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圈地自萌”到“文化出圈”

曾一果

【摘要】饭圈是由粉丝聚集而成的网络社群，其以数字媒介平台为聚集空间，开展有共同兴趣的粉丝文化实践活动，塑造了既具备身份区隔性，又具备文化参与性的饭圈文化。在互联网时代，饭圈除了以“圈地自萌”的亞文化部落方式保持长时间小圈子封闭活动，还不断突破圈层壁垒和文化边界，以多样的文化实践方式参与到更广泛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并由此拓展出新的社会身份和文化空间。

【关键词】饭圈文化  文化出圈  资本驱动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19.001

最近几年，饭圈、饭圈女孩这些新的粉丝文化现象逐渐被人们所熟悉。在倡导个人爱好和文化趣味多元化的互联网社会中，粉丝不再是被社会污名化的个体或少数群体，数字媒介环境、平台和场所为粉丝的聚集提供了便利，使得饭圈等粉丝文化群体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并从社会边缘走向舞台中心。尤其在近两年，饭圈越发公开且组织化的集体行动深刻地改变了当代文化、社会乃至政治的某些形态，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从数字媒介平台入手，考察饭圈如何以数字媒介平台为聚集空间，开展有共同兴趣的粉丝文化实践活动，塑造既具备身份区隔性，又具备文化参与性的饭圈文化;继而探讨饭圈如何在粉丝文化实践和参与的过程中不断突破自我，打破圈层壁垒和文化边界，以多样化的文化实践方式参与到更广泛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并由此拓展出新的社会身份和文化空间。

数字平台下的饭圈文化

饭圈文化是近些年兴起的新媒体文化现象，一些学者将其视为我国当代青年亚文化的组织化发展。例如，彭兰在其最新的研究著作《新媒体用户研究》中这样界定“饭圈”：

饭圈是指某个（或某几个）偶像的粉丝们组成的共同体圈子，饭圈是一个统称，在网络中，以不同的偶像为中心会形成不同的饭圈，彼此之间界限清晰，甚至时有冲突，“饭圈”这个词，也强调了每个群体的边界。

今天的饭圈，粉丝们对作品的再生产及文化的“挪用”也存在，饭圈的语言符号就是这样一种文化挪用的产物，它们既部分借用了“二次元”的语言符号，又夹杂着拼音缩写、英文缩写等形式，如“多担”（喜欢多个偶像的粉丝）、“唯饭”（只喜欢一个组合中一位成员的粉丝）、“本命”（自己最喜欢的偶像）、“zqsg”（真情实感）、“xswl”（笑死我了）、“nbcs”（没人在乎）、“jms”（姐妹们）等。[1]

饭圈是由粉丝聚集而成的网络社群，其迅速发展壮大与互联网和新媒介的发展直接关联。粉丝文化现象在报纸和电视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媒体时代也存在，但前互联网社会的粉丝多以个人追星活动为主，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詹金斯在《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一书中就指出，20世纪90年代，美国粉丝圈基本在“非正式渠道里”活动：“粉丝们用邮政系统共享自己的作品。同人小说是复印机印出来的。同人视频是用录像机一盘一盘翻录下来的。他们的活动带着极大的社会污名，无论是媒体还是学术圈都不理解他们。他们还害怕掌握着知识产权的媒体公司对他们的混剪和二次创作提出法律诉讼。”[2]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粉丝虽已结成了具有共同兴趣的亚文化社群，但其活动远离公众视野，无法得到社会大多数人的认可。

互联网则让粉丝们有了更自由、平等和便捷的聚集平台，粉丝既可在其中围绕偶像明星结成隐蔽的趣缘群体，也可组成公开的粉丝组织：“网络为内容共享提供了新平台，随着更多了解他们的行为，发现他们的价值，粉丝人群也会大量增加。如果仔细阅读，你还能在书中看见全球粉丝文化的蛛丝马迹：粉丝们发现了日本的动画和漫画，还有香港的动作片，并随之寻找与这些地区粉丝们沟通的方式。”[3]尼克·斯尔尼塞克这样评价数字平台的价值：“什么是平台？从最普遍的层面来说，平台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群体能够进行互动。它们将自己定位为将不同用户聚集在一起的中介，这些用户包括客户、广告商、服务提供商、生产商、供应商，甚至实物。通常，这些平台还提供一系列工具，使用户能够构建自己的产品、服务和市场。”[4]斯尔尼塞克虽然没有讨论数字平台对于粉丝文化生产的意义，但他强调了平台的“中介价值”，借助于平台中介，分散四方的粉丝用户才被连接起来，得以在网络社区围绕着偶像明星开展多样化的互动交流和文化实践。

2005年的电视选秀节目《超级女声》引发的追星热被认为是我国饭圈文化的肇始，各地超女粉丝以组建后援团的形式汇集粉丝力量，支持自己的偶像。通过手机短信投票平台，海量粉丝得以参与到造星过程中，“玉米粉”（李宇春的粉丝）、“笔粉”（周笔畅的粉丝）和“凉粉”（张靓颖的粉丝）等几个主要青年粉丝群也在这场具有广泛参与性的“造星运动”中形成。为了偶像，年轻的粉丝们由“被动追星”变为“主动参与”，辗转多个城市为偶像应援，在一些路演现场，“玉米粉”“笔粉”“凉粉”之间不断爆发的冲突引发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狂热的粉丝及其文化备受关注。

随着互联网平台迅速发展，围绕着不同偶像形成的各种饭圈不断壮大，并越来越受关注。饭圈惊人的造星能力也颠覆了粉丝和偶像明星之间的传统关系，孙佳山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明星文化结构，在其中，“偶像和粉丝正日益结成一荣俱荣的利益、情感共同体。前者需要流量数据的支撑形成影响力，后者则使尽浑身解数为其提供足够的消费保障。青少年粉丝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左右偶像前途命运的重要力量”。[5]当然，饭圈惊人的舆论动员、集体行动和战斗能力也造成了不同饭圈之间的对立冲突，这类冲突的严重后果从“227事件”便可见一斑。值得注意的是，饭圈文化并非仅与偶像明星相关，粉丝们“迷”的对象已从明星偶像延伸到动物、植物、虚拟偶像等。有学者就发现，不少男性青少年是“初音未来”“洛天依”等虚拟偶像的忠实粉丝，他们大多从“二次元”爱好者发展为虚拟偶像粉丝，“与周边、同人作品、演唱会、线下应援以及面基等活动密不可分。虚拟偶像粉丝们积极利用互联网社区，上传自己的同人作品（如MMD视频、音乐、舞蹈、漫画等），创作与偶像相关的周边，并在虚拟社区中与其他粉丝一起互动。粉丝在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增强自我的情感认同，在创作与追星的过程中不断增加与偶像共同的情感记忆”。[6]

彭兰将饭圈视为网络亚文化圈子的一种，作为“圈子”的饭圈自然存在文化边界，“其成员也有明确的身份认同和归宿感”。[7]新媒介的社交性特点既增强了饭圈内部的团结性、封闭性和排他性，也让粉丝和其他圈层的接触性、沟通性和连接性成为可能。因此，饭圈既能以“圈地自萌”的亚文化部落方式保持长时间小圈子封闭活动，也可以突破小圈子身份空间，迅速集结起来开展有广泛群体参与性的政治和社会性活动。

圈地自萌[8]与群体性孤独

耽美族、御宅族或动漫迷等亚文化特质较强的饭圈基本是“圈地自萌”，他们常结成较为小众化的亚文化部落，自我封闭在比较隐蔽的网络世界中，因不愿意被外界知晓自己是耽美或虚拟偶像爱好者而拒绝与主流文化或其他文化圈层过多接触。朱丽丽在《数字青年》中介绍了一种叫“斜线粉丝”的耽美族，这些耽美族在西方被称为“躲在柜子里的人”（closet），“对自己的爱好守口如瓶，尽管互联网已促使大量粉丝出柜”。[9]

“圈地自萌”的饭圈沉浸在二次元世界，使用特有的“行话”开展交流，有时纯属自嗨，不期望外人了解。马中红就认为：“青年亚文化群体都刻意创制自己的专属用语，饭圈话语、耽美话语是其中非常成熟的亚文化‘语系。豆瓣上有一篇流传很广的《饭圈必懂常用语言科普》，列出了近六十个粉丝圈层的常用语，诸如团饭、唯饭、私生饭、C位、脱非入欧、小龙虾、蒸煮，等等，從大量跟帖来看，不在饭圈的同代人也难解其意。在影视剧将耽美文化带出‘圈之前，其独特的话语体系同样令‘非我族类傻眼。”[10]“非我族类”显示了饭圈强烈的文化边界意识，不同饭圈间甚至形成了泾渭分明的“次元壁”，这种次元壁“既阻断他者的窥视、进入，也区别其他圈层，还返身强化圈层共同体的辨识度和认同感。”[11]林品和彭兰也认为，“次元壁”用一种隐喻性的修辞将他者和主流话语阻挡在壁垒之外：

中国的二次元爱好者，采取“次元之壁”这样的隐喻性修辞，建构了一道想象性的壁垒，壁垒之内的世界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亚文化圈子，从而将“家事国事天下事”等“三次元”的话题隔离在壁垒之外。[12]

二次元世界中的饭圈还以特立独行的行为装束和文化风格将自身与主流文化区别开来，特立独行的装束打扮成为其群体独有的“亚文化资本”（subcultural capital），主流使用的则是看上去具有良好行为举止和文化教养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13]当主流社会对他们怪异的装扮和行动表示质疑时，他们往往不屑回应或反之嘲讽主流文化的迂腐、外行和霸权。孙佳山等学者认为，这种拒绝与主流文化进行接触的饭圈文化其实体现了当下青年粉丝们的“群体性孤独”现状，而这一现状源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和独生子女政策。中国传统家庭结构在现代化进程和独生子女政策中解散，社会“原子化”倾向越发明显，“当前以00后为主体的青少年粉丝群体，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代在非常接近欧美式原子家庭结构中出生的一个世代。同时，他们又是完全在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体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网生代。原子化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疏离，以及新媒体时代数字化生存所造就的‘群体性孤独，使得这一代人在其成长过程中，形成了迥异于既往代际的情感结构、文化经验和自我认知。饭圈现象故而也只在他们中间出现”[14]。

当前，我国的饭圈以90后和00后青少年为主，他们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习惯媒介化和数字化生存，在数字媒介平台结成了“圈地自萌”的二次元趣缘群体，取代中国传统社会以亲缘关系为主的社会交往形式。在“二次元”的数字虚拟世界中，粉丝们找到了共同的身份属地，朱丽丽以动漫迷为例指出：“动漫及其所创造的二次元世界为动漫迷提供了幻想的平台、治愈的方案，虚拟的二次元世界中，动漫迷用动漫与幻想弥合现实生活中自我与身份的裂缝，从心理上化解其现实困境中的身份危机，从而赋予动漫迷以积极的、正面的文化情感力量。”[15]然而，虽然这种幻想性身份认同有一定心理治疗作用，网络平台中的数字化交往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饭圈的“群体孤独感”。这种“想象性”身份认同或许如吉登斯所说，在高度现代性情境中，本体的安全和存在性焦虑时刻影响着人们的自我认同。[16]

文化出圈与粉丝的“社会参与”

在互联网时代，饭圈除“圈地自萌”外还不断自我突破，显示了越发强烈的文化出圈性和社会参与意识。《南方周末》曾在一篇文章中如此评价当年的《超级女声》：“曾经的‘超级女声，让社会各阶层发烧，它不只是一个娱乐节目，而浸入了公共生活，唤醒民众的参与，影响了社会。”[17]

在2005年的《超级女声》中，通过站台、拉票和投票等应援活动，粉丝不仅参与了偶像的生产制造，也积极塑造着新的社会价值认同。在《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中，詹金斯以电视粉丝为考察对象提出了“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的概念，他认为电视粉丝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迷”，他们积极参与到文本的阅读、重写和创作及批评中，他们“积极挪用文本，并以不同目的重读文本的读者，把观看电视的经历转化为一种丰富复杂的参与式文化。”[18]这种“参与式文化”在詹金斯看来是一种新型媒介文化样式，具有“自由、平等、公开、包容、共享”等特征。从詹金斯的“参与式文化”的概念来看，2005年《超级女声》的粉丝已具有参与式文化的诸多特征，重视个性表达、公开竞争和平等参与。

互联网时代，数字媒介及其平台成为能够为粉丝提供多样可能的“阈限空间”。潘忠党、於红梅曾这样看待传播学意义上的阈限空间：“伴随着电子尤其是数字媒体的适应，空间区隔及其相互间的连接会不断翻新，空间因此处在不断的重构或再生过程中。可以说，数字化生活的一大特征是空间的叠加和交织，前、后台的区分难以固定，中心与边缘相互渗透并颠覆，等等。”[19]借助于数字媒介平台及便捷的媒介技术，饭圈的自我突破和文化出圈成为可能。正是在不断的文化参与过程中，粉丝亚文化突破了饭圈自身的空间边界，与主流文化圈层及其他圈层实现了双向乃至多向的“破壁”，“二次元”的虚拟世界与“三次元”的现实世界因而有了多层级化的交流、碰撞和互渗。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数字媒介时代的粉丝参与文本解读和再生产的手段更丰富。在饭圈文化中，粉丝们围绕共同的偶像明星形成共同兴趣，但每个粉丝依然有各自的特殊爱好，这些特殊爱好使得每个粉丝对偶像表达喜爱的方式不尽相同。如詹金斯所说，特殊爱好使粉丝们不会固守同一个文本，他们游猎于各个不同的文化文本与圈层中。流动中的粉丝通过涉入广泛的文本间网络，链接起不同的流行文本，将喜爱的文本材料与其他文化材料文本并置。[20]在数字媒介时代，粉丝们开展参与式文化实践的手段丰富多样，如盗用照片制作表情包、同人文创作和短视频制作等，在“227事件”中，粉丝们创作了“曝光他”“爱的光波发射”等各式“表情包”，并借此表达自己对偶像的维护。有学者分析了在《创造101》中，粉丝如何通过对王菊姓名、形象和表情的“文本盗猎”二次创作让偶像走红，“在整个‘文本盗猎过程中，偶像作为盗猎物，成为任由粉丝群体改写的空洞课题，主角的位置由作为‘盗猎者的粉丝牢牢占据。如果偶像想在这场由粉丝引领的狂欢中获益，就必须配合盗猎行为，参与到对自身的改写中。对于王菊而言，这种配合就是对‘文本盗猎者所制造的表情包和‘菊言菊语的模仿与使用。在这个意义上，出现在偶像工业中的‘文本盗猎行为，在‘盗猎者和‘被盗猎物的关系上，发生了权力中心向‘盗猎者的重大偏转。作为偶像的王菊被压缩到只剩一个名字，而作为‘被盗猎物的王菊却被衍生出众多与本人无关、却与粉丝有关的表达。”[21]

第二，饭圈全面深度地参与到偶像的生产与制造过程之中。布尔迪厄在提到审美理论时，特别强调距离、间隔和区分在审美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他“拒绝任何一种参与”[22]。在社交媒介平台匮乏的年代，粉丝与偶像之间总是存在一个审美距离，即使参加演唱会也只能远远观看舞台上的明星，只有个别粉丝能获得上台与明星短暂互动的机会。但在互联网时代，粉丝通过应援、打榜、控评和反黑等方式全面参与到偶像生产过程中，布尔迪厄所强调的审美距离被抛弃，粉丝与偶像的物理和心理距离大大缩短，二者之间建立了更加紧密的“共生关系”，娱乐工业为了维持这一关系而让渡部分制造偶像的权力，让粉丝参与偶像的选拔、成长全过程，偶像最终被打造为契合粉丝消费需求的完美“人设商品”。这种陪伴、供养和应援的过程，让粉丝更容易将自己的情感、欲望、梦想投射和寄托于偶像身上。“人设”体现出粉丝通过伴随、供养和应援活动逐步强加给偶像的理想形象特质，偶像们的日常呈现必须控制在一定的人设框架中才能满足粉丝，还要以严格形象管理迎合粉丝的理想人设，稍有不当便可能导致人设崩塌，引发“脱粉”甚至“回踩”。当权力被让渡时，饭圈中也出现了权力滥用现象：一方面，部分“私生饭”恣意跟踪、偷拍明星私生活，侵犯偶像的隐私权;另一方面，饭圈为了“爱豆”侵扰其他圈层的事件也屡屡发生。

第三，借助于社交媒介平台，部分饭圈突破文化圈层和壁垒主动介入现实社会与政治生活。饭圈成员以青少年为主，文化也以“二次元”亚文化为主，但与早期亚文化不同的是，饭圈并不全盘抗衡主流意识。饭圈的出圈破壁体现了“二次元”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交流、接触和融合的趋势，这也被认为是饭圈“去污名化”的一种集体行动，是饭圈由“自我认同”转向“社会认同”的表现。2016年1月，“帝吧”便借“周子瑜事件”用恶搞方式攻陷台湾脸书。2019年，“饭圈女孩”又联合“帝吧”共同出征香港，用恶搞表情包、流行语等米姆式传播（MeMe）方式怒怼港独分子，以维护共同的“阿中哥”，这些文化出圈改变了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传统的对抗关系。有学者认为：“‘饭圈女孩自发组织‘网络出征，是表达爱国情感、传递群体诉求的有效手段，社群通過自我范畴化与社会比较，重塑身份认同，最终获得社会认同。青少年与主流文化的良性互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社会冲突，维护了网络生态的稳定与和谐。”[23]当然，饭圈的政治参与主要以网络恶搞的戏谑方式实现，但此类政治参与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和鼓励，《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曾专门发文《帝吧出征FB，友邦有话要说》，怒赞“李毅吧”吧友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还特别表扬了自发组织恶搞台独分子的90后：“在facebook上只打台独而不伤台胞感情。可以看出，中国新一代90后的青少年们已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了。”[24]“饭圈女孩”的网络行动也得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共青团中央的表扬。现实中，饭圈也经常以偶像名义积极参与扶贫、捐助等社会公益活动，例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观看建造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视频直播过程中，网友们自发形成“铲酱”和“焊舞帝”等粉丝应援团，并在微博等社交平台上建立“超话”，助力打榜直播活动。这些都显示出饭圈正借助数字媒介平台进行社会参与，表达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

资本驱动力与粉丝亚文化的转向

饭圈文化破壁出圈、不断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是饭圈亚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与主流文化碰撞、交流和协商的结果。一方面，尽管部分饭圈亚文化试图以“圈地自萌”的部落化方式拒绝主流文化介入，其本身却在不断吸收新成员，甚至主动攫取“路人粉”关注并将其转化为“真爱粉”，饭圈亚文化圈层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扩大并与其他文化圈层交叉碰撞。有人认为饭圈已从1.0时代发展到2.0时代，1.0时代的饭圈基本处于“圈地自萌”状态，但到了2.0时代，粉丝们借助新兴的社交媒介平台“找到粉同一爱豆，喜爱某一媒介产品而聚集、交流、互动的同好，他们在圈中传播和分享，由此形成共同爱好的饭圈，再将此圈子扩大，形成圈子传播”[25]。在这个过程中，小众化的饭圈亚文化已不知不觉变成了具备广泛社会参与性的“大众文化”，粉丝社群也在发展过程中变为带有职业性质的社会组织。另一方面，主流文化也开始借助饭圈符号开展文化和意识形态宣传。近年来，主流文化不断渗入饭圈亚文化集中的哔哩哔哩平台（以下简称“B站”）并促使其产生文化转向，“B站一直是青年网络亚文化的‘快乐老家，而近年来，主流媒体与B站的深度合作，让主流话语逐步对B站中的亚文化进行了收编”[26]。尽管这引起部分“二次元”粉丝的不满，但主流媒体与B站的“深度合作”并不仅是简单的“收编关系”，而是双方在新时代基于各自需要而展开的多层次协商机制。

在此协商过程中，商业资本的驱动力显而易见，不断重塑着饭圈亚文化的圈层形态。在早期追星活动中，尽管粉丝个体也通过购买明星照片或挂历的方式追星，但其购买行为通常是自愿的。而在流量为王、数据至上的社交媒介时代，数据和流量成为偶像知名度的指标。为了让偶像赢得更多关注，粉丝被商业和资本力量鼓动，通过“集资”“打榜”“氪金”的方式为偶像贡献流量，用金钱做出数据成绩。“打榜”“氪金”行为看似是粉丝个体自愿的举动，其实受到商业资本的操控引导，使得明星与粉丝之间形成了一种畸形的“供养关系”。在此过程中，粉丝看似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但粉丝为了流量进行的充值、购买产品等“氪金”消费行为，反而恰恰体现了资本对粉丝个体及社群进行经济压榨和掠夺的实质。

在资本驱动下，粉丝在数字媒介平台上结成的饭圈其实并非自由平等的社群共同体。在饭圈内部，有无“氪金”行为成了粉丝之间确认“粉籍”的重要手段。对“爱豆”了解更多、拥有更多偶像相关信息的人往往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当然，获得相关信息需要其投入更多的金钱与时间。可以说，正是金钱资本在饭圈内部建立了更细化的“身份区隔”——“小粉”只有参与的机会，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少数“大粉”手中。若想在饭圈中拥有较高地位，参与核心决策，粉丝就必须要通过“花了多少时间”“砸了多少钱”等量化指标来核算。“粉籍”强制规定了粉丝的打榜、投票义务，喜欢偶像却不花钱的人处于饭圈鄙视链最底端。

除了粉丝内部以资本区隔身份外，经纪公司也以看似市场化的“无形之手”控制着粉丝个体及社群。例如，韩国和我国的一些热门选秀节目曾被爆出节目制作方投票造假，粉丝们辛苦砸钱的成果被抹杀。总之，饭圈并非是粉丝完全自由平等的“新公社”“新部落”，而与现实世界一样有着身份区隔和等级差异。以社交媒介平台为例，虽然B站是饭圈聚集的重要社交媒介平台，拥有大量同人、弹幕和鬼畜粉丝群体，但它本身是依靠资本建立的数字化商业平台。随着全球媒介和消费环境的变化，B站其实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商业利益的共同着力下才逐渐从单纯的二次元“小破站”转变为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和鬼畜等多元内容生态的综合平台。在B站周年庆活动上，B站董事长兼CEO陈睿反复强调B站必须“与时俱进”。笔者所访谈的另外一位资深“二次元”粉丝这样评价B站的“文化转向”：

B站的弹幕文化、鬼畜视频解构权威，用戏谑、调侃的方式抵抗主流文化，因此聚集起了一大批用户。随着亚文化的扩张，逐渐融入主流文化是每一个亚文化都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B站作为一个商业网站，想要获得长足的发展，获得更多的受众、更大的流量、更好的口碑及更多的广告，就不得不向主流文化靠拢，接受主流文化的“收编”，这一过程依然伴随着抵抗和反叛。

时代进步了，人们对亚文化的包容性提高了。看动漫的宅男、穿洛丽塔的萌妹、爱化妆的男生等亚文化圈子都可以在B站跨越时空和地域的限制，找到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亚文化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交流平台，而且这个平台还是上亿用户使用的平台。这起码证明了两点：1.亚文化圈子的确是一个人数庞大的圈子。2.越来越多人愿意了解和包容亚文化（我相信不是每一个B站新用户一开始就是亚文化爱好者），亚文化的圈子得到了认同。[27]

还有一位B站用户针对2020年五四青年节B站所发表的“后浪宣言”，表达了这样的看法：“B站这次的宣传片也是一次成功的出圈营销。因为B站的这次宣传其实本身就不是针对核心用户群——小众群体、年轻人，而是针对大众的一次宣传，是要从整体上提升B站的品牌口碑和价值，B站需要年轻人以外的群体认可，从而实现自身的商业发展。”[28]说到底，B站的转变说明融入主流社会、赢得大众的文化认同是B站等数字化商业平台的必由之路。

结语

从“圈地自萌”到“文化出圈”，在数字媒介时代，粉丝群体并非一个严丝合缝的共同体，他们始终处于分分合合的流动状态中。尽管整体爱好相同，但他们很可能在某些偏好上产生分离：“颜粉”“事业粉”“唯粉”“CP粉”，等等，作为饭圈内的“尾部”群体，差异化的爱好使得任何粉丝都能够通过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小群体。正如詹金斯所说，对整个粉丝群体的认同和对分化后小群体的忠诚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可调节的张力，“整体爱好接近但特定爱好有区别的粉丝之间存在着微妙的紧张同盟”[29]。这也是饭圈文化始终保持活力的缘由。

因此，饭圈文化实际上处于不断聚集、分化和重新整合的动态变化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既有保守的力量让部分饭圈始终处于“圈地自萌”的封闭世界中，也有激进的力量让饭圈不断发挥潜能，借助数字媒介技术和平台，突破自我限定，参与到各种文化、政治和社会实践中。当然，饭圈的自我突破非常艰难，因为其并没有走社会規范的路径，也没有明确的方向，还受到技术、政治和资本的多重约束，但是他们的突破本身却富有价值，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某种新的可能性。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数字媒介时代的文艺批评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ZDA269）

注释

[1]彭兰：《新媒体用户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19页。

[2][美]亨利·詹金斯：《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郑熙青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页。

[3][18][20][29]亨利·詹金斯：《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第6、28、35、39页。

[4][加]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0页。

[5][14]孙佳山：《饭圈的“群体性孤独”由何而来》，《中国青年报》，2019年9月13日，第2版。

[6]这是杨盈龙在其博士论文《养成文化：中国二次元虚拟偶像的迷群形成研究》中关于粉丝的陈述。

[7][12]彭兰：《新媒体用户研究》，第119、118页。

[8]这里的“圈地自萌”也有人称“圈地自盟”，“萌”则强调了一部分饭圈的小团体自恋和自嗨特征。

[9][15]朱丽丽：《数字青年：一种文化研究的新视角》，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页。

[10][11]马中红：《审美代沟与文化断裂》，《广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13]Sarah Thornton， Club Cultures：
Music， Media and Subcultural Capital，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3， p. 27.

[16][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9页。

[17]夏榆：《2009“快乐女声”：有限度的快乐，有限度的不快乐》，《南方周末》，2009年9月2日。

[19]潘忠党、於红梅：《阈限性与城市空间的潜能——一个重新想象传播的维度》，《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

[21]江怡：《粉丝文化参与偶像工业的新可能》，《艺术广角》，2020年第1期。

[22][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53～55页。

[23]张璇：《“饭圈女孩出征”的社会认同过程研究》，《东南传播》，2020年第1期。

[24]《帝吧出征FB，友邦有话要说》，《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2016年1月22日。

[25]肖春凤：《饭圈1.0到2.0：论媒介技术演进与粉丝文化的关系变迁》，《文化与传播》，2019年第6期。

[26][27][28]为了深入了解饭圈文化，笔者对所任教的班级部分粉丝进行了深度访谈，这是其中一位资深饭圈迷对B站文化转向的理解和认识。

责 编/陈璐颖（见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