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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福利水平测度及经济增长分析

    时间:2021-01-25 22:06:0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桑红丽

    摘要:基于阿玛蒂亚·森(Sen)的可行能力方法,采用功能和能力指标构建社会福利指标体系,使用TOPSIS法对中国社会福利进行测度,并分析了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脱钩关系。研究表明:福利水平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功能指标测度的福利水平与总体社会福利水平变化类似,而能力指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福利水平;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基本上是脱钩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保证人们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分配机制的改革起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社会福利;可行能力;TOPSIS法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20)08-0034-03

    一、引言

    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不高,导致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马克思指出,促进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就是生产力。改革开放后,我国把按劳分配作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打破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制度。但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水平的提高并没有使社会财富实现平均共享。中国收入差距的拉大,使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94年就突破了国际警戒线0.4,收入分配机制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财富的分配不合理,使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并没有实现同步变化。[1]福利政策是政府提出的一项惠民政策,从多方面反映人们的生活水平。

    在福利的研究上,Sen(1973)否定传统经济学过度的关注商品和效用, [2]并提出福利并不是由社会财富和商品所能创造的,创造福利的是由商品所带来的机会和人们的生活质量,他把社会福利的评价体系分为“功能”和“能力”。本文是基于Sen的研究基础上,构建具有多个变量的福利测度指标体系,并对福利水平测度的方法进行研究,从而来分析福利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结合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二、理论分析

    传统的福利经济学比较侧重的是效用,新古典经济学在庇古的福利概念基础上,把收入或GDP作为效用的代表和福利的衡量标准。Sen在传统福利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可行能力方法,这种方法是从功能与能力这两个角度来衡量社会福利水平。Sen之所以提出了可行能力理论,是基于对这两种福利评价标准的系统性批判。功能的理想状态是实现自由,从而保证了能力得以真正的实现。[3]

    功能和能力是Sen的可行能力方法对社会福利水平进行测度时两个重要的角度, 其中包含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4]能力和功能指标不是单一的变量,而是包含着经济、教育、环境等指标的综合指标,[5]具体包括哪些指标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可以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和数据的可得性选择指标。

    本文选取收入、消费、健康、教育、社会保障和环境这六个代表性的指标构建社会福利指标体系,用这个体系的指标来衡量社会福利水平。

    三、基于TOPSIS法构建福利水平测度

    (一)社会福利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所选择的六个指标代表了生活的多个方面,能够更好反映社会福利。在衡量福利水平中某个指标的影响时,需结合功能和能力指标进行判断。在构建指标体系之后,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来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系数,[6]权重的大小,反映了各指标在福利测度中的重要程度。

    本文的研究区间为1990-2017年,关于功能和能力的各项指标的数据中,除了社会环境中的功能指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数据来自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其他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由于有一些指标数据受到统计年份的影响,数据并不能完全得到,需要使用一些办法来填补,R作为一个缺失数据补漏的软件,可以通过插值法进行修补数据。计算结果如下:

    Sen基于Atkinson的收入不平等测算理论模型,推导出社会福利函数:S=R·(1-G),此函数定量研究了社会福利指标,但是仅考虑到经济因素的影响。一些学者也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对Sen的可行能力进行探讨,如适应性动态模型。[7]杨缅昆(2009)曾用经济福利指数和非经济福利指数的加权平均数来定义社会福利指数,[8]但权重难以确定。后来Sen从功能和能力这两个角度来测度社会福利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传统福利函数在计算中仅考虑物质财富的短板,福利是一个内容比较丰富的概念,在众多学者对福利进行研究中,Sen曾强调模糊数学方法和多变量方法比较适合他的框架,因而本文用多变量并结合TOPSIS法对中国社会福利进行测度,TOPSIS法是一种综合判断方法。

    此处采用TOPSIS法的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同度量后的数据X"ij,构建决策矩阵B。

    第二,建立规范加权决策矩阵:Y"ij=X"ij×Wj

    第三,确定理想点:Yj±=(Y1±,Y2±,…Ym±)

    第四,计算评价对象到理想点的欧式距离:

    第五,計算相对贴近度:

    其中Ri为第i个被评价对象与理想点的接近程度。Ri越大,表示第i个被评价对象越好。

    (二)实例分析

    本文基于Sen的可行能力,并结合TOPSIS法,对我国1990-2017年的社会福利进行测度,对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的数据进行处理后,所做的分析具体结果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看出,社会整体福利呈上升趋势,福利指标从1990的0.309上升到2017年的0.684。在1990年到2005年期间,总体福利的变化程度并不明显,且从1993年开始有稍微下降的趋势,而这个期间能力指标所带来的福利变化下降更为显著,功能指标所带来的福利变化有上升的趋势,所以在此期间,能力指标的影响降低了总体的福利水平。但在2005年之后,总体福利上升趋势是比较显著的。功能指标所带来的福利变化,与整体福利的变化比较相似,在2006年之后增长速度不断加快,说明财富带来的福利变化比较明显。2017年功能指标和社会指标比较接近,而功能指标和社会指标相差较大,更进一步的说明了功能指标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更显著。

    从功能指标的影响来看,对社会福利变化的影响是积极的,总体趋势是上升的。功能性的增长是在社会各方面进步的基础上实现的,福利水平在功能指标上的提高,表明人们生活内容更加丰富多彩。能力指标对福利变化的影响呈V字形变化,且在 2003年之后我国的社会福利发展能力实现稳步增长,可以认为,此时政府更加注重民生问题。改变能力指标在福利发展中的影响,有利于社会福利水平得到更好的充分发展。

    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变化存在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不是同步的,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探讨。在这里,使用脱钩指数反映两者之间的关系。

    张文彬采用脱钩指数,对经济增长和连续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分析(2015);[9]张祚选取民生指标并构建民生指数,运用脱钩指数考察民生指数和GDP指数之间是否会出现脱钩现象(2014);[10]因此,本文对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具有长期的联系进行分析,采用的Tapio的福利脱钩指数。

    根据上面得到的福利指标数据并结合历年的GDP数据,可计算得到我国从1991年到2017年的脱钩指数,如图2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到只有2015年的脱钩指数大于1,也就是说我国的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大都处于脱钩的状态。2015年出现挂钩的现象是因为经济增长速度缓慢所致,所以从整体来看,社会福利发展与经济增长并不是同步的。2017年脱钩指数又出现下降的趋势,说明接下来脱钩指数还有可能减小,总体来看脱钩指数有波动上升的趋势。

    从以上对福利水平和经济增长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经济的增长说明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社会福利并没有得到同步的增加,功能指标对福利的影响比较显著,能力指标的影响并不怎么明显,在一定的程度上,可能还降低了社会福利水平,因此能力成为提高福利水平的重要因素,人们的生活质量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

    四、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第一,本文基于Sen的可行能力并结合TOPSIS法对福利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990-2017年社会福利水平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功能指标的影响更加贴近总体福利的变化,而能力指标在某些年份导致总体的福利水平较低。

    第二,经济增长没有使社会福利得到同步的提高,从长期来看,经济福利和福利水平是脱钩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而由于财富的不合理分配,使得人们没有办法实现消费自由。如何实现财富的合理分配,是政府需要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

    (二)建议

    从上面的结论中,可以从提出以下几点建议来改善社会福利。

    第一,增强能力指标在社会福利水平上的影响。经济的发展,使能力指标提高福利水平的能力成本不断增加,能力指标对福利的影响程度也会越来越大。能力方面的提高有利于降低贫富差距,政府在福利方面的投入增加,能够改善公共资源欠缺的现状,使能力方面占更大的比例。

    第二,构建更加健全的收入分配机制。经济的增长创造了大量了财富,由于社会财富的不合理分配,导致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很多城市居民享有的福利农村居民无法享有,这就导致了富者更富,贫者更穷。因此,政府应该制定政策使他们享有更多更好的福利,以制度保障社会公平,从而缩小差距,让更多的人公平公正地享受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

    参考文献:

    [1] 梅 丽.中国各地区经济福利和贫困测度[J]经济实证,2015(16):127-130.

    [2] Sen Amartya.On Economic Inequality[M].Clarendon Press,Oxford,UK.1973.

    [3] Sen Amartya.Wellbeing,Agency and freedom[J].Journal of Philosophy, 1985.

    [4] 梁 辰,陈谦明.比较域下中国社会福利水平及动态模拟测度[J].统计与决策,2014(12):24-27.

    [5] 張慧聪,匡 兵,等.城市土地扩张与城市居民多维福利测度[J].土地市场,2016(15):59-68.

    [6] 朱喜安,魏国栋.熵值法中无量纲方法优良标准的探讨[J].理论新探,2015(2):12-15.

    [7] 方福前,吕文惠.中国城镇居民福利水平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方法和结构模型[J].管理世界,2009(4):17-26.

    [8] 杨缅昆.社会福利指数构造的理论和方法初探[J].统计研究,2009(7):37-42.

    [9] 张文彬,李国平.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及可持续性研究—基于脱钩指数分析[J].经济地理,2015(11):8-14.

    [10] 张 祚,鲁 阳,冯成骁.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考察[J].统计与决策,2014(18):91-94.

    [责任编辑:方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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