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朗：千里之行我的故事】 朗朗千里之行在线阅读

　　第一名 　　 　　“第一名”是我父亲――还有我母亲――时时挂在嘴上的一个词，也是我父母的朋友以及他们的子女常说的一个词。在我童年所处的文化氛围中，一切都是为了成为最优秀的。“第一名”成了我的符咒。我从来没有央求父母减少给我压力。我接受了那份压力，甚至喜欢上了那份压力。在我们这帮跃跃欲试的钢琴家之间的比赛对于我来说是场游戏。也许我小时候很害羞，但当我面对一批对手的时候，即便是只有五岁的我也可以很大胆。
　　一定要赢的决心当时是流淌在我的血液里，现在还在我的血液里。在夜晚，它塑造了我的梦想；在白天，它推动了我的修炼。
　　“一个比你更有天分的竞争对象，这你没办法控制――虽然我相信你具备了你所需要的天分和创造力。但你能控制你工作努力的程度。你可以确保你要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刻苦。”
　　过了好多年后，我才了解到父亲的动力是从何而来的。
　　父亲出生于1953年3月5日。父亲的名字叫郎国任――国就是国家，任代表责任。
　　我的曾祖父是一个有名的教育家，他在东北创建了一所学校。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爷爷，成了一名音乐老师。他会弹很多乐器。爷爷教会了父亲音乐，正如父亲教会了我。但正如父亲最终没能当成专业的音乐家，爷爷也无法如愿以偿。他在一家工厂找了份工作，虽然他工作很出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还是吃了不少苦。
　　爷爷整个家庭因为海外关系受到牵连。当对他们的限制终于解除了的时候，爷爷已经太老了，没办法利用新时代提供的机会。但父亲还没老，父亲还年轻，还有音乐才华。他觉得他必须在每一个战役中获胜，没有哪个战斗他甘于失利。什么事都得要第一名，稍微落后一点都不行。
　　从这个角度来说，父亲的心和我的心是一致的。在我五岁的时候，我们下定决心，要在我的第一次比赛中获胜。
　　很多年后，朱教授对我说：“你一门心思想要获胜。我担心让你开始参加比赛还太早。我能看出来，一提比赛，你就会紧张起来，这让我不放心。你才刚刚五岁！但你父亲主意已定，你呢，以你自己的方式也很坚持。如果我不帮你准备参赛，你会特别伤心的。”
　　那次比赛规模很大。我递上申请时已经有五百个小孩子提出了申请，他们大多比我大。朱教授为我准备了俄国作曲家卡巴列夫斯基的一首变奏曲，她觉得那首曲子会给评委留下印象。我看到那首曲子的时候也很兴奋。虽然难度大，但我意识到我能把握得好。但当我第一次弹给老师听的时候，我过于兴奋，失去了平衡。
　　她对我说：“郎朗，如果你在评委跟前这么弹的话，你连第一轮都过不了。”
　　我一听那话，眼泪止不住顺着两颊流下来。在我脑海里，我已经失败了。
　　她又补充说：“但是别泄气。我可以给你指出来哪些地方没弹好，怎样避免这些错误。”
　　我一听，脸上露出笑容，眼泪也止住了。
　　我说：“老师，告诉我吧，请您现在就告诉我吧。”
　　问题主要出在速度，如何放松，如何增强演奏处理的音乐感。要提高，就得下苦工夫，忍受枯燥乏味的练习，但一想到我的问题有了答案，我很受鼓舞。我加倍用功地练习。卡巴列夫斯基的变奏曲对比我大两倍的人来说都具有挑战性，可我拿下了这首曲子。在我五岁的那一年，我参加了沈阳市少儿钢琴比赛，并在比赛中拿了第一名。全市所有十岁以下钢琴学生都参加了比赛，那也是我的第一次正式比赛。之后，我举行了我的第一场独奏音乐会。在1987年，中国对于西方音乐演出还是颇为陌生，我上台前是按照京剧表演来化妆的，脸涂得红红的，眼圈的妆也很浓。我看上去就像一只小猫。我喜欢在舞台上演出，温暖的灯光照在我身上的感觉。我喜欢听众热烈的掌声。舞台感觉就像一个温暖的家。就在那一刻，我决定，我要当一名钢琴家。
　　因为我少儿时期大多数时间是独自度过的，我的想像力很活跃。既然我已经在我第一次比赛中获胜，又下定决心要当一名钢琴家，我再也不想上学了。我不喜欢幼儿园上的课。我也不喜欢幼儿园里的老师，每次我想早点回家练琴，他们总不让我走。他们不理解我。我那时是个怕羞的小男孩，离了家就总感觉不自在。但我不能一个人单独待在家里。父亲和母亲两人都上班。非常幸运的是，我的太姥78岁的高龄还专门从丹东来到沈阳，照顾了我三年，让我一生难忘。她走了以后，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待着没问题，于是想出这么个主意。
　　我对父亲说：“你拿一台录音机，早上你和我妈出门前把录音机给打开。我一整天都会好好练琴。回家时，你一查录音机就能证明我说到做到。”
　　父亲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因为这样我就能多出时间来练琴了。父亲为我列了一张作息时刻表，里面留出的娱乐时间少之又少：
　　早晨5点45分起床，练一小时琴。
　　7点整上学。
　　12点回家吃午饭：15分钟吃饭，45分钟练琴。
　　放学后练两小时琴，然后吃晚饭。
　　晚饭吃20分钟，这20分钟里我可以看动画片。
　　晚饭后练两小时琴。
　　然后写作业。
　　
　　只要是有关我和钢琴的事情，父亲总是异常严肃。只有在拉他的二胡的时候，他才能放松下来。那时，他好像变了一个人，看上去和平时不一样。他完全沉浸在萦绕人心的哀伤的音乐中了。他好像是在寻找某样永远也无法找到的东西。父亲拉的二胡如泣如诉。
　　在我自己练琴时，或是在父亲或老师跟前弹的时候，我边弹边在脑袋里编故事。而作曲家们也有故事。起先我对他们一点概念都没有，并不知道他们生活在遥远的过去，他们的国人说的是我听不懂的语言。
　　我问父亲的第一个问题是：“所有的作曲家中，谁是第一名？”
　　父亲不假思索地说：“莫扎特。莫扎特数第一，因为他写得多又写得好。他三岁时就能作曲。他是一个超级天才，每一种音乐形式他都留下了杰作。他写协奏曲、交响乐，还有歌剧。他创造出最美妙的旋律，最感人的节奏。他的想像力最伟大，他的和声最动听。他为王子和国王们写过音乐。他开始演奏时还不过是个小小孩。他的父亲照顾他，帮他把音乐带给世界。他的父亲几乎和莫扎特一样出名。如果没有他的父亲，莫扎特也成不了名。在一起，他们两人才共同获得了不朽。”
　　当我弹莫扎特时，我脑海中有了他的形象，知道他是谁，又是如何行事的。我想像他是一个动画片里的人物，喜欢蹦蹦跳跳、东奔西跑。他在游乐场上追逐他的朋友，他们也来追他。我脑海中的维也纳是金色的，和寒冷的沈阳不一样，而莫扎特是一个小金童，从一个生日聚会轻歌曼舞到另一个生日聚会。
　　巴赫就不一样。朱教授最热爱巴赫，她的巴赫弹得棒极了。我在她那儿学琴一开始她就教过我好些巴赫的曲子。巴赫音乐的力量强烈地震撼了我。在我想象中，巴赫总是在和天堂里的上帝对话，虽然他显得很严肃，他们之间的对话带给这世界人们能够想见的最美好、最睿智的音乐。
　　我想象肖邦是个英俊潇洒的男生，像一名电影明星，永远在追求一种他找不到的爱。我看到他坐在钢琴前一边哭泣，一边写下让人心碎的旋律。
　　贝多芬也是我崇拜的偶像。他很严肃，和父亲一样严肃。父亲和贝多芬都从来不笑，他们没时间，也没耐性去聚会、开玩笑、看动画片。有那么多的音乐要去写，有那么多的音乐要去听，音乐是性命攸关的事。对贝多芬来说，音乐是至高无上的。
　　有一次，我父母带我去看一个苏联芭蕾舞团表演的《天鹅湖》，我一下子爱上了柴可夫斯基，而我当时听到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则大大加深了我对他的热爱程度。当然我那时还太小，还叫不出曲目的名称，但他的俄罗斯灵魂所蕴涵的丰厚感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的脑海里，他在一幢大房子里独自生活，我想像他一边流泪一边创作，一边创作一边流泪。
　　电视上看到的猫王的表演让我想起李斯特。李斯特在他那个时代也是超级明星――他狂放不羁，女人们都为他神魂颠倒。在我的想象中，他参加摩托车比赛，开比光速还快的喷气飞机。
　　我在学校里还是极度害羞。我感到自己和别人不同。我确实和别人不同。空军大院里的孩子们的父母也都是搞音乐的，除了他们，学校里的小孩子们觉得我怪怪的。我没有社交技巧，说话笨拙。有时，当我和同龄人在一起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我会闭上眼睛，聆听我脑袋里的音乐。我心中的一个秘密是幻想这辈子永远和学校不沾边。
　　在这个时候，冯老师出现了。
　　她和其他老师不同。她还年轻，可能不出二十六七岁，而且还很漂亮。她并不遵循中国传统的教学方式――她既不严格，又不苛刻，也非漠不关心。相反，她和蔼可亲，她用她的善良把我解救出来。和朱教授一样，她恰恰在最合适的时刻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冯老师让六岁半、极内向的我变得活泼外向，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她看出来了，我外表看很羞怯，但其实不然。事实上，我喜欢人多。冯老师让我个性中不为人知的那部分得以重见天日。
　　她说：“郎朗，大声说出你的答案，一定不要害怕。你脑子很好使，声音也很洪亮。你一定要学会表达你心中知道的东西。郎朗，你是个聪明的男孩子。你得让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
　　她没说错。她逼着我张嘴说话，在这过程中也向我证明我并没什么可以害怕的。很多答案我都知道，也可以清楚地陈述出来，我的同班同学也愿意听我的陈述。这样做的次数越多，我就越感到轻松自如。如果我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弹钢琴，那我也应该可以在公开场合上说话。
　　冯老师给学生干部分成三等：如果她颁给你一道杠，你就是一个小组长；两道杠，你就是课代表，分管音乐、数学、自然或作文等；三道杠，你就是班长了。我很自豪地在我的衣袖上带上了两道杠，因为我负责音乐。我们班演唱时我会伴奏，我还会挑选曲目，为学校表演。其他老师不支持我提前放学回家练琴，冯老师却鼓励我这样去做。
　　冯老师常说：“每个人都有才能，你要做的就是去发现你的特殊才能是什么。”如果哪个同学把一幅画、一首诗，或什么特别的东西带到课上，她就会奖给那个同学额外的金色的星星。如果你跑得快，或是体操玩得好，她也会给你类似的奖励。冯老师从不偏向哪个学生，每个学生都能从她那儿得到充分的关注和慈爱。而我对这两者都有如饥似渴的需求。
　　
　　金丝毛小狗
　　
　　我快六岁半的时候，父亲离开了空军文工团，转业到了沈阳市公安局治安大队，负责沈阳娱乐场所集中地区的治安工作。父亲诚实、坚强、天不怕地不怕，干这个工作正合适。到了岗位上，他就配了一辆崭新的摩托车，发了一套漂亮的制服。我为他骄傲，但仍然怕他，他穿上制服后可能就更怕他了。他仍然从不说笑话，也不对我笑，除了“练琴”，也没话对我多说。在学音乐的时候，他总是细心观察我，像个老鹰，又像个警察，只等着我做了什么出格的事，马上就会过来惩罚我。
　　我们搬到了空军大院外面的一套简陋的公寓。母亲仍然保留着她话务员的工作，有了她，家里就不缺鲜花、植物，墙上就不缺好看的图画，我也就不缺钢琴来弹――我弹琴弹得时间太长，弹得太狠，结果弹断了很多踏板和琴弦。踏板和琴弦断了，弹起来就更有难度，但弹到了那个程度，我正需要挑战，让我继续向前走。
　　我们搬家后过了一段时间，伊斯曼音乐学院的钢琴家们访问沈阳，朱教授和父亲陪着我上了他们开的一系列大师班的课。十二位不同的艺术家，十二堂相对独立的课，我一堂都没漏。我在朱教授那儿上课上了一个月后，我和她曾一起在卫星电视上观看了伟大的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在莫斯科的现场演出，那是他暌别六十年后第一次返回他出生的国度。但这次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亲耳听到西方人演奏西方古典音乐。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爵士音乐。上课的学生平均年龄要比我大至少十岁，但我并不在乎。我坐在那儿细心聆听，努力体会每一位钢琴家倾注到演奏曲目里的强烈情感。我能感受到海顿的欢快、舒伯特的诗意、勃拉姆斯的深沉。一位钢琴家对课上的学生说：“要记住，当钢琴家很容易，你要做的只是挪动你的手指。但要当一名伟大的钢琴家，你必须使用你的智慧。”
　　在我七岁时，我报名参加了我的第二次比赛，不仅如此，我还得以从沈阳搭乘火车到太原去参赛，这让我兴奋不已。这是我头一回离开沈阳。父亲和我先搭夜班火车到北京，和其他比赛选手会合。我们一起逛北京，爬长城，度过了美好的一天。接着我们又搭乘了一班夜班火车到太原。太原现在是个富有的城市，但那时整个城市还是灰蒙蒙、黑黢黢的。
　　父亲向我担保，胜利是属于我的，他对我的信心让我自己也信心倍增。在上台前，他拍了拍我的后背。我在评委面前鞠了躬，然后开始弹。
　　我准备了一首莫扎特，一首车尔尼，一首巴赫，还有一首叫做《红星闪闪》的中国曲子。我觉得那首曲子很合适，因为我一心一意要照亮整个赛场。
　　我弹得那么热情洋溢，那么有声有色，那么激情澎湃，我想我肯定能获奖。我听了其他参赛者的演奏，觉得他们弹得没有我出色。我好像已经看到了一架新的钢琴立在沈阳家中，我想象自己坐在琴凳上，一等奖的奖杯就放在钢琴上。
　　颁布获奖名单时父亲和我坐在大礼堂的后排，礼堂里的气氛很紧张。三等奖给了一个女孩子。我坐得笔直，只等着一下子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冲上舞台，接受一等奖，还有人群中传来的热情的掌声。
　　评委主席念到：“一等奖获得者是……”
　　是谁呢？
　　刚开始我还以为他也许念错了我的名字。但是他没有。他念出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名字，一个男孩的名字，显然不是我的名字。
　　我没有拿到第一名。事实上，我没有拿到第四名，第五名，甚至第六名。我被甩在后面，拿了第七名。我无法理解，一下子哭了起来。我跑到评委跟前，嘶声大喊：“太不公平了！你们骗我！”
　　父亲不得不过来拉住我。一个也没有获奖的女孩子摸摸我的肩膀，说：“没关系。我们拿了一个安慰奖。”安慰奖是一个金丝毛玩具小狗。
　　我看着那只玩具狗，踢了它一脚。我不想要安慰奖。我无法，也不愿意平息下来。但父亲让我把小狗捡了回来。在回沈阳的列车上，我们默默无言地对坐着。我把小狗抱在膝上，它好像是在嘲笑我。它不会叫，也不会哭泣。
　　朱教授知道我比赛输了有多难过。她试图劝说我：“你一定得知道，一个艺术家的生命会充满了失望。失望是无法避免的。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们一定要学会走过失望，继续生活。”
　　我抗议说：“但那是评委不公平。”
　　“我们无法控制评委如何做决定。大多数评委都会奖励有才能的人。但是评委和老师一样不是完美的。如果每次比赛失利，你都像天要塌下来一样，准备下一次的比赛就会难上加难。你还是个小男孩。我理解，对男孩子来说，失望的感觉不容易对付。但作为一个艺术家，你已经是个小大人了。既然如此，你必须学会直面现实。这次打击虽然惨痛，但你一定要克服失望的情绪，然后重整旗鼓，再奋力出击。”朱教授擦干我的眼泪，亲了亲我的两颊。在那一刻，我是全心全意地爱戴她的。
　　那次失利后，我练琴比从前练得更勤奋了。我把金丝毛小狗放在我那架旧钢琴的踏板边上。每次我弹错了一个音符，我就踢它一脚，骂它一句。小狗成了我的出气筒，为我的不足付出代价，因为我拒绝接受那些不足之处。
　　一天我在练一首莫扎特的奏鸣曲，我试着调整对一个特别困难的乐段的处理，但弄了好几分钟还是弹不好。和往常一样，我弹不好时，就来折磨小狗。然而，就在那时，我突然感到一阵让我松弛的波浪冲洗过我的全身。我不知道它从何而来，但就在我开始觉得自己在绷紧的那一刻，我浑身一下子松弛下来，奇迹般地把整首曲子轻松自如、准确无误地弹了下来。我低头看着小狗，头一次发现它的脸上带着笑。它的笑从一开始就在那儿，只是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而已。
　　从那天起，它从我的冤家对头一变而成了我的朋友。可是在我练琴的时候，我有了一个新的符咒，有时我轻声细语地重复这个符咒，有时是在心里默念着。我念的那三个字从来没再离开过我的意识之中，至少在我弹琴时没有。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