深度了解民歌传承主题的心理诉求。而在全域旅游以及深度文化体验旅游的语境中，人们可以超越旅游景区舞台的时间空间场域的限制，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与民歌传承人进行直接的对话和交流，了解不同民歌的不同传承语境，体验民歌内在的艺术魅力。

广西各区域都有不同类型的民歌传承人和传承谱系，一般说来，不同的歌者对民歌有不同的喜好，不同的歌唱水平和知名度，民众往往把这些歌者分为歌迷、歌手、歌师、歌王等不同的层级。“广西成为歌海，首先是因为有众多的山歌迷。”[8]50歌迷倾情于民歌，喜欢听歌，录歌，唱歌;歌手通常有娴熟的演唱技巧，能够在各种歌会和仪式场合一展歌才;歌师则不仅能够以歌代言，开口成歌，还善于传授民歌，培养新秀，在各种仪式场合担任主角，在山歌擂台赛中出谋划策;若是成为歌王，则是需要有出类拔萃的民歌天赋、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成为公众认可的民歌文化守望者。就桂林—漓江流域而言，目前仍然活跃在民歌传承领域的歌王主要有秦国明、李建宁、于润发、赵梅英、罗友军、黎建雄……等等，其中，出生于1933年的秦国明，被誉为是“歌王中的歌王”，他编写的扫盲读物《农民识字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藏，还撰写并自行刊印了《刘三姐唱桂林》《广西情歌对唱》等一系列作品，他的众多弟子活跃在广西各地的歌坛上，也在特定的村落和城镇社区中传授桂林山歌，在中小学校举办山歌培训班，培养了大批的山歌新秀。于润发既是一名画家，同时也是一位歌王，他组建的小百灵山歌艺术团数次在全国性的歌咏比赛中获得奖励。黎建雄、黎藜出版了图文并茂的《歌韵漓情》一书，[9]24用山歌吟诵阳朔的各个景点，一景一歌，情景交融，相得益彰。他还通过《桂柳山歌》等微信平台传扬山歌文化，扩大了民歌在网络空间的影响。

据观察，现阶段桂林—漓江流域的许多景点、景区在开展民歌文化深度旅游的过程中，尚未与民歌传承主体建立起深度合作的关系，屡屡可见的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各自为政的现象，不同的景点和景区有各自的经营理念和人际关系网络，桂林民歌传承主体也有自己的爱好和志趣。民歌文化体验旅游需要民歌传承主体的参与，才能让游客体验到民歌文化的精髓，而民歌文化传承者积极介入旅游场域，民歌文化的艺术价值方能得到更好的体现。在文化深度阐扬的视域中，民歌传承主体还需要从内省深处激活诗性基因和诗性智慧，减少应景性的民歌创作，用实行的语言自由表达内省的情感与星灵的感悟，留下具有经典意义的佳作。

（三）民歌传统多重意蕴的全面阐扬

桂林山歌遍布桂林市6个城区及11个县，宋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对广西山歌活动做过描述。桂林—漓江流域山歌因其独立的地理环境和自身艺术特点不断发展，形成不同的民歌类型、多重的文化主题与文化意蕴。民国期间桂林山歌活动频繁。新中国成立后，忆苦思甜一度成为桂林民歌的主题。改革开放以来桂林市县多次举办“三月三歌圩会”“歌王争霸大赛”“漓江之声·山歌擂台赛”、山歌研讨会等大型活动，让桂林山歌与时俱进地形成新的时代特色。

桂林民歌的不同意蕴源于不同的山歌类型和不同曲目。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桂林—漓江流域的民歌总体上按类型分有古歌、礼仪歌、情歌、风俗歌、诉苦歌、生产劳动歌、盘歌、历史歌、时政歌、革命歌、童谣等;按形式分有问答歌、排歌、散歌等;按唱法分独唱、对唱、联唱、集体唱等;按调子分平调、悲调、喜调等;按声部分单声部、二声部、三声部、四部和声。桂林山歌与桂剧、彩调、渔鼓、文场等民间曲艺经常相互交叉，在表演过程中融成一体。

目前，已经有兴安贺郎歌、龙胜各族自治县六甲歌、平乐县桂江船歌、资源县民间山歌调、永福瑶族民歌等民间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广西非遗名录，还有兴安龙船歌、雁山龙舟歌、临桂会仙贺郎歌、龙胜挖地歌、全州哭嫁歌和民间小调、龙胜苗族酒歌和北壮二声部民歌被评为桂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这些省区级和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尚未有效地进入文化体验旅游的场域，其丰富的文化意蕴尚未得到充分的阐释。譬如，桂林民间人生仪礼民俗歌中的《贺郎歌》和《孝歌》是桂林民间渊源久远的民俗事象，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桂北孝歌是中原儒家文化与岭南百越少数民族文化融汇的结晶，桂北地区的民间文化人将《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說唐》《西游记》等古代小说改编为唱词，同时纳入一些古诗、谜语，体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理念。桂北孝歌的完整体系包括“短歌”“过渡歌”“长歌”三大类别，涵盖邀请歌、礼仪歌、礼让歌、盘问歌、谦让歌、怀念歌、悼亡歌、慰问家属歌、请水源歌，等等。尤其是其中的历史古典歌、历史人物故事歌、民间传说唱段、劝世歌深度体现了当地民众的历史认知、文化记忆和伦理道德观念。特别是用民歌的形式，劝导世人孝敬父母，姑嫂兄弟和睦，倡导节俭，走正道，远离黄赌毒，颇有教育意义。

漓江流域民歌是汉、壮、侗、苗、瑶等多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特定区域历史记忆、人生礼俗、心灵陶冶多种文化意蕴向交融的综合整体，全面阐发和弘扬漓江流域的民歌传统，有赖于把握包括2500多年前的《越人歌》在内的民歌历史渊源，将漓江流域的民歌传统置于历史演进长河中进行全方位地审视。编歌唱歌原本是一种以歌代言的心灵习性，这种习性和情感的表达不宜只限于短时段应景性的民歌创作，而是基于深厚的历史情怀，吟诵千百年来的历史沧桑以及民族命运的深层反思。

（四）“千灯互照”与诗性智慧的真切体悟

人类社会历史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之间的长久交流、联动和融通，并不是单向度的经济援助和文化传播，正如不同个人、不同家庭、不同宗族和亲属的经济交流和文化传承，不是施舍，更非怜悯，而是相互理解和尊重基础上的相互借鉴，协作共赢。同时，惟有互利互惠方可长久，惟有“千灯互照”，才能相得益彰。

就珠江流域而言，人们通常认为位于珠江上游的滇粤桂3省区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矿产、水利、电力资源和生物资源的富集区，但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珠江下游地区经济发达，科技实力雄厚，但是，自然资源相对缺乏，由此彼此之间拥有了取长补短、互补互利、协作共赢的良好基础。然而，从诗性智慧的角度审视，在深化大湾区与华南、中南、西南地区的合作交流以及建立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的过程中， 经济、资源开发领域的交流只是粤港澳大湾区与周边地区合作的一个层面，还应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深化人文领域的深度合作，通过智慧交通、智慧能源、智慧社区的建设，强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内心的“三重和谐”。[10]88贯穿“三重和谐”的核心意旨是深隐在人们心理意识深处的诗性智慧。

在后现代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逻辑中，人们已经超越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思维模式，更多地关注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关注“诗和远方”。其实，诗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是世界各民族共有的本性，是一种情的体验、意的表达、游的心态、灵的沉思、利的超越和心的寄托。诗性与神性、理性相对应，诗性蕴涵着美感的元素，通过激活想象、张扬理想、抒情生趣、创造美境，给人带来审美的满足。在西方学术传统中，诗性不只是与诗歌创作有关的文化特质，更多是在广义的层面上指称与逻辑性相对应的“艺术性”“审美性”与“创造性”。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在《新科学》一书中，具有开创性地论述了“诗性”和“诗性智慧”（Poetic Wisdom）。他认为，诗性是原始人类在思维方式、生命意识和艺术精神等方面的特性。“诗性智慧”是指原始人天然地、创造性地用“感官—想象”来认识世界，通过“比喻”“感性—艺术”思维方式把握世界。他们“没有推理能力，却浑身是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11]181-182因此，诗性传统其实是一种包含着丰富想象力、敏锐感觉力以及强大创造力的生命意识和艺术精神。

文化体验的深层感悟是意识到诗性思维的精神特质及其文化意义，能够以感性为基础，以隐喻性的符号为表征手段，思绪自由驰骋，意义油然生成，立象以尽意，得意而忘象，突显诗性主体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实现诗性与情感、意志与理智的统一，将人的感觉、智性、想象、喜乐、爱憎、精神活力、主体与客体、灵魂与宇宙、幻境与实境、意义与表象进行多元地汇融，在传统诗学精神与诗性文化的熏染下，生成天人合一、物我互感的文化智慧。

在大湾区与作为其腹地和辐射区的珠江流域“五位一体”建设过程中，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自然而然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只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超越区域分割的狭隘视野，更多地关注不同区域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智慧，不断地追求人的心灵自由与生命的升华，通过获得自由的审美体验创造性地实现人生的价值。杜夫海纳认为：人类对于美有渴望，“诗的基本情态在于美和美感满足，诗之美是对心灵的解放，唤起人的心智和谐。”[12]5换言之，衡量特定民族、特定区域发展的尺度，不应只是有形的物质文化指标，还应包括无形的精神层面的幸福感、成就感、审美体悟与心灵的自由度。珠江流域原本就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是儒家思想与佛教智慧汇聚之地，也是壮、汉、侗、苗、瑶各民族和谐共生的地理空间。若是在中外文化、各民族文化相互尊重、相互借鉴过程中，不断推陈出新，互动交融，点燃通过不同文化的“心灯”，让各民族的文化智慧“千灯互照”，将会在切合人的全面发展的层面上，引领文化变迁和更新的方向，也由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源自各民族文化智慧的精神资源。

五、结 语

在二十一世纪全球一体化时代，各区域各民族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前所未有地彼此相连，文化的联动、交流与融通，显然有助于人们走出地方保守主义的误区，推进多民族文化的和谐共生。就粤港澳大湾区及其腹地的融通发展而言，尤为有必要以宏阔的视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格局中，省思整个珠江流域及其同周边地区的融通发展问题。如果说，珠江三角洲是“龙头”，那么，珠江—西江中游地区则是“龙身”，珠江上游地区就是“龙尾”。珠江“巨龙”的腾飞，需要“龙头”“龙身”“龙尾”的协同共进，融通发展。珠江流域中上游地区是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旅游资源的富集区，珠江下游是重要的旅游客源地。漓江流域文化体验旅游的深度阐扬，不只是对漓江两岸自然风光的尽情凝视，而是从以《越人歌》为文化符号的歌咏传统中，感悟发自心灵深处的优美旋律，以诗性智慧构拟区域文化的多彩画卷。無论如何，在旅游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常态性消费的时代，若是能够在旅游过程中体验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文化智慧，从中获得某种启悟，进而尽可能地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情感表达方式和价值观念，确立适应人类本性的行为准则与精神追求，当是人类文明演进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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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ONE-THOUSAND-MILE SONG ROAD"AND IN-DEPTH EXPLANATION OF FOLK SONG

TRADITION IN THE LIJIANG RIVER BASIN

Yang Liping， Qin Deqing

Abstract：The core idea of "One-Thousand-Mile Song Road" is to expound in depth the multi-ethnic cultural roots and poetic heritage in the Pearl River Basin under the socialbackground ofsubstantial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 Bay District， and to integrate Zhuang， Dong， Miao， Yao and other ethnic cultures in the hinterland of the Bay District into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xperience tourism in the Pearl River Basin. The Lijiang River Basin is located at the upstream of the Yue River and the downstream of the Chu River. More than 2500 years ago， the Song of Ancient Yue Men was the folk-song cultural symbol of the Zhuang and Dong minor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ethnic cultures into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cultural experience tourism of "One-Thousand-Mile Song Road" in the Lijiang River section and to deeply activate the multiple minorities" cultural tradition of "Food Nourishing the Body， Song Nourishing the Heart"， so that people can truly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context and the charm of folk song art in the northern GuangxiLijiang River Basin; an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sbetween the Han"s and the ethnic minorities" cultural wisdoms， it can lead to the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 Bay District and the hinterland.

Keywords：One-Thousand-Mile Song Road; the Lijiang River Basin; the Great Bay District; cultural tourism

〔責任编辑：李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