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经》评点综述
时间：2020-11-17 10:05:3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柴蓉钰
摘 要：明代之前的《诗经》研究大多以道德教化为目的，而忽视了其文学含义。由于社会思潮的变迁、八股取士、出版印刷技术的成熟、戏曲小说评点的刺激和评点文学样式本身的优势等因素，明代《诗经》的经学研究回落，转而从文学的角度解读文本。两种角度孰是孰非，应辩证的思考。
关键词：明代;《诗经》;文学评点
一、明代《诗经》评点的发生
明代之前的《诗经》研究是以“经”解诗。从《诗经》的命名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孔子编《诗三百》以提倡礼法，强调道德教化的目的。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诗经》都发挥着这一功用。但《诗经》毕竟是“诗”的合集，众多的经学解释已经掩盖了其真正的文学含义。当然，也有人注意到《诗经》的文学价值。如六朝的刘勰、钟嵘到唐代的李、杜、元、白等，都发表过一些很好的意见，只是大部分比较零碎，不成系统。再如宋代的朱熹，他的《诗集传》写出他对诗学的精辟见解，但总体上还是被理学所笼罩。朱东润先生这样说：“吾国文学导源于《诗》三百五篇，不知诗三百五篇者，不足与言吾国文学之流变。然就汉、宋诸儒之说《诗》者观之，其书累十百万言，益以后人所著，为数又不下此，所论往往为圣哲之遗训，儒先之陈言，又称述旧籍，皆以《诗经》为名。诗既进而称经，于是说者知有经而不知有诗，于诗人作诗之意，宜其有未尽失。”[1]
明代《诗经》评点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非常独特的地位和价值，其发生和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社会思潮的变迁、八股取士、出版印刷技术的成熟、戏曲小说评点的刺激和评点文学样式本身的优势等。
明代的心学强调表达人的情感，各位学人的个体意识逐渐彰显，加上朱子之学的式微，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下，《诗经》的经学研究回落，转而向文学含义评点，以求“诗”的本义。明代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的释义为主，加上论与表合策论共三场考试。众多学子为了金榜题名自小学习四书五经和文体写作。有需求就有市场，关于四书五经的评本就出现了。《诗经》也不例外，徐奋鹏的《毛诗捷渡》及陈组绶的《诗经副墨》在著作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明显的科举用书性质。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明代，书商们也看到了商机，争相出版此类书籍。评点的样式起于宋而兴于明代，套印起于元也是兴于明代。“前者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批评样式，后者是一种独特的刊刻印刷形式，它们之所以能在万历时期共同走向兴盛，实得益于二者的结合，评点因获得套印这种载体形式而显得粲溢精彩，套印因运用于评点这种灵活的文学批评形式而销路广开，日臻精美，风火互助，相得益彰，成为明代后期的文化盛事。”[2]另外，明代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评点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刺激《诗经》评点。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附录《世纪中国小说评点研究总目》共提供了524种小说评点，由此可见小说评点的兴盛。甚至有些小说评点家也评点《诗经》，比如“二拍”的作者凌濛初有《诗经》评点之作《言诗翼》。评点之风如此兴盛，作为经典的《诗经》自然成为评点的重中之重。文学评点在一段时期被一些学者视为旁门左道，但评点的样式能够满足读者的审美要求和考生的应试需求，也由于评点本身的文学样式喜闻乐见，明清时期评点之风极为兴盛，為《诗经》以及其他文学作品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以上这些影响因素使《诗经》评点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与传统主流《诗》学大相径庭，他们不再走“理、事、情”的老路，而是开辟出“文、法、趣”的新路，形成了《诗经》研究史上一种独特的现象。
二、明代《诗经》评点的发展
虽然对于《诗经》的评点在晚明才刚刚出现，却奠定了之后《诗经》评点的基调，即一反传统经学的眼光，从文学的角度解读诗经，他们注重文本章法结构的概况总结、字法句法的点明指出、艺术手法的揭示分析、风格特征的阐述描绘。
张洪海认为，安世凤的《诗批释》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诗经》评点著作。此书未见著录，也未见学界提及。一般学界都认为孙鑛或钟惺最早评点了《诗经》，主要是由于没能发现刊刻年代最早的《诗批释》。《诗批释》对《诗经》中的用词用句和文章风格方面进行评点，语言简练且恰到好处，其评点语言本身风格简练晓畅且有文采。如《河广》评语“安眉咫尺万里，八极桩席。凝眺之思，耿耿不收。”而孙鑛的评点体现了他法古宗经的观点。与传统不同的是，孙鑛以文学的眼光宗经，并期待“有所得力于作文”。孙鑛的评点往往能够抓住诗篇之总的特点，并加以精当概括，如“（孙篇前评）气格闳丽，结构严密，写祀事如仪注，庄敬诚孝之意俨然，有境有态，而精语险句，更层见错出，极情文条理之妙，读此便觉三闾《九歌》微疏微佻。——《小雅·楚茨》”。
明代读书人往往把朱熹的《诗集传》奉为圭臬，但黄廷鹊却没有受其束缚，而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徐祯稷《诗冶叙》说到黄廷鹊的评点时，谓“其说诗也，不泥古，不矜时，不为格束，不为事障，不为理学拘牵，不为声调沉溺。”说他“不泥古，不矜时”，“不为理学拘牵”，主要反映在他没有把《诗经》当作圣经来对待，而是和一般而言的诗歌一样，用同样的方式评点，说明黄廷鹄纯粹是以文学审美的眼光来评点的。
陈组绶的贡献在于以诗言《诗》的原则上引入了“活法”说，这实际上上承了戴君恩的“臆评说”，下启了钟惺的“活物说”。所谓“臆评”，就是以评点者的个人意志去理解《诗经》，强调自由，不受理学或正统思想约束。戴君恩在《〈读风臆评〉自叙》中说：“惟臆也，不受制缚，时潜天，时潜地，时超象罔，时入冥涬。夫欲破习而游于天也，则莫如臆矣！ 是故蔑舍紫阳，以臆读，以臆评，以臆点涴断画，册而呈之。”所谓“活物”之“物”指的是《诗经》文本，钟惺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对文本的批评应该常评常新，不拘泥在一个框架内。
与之前的解经之作大不相同的还有晚明的评点文字都是三言两语，有一言中的，画龙点睛的感觉。比如署有张元芳、魏浣初“著辑”（ 实由艾洪等编著） 的《毛诗振雅》，其评点的方式很有特点。全书分上中下三格，上格点明诗旨，中格列经文，每章下有章旨，每篇后有篇旨。经文旁，有旁批，且有圈点。下格节录钟惺评语。三格的批语，都简明扼要。此外还有众多评点之作，因意义不是很大，这里不作陈述。
总之，《诗经》的解读方式历来属于经学范畴，晚明才有了文学阐释的力量。安世凤、孙鑛、黄廷鹄、钟惺、戴君恩的《诗经》评点从文学的角度解读《诗经》，开《诗经》之文学评点风气。徐奋鹏的《毛诗捷渡》及陈组绶的《诗经副墨》在著作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明显的科举用书性质。凌濛初的《言诗翼》、张元芳和魏浣初的《毛诗振雅》、陈鸿谟的《诗经治乱始末注疏合抄》、徐奋鹏的《诗经删补》在性质上都属于转录和嫁接评点，具有辑评的形式特点。
最早看到这种转型的，实际上是徐光启、钱谦益、顾炎武等人，不过他们是从反面来看的。清代《诗经》研究学者们常说明人“浅陋”、“空疏”、“束书不观”，明代《诗经》学“无甚精义”，多凭“臆说”。开清代朴学之风的顾炎武先生在《日知录》中曾多次贬责明代经学“秦以焚书而五经亡，本朝明以取士而五经亡。”[3]第一个从正面来肯定这一转型的是周作人。1936年，周作人高度赞扬了戴君恩的《读风臆评》与陈继揆的 《读风臆补》，说两人“谈《诗》只以文学论，与经义了不相关，实为绝大特色，打破千余年来的窠臼”。
三、研究中的问题
1、《诗经》研究中的经学体系也带有文学性的欣赏，明代《詩经》研究对文学内涵的审美也有经学的痕迹，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孰是孰非。只要有助于理解文本，这些都能辩证思考，为我所用。
2、有些《诗经》评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文本才去关注评点，这样一来，文本占了主要位置，评点的文学样式处于次要位置。我们现在需要改变的是要为了研究评点本身才去读《诗经》，进而全面了解评点家的文学思想，不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之。因时代所限，我们不可能完全读懂诗篇的意义。统治者之所以把《诗经》列为经典地位，是借《诗经》之人伦道德的教育意义;学人争相评点《诗经》的原因之一是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念和思想。所以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这一现象，理解其存在的合理性。
3、经学研究弱化了《诗经》的文学审美，使众人降低了阅读经典的兴趣，即使要学习《诗经》，也会带有很强的功利性，比如科举考试。文学研究则容易让“臆评”成了“乱评”。“臆评”强调评点者的个人意志，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自由评点，虽然不受拘束，却很有可能脱离文本。
注释：
[1]朱东润著.诗三百篇探故[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2]周兴陆撰.明代吴兴阂凌套印与诗歌评点的传播.此文系“现代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尚未发表。
[3]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朱子周易本义》.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4页。
参考文献：
[1]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的性质 、范畴 、形式及其他.学术月刊，2010年2月。
[2]张洪海.《诗经》评点研究.复旦大学，2008年4月。
[3]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上海：商务印书馆，2001年。
[4]杨晋龙.明代诗经研究.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7年6月。
[5]张启成.明代诗经学的新气象.贵州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6]侯美珍.明清士人对“评点”的批评.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十四卷第三期。
[7]周作人.读风臆补.《中央日报》，1936年11月2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