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美学，因“自觉”而名流千古
时间：2021-01-10 22:06:1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雨田
魏晋虽短，但其美学影响波及整个中国艺术史。从艺术上的“自觉”、书画鉴藏的开创，再到隐逸文化的兴起等，魏晋都是后世绕不过去的一座文化巅峰，也是众多艺术形式的文化源泉。
魏晋风骨，清俊而洒脱
魏晋风骨，又名魏晋风度，是身处乱世中的名士們出于避世而兴起的一种风尚，它不仅表现在魏晋时期在哲学、文学乃至艺术上，还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风行一时，对随后的南北朝、隋唐产生巨大影响，并延及后世各朝。
众所周知，结束三国纷争的西晋王朝很快又陷入内乱中，“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连番上演，以致晋室南迁，苟安江南，史称“衣冠南渡”。动荡的时局，纷乱的统治，让这一时期的上层社会开始弥漫着自暴自弃的气息。在这样的背景下，治愈心灵的佛学、道家玄学开始大行其道，人们要寻求追求虚无缥缈的精神慰藉，这便是魏晋风骨的由来。
通常来说，魏晋风骨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一部《世说新语》道尽魏晋风骨。魏晋风骨其实是一种人格范式，清谈巩固其志气，药与酒陶冶其趣味，而名人效应之下，清谈、吞药、裸饮渐渐风靡。高谈阔论不绝，觥筹交错不止，风度却只能是魏晋的风度。
艺术自觉与收藏的勃兴
不过，魏晋风骨外化在艺术文化上，却诞生了中国艺术上众多旷世杰作，中国艺术也由此迎来重要转折。从宏观上讲，魏晋时期，中国艺术在诸多领域变得“自觉”起来。政治黑暗、统治腐败、社会动荡让士人这一群体开始觉醒，这一点尤为关键。士人在政治上很难施展抱负，于是魏晋的士人们将满腹才情寄托到艺术文化领域上来。尤其一些出身于上流社会的士人参与绘画创作，从而产生了一大批卓有贡献和影响极其深远的杰出艺术家。在绘画领域，表现“名士”风神、品格为主的人物画、肖像画开始步向成熟，标志着审美认识的深化。
另方面，中国书法艺术也从这一时期进入“自觉阶段”，并全面步入成熟。这里所谓的自觉阶段，是与魏晋以前注重实用的自发阶段相对应，在自发阶段，人们注重书法的实用功能，很少追求书法的审美功能。而魏晋书法由隶书衍生出来的楷书、行书、草书，通过众多书法家的努力，臻于成熟，书法的审美功能超过实用功能，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比如东晋的桓玄就“雅爱羲之父子书，各为一帙，置左右玩之”。他还“每请长康（顾恺之）与羊欣论书画，竟夕忘疲”。可见书法已经同诗、画、乐一样，跻于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爱好之列。
魏晋书法艺术在实践与理论上都产生了典范性作品，成为后世师法、尊崇的对象，犹如千年诗作不越唐，中国书史之最在魏晋，尤其是两晋书法，是中国书史上无可逾越的高峰。这一时期的书法名家的作品在南北朝时期已经一张难求，唐太宗李世民就对《兰亭序》喜爱至极，以至于反复刻本;乾隆皇帝对“三希帖”视若拱璧，专辟三希堂以每日瞻仰。就连被饱受后世称赞文化昌盛的宋代文人，在魏晋名流的书法前，也从不吝赞美之词。
宋人有云：“晋人书以尺牍见长而以韵相胜，缘当时人物以清简为尚，以虚旷为怀，或假手于翰墨，或品析于锋杪，殚精竭虑，沉酣斯道，又缘二晋人物，丰神疏逸，姿致萧朗，俗好清谈，以超脱之情游戏笔墨，于是风流相扇，艺文益精，落笔散藻，自然可观，故虽非名法之家，然其书亦楚楚可观。”从而蕴酝出晋人书，以韵胜，以度高的时代书风。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对绘画与书法的研究日益深入，对其收藏、鉴赏也始于这一时期，拉开了中国早期鉴藏史的帷幕。在魏晋其后的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专门性的绘画理论著作，这一时期已经开始逐渐形成皇室与民间私人收藏的分野，在继承魏晋风骨的南朝，君臣之间、士人之间，常有吊信、问病、婚寿相庆，时有书信往来，珍藏信札也是对书法艺术展开收藏。同时，魏晋文人对书法的收藏，还不限于单纯的收集和保管，同时还开展鉴别、评级、著录等系列活动。
千年隐逸文化的源头
魏晋名士的自觉还在于对自我、对自然，以及人与自然两者关系的觉醒。其中，“隐逸文化”对后世影响巨大而深远。“隐逸文化”在当时表现为名士遁迹山林，当起隐士。由此，隐逸成为中国士人文化体系中不可划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显著的特色。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古代士人保持人格独立的一门处世哲学。从某种程度上讲，魏晋隐逸文化，是后世中国上千年士大夫文化的源头，凡是以自然为主题的中国土大夫艺术，都和隐逸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比如，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山水画。自魏晋晚期兴起，此后的发展与成熟，就因隐逸思想的流行以及一大批隐士画家的绘画实践才能取得的。隐逸文化主张崇尚自然、寻求超脱，经过南朝宗炳、王微，到隋代展子虔，唐王维等文人隐居山林，开创出中国山水画的千年脉络。尤其作为南宗山水的鼻祖王维，对后世写意山水更是意义深远。
再如园林、花艺等，都能从中找到隐逸文化的深刻影响，对古代文人而言，即使不能亲身隐逸山林，也可以通过这些艺术形式，寄情山水，在日常中觅得林泉雅致。还有后世文人的文房艺术也深受魏晋隐逸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宋明时期，文人主张接近自然、远离尘嚣是文人书斋的韵致。明代李日华《紫桃轩杂缀》中描述书斋的理想环境是：“在溪山纤曲处择书屋，结构只三间，上加层楼，以观云物。四旁修竹百竿，以招清风;南面长松一株，可挂明月。老梅寒蹇，低枝入窗，芳草缛苔，周于砌下。东屋置道、释二家之书，西房置儒家典籍。中横几榻之外，杂置法书名绘。朝夕白饭、鱼羹、名酒、精茗。一健丁守关，拒绝俗客往来。还有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这样描述书斋外的环境：“窗外四壁，薜萝满墙，中列松桧盆景，或建兰一二，绕砌种以翠芸草令遍，茂则青葱郁然。旁置洗砚池一，更设盆池，近窗处，蓄金鲫五七头，以观天机活泼。”
除此以外，魏晋隐逸文化还奠定了后世士大夫文化的整体基调，如刘禹锡《陋室铭》、陶渊明《爱莲说》体现出来的那种淡薄明志，以及主张简约、质朴并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也正是后世文人所推崇的少则为美，淡则为雅的风格。这些都足见隐逸文化对后世士大夫文化产生方方面面的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