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朗：千里之行我的故事 朗朗千里之行在线阅读

　　当母亲双臂搂住我时，在我的脑海里，我听到了音乐，一段我如今已无从记起的忧伤的旋律。她在向我告别。那时我才九岁，根本无法想像，没有她生活会是怎样――对于我来说，她就是整个世界。她将要回到沈阳，而我则会和父亲一起留在北京。沈阳是我的家乡，到处都有我熟识的、我爱的人。北京是一道孤独、辽阔的都市风景，走不到尽头的大马路上挤满了陌生的人群。在这个城市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
　　我的母亲身材纤细，头发卷曲着，一双眼睛又大又黑。她看着我时，总是微笑着――连眼睛都在笑。但此刻，她脸上挂满了泪痕。我祈求老天，不要让她离开我们。
　　“够了，”父亲对她说，“你该走了。别再拉扯着孩子放不开手，你这么哭哭啼啼的只能让他变得软弱。”
　　“郎国任，我知道你是对的，”母亲哭咽着说，“可我这一走，真苦了这孩子。他太敏感了。”
　　“该怎么着他就会怎么着的。我们都会的。”
　　母亲朝门口走去，而我则紧紧地拉着她不放手。
　　父亲把我拉到了一边。
　　门开了。
　　母亲走了。
　　“去练琴，”父亲对我说，“今天已经浪费了够多的时间了。”
　　
　　音乐为我开启了通往世界的门。那个来自中国东北工业城市的小男孩如今每个星期会在一个不同的国家举办音乐会。我没有真正的家，只有我心中的家园：中国，我亲爱的祖国；欧洲，我崇拜的音乐巨人们的故乡；还有美国，让我长大成人的国度。
　　音乐是我使用的首要语言，也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然而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方言。西方和东方虽然分享差不多一样的技术、艺术、体育、时尚和文化，它们之间的差异仍然是巨大的。因为文化上的不同预期，即便是同样的音乐有时听来也会很不相同。在西方，古典音乐是一门老派的艺术，已经让位给摇滚、嘻哈及其他吸引年轻人的流行文化形式。但在中国，古典音乐被认为是新的时尚。每次我回国开演奏会，百分之九十的听众都不到二十岁。当我开大师班时，有些家庭为了得到座位露宿人行道，就好像西方青少年为摇滚音乐会抢座位一样。在中国，学习和热爱古典音乐的儿童的数目多得惊人。
　　我很高兴中国的钢琴学生们觉着古典音乐很趋时，很有意义。我很高兴听一个中国儿童对我说：“嘿，郎朗，我听说你是在ＤＧ唱片公司旗下。我看到莫扎特和那家唱片公司也签了约。”这孩子以为莫扎特还好好地活着，这让我很开心。还有一名听众问过我：“你说弹琴是贝多芬弹得好，还是爱丽丝弹得好？”（贝多芬曾写过一首叫做《致爱丽丝》的曲子。）我回答说：“你觉得呢？”国内的听众有时不等一部协奏曲全部演奏完毕，在乐章之间就鼓掌，我也不介意。对我来说，听众对音乐的热爱比传统的礼仪更重要。
　　在我旅行期间，人们经常问我很多问题，关于我的音乐、我的童年、关于我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搭建桥梁的努力。对我来说，要回答这些问题，最容易的方式还是讲述我的故事。
　　我的故事有关音乐：古典音乐、中国音乐、我脑海中回旋的音乐……
　　我的故事有关中国：古老的中国、现代的中国、中国最根本的精神。
　　我的故事也有关西方，张开双臂欢迎我并影响了我人生道路的另一个家。
　　而这一切都从我父母发现我有音乐的天分开始。
　　
　　第一部：半个童年
　　革命和梦想
　　我出生于1982年6月14日，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六年多了，可我仍然能感受到它的回响。记得我七岁时的一个晚上，父亲值夜班，在沈阳的夜总会和娱乐区维持治安，我练了好长时间的钢琴，刚结束，母亲在我身边坐下来，递给我几瓣新鲜的橘子和一杯凉水。没费多少劲，我就怂恿着她开始讲起她年轻时候的事。
　　我喜欢听母亲的故事。因为她曾经在学校里当过歌手和演员，她说话也像演戏一样，总是兴高采烈，还带着戏剧化的停顿。她跟我讲她和我父亲的生平故事，讲他们俩的生命是如何紧密相连，在我的脑海里，每一段故事都有配乐。自打我记事以来，我的脑海里就有音乐，像电影配乐一样，为我生活中最难忘的时刻伴奏。对我来说，音乐就是故事，而我父母的生活就充满了跌宕起伏，可以为戏剧和激动人心的音乐提供素材。
　　母亲说：“我很早就爱上了音乐。音乐总能给我鼓舞，给我欢乐。”
　　母亲告诉我，她才四岁时，我的姥爷和姥姥就领着她和我的三个舅舅举家从丹东迁到了沈阳。在沈阳，姥爷在一家工厂里当高级技术员，姥姥成了一名会计。姥爷爱唱京剧里的段子，所以家里总是有音乐。
　　“那我姥姥呢？”我问：“我怎么从没见过她？”
　　“我还小的时候她就得了肺病过世了。”
　　“多小？”我问道。
　　“我那时九岁。”
　　我的心一下子狂跳起来。我突然感到了恐惧。“我九岁的时候你会不会死？”
　　她向我保证：“哦，不会的，宝贝，我永远都会和你在一起。”
　　我问道：“你那时害怕吗？”
　　“没错，我那时很害怕。我是家里孩子中唯一的女孩儿，和你姥姥很亲。失去她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然后呢？”
　　母亲说：“然后――然后就像现在这样啦，生活总要继续。”
　　姥爷在厂里工作非常出色。他发明了一种装置，提高了生产效率，并因此获得了“革新能手”的称号。我母亲上了学，成绩不错，还是学校里的文艺骨干，独唱、领唱、领舞样样都行，还在小型话剧里扮演角色。然而，1966年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切都被改变了。
　　因为母亲的爷爷是地主，学校不准妈妈戴红袖标。但她是个好歌手，所以尽管他们看不起她，他们还是想要她为学校表演。在演出期间，学校让她戴上红袖标，但演出一结束，红袖标就给收回去了。同学的敌视也许伤害了她，但她一点也不害羞或软弱。她有自己的梦想和抱负。
　　我问她：“妈，什么样的梦想呢？”
　　“梦想加入专业的歌舞团。梦想演戏。当我站在舞台上时，我不在意别人怎么想我。在舞台上，我所向无敌。”
　　母亲有想象力，也有才华。她能感受到歌词背后的故事，还能让那故事变得鲜活、有生命力。她能把自己变幻成不同的人物。她会忘却自我，完全沉浸在一出古装戏里，或是一首外国歌曲里，或是前人编排的舞蹈里。在舞台上，她感到了自由，因此她热切地期待着成为一名专业演出人员。然而最终她还是没被选上。
　　母亲和我的三个舅舅被迫离开姥爷，上山下乡，去了农场和乡下。我的一个舅舅唱京剧很有才华，但因为出身，政审没有通过，他的演员梦无法实现。
　　我喜欢听母亲说话，那时我在练肖邦和李斯特的曲子，其他学生要到十三四岁才去碰它们。这样的挑战让我兴奋不已。当我的手指划过琴键，我的脑海里还萦绕着母亲的故事。她没有让学校里的男孩吓倒，我为她骄傲，对她的力量我打心里感激。她曾经希望成为一名艺术家，而我相信她已经是个艺术家了。我拼命练琴，直到征服我练习的音乐，我想为她弥补她失去的机会。我练习的音乐成了一部关于母亲的电影的配乐。
　　在我们家小小的餐桌上，母亲总会为我端上我最喜欢吃的东西：热腾腾的饺子和酸菜汆白肉。父亲下班时间很晚，所以母亲和我常独自吃饭，而我会催她继续讲她的故事。
　　母亲告诉我，她和我父亲在1977年相遇，那时他们都24岁，“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因为在农场工作出色，母亲获准回到了沈阳，在自动化研究所做话务员，父亲则在一家工厂里上白班。父亲梦想成为专业音乐家。他拉二胡，中国最流行的传统乐器。在传统乐团里，二胡扮演的角色类似于西方乐团的小提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音乐学院都关门了，他无法实现上音乐学院的梦想，但他还是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在一家杂技团乐队里演奏，有时也和杂技团一起巡回演出。然而那份工作并不稳定。
　　他们第一次约会时，父亲带着母亲去电影院看一部苏联电影。之后，他告诉他的朋友，他对她的相貌和个性百分之百地满意。
　　我问母亲她是否对父亲也百分之百地满意。
　　“我没法说百分之百――起码不是一开始就满意。我理想中的男人要比你爸爸高一点、帅一点，更健谈，个性更温和，事业上也更有所成就。”
　　那时，整个国家都对未来充满了新希望，大学重新开始招生，父亲决定报考音乐学院。他明白，高等教育是他成为专业音乐家的关键。
　　父亲在头两轮测试中拿了第一名，但还是没被音乐学院录取。母亲向我解释，音乐学院的领导在父亲的申请表里发现了不一致的陈述。在那时如果超过25岁，你就不能报考。父亲当时其实刚刚25岁。一个老师教他填24岁，这样，如果他那次没考上，第二年还能再申请一次。父亲遵从了老师的建议，但因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在那一栏下面，他加上一个括号，写上“真实年龄：25。”学院马上取消了他的资格，尽管他在两次考试中拿了第一名。一个愚蠢的、和他的才华全然无关的小错粉碎了他的梦想，我能想像这会让他有多痛苦。
　　“‘周秀兰，你别低估了我，’你爸爸对我说，‘我会找到工作。我要娶你。’”
　　当然，就像其他父亲奋力追求的目标一样，他两样都成功了。空军部队在招收音乐人才加入他们的沈阳空军文工团，但必须通过考试才能被录用。空军文工团的待遇还不错，工作也稳定。如果他能进去，他就不用被迫在工厂和杂技团干两份工作了。他在沈阳音乐学院找到了一位老师给他上课。有几个月，他没日没夜地练习拉二胡，而且是在户外拉，好不影响其他人。每天凌晨四点开始，直到去上班，每天下班后，再一直练到半夜，日复一日，从没有丝毫松懈。正如父亲说的，考试那天，他发挥极佳，终于被空军录用，当上了文工团的独奏演员和乐队首席。
　　他们俩的友情迅速发展成了爱情。在我心目中，父亲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但当母亲给我讲这个故事时，我理解了，他有激情。我的父母在1980年4月22日结婚，两年多一点之后，我出生了。
　　我的名字“朗”是“明亮”、“开朗”的意思，我的姓“郎”意思是“受过教育的君子”。谢谢父母给了我这么美的名字，如今我必须得努力才能达到他们的期望。
　　和我生命中的许多事情一样，我出生的过程非常的艰难。我的脐带在我的脖子绕了两圈半，几乎令我窒息而死。生下来时，我的面色发青，很难看，一开始也没发出声响，直到医生剪去脐带，拍了拍我的屁股，我才一声大哭，哭声尖利、嘹亮。
　　我父母这两个搞音乐的人没有实现他们的抱负和理想，作为他们的孩子，我一出生就担负着巨大的期待。他们的期待既引导了我，也把我推向了巨大的成功。
　　猫和老鼠
　　人们常常问我受过哪些方面的影响。他们想知道哪些文化上的因素激发了我对音乐的热爱。他们以为我会说贝多芬或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或巴赫。当我说是汤姆猫和杰瑞鼠，好莱坞创造出来的广受喜爱的卡通人物时，他们自然很惊讶。
　　故事的开端是在一天清晨，我还不到两岁。正当夏日，我还在酣睡中，有人大声敲门，把我吵醒了。一个男人站在门外大声喊：“送货！”
　　母亲开了门，我站在她身后。走道里放着一只硕大的纸箱，两个男人站在纸箱的两边。
　　我问母亲：“那是啥？”
　　她自豪地笑了，对我说：“一会儿你就能看到。”
　　送货人撕掉一层又一层厚纸板，拆开包装，感觉上花了好长时间，我所见过的最美的一样东西，褪去包装之后，终于呈现在我眼前。
　　那是一架立式钢琴。
　　我跑了过去，触摸着琴身。我按下琴键。黑色的木身光溜溜没有一丝刮痕，琴键很光滑。琴键上方的标志写着：“星海”。
　　母亲说：“这是你的，整个儿都是你的。”我抱紧了她。接着，在那一天还剩下的时间里，我一直在玩我的新玩具，直到深夜，父亲下班回家之后。
　　有了钢琴不久，我在我们家小小的黑白电视机里看到了两部动画片。第一部叫《音乐王国》，不同的乐器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自己弹奏自己。首先是小号向观众宣布：“我是小号，我是一名将军，因为我吹奏序曲。”接着定音鼓们走上台来，争辩说他们是最有力的乐器，因为他们能制造风暴、雷鸣。而竖琴坚持认为，她弹出的才是天籁一般最美妙的音乐。小提琴说，作为乐团的领袖，她是所有乐器中的皇后。突然，所有的乐器消失了，一架大钢琴独自立在台上，自己弹着自己。动画片里传来了画外音：“国王驾到！”那部动画片让我很自豪，因为我弹的是最重要的乐器。卡通片《猫和老鼠》里有一集叫做“猫之协奏曲”，它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当时我还是一个两岁还差两三个月的小孩子，甚至连什么是作曲家都不明白。我只是喜欢里面的动画人物，喜欢它们时而配合默契，时而针锋相对。猫在追老鼠，老鼠在逗弄猫。小脚在琴键上上蹿下跳。我尤其佩服汤姆的手指。它能把手指伸长，触摸到钢琴两头的琴键。弹奏一个琴键意味着引发一段情节，弹奏许多琴键意味着让故事顺畅地衍生下去。弹得越快，动画人物彼此就追得越紧，它们的奇遇就越疯狂，它们的跟头摔得就越可笑，它们的恶作剧也就越好玩。
　　弹钢琴意味着恶作剧。弹钢琴意味着乐趣。
　　弹钢琴可以很可笑，很疯狂，很缓慢，很快疾。弹钢琴就像坐旋转木马，带出一连串的音乐。
　　我想要越弹越快，看我的手指能够以多快的速度掠过琴键。我想要看我能以多快的速度赶上汤姆、抓住杰瑞。我想要跳起来，落下去，然后爬起来，再重头来过。即便我的双手疲倦了，即便我的手指发痛了，我都不在意，因为通过创造音乐，我其实是在编创故事。
　　父亲几乎每天都用二胡为我伴奏。他欣赏我的淘气劲儿，他自己有时也是童心未泯。他能让二胡歌唱，让二胡笑。在一起，我们讲述着我们自编的无言的故事。只有在那样的时刻，父亲和我才能够表达对彼此的爱意。那种心心相印是深沉的、强有力的，但也是危险的。那种爱混合了无情的、压倒一切的抱负，它是那么的强烈，本是小孩子的嬉耍于是成为了一种痴迷。
　　老师的故事
　　在我四岁的时候，碰巧听到父亲和空军文工团的指挥白先生之间的谈话。
　　“我儿子需要一个老师，一个好老师。”
　　白先生提议说：“我女儿的小提琴老师有个朋友是沈阳音乐学院钢琴系的主任。她是城里最好的老师。”
　　“她会教我儿子吗？”
　　“她得先要听他弹一弹。”
　　谈完话的当天，父亲就威胁我说：“现在你练琴得加倍地努力。给这个老师弹的时候，你必须一个错都不能有。一个都不行。现在就给我开始练。”
　　我和朱教授的头一次会面是件大事情，父亲不停地叮嘱：“不能出错。在这个老师跟前弹琴，一定不能出错。”
　　那天早晨我穿衣服的时候，眼前浮现出一个高大的巫婆的形象。她站在我边上俯视着我，我弹错了一个音，她就用戒尺敲我的指节。我很害怕。要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在老师面前演奏。
　　但是我看到朱雅芬教授的那一刻，一切的恐惧烟消云散了。她体态纤小，看上去很慈祥。她微笑着和我打招呼，帮我脱下外衣和手套。她很耐心，说起话来和风细雨。
　　大人喜欢小孩子时，他们能感觉到。我马上感觉到朱教授理解我。她夸奖我身上穿的军装，而那是我所有衣服里最得意的一套。她很温和地问我，腰带上的玩具手枪会不会影响我弹琴。我把玩具枪卸了下来，交给父亲。她还问我，正式开始前要不要用洗手间，又问我渴不渴。她教我放松。
　　朱教授重复了一遍：“孩子，尽管放松。想一想让你最开心的事，然后开始弹。”
　　我想起了我最喜欢的动画人物孙悟空。他能够征服任何艰难险阻，克服所有恐惧，最终总能转败为胜。我一下子放松下来，弹出了水平。
　　我弹完后，朱教授说：“你很有天资。”她抚摸了一下我的脸颊，她的手势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我会给你一本新的练习册，还有一首为下个星期准备的曲子。”
　　很多年过去后，在我事业小有所成之后，我问朱教授我给她留下的第一印象。
　　她告诉我说：“事先就有人说你很有天分，但我还是不太清楚到底见到你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她说我的弹奏既没有犹豫也没有恐慌，我和钢琴的关系就好像其他小孩和玩具的关系一样。她说：“你是真正地热爱弹琴。对你来说，弹琴像是游戏一样，一出你已经玩得技巧极其娴熟的游戏。”
　　朱教授告诉父亲，我有一双敏锐的耳朵，宽大的手掌，长长的手指，与生俱来的节奏感，还有见谱就能演奏的天赋。但她认为，我最突出的特点是我的精神，而这和其他因素一样重要。她觉得我理解我所弹奏的音乐的力量，能够融入音乐中表达的强烈的感情。
　　我的老师告诉父亲：“小孩子需要娱乐。他们需要休息和游戏。他们像植物一样需要阳光和营养。你不能揠苗助长。”
　　朱教授的耐心和培养无疑改变了我的人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