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蒋子龙们的遗憾
时间：2020-12-08 10:02:3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徐兆淮
这天，我随意翻阅刚寄来的《炎黄春秋》，忽然映入眼帘的两个人名字：戴煌与顾准，立刻引起了我的阅读兴趣。及至急匆匆地读过《我反对神化与特权》（戴煌）和《<顾准文集>出版的曲折》（卢惠龙），顿时便在我心扉升腾起一股遗憾之情，并久久萦绕于脑际，挥之不去。它不仅勾起了我对戴煌与顾准的记忆片段，还由此引发了我在三十年编辑生涯和七十多年人生长河里的诸多慨叹与遗憾。
在河南息县“五七”干校里，在驻马店军营的修整中，也许我与顾准都曾有过共同的经历与痛苦的思索。1973年至1974年从干校回到北京学部大院，我住在六号楼，他住在八号楼，同为单身光棍，也许我与顾准也曾有过见面不相识的机遇。当这位有着革命经历的老干部，这位有着独立思想的学者和思想家形单影只、独处斗室地思索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寻求探索救国之路而孜孜不倦地写下那些绝命之作时，年过三十、一事无成的我在干什么呢？我却在为调离学部返回南京作准备，经常冒着严寒酷暑，关在大院六号楼一间铁门办公室内，打着方桌碗柜，忙着为自己将来的小日子作准备，全然不知学部大院八号楼内，还有一个忧国忧民的学者，正在写着关乎国家命运的专著。而他的病逝于1974年11月，恰恰也正是我调离北京，返回南京之际。
就这样，我与顾准同处在北京建内一个学部大院内，同置身于偏僻乡村一个“五七”干校里，在他生前，我却一直与他擦身而过无缘相识，更未及说上一两句话。直到他去世之后，我才读到他的书，了解他生前的环境和死后的价值。如今，当我读着《<顾准文集>出版的前后》和《顾准寻思录》，得知顾准学说、思想在学术界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得知我们曾同处于学部大院困厄时期，而我竟与他失之交臂，我不禁遗憾之至。我不由得责怪自己的愚钝与麻木。
而与此遗憾颇为相似的，还有作为文学编辑，我竟虽与大学者钱钟书曾有十年同在文学所，同去干校走过两三年“五七”道路的机缘，可待到我1974年调离北京，回宁从事《钟山》编辑工作多年，竟然一再错过去北京拜望钱先生的机会，以至直到钱离开人世时，我方才为自己的粗疏，引为深深的遗憾。我后悔不该因为钱主要从事外国文学和古代文学研究，我编的是当代文学期刊，而从未主动拜访、请教钱老先生，为他家乡刊物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和帮助。作为一名文学老编辑，这实在是不容闪烁的过错。即使后来我写了几篇忆念钱先生的短文，却也弥补不了我内心的遗憾。
我与戴煌相遇及文稿交往，又呈现出另一番情景。我与戴煌先生初次相见，大约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南京新街口新华社江苏分社的招待所里。那时，我正在《钟山》主持日常工作，我有意于适当加强关注现实的办刊思路，正想寻找组织这方面的作者与作品。此时适逢前几年曾经为《钟山》“杂文作坊”专栏写稿的邵燕祥先生得知此事，遂主动向我推荐了戴煌先生。那次拜访的时间不长，这位江苏老乡却给我留下了一定印象。出现于我眼前的，是一位个子略高，谈吐和蔼，口语里充满苏北盐阜一带口音的长者。交谈中我方得知，他是苏北盐城人，早在青年时期即投身革命，解放后曾担任新华社高级记者，陪同胡志明主席采访越南战场。可是，因为为人正直敏感，敢于率真表达个人意见，终于难逃1957年反右那场灾难。
在我的初访印象里，戴煌先生乃是一个为人正直、平生迭遭磨难，却又不改其志的值得尊敬的老人。回京之后，他即寄来一篇纪实文体的稿件，阅后我却陷入犯难尴尬的境地：作品的文体与刊物的宗旨距离稍大，作品基本仍属通讯报道纪实类稿件，与《钟山》一向注重文学本体的要求不太吻合。最后几经斟酌，我终于忍痛退稿了。为此事，直到退休之后，我仍有不安，时常牵挂于心。尤其是，近几年来，我从《炎黄春秋》上，读到他的那本自传体著作《九死一生——我的右派经历》之后，我更不免有些为自己在编辑工作中处置不当，而时常感到不安和后悔。我的书生气和胆识，终于让我尝到了作为编辑无法挽回的遗憾。
从顾准和戴煌这两人两事的遗憾延伸下去，我又不由得想起我的人生机遇，尤其是三十年编辑生涯中，所碰到的另外几件遗憾之事。那大都是我从事编辑工作中，或有过多次接触，或只知其名并不认识，却接触过作品，最终都与这些作家与作品失之交臂的往事。作为一个退休多年的老编辑，如今每每看到他们的名字或是读到与他们有关的信息，便不由引起我从内心泛起阵阵的遗憾之情，发出几声唏嘘慨叹。他们便是路翎、蒋子龙，还有上海女作家戴厚英。
观之中国的文学期刊或报刊传媒，主编和编辑或因政治犯忌，或限于水平胆识大约总难免会留下诸多的遗憾与尴尬。在我的三十年的编辑生涯中，自然也不例外。早些年，我曾写过一篇题为《主编之难与主编之惑》，叙述了我在编辑工作中所经历的几种困惑与难题。现在要谈及编辑及人生历程中的某些遗憾之事，当然也不只是顾准与戴煌两人了。此刻，我不由得又想起了与这三位作家及作品交往中的几件憾事。那便是天津作家路翎、蒋子龙给《钟山》来稿未采用之事，与上海女作家戴厚英未能兑现的稿约。
早在读中学时，我即知道，路翎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分子，是胡风集团中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家。读大学时又读过他的代表作《洼地上的战役》，其人可算是当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总之，“文革”前，对胡风及其成员是不可能有正面评价的。“文革”后，胡风冤案获得平反，胡风及其骨干成员大都年老体衰，很少再有小说创作的热情和能力了。却没想到，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胡风集团案件平反之后，编辑部忽然收到一件来自天津的颇为异常的稿件，打开一看，竟然是署名路翎的一篇中篇小说！作为从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中年编辑，我自然知道一些关于胡风案件的平反情况，也久闻路翎之大名，遂满怀兴致地阅读来稿，谁知稿件字迹十分潦草歪斜，实在无法卒读。无奈之下，我只好写了一封回信，将稿件寄回，并嘱他请人代抄誊清后再寄来。不料此信稿就此石沉大海，再无回音。当时，倒也未曾十分在意，如今退休多年之后，我却不时忆起此事，颇以为憾：当时我为何不能采取更为妥当的办法阅处此稿呢？后来，我曾听说，胡风一案平反之后，路翎这位南京籍作家，早已是伤痕累累，精神也有些错乱了，然而，他却忘不了为家乡的刊物写稿，而我却处理得如此草率，以致终于失去了与他及其作品面见的最后机遇。退休之后，每念及此事，作为一名老编辑，我不能不感到后悔和遗憾。
与失之交臂的路翎相比，我与另一位天津作家蒋子龙的交往、约稿，则又呈现出另一番情景。作为与新时期文学同步成长的作家与期刊，《钟山》与蒋子龙本是有许多合作的机遇与空间的。事实上。1980年前后，当蒋子龙以《乔厂长上任记》和《拜年》等中短篇小说开创了“改革文学”的新局面之后，我即把组稿方向移向了京津一些创作力活跃的作家。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曾不止一次地赴京津组稿，并特地去天津拜访过蒋子龙，其后，还与他有过多次书信往来。至今我手头还保存着蒋子龙的几封来信。然而，不知是因为机缘不合，还是我用力不勤，蒋子龙终于未能在《钟山》发过一次作品。
事实上，大约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经我多次约稿，蒋子龙曾寄给我一篇纪实体作品，所写的主人公乃是广东特区的一位颇有争议的市级领导干部。最终，又因编辑部内部的不同意见，加之当时正处于敏感时期，尤其是中央有关方面曾有过规定，有争议的在任领导干部，需报上级有关方面审批，我斟酌再三，只好忍痛割爱退给蒋子龙了。我知道，对于像蒋子龙这样级别的走红作家，组稿多年始得一稿，如今却又这样退稿，其时，作为责编的无奈与遗憾，也就可想而知了。记得写退稿信时，笔端是那么沉重和为难，因为只有我知道，我再也无颜向子龙约稿了，《钟山》与子龙的“稿缘”也便到此结束了。
说起编辑的遗憾，我又不由自主地忆起了与上海女作家戴厚英的约稿、交往经历。大约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自从戴厚英的《诗人之死》与《人啊，人》引起文坛的关注与热议之后，我即主动热情地向戴约稿。先是在家乡镇江的一次纪念同乡诗人闻捷的会上与戴见了面，接着又特地去上海巨鹿路市作协大院内的一间平房内拜访了戴，并热情邀请她来南京做客。之后不久，我与《钟山》主编刘坪先生特地安排她在双楼门附近一家旅社内食宿，并陪她游览南京景观。在宁期间，编辑部与她相处交谈甚是融洽，离宁前她已应允回沪后即着手为《钟山》写稿。不料想天有不测风云，她回沪不久即传出她在家遇刺身亡的消息。这不啻是对戴厚英亲友的沉重一击，当然对文坛和《钟山》也带来不小的伤痛和遗憾。为此，我曾经写过一篇《无法兑现的稿约》来表达对她的纪念。
与以上作家约稿多年终未能在《钟山》发稿的遗憾不同，还有几位曾与《钟山》相识较早且合作多年，也在刊物上发过不少作品的作家，后来却因特殊原因，为一部待发稿件的阅处结果，也会招致作家或编辑的不快或遗憾。那是我主持《钟山》工作期间，与贾平凹和张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处理而引起的。
贾平凹与张炜都是新时期文学历程中代表性的作家，也是与《钟山》合作多年的重要作者。贾曾在《钟山》发表过《九叶树》、《商州初录》等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张炜则在《钟山》先后发表过《海边的风》等中短篇小说和散文。我主持《钟山》编辑工作期间，还曾分别到西安和济南去拜访、组约他们的长篇小说。事实上，他们俩也曾应允过为刊物写长篇小说。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一次全国作代会上，我去组稿时，贾平凹曾提议将他被删削压缩后发在《收获》上的一部长篇重新修订后，再交《钟山》发表，后又来信说及若重新刊发，他可考虑少收或不收稿费。而张炜想给《钟山》的长篇也是因在《收获》搁置时间太长，他遂想收回给《钟山》发表。我与张还商定发表刊期。
但《钟山》与贾平凹、张炜的长篇合作计划，却最终未能兑现成行。与平凹的合作因编辑部内意见不一，而只能婉谢作罢。与张炜的合作则因《收获》不愿放弃，抢先发表的想法只能停摆。虽然这两次的合作愿望未能如愿兑现，虽然，这两位当代文学史尤其是新时期的文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作家，仍然保持着与《钟山》的友好合作关系，但作为策划此事的编辑，我仍然十分惋惜，长此耿耿于心。即使是退休多年，每念及此，我依然不免会引以为憾，不胜唏嘘的。
说罢三十年编辑生涯中的诸多遗憾之事，我不由又想起七十多年人生中的一些憾事。依照我七十多年的人生体验，我以为，不管是权贵富有者，还是草根百姓，但凡人生一世，总会有欢乐，亦有悲喜，有得意之时，亦有遗憾之事。且遗憾还有片刻些微的小遗憾，与终生难忘的大遗憾之别；
有可以挽回的遗憾，也有难以挽回的遗憾。尽管，不同职业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其对遗憾的理解与表达方式，也有所不同，但消除和避免难以挽回的大遗憾，仍然是人们的共同的愿望。对于七老八十的老人而言，尤其如此。
在我看来，如果说遗憾本是在大的时代背景下，个人的一点小小的不称心，淡淡的不满意，那么，作为编辑的遗憾，不过是我在几十年编辑生涯中，发生的某种不太称心满意的人和事。对我而言，在已经逝去的几十年编辑工作中，虽然发生过与同事的龃龉或不愉快，我都可以不纠结于心，不予计较，但在与作家的交往、组稿过程中，一旦发生与作家的不快不满之事，甚至影响到稿件的组约，弄丢了原本可以得到的稿件，那便是我最大的失职最大的遗憾。虽然，这遗憾对期刊而言，也许并未带来多大的损失，也不完全是我个人的过失，但那却是永远难以挽回的机遇，永远找不回来的缺憾。
也许，每一种人生，每一种职业，都会留下一些让人难以忘怀的遗憾。也许，在我剩下的余生里，我总也忘不掉发生在几十年前的这些让我不太称心满意的遗憾，但我愿意与此遗憾为伴，走完剩下的日子，既是为了释怀，也是为了纪念。当然，在我七十多年的人生机遇里，对亲友对工作，我尚另有诸多的遗憾，但比之以上编辑的遗憾，我以为都是不足介怀，不必记载的。人生如白驹过隙又如飘逝的白云，在人生大幕即将关闭之际，我愿留下一些沉思，也愿记下这些遗憾，既为自己，也为期刊与时代留下一些印痕。哪怕是浅浅的、淡淡的也好。这不是虚妄，也不是自夸，而只是一个老编辑的心语。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