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治水史，也是一部廉吏史
时间：2021-01-10 03:45:1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许然
提到“天府之国”，绕不开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而秦蜀郡守李冰与都江堰，是一对让人炫目的组合，两者相互成就，谱写出一曲流芳绝唱。
两千多年前，李冰率领民众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将洪水长期肆虐的川西泽国，变成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沃土。后世怀念李冰，不单因为他是一名水利专家，更因他是廉洁勤政的地方长官中的典范。
“倘若治水之人懒政惰政，都江堰水利工程早已河道废弛，水利瘫痪，整个天府之国也将不复存在。可以说，都江堰的治水史也是一部勤政廉政史。很多都江堰的建设者、维护者、修缮者和拓展者都是勤廉文化的典范。”日前，成都作协副主席、都江堰文史研究专家王国平接受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采访，回溯了历朝历代治理都江堰那些勤政廉政官员的故事。
李冰的勤廉精神，在治水中延伸
兴修水利，就是创建、修复、扩大、发展水利工程，以此来控制水、疏导水，避水之害，用水之利，化害为利——这就是“治水”。
沿着时间的经脉梳理，自秦代以来，曾主持都江堰政事的人灿若繁星：李冰、文翁、诸葛亮、刘易从、韩亿……“由于人物与遗存密不可分，构建出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最终形态，组合成一幅清气逼人的历史文化长卷。”王国平说。
何为勤？古人说：“黾勉从公，夙夜匪懈，谓之勤。”在李冰身上，勤，体现在勤政务、矜老疾、话艰困。公元前272年，年轻将领李冰奉秦昭王之命赶到蜀郡，就任郡守。作为蜀中第一高官，李冰没有丝毫官架子，而是轻车简行赴命任职。一到任，他就拒绝了近百台“接风宴”，关注底层民众的疾苦，开始巡察民生，查勘水患。他与随员一道风餐露宿，行约千里，记录下历年水情，又大量查阅了此前官员的治水史料，最后选定了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动工堰址。
如果说“勤于政事”是从政者的职责所在，那么“廉俭”则是李冰的生活方式。在都江堰水利工程建设的8年里，李冰住茅草工棚，睡木板床，吃大锅伙食，与成千上万军民同甘共苦，构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最初形态。
此后，李冰的后继者，文翁、诸葛亮等人不断拓展渠系，延伸水脉，在治水中将勤廉精神传承下去。
西汉文帝时期，文翁来到蜀地，一改当时蜀地文化教育落后的情况，兴办学校，选拔人才进京学习。文翁还积极投身于民生建设，据《都江堰水利述要》记载：文翁在任职期间，带领民众“穿湔江，灌溉繁田一千七百顷”，是第一个扩大都江堰灌区的官员。
如今，成都民间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据说当时有一富绅，听闻文翁要兴修水利，便想从中牟利。这名富翁带着大笔银钱求文翁包揽工程，文翁将计就计，赐富绅美差，以集治水之资。眼看计策将成，朝廷下令：“治水钱款有限，若官吏有贪贿之举，就地立斩不赦。”富绅不敢造次，后因经办差务有误，不但分毫无获，还不得不再拿银两充填，总算逃过一劫。
王国平认为，“勤廉，在文翁身上体现出的是一种对治水的不懈，而在诸葛亮身上，则多了一层制度规范的意味”。
刘备入蜀之后，诸葛亮意识到都江堰是农业之根本、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于是，他专门设置了堰官，并征集兵丁一千二百人常年驻守，对其进行日常的管理和维护。此外，诸葛亮大量兴建各类灌溉设施筑堤以防水患。据民国《成都志》载：“九里堤在县西北，堤长九里，故老相传，诸葛亮所筑，以捍水势。”
在社会动荡的特殊时代，诸葛亮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人民的安定对社会秩序和统治秩序的重要意义，因此，他十分关注民生，积极主张实行惠民措施。此后各朝，都江堰所在地的县令均为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主管。宋朝时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了都江堰岁修制度，并施行至今。
“前有章仇后张公，疏决水利秔稻丰”
“看一個官员是否清廉爱民，只要去看他辖区内的水利状况就一目了然。水清则清，水浊则浊，这也是岷江两岸的老百姓流传千年，最直接有效辨别官员贪廉的方法。”王国平介绍。
都江堰与任何水利工程一样，并非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累年频发的岷江洪水，冲毁渠首工程，渠道各段也容易发生溃决或淤塞，从而酿成灌区的水旱灾害。所以，都江堰不但需要年年“岁修”，而且在一定时期，必须进行“大修”或“修复”。尽管凡兴修水利，主办者都要付出身心“劳瘁”的代价，李冰父子、文翁之后，历代总有志士仁人勇于担当、甘于献身。
唐贞观元年（627年），被提拔为侍中的高俭转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到任后高俭发现，由于都江堰旧有渠道废弛，导致人们生活生产用水的不便。当时居于水侧的普通人家因水而兴，这让许多有权有势之人眼红不已。为争夺水利，双方纠纷不断，遂激起当地民众的愤怒。
于是，主张正义的高俭亲自扛起了长锸和锄头，与军民一同来到都江堰，整治渠道，使之恢复功能，在故渠之外扩展出许多支渠。为从根本上解决水利之争，高俭还特地制定了用水方案，使都江堰之水得以充分利用。此外，高俭还在都江堰的东面修筑了百丈堰，引岷江水灌溉彭州和益州的农田，蜀中大获其利。
武则天时期，来到彭州担任长史的刘易从了解到彭州、唐昌等地常常干旱，百姓收成欠佳，于是打算修建渠道引水。在他的督促下，当地在都江堰干渠蒲阳河的左岸开引水口，将水灌溉至彭州南部农田，即后来官渠堰（今人民渠）的前身。灌渠开始向成都的西北面延伸和拓展，滋润干旱之地。
然而刘易从的勤政与正直却引起了一些贪官污吏的嫉恨。唐永昌元年（689年），因被徐敬真诬告与“徐敬业叛乱”有关联，刘易从被当权者下令在彭州处斩。行刑时，蜀中百姓哀其无辜。据史料记载，有超过十万之数的百姓赶赴刑场送别刘易从。
后来的僖宗乾符三年（876年），高骈在成都建筑周长25里的罗城时，改造府河，使之流经城北、绕城东至合江亭，与南河相汇，形成“二江抱城”的形胜，城区的防洪、排涝、航运、供水和景观更臻完善，而社会经济愈益繁荣，以至从此在全国获得了“扬一益二”的美誉——扬州、益州比肩繁华。
国兴，基础设施兴;国败，基础设施败。都江堰见证了历史的荣辱兴亡。唐末因战乱年久失修，唐初益州长史章仇兼琼创建的通济堰，逐渐淤废，大片农田失水灌溉而荒歉，万民叫苦连天。前蜀王建称帝后（907年左右），任张琳为眉州刺史。张琳关心民瘼，下决心主持大规模的废堰修复扩建工程，竣工后，通济堰溉田从最初的1600顷扩大到1.5万顷，大得人心。百姓欢天喜地，传唱歌谣：“前有章仇后张公，疏决水利秔稻丰。”这样的民谣，是民众对于廉能官员的铭记与感恩。
到宋仁宗年间，韩亿出任益州知事，遭遇了百年不遇之大旱。他当时下令官府拿出比往年多几倍的官粮，补给百姓，并组织官民疏通都江堰九升江口，拓展渠系。
对于都江堰的维护，不少官员都曾有过采石砌堤的设想，但未能实现。到了元代，李秉彝将这一构想变成了现实。
在陕西任按察副使期间，李秉彝巡视都江堰，考察水利。得知都江堰水利工程一遇洪水常被冲坏，需要征调民夫修筑，既劳民又伤财的情况后，他主张以石筑堰，3个月建成。此后，来自岷江的洪水皆从飞沙堰上溢流，既不会造成阻塞，也不会冲毁工程，还能在旱季节水以灌溉农田，使都江堰水利工程发挥了长远效益。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尽管凡兴修水利，主办者都要付出身心“劳瘁”的代价，但历代总有仁人志士甘于献身。正因为有其接力奋斗，都江堰才能历经无数洪水冲击的考验，灌溉面积逐渐从汉代的70万亩扩大到如今的1500多万亩。
“勤廉精神，在历代官员的治水经验中得以坚守与弘扬。”在王国平看来，正是勤廉思想在都江堰治水中的生生不息，才构筑起了都江堰治政文化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