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战争
时间：2021-01-21 04:15:1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黄湘
2011年，全球知名的认知科学巨擘平克（Steven Pinker）出版了《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為什么会减少》（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一书，宣称随着文明的发展，暴力日渐衰落，人类正在走向合作与和平。这种乐观主义的论调在西方国家的读者中得到了广泛共鸣。确实，自从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战争似乎已经成为过去。
事实上，在非洲、亚洲、中东、南美和东欧的大部分地区，自从“二战”结束以来的岁月并不和平。就在2020年秋天全球疫情肆虐之际，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又爆发了持续一个多月的战争，而当和平协议签署之后，成千上万被迫离开家园的亚美尼亚人亲手将自己的房屋付之一炬。在一个充满了各种地缘政治矛盾而又充斥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世界里，和平注定是脆弱的。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西方列强彼此之间曾经维持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和平，当时的西方国家民众曾经相信永久和平已经降临。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却令和平化为灰烬。
加拿大历史学家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在《战争：冲突如何塑造了我们》（War ：
how conflict shaped us）一书中指出，自从1945年以来，西方国家所享受的长期和平已经使许多学者不再有兴趣研究战争，这种忽视其实是一种无知的自负。麦克米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曾孙女，她的家庭出身使她具备了天生的历史感。在她看来，暴力一直处在人类生存状态的核心，由人性的基本欲求和情感所引发，随着人类文明日益发展，技术日益先进，战争的规模和强度也不断升级，几乎所有的发明都被转化为军事用途。除非直面战争，否则无法理解人类。
本书开篇讲述了厄齐（?tzi）的故事。厄齐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人，1991年两名徒步旅行者在阿尔卑斯山发现了他的尸体。虽然死于5000多年前，但是厄齐的尸体长期被冰川覆盖，保存得非常完好，他的最后一餐，有干肉、水果，可能还有面包，依然存留在胃里，他的皮帽和草编斗篷还在身上。他的肩膀上嵌有一枚箭镞，头骨上也有挫伤，考古学家推测他是被谋杀的，他还可能与凶手搏斗过，因为在他的刀上发现了血迹。新石器时代后期的人类制造了武器，互相拉帮结派，竭尽全力干掉对方，厄齐绝不是考古学家对于那一时期的人类冲突所拥有的唯一证据。
暴力不仅存在于石器时代人类祖先的行为倾向中，而且深深植根于灵长类动物的本性。黑猩猩和人类共享99%的DNA，不同的黑猩猩群体之间会爆发有组织的冲突，在突袭中杀死对手。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发动战争是出于理性计算，而不是来自冲动。导致人类互相冲突的关键原因在于，不管他们是否喜欢，如果做好了付出代价的准备，争斗往往会带来优势。
战争有时候是出于需要或贪婪，从别人手上夺取自己想要的东西，有时候则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和信仰体系，还有一些时候是为了征服那些对世界有不同看法的人。人类从来都不缺乏发动战争的理由，《荷马史诗》中已经描述了荣誉、恐惧、贪婪等动机，以及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承诺。
麦克米伦指出，战争也许是人类所有活动中最有组织的一项。尤其是在前现代时期，当时人类的大多数活动都局限于很小的区域。只有战争和宗教超越了家庭、宗族和村庄的小世界。为了应对战争，人们结成较大的社会和结构，以保护自己不受外来者的侵害，但与此同时，这些较大的实体也创造了有效的基础设施，更有能力也更愿意发动战争。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蒂利所言：“战争造就了国家，而国家造就了战争。”
那些成功保卫自己的群体，同时也会经常征服其他群体，他们构成了历史上第一批成功的国家。一个拥有更多资源并且能够更有效利用资源的国家，很可能会战胜对手。战争与强大的政府和更大的政治单位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历史上的帝国，无论是埃及、罗马、阿兹特克还是大唐，都是由它们的军队建立和维持的，即使其军事力量屈从于对统治者或神的共同敬畏。这就是《左传》所说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如果强大的国家善于制造战争，那么弱小的国家就容易面临危险。因此，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大国即使有很多弊端，至少比小国更有能力为自己的人民提供最起码的安全和稳定。麦克米伦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承诺为欧洲缔造和平，他的方案是民族自决，在东欧建立了好几个新的小国家，结果只过了20年就爆发了更加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究其原因，就在于威尔逊忽视了国家作为高效战争机器的根本属性。要制约国家发动战争，需要远远超出威尔逊那一代人的想象力的复杂方案。
战争能力的提升和人类社会的进化是同一个故事。首先，技术进步直接决定战争能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长弓、马镫、机枪和核弹都曾经提供了决定性的技术优势。在当今世界，计算机、互联网、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问世都有军事渊源。
组织能力也是军事成功的关键。资源的调动与强大的武器同样重要。18世纪迄今，皇家海军是英国最大的产业。与拿破仑对抗的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Horatio Nelson）的旗舰“胜利”号耗资6万多英镑，是一个棉纺厂建造成本的12倍。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涉及数万人，耗资200亿美元。这种调动资源和筹集资金的军事需要，加速了现代国家的发展。战争使得强大的民族国家有了集权政府和有组织的官僚机构，诸如税收、议会、债券市场等等都是由于无限制地追求战争而产生的。
现代工业化版本的战争是强有力的变革媒介，它把地方社区焊接成国家，把国家人口焊接成数百万人的军队。自从17世纪以来，欧洲的战争产生了现代的中央集权国家，继而被复制到全球各地。为了汲取和管理从人员到武器再到食物的战争资源，国家必须发展官僚机构和强制力。现代的经济统计和人口普查来自国家统计战争资源的需要。现代公民身份的定义始于政府试图找出哪些人可以为他们战斗。为了资助和维持皇家海军，英国政府学会了如何向公众借贷，并创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机构—英格兰银行—来发行债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所得税在美国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税种，在那次战争中则被当作政府筹集战争经费的良方，到了战争结束之后，税负继续节节攀升。
国家越是建立自己的军队，就越是具备对公民的强制力。17世纪的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指出，一个稳定的社会涉及到公民对被统治的同意，但始终支撑和强化这种同意的是国家垄断性地使用武力来胁迫那些不愿遵守规范的人遵守规范。即使是民主规范根深蒂固的社会，也会诉诸武力来保护自己免受内部颠覆或外部威胁。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美国都对资源分配、消费和行动实施了控制，这在和平时期是民众不能容忍的。
通过动员和从社会中提取资源，国家可以派遣更多的军队，并在战役中维持更长时间。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生产力巨大增长，使得国家可以大规模地征兵。通过征兵制，国家强迫年轻人在军队中服役、战斗和死亡。
在20世纪，人类社会迎来了总体战（total war），所有的国家资源都被战争调动起来，平民和战斗人员之间的区别随之被消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主要交战国制造了约28.6万辆坦克、约55.7万架作战飞机、约1.1万艘海军舰艇和4000多万支步枪，造成了多达5000万平民的死亡。正是人类社会在技术和组织上的进化，使得战争机器愈加高效，这是莫大的讽刺和悲剧。
总体战也让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1945年3月，美国空军在东京上空投下大量燃烧弹，之所以选择这种武器，是因为东京的许多房屋都是用木头建造的，空袭导致逾8.3万人被烧死，10万人被烧成重伤，上百万人无家可归。同一年，反攻德国的苏联红军一路大规模实施性暴力，20 0余万德国女性被苏军士兵强奸，不少人甚至被轮奸。
毫无疑问，战争能够激起人性中最深层的恐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前线服役的英国诗人欧文（WilfredOwen）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他的英国同胞士兵脸上有一种“非常奇怪的表情……那不是绝望或恐怖，它比恐怖更可怕，因为那是一种没有表情的表情，像一只死兔子的表情。它永远不会被画出来，也没有演员能抓住它”。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担任南方军队统帅的李将军（Robert Lee）则声称：“战争如此可怕是件好事，否则我们会变得太喜欢它”。
但是战争不仅仅是一种负面的力量，它也可以成为变革和创造力的引擎。战争可以提高普通民众与统治阶层的讨价还价能力，促使统治阶层为了赢得民众的忠诚与合作而作出让步。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在论述普选权利的起源时指出：“现代国家第一次有了国家公民的概念。平等选举权最初仅仅意味着，在社会生活的这个环节上，个人这次不是像在其他任何地方那样根据他所特有的职业地位或家庭地位被看待，也不是根据物质与社会环境的差异被看待，而是直截了当地被看作一个公民。这意味着国民的政治统一，而不是隔离不同生活领域的分界线。……如果从纯粹民族政治的角度考虑，平等选举权的正面依据在于这一事实：它与现代国家本身所产生的某些命运的平等密切相关。它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给予接受了官僚统治的人民以最低限度的共同决策权去决定他们有义务为之献出生命的共同体的各项事务。”—显然，韦伯所说的“有义务为之献出生命”，就是指人民接受国家的征召投身战争，而正是对于征召民众参加战争的需求，使得现代国家必须赋予人民最低限度的共同决策权。
在19世纪的欧洲，军队的专业化挑战了占统治地位的贵族制度，常备军和职业化军官群体的建立成为社会民主化的滥觞。1899年，在英国报名参加南非殖民战争的志愿者中有1/3身体不合格，这促使英国政府将公共健康视为国家安全问题，为贫困儿童提供免费校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参战国的妇女都被征召到工厂，以代替她们在前线作战的丈夫、父亲和兄弟，结果大大加速了女性解放，成为推动妇女获得选举权的关键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政府赋予30岁以上的工人阶级男女投票权，以表彰他们对战争的贡献。“二战”结束之后，英国新当选的工党政府确立了福利国家制度，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上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萧条卷土重来，但更重要的是对平民战时牺牲的补偿。与此同时，美国专门制定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为1200多万名“二战”退伍军人提供教育、培训、医疗、就业、失业救济、创业、置地、建房等方面的全面支持，大批退伍軍人进入大学学习，使得战前美国大学教育的精英化向平民化转变，改变了美国社会的整体面貌。
有别于本文开篇提到的平克对“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的乐观信仰，麦克米伦指出，人类社会未来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很大。气候变化和非西方国家人口迅速增长，导致了资源争夺的加剧和移民的激增。无论西方社会还是非西方社会，其内部都日益两极分化，民粹主义的兴起更是令分化加速。这些因素极有可能在未来引发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军事冲突。技术将会重塑未来的战争形态，包括外层空间军事化，无人机、杀手机器人和网络黑客的广泛应用，等等。战争并不是一种反常现象，而是人类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社会永远存在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