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寂寞思想者_李泽厚
时间：2018-12-24 17:02:3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李泽厚习惯在下午3点后接待来访的客人。有了足够的休息,他会更有精力应答。他20多岁开始失眠,现在每天都要吃安眠药,“一共吃过11种,知道每种药的药性”。 他喜欢别人提新问题,喜欢说没说过的话。一些问题抛过去,他会说:“这个问题我已经说过。”从夏天到冬天再到夏天,我们有过好几次长谈。
冬天的一次谈话,屋里暖气充足,但李泽厚穿得很厚,毛衣毛裤,再加羽绒马甲。他已年老,怕冷。到今年6月13日,他将年满80。他在北京翠花胡同的居所隐于繁华的王府井街市之后。他每年都从美国回来,住上一段时间。从他家的窗口望出去能看到景山、天安门、美术馆。“你看,我坐在这儿,就能看到美术馆里有什么展览。”李泽厚坐在书房里,拿着望远镜说。雪后的北京万物萧瑟,但仍微微泛着午后的光泽。
50多平米的屋子颇具令人赏心悦目的整饬之美。李泽厚说,这都是太太的功劳。李太太说她很少进李的书房,也不看书房里的书,“他写什么我都知道了。”
书架上有个相框,贴着“超女”、蒋雯丽、章子怡诸位明星的照片。2005年回国,李泽厚还看了“超女”的比赛。他喜欢周笔畅,问:“她现在怎么样?”
书房里的书已经不多,大多已送给岳麓书院,一部分送给别人,少部分带到美国,但有套《清史稿》很显眼。李泽厚祖上姓王,“李”为赐姓,高祖父曾是江南水师提督,在《清史稿》有传。李泽厚说,“相当于现在的舰队司令之类,我不大重视。跟我儿子没讲过,弟弟妹妹也都是这几年才知道的。”
李泽厚给我看他父亲李叔陶的一幅字,是让他临习毛笔字用的。这么多年他保存着许多长辈之物。他深爱着自己的家庭,那是决定他一生经历的起点。
小康陷入困顿,师范考到北大
父亲写这幅字时35岁,3年后他就去世了,这时李泽厚12岁。“祖父有很多钱很多地,到我父亲就什么都没了。他是邮局高级职员,自己奋斗,一个月有200多银元。我保留着一个账本,我们家花钱很大方,到月底没剩什么钱。我很小就吃过巧克力、烤鸭什么的。父亲一死,什么都没了。”
他由此看清诸多势利眼。他喜欢鲁迅,因为对后者一些相似经历(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感同身受。“这样对自己也有好处,对世界的看法比较理性,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母亲靠做农村小学教师勉强送李泽厚和弟弟上学。有人对她说,等你儿子长大了,你就可以享福了。她回答,只问耕耘,不求收获。几年之后母亲也去世了。让李泽厚愧疚的是,当时他不在母亲身边,等他赶过去,母亲已经入土了。“到现在都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事,过去好多年了还是那么痛。”他进入了最困苦的时刻,失学失业。他说,决定了他一生性格的就是那个时期。
由于贫困,李泽厚虽然考上湖南最好的高中(湖南省立一中,朱�基的母校),去的却是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的母校),因为师范免交学费,且有补助。他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偷偷阅读相关书籍,并冒死送过信,由于和联络人失去联系,最后不了了之。“我接触马克思主义是自己选择的。当时国民党的书店各种各样的书都有。”
师范学校规定毕业后需当两年小学老师才给文凭,许多同班同学就此当了一辈子老师。李泽厚却考上了北大哲学系。当时他自然科学的成绩更为突出,许多人为他没有考理工科感到奇怪。这一选择大抵是因为他在12岁时遭遇的精神危机:那次他因想到人终有一死惶惑不已,废书旷课数日,“想着为什么而活”。
因为买不起火车票,他一度想去卖血,但身体不行,最后去学校报到迟了一个月。在北大,李泽厚从来不买牙膏,用盐刷牙,每个月3块钱的补助攒下来资助正在上中学、父母双亡的堂妹。他也买不起笔记本,只能买活页纸。见到别人吃个煎鸡蛋就羡慕得不得了。而且他还患上了肺结核,这让他减少了活动时间,却意外地增加了读书及写作的时间。
当时全国各大学哲学系都撤了,集中到北大。但那些哲学名师,像冯友兰等都在当“运动员”。李泽厚只好整天在图书馆看书自学。“我认为导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时间、书籍和不断从方法上总结经验教训。”
北大哲学系老师任继愈给了他一些照顾,成了他多年后唯一保持联系的老师。任先生去世时,李泽厚为错过之前一次探望机会深感遗憾。当时他在美国接受我越洋电话采访说了句:“和国内联系的一条线断了。”
地震棚里写完康德述评
从北大毕业后,李泽厚进入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当时叫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证编号是:哲字01号。他随即参与了美学大讨论“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论战对手是已经声名显赫的朱光潜、蔡仪等人。
“我反对美在自然、与人无关的论点;也反对将美等同美感,只与人的心理活动、社会意识相关的论点。我主张用马克思‘自然的人化’观点来解释美的问题,认为人类的实践才是美的根源,内在自然的人化是美感的根源。”这是李泽厚的观点。
此次论争使他名声大振,开创了中国美学的一大派别:实践美学,此时他才20多岁。在他之后,以如此年纪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事几乎再未发生。50年代,他发表了两篇长文。“当时是1000字15块钱,两篇加起来刚好1000元。一篇发在《哲学研究》,一篇发在《历史研究》。”
成名并没有马上给他带来好处,既没提薪提级,也没分配住房,还是挤3人共住的集体宿舍。后来结了婚,“当了爱人20多年家属”(住在爱人单位的宿舍,爱人是煤矿文工团“搞舞蹈的”)。
但他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有一个很短的时期,对钱有一种报复心理,收到稿费就花,以至于有个朋友说他“挥金如土”。
因为年纪和名气“不成比例”,他去一些地方演讲,刚一走上讲台下面就响起一阵“好年轻啊”的窃语。有一次讲完散场,人都快走空了,还有4个女生在那里发呆。等他走过去,她们却一下散了,就像突然醒来一样。这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反右”来临之时,李泽厚正在敦煌考察壁画,躲过一劫。
他们这些人,最好的时光都在下放劳动(他经历了两次下放、两次“四清”),就像当时《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的标题:《哲学工作者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1958年大跃进时,整天都是在干体力活,有时还要搞“夜战”。凌晨两三点起来,走到地里,铺上一张油布,睡到天亮就起来干活。这令李泽厚哭笑不得。他常常感叹,他最好的20年就这样过去了。所以“文革”中,他经常上午开批斗会、学习会,下午一个人到地坛公园去散步,想些愿意想的问题。
1976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北京有震感。在简陋的地震棚里,李泽厚完成了《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因为他从来不讲自己在研究些什么,又不申报课题,书出版之后,哲学所的人都吃了一惊。《批判哲学的批判》首印达3万册,是当时卖得最好的哲学书。
1978年后,挣脱“文革”禁欲主义的中国人,开始面对牛仔裤、蛤蟆镜、口红的诱惑,他们需要对自己欲望冲动的理论支持。美学在此时成为了解放思想的助力,人们在对美的认识、追求过程中找回了一度失落的自我价值。
蛰伏多年,李泽厚的哲学、美学、思想史著作相继出版,兼具思想与文字之美的严肃学术著作竟卖出了数十万册,创下一个纪录,让他获得了那个年代一个学者能获得的最高声誉。
我已经比想象中活得更长了
“我在2008年封笔了。”在北京居所的客厅,李泽厚说他把《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定为封笔之作:“我垂垂老矣,对自己的未来很不乐观,但对中国和人类的未来比较乐观。这可能与我的历史本体论哲学仍然保留着某种被认为过时了的从康德到马克思的启蒙精神,以及中国传统的乐观精神有关系,尽管在今天的中国可能很不时髦,我并不感到任何羞愧。”
刘再复说,“李泽厚非常逗,他在房间里摆个骷髅来面对死亡。5年前他对我说,我有一个死亡的假设:假设我已经死了,这样我就可以更从容地对待人生。每次他都会说,他已经比想象中活得更长了。”长谈几个小时后,李泽厚的语速有些放慢了。他困了,安静地坐在椅子里。向晚的太阳开始收敛光芒。客厅的墙上挂着冯友兰先生当年送给他的一副对联:“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那时李泽厚还很年轻呢。
李泽厚在去年冬天回到了美国。这个冬天格外漫长,5个月之后,我再次跟他通电话时,春天才刚刚醒来。回到李泽厚12岁时的那个春天,小山坡上山花烂漫,他却突然想到――我是要死的,那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样的困惑曾经缠绕着他。如今,他的答案是:为人类而活。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