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委班子在组织生活方面存在问题

　 党委班子在组织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

　党内生活(在不少时候也称党内政治生活，党内生活都是具有政治性的)，事关党的建设的全局，党在各个方面的建设状况和水平，譬如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基层组织建设、领导班子建设、党内民主建设，都能从党内生活中反映出来。所谓党内生活，概括地讲，是指党为了保持自身的健康和活力所进行的各种党内活动，例如以“三会一课”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组织生活的制度和活动，党内民主生活会，各种党内选举活动、党的各级领导班子的决策活动、党内监督活动、学习活动、宣传评比活动，特别是，党员主体以多种形式向党组织表达自己的价值关怀和意见诉求的活动。党内生活中最高的组织形式，就是体现党员主体意志的党员代表大会。

　为什么现在党中央很强调党内生活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的：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党内生活庸俗化、随意化、平淡化的问题比较突出，党内生活质量普遍不高。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已经数十次严厉抨击党内生活中的突出问题，这是近20多年来所罕见的，也是切中党的建设的一个要害性、基础性问题。我们不仅从周永康事件中强烈感受到党内生活中人身依附问题的严重性，也从四川南充令人震惊的党内贿选事件中深深感受到党内生活问题的复杂性。这已经突出影响到党的健康发展，影响到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但应清醒看到的是，现在仍然有一些党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对党内生活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认识不清、轻描淡写、不以为然，甚至有意无意地回避，因而导致党中央一再要求的严格党内生活流于空谈。这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

　一、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

　从党的历史来看，什么时候党内生活比较好，什么时候党员主体就心情舒畅，党就健康发展;反之，党内问题就会日积月累，党员主体就会感到郁闷和压抑，党甚至会面临严重危机。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党内生活，就有什么样的党组织，就有什么样的党的形象，就有什么样的党的战斗力。历史是最好的镜子、最好的老师。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后期，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虽然也发生了整风中的“抢救运动”等错误，党内也开始出现个人崇拜的势头，但从总体上看，那一时期的党内生活还是比较好的。一位有60多年党龄的老同志曾经对我说过，当年他在延安整风中被打成“特嫌分子”，有近两年没有工作，心里很不好受，但当毛主席向大家行脱帽礼，向受委屈的同志说：我毛泽东对不起大家了，我向大家赔礼道歉，大家都很受感动，一扫心中阴霾，心情舒畅地奔向大反攻的战场。正是延安时期日益健康的党内生活，使党形成了空前的团结，空前的战斗力，这是其后解放战争能取得势如破竹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1959年党的庐山会议，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彭德怀，向中央主席毛泽东写信反映大跃进中和党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竟然被打成反党集团，受到严厉处置，最后被迫害致死。这种党内不准发表不同意见、不准发表尖锐意见、尤其不准发表与党的领袖认识不一致的意见的做法，直接破坏了正常的党内生活。由此推动了党内个人崇拜的发展，导致对党的领袖批评不得，党内形成了以领袖个人是非为是非、不提倡独立思考、讲义气而不讲真理、对领袖个人表态尽忠的很不好的风气。而且，这种风气在党内从上至下蔓延开来，党内形成了一批大大小小的说不得、批评不得的“霸王”。从此，毛泽东越来越把自己置于党中央集体领导之上，全党之上形成了一个全党都管不了的领袖，党内生活越来越不正常，党内生活中出现了个人专制甚至法西斯专制的严重情况。这是导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一个基本原因。陈云同志在反思毛泽东晚年错误时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也有责任，就是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之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但陈云也认为：在斗争时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不可能。[1] 这表明，党内生活一旦恶化，给党带来的损害，必然是灾难性的、甚至是难以挽救的后果。胡耀邦同志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发言中讲得好：“文化大革命教训深刻，根本教训是党的生活不正常。”[2]

　改革开放以来，党内生活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善，其中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对党的领袖人物也可以议论、也可以批评。一个值得珍视的典型事例是：1978年底，中央党校组织学员到北京市一个养猪场参观，大家看到在该场的会议室内，将曾经来场视察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那里用过的物品，如热水瓶、茶杯、椅子等陈列在特意制作的玻璃橱柜中。学员王立本其后给华国锋同志写信批评这种做法。他在信中说，“今后，您还要到千千万万的基层单位视察工作，假如也都模仿起来，在人们精神中会产生什么影响?”王立本建议：“从今以后，对健在的党、国家和人民的领袖，不要用这种方式表示敬爱”。华国锋同志1979年1月16日给王立本写信答复，信中说：“你提的意见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领导同志对红星养猪实验场的同志们做了思想工作，将陈列物品撤去，以后如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以继承和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国内多家媒体曾对此作专门报道。[3]这样的事情，在一个长时期的党内生活中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内生活也有不少值得反思的地方。特别是，在周永康、令计划的问题曝光以后，新华社的文章罕见承认，党内存在利益输送以及由于领导干部任用私人所形成的“秘书帮”“石油帮”“山西帮”。这种党内严禁的帮派在过去一二十年内盘根错节，甚至还在某些中央中枢部门演化为严重的腐败集团，让人触目惊心。这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在这些地方，党内生活长期不正常。还是胡耀邦同志当年讲得好：“今天在一些党组织中，包括在一些高级党委中，谈不上有什么健康的党内生活，而是关系学盛行，低级的庸俗的气味太多。”[4]这是值得我们注重的。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对党内生活问题的忽视和淡化，就可能埋下党健康发展的重大隐患;对党内生活问题听之任之，就可能严重危害党的前途。

　二、现实党内生活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不容忽视

　直面现实，在今天的党内生活中，还存在着以下五个方面值得注重的突出问题：

　第一，党内生活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的问题比较普遍，党内生活中一些本来很好的制度成了摆设。习近平同志很感慨地指出：党内不少政治学习停留于读读报纸、念念文件，不针对现实问题开展讨论，结果疑惑还是那个疑惑、疙瘩还是那个疙瘩;有的名曰到革命圣地过组织生活，接受传统教育，实际上是去游山玩水;有的领导干部对过双重组织生活，没有形成自觉;“三会一课”这个党内生活中的基本制度在不少地方并没有得到认真坚持。我们不妨想一想自己单位、个人党内生活的状况怎样呢?一位机关党委书记说到党内生活中一个细节：以前我们交党费都是一月一次，而现在往往一个季度一次，有的单位是一年交一次，有时党组织不提醒不少党员还常常搞忘了。党内生活中还存在着繁文缛节的文牍主义倾向以及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如名目繁多的检查评比活动，包括很不恰当的要求检查党员个人的学习笔记。要求检查学习笔记这种做法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以往大搞政治运动年代的产物。从法理上讲，个人的学习笔记在私密程度上仅次于个人日记，不经本人同意，是不能够被检查、被展览、被存档的。还有，相当一些以春游秋游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党日活动，以评功摆好及表扬与自我表扬为主的党内民主生活会，以报喜不报忧为基调的党代会、党内报告会、传达会，以实现党组织意向和安排为主导的党内选举会议，等等。老实说，我们党内生活中的许多制度，在不少时候都处于“看起来很美”这样一种状态，例如民主生活会制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三会一课制度、中心组学习制度，有许多恐怕都是如此。

　第二，党内生活中还存在着不少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今天在党内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的形形色色的官本位、家长制、一言堂、等级制、裙带风、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人身依附、特权问题、专制作风、热衷于对领导人搞歌功颂德等等，从根本上讲，都是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在党内生活中的表现，不仅对党内生活危害很大，而且也是产生党内许多问题的根源。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对肃清党内生活中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多年来缺乏应有的自觉性，我们有时往往对资本主义有着过分的敏感，而对封建主义却缺乏应有的警觉。电视剧《亮剑》中有一个引人深思的情节：八路军团长李云龙在全国解放后当了军长，他当年的警卫员段鹏当了团参谋长后犯了“男女关系”的错误，段鹏向他的老首长检讨：我主要是进城后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李云龙很生气地打断他的话：这关资产阶级什么事?我看就是你没把自己的裤腰带管好。李云龙的这种思维今天也是管用的。现在看党内一些廉政教育警示片，一些曾经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在检讨自己搞情妇等腐化堕落行为时，都讲是因为自己受到了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这还是60多年前段鹏的水平，没有一点儿进步。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就浓墨重彩地强调了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特别是党内的封建遗毒的问题，他认为：“我们的党受封建主义的害很重，但是一直没有把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对待。现在，党内为什么有人搞特权?这和封建主义影响分不开。”[5]邓小平还明确表示他赞成关于补上反对封建主义思想这一课的建议。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改革开放30多年来，肃清封建主义影响“这一课”，却一直没有补上，以至于封建主义的幽灵一直在党内生活中游荡，继续毒害着党的肌体。党内生活中明显存在的“官本位”倾向以及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事件中所反映出来的党内人身依附问题的严重性，就深刻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党内在用人上存在明显偏差，损害了党员群众对党内生活的美好向往。本来，按照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党员在党内生活中都是平等的，都应平等地获得在党内进步和发展的机会。但是，由于党内生活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官本位、等级制、任人唯亲、任人唯利和不少“潜规则”，就使得党内平等原则在用人领域被严重践踏，不仅导致不少党员对党内生活的美好寄托屡屡落空，也使得党的形象和党的凝聚力受到严重损害。习近平同志尖锐指出：在有的地方和部门，正确用人导向并没有得到很好体现，一些德才平平、投机取巧的人屡屡得到提拔重用，一些踏实干事、不跑不要的干部却没有进步机会。这是搞逆淘汰，伤害了多少好干部的心!有的年轻干部“火箭式”起来，一查都与一些领导干部沾亲带故。习近平同志特别指出：有的地方，给地方和部门领导当过秘书的干部比例太大，你安排了，我也要安排，成了“利益均沾”，这怎么得了![6]大家知道，秘书问题是一个敏感问题，但总书记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在党内就很容易形成人身依附、秘书政治、裙带政治，必然官官相护，也必然严重损害党内生活。这也是周永康案件带给我们的一个严重警示!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严厉禁止党内拉帮结派，但为什么一个时期以来，从上到下，党内拉帮结派的现象却越演越烈呢?其中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朝中有人好做官”!老实说，在我们相当一些现行体制下，普通党员遵循正规渠道、依靠民众支持而晋升的可能性很小;而靠拉帮结伙、巴结长官来谋取私人政治与经济利益的空间却很大。这样的现象在党内

　并不是个别的，它严重损害着党内生活的健康程度。这同时也表明，如果我们不能在选人用人上，令人信服地改变长期存在的“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不正常状况，党内生活的健康化是不可能的。

　第四，在党内生活中一直存在着批评难、保障党内不同意见难的突出问题。本来，党内批评以及党内不同意见是党内生活健康发展的动力和保障，但这种动力和保障却长久缺失。这是党内生活中一个不容忽视但又往往被视而不见的突出问题。批评难、批评领导更难、批评“一把手”难上加难，早已成为党内生活中一个不争的事实。党内的不少批评与自我批评好似蜻蜓点水，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党内事实上还形成了若干有形无形的批评禁区。例如，对本地本部门本单位领导不能批评，对仍在位领导的决策失误不能批评，对领导干部搞歌功颂德及个人崇拜不能批评，对领导干部的特权问题不能批评，对领导干部任人唯亲、用人失误不能批评，尤其是对领导干部不能公开点名批评，等等。这些批评的禁区，虽然大都没有具体的党内文件规定，但在现实的党内生活中却早已形成一种习惯性的壁垒。若谁要去触碰，那么一定是“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这种状况，有时往往导致党内健康力量举步维艰。

　党内生活的实践证明，党内出现不同意见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而党内生活中的许多悲剧，却往往都发生在不能正确对待党内不同意见上。这是党内生活中一个不容回避的大问题。有鉴于此，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这是建党以来在党的重要文件中第一次作出这样的明确规定和要求。这不仅是对党内生活中经验教训的痛切反思，而且是真实地反映了长时期以来广大党员的强烈愿望。但十多年来在党内生活中这方面并没有明显进步。在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这个党内生活的大问题上，既缺乏党内领导层的足够共识，更缺乏令人信服的制度机制。特别是，至今在党内生活中仍然一直突出地存在着“讲真话的遭殃，讲假话的吃糖”的不正常现象，这是一个现实的教员，它自然地、错误地引导着相当一部分党员的价值取向，从而反作用于党内生活。一个不能讲真话的社会是病态的社会，党内生活情同此理。如果党员在党内生活中连真话都不能讲、不敢讲、不愿讲，那么党员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形同虚设，党内生活的健康程度就会大受影响。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党内讲真话及保障不同意见的环境，已经与“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有了重大的区别。但问题在于，我们在痛定思痛之后，是不是已经从观念上、制度上、组织上、机制上着力于培育党内勇于讲真话的环境呢?应当说，时至今日，党内讲真话的浓厚氛围远未真正形成，党的“讲真话”的良好愿望期待值很高，收获的却很小。在党内因讲真话而得罪领导，因而受到种种不公正处理的事，常有发生，常有耳闻，甚至越往高层讲真话讲不同意见越难，有的党委常委会上几年中都没有与“一把手”有不同意见发生，包括在党代会上的讨论，有时也往往难以听到真话及不同意见。党内生活中一个多年的经验教训就在于，如果只是一味地要求党员讲真话讲不同意见，而在党内生活中相应的保障机制却软弱无力，实际上只能是事与愿违。

　第五，党内民主发展滞后。2002年，党的十六大破天荒地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把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内民主的认识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标志着党的一个新觉醒!十年后，党的十八大又在党章总纲中明确规定:“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体现着党对党内民主本质的理性认识。可以说，党内民主也是党内生活的生命，党内民主发展到什么程度，党内生活就进步到什么程度。需要清醒看到的是，目前党内民主的现状，与广大党员的要求、与形势发展的要求，还有相当明显的差距，还不同程度地制约着党内生活的进步。一方面，尚有不少党员领导干部在发展党内民主上并不真信、真懂、真做，不少发展党内民主的举措如党内民主选举、民主监督、党员民主参与等进展迟缓。一个党代表常任制试点近30年而没有什么进展，县级党代表竞选的试点(2002年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及荥经县)，四面八方都说好，人民日报还发表评论称赞，但却难以推广、不了了之。另一方面，从长久来看，还隐藏着一些令人忧虑的深层次问题，例如在发展党内民主上，从上到下是不是有充分的共识?是不是都真心实意?对如何发展党内民主是不是都有理性的认知?当下的党内民主究竟向何处去，有没有一个清晰的、能够赢得党内广泛共识的“顶层设计”?发展党内民主能不能突破党内顽固的既得利益和官本位体制的困扰?对这类问题的认识和实践，都与党内生活息息相关。

　综上所述，对党内生活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切不能等闲视之!任何有意无意地漠视、淡化、敷衍党内生活问题的说法和做法，都有害于党的健康发展，对此理应高度警醒。揭示问题是为了重视问题、解决问题。党的建设的实践证明：严格党内生活，是解决党内许多问题的一个基本途径。如何严格党内生活?这涉及到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包括切实践行全面从严治党、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尊重和保障党员主体地位、推进党的建设的制度改革等等，而这每一个方面，则都是一篇有待下大决心勇于实践的大文章。

　党委班子在组织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　存在的问题

　目前，机关工作作风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机关干部工作纪律不强、工作作风不实、工作热情不旺、工作劲头不足、工作动力不大，工作要求不高，表现为典型的“动力缺乏症”：一是对工作缺乏敬业的感情。对工作麻木不仁，冷淡厌烦，责任性不强，要求不高，得过且过，应付了事，马马虎虎，满足于一般性常规工作任务的完成。工作纪律散漫，上班迟到早退，无所事事，随心所欲，有的甚至在上班时间溜之大吉，玩麻将打扑克，有的干脆成伙结伴下去吃喝玩乐，胡搞乱来，败坏了党和干部的形象;二是对事业缺乏奋斗的热情。习惯于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墨守成规，不是积极主动地找事做，而是消极被动地等事做，对工作没有前瞻性，领导安排做啥就做啥，推一下动一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把工作岗位当作是度日养老的港湾;三是对追求缺乏执着的激情。普遍存在“冷漠病”和“恋旧病”，对事业没有理想信念，对工作没有目标追求，缺乏开拓创新精神和执着追求激情。工作上满足于完成对付的日常工作，没有向更高目标努力奋斗的动力，图清闲，怕麻烦，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本位主义思想严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工作推诿扯皮，拖拖拉拉，应付了事;四是对基层缺乏服务的真情。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害怕触及困难和矛盾，不愿深入基层下到一线，不愿调查研究，不愿帮基层和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缺乏全局观念和服务意识，衙门作风，效率低下，存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有的是把单位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利益化，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对基层缺乏服务的真情实意。

　二、　存在问题的原因

　笔者认为机关工作作风存在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体制机制弊端。由于机关工作人员大都是行政事业编制的吃“皇粮”人员，吃的是大锅饭，端的是铁饭碗，坐的铁交椅。工作上做多做少一个样，工资上做好做坏一个数，认为“做不做一个数，好不好十五号”，甚至是做多了还会惹来麻烦、引来是非、招来矛盾，从而产生了对工作上的事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躲就躲，能溜就溜的不负责任思想;二是管理考核疲软。机关工作缺乏科学有效的管理激励考核制度，没有一套“奖优罚劣，褒勤贬懒”的奖惩考核体系，没有形成“能者留，平者让，庸者走”的机关人员流动制度。机关工作忙闲不均，苦乐不平，做事的人是少数，议论事的人是多数，工作上没有紧迫感危机感，没有目标追求，没有精神寄托。有的机关人员在一个岗位十几二十年不变，工作年年打不开局面，但仍然稳坐钓鱼船，可谓是“铁打的军营不动的兵”，严重影响并挫伤了想干事者的积极性;三是主观思想被动。有些人长期在机关工作，过惯了按部就班的、老调重弹的稳定日子，平时不注重加强学习和世界观的改造，养成了懒惰拖拉的工作作风，组织观念淡薄，组织纪律松懈，我行我素，拜金主义思想严重，过多地考虑计较个人得失。有的对工作心不在焉，人在曹营心在汉，上班时间擅离职守，拿国家的工资，做自己的生意，办自己的产业，富自己的小家，影响了机关工作的秩序，败坏了机关工作风气。

　三、几点对策

　1、突出关键点，从领导带头上加快作风转变

　领导干部是加强作风建设的典范和表率，其作风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一个班子、一支队伍、一个单位。因此，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要善于发挥领导这个“龙头”的导向作用、带头作用和示范作用，努力做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典范，做勤奋好学、调查研究的典范，做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典范，做坚持党性、坚持原则的典范，做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典范，形成作风建设群众看干部、干部看领导，基层看机关的局面。

　2、强化支撑点，从运作机制上加快作风转变

　作风建设必须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长效机制，为其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一是作风导向机制。狠抓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倡导形成良好的文风、会风、政风和行业风气，以此形成良好的作风导向。二是作风激励机制。对作风建设好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肯定表扬，对作风涣散单位和个人给予通报批评。通过扶正压邪，达到抓两头促中间的效果。三是作风监督机制。建立由纪检监察、组织人事等部门组成的作风建设监督机构，经常开展督查，通报督查情况，实行黄牌警告和诫免谈话。四是作风考核机制。将作风建设纳入干部考核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范围，实行一票否决，增强虚功实做的可操作性。

　3、主攻结合点，从选人用人上加快作风转变

　把作风建设与选人用人有机地结合起来，要严把“入口”关，围绕“加快发展，转变作风”这个主题，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进一步严格干部选任标准，大胆选用善于谋划发展的干部，善于抓落实的干部，能干实事业绩突出的干部，群众公认的干部，使用人导向和干事创业导向统一起来。通过创新用人标准，堵死“熬官”、“混官”、“跑官”的口子，敞开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路子。要加大干部“出口”力度，对作风不良、群众反映大的干部，采取诫免谈话、行政处分、党纪追究等方式给予严肃处理，形成正气上升、邪气无存的良好用人导向。

　4、立足根本点，从制度规范上加快作风转变

　作风建设存在问题的重要原因是制度不健全和落实不得力。要保证机关作风的根本好转，就必须切实抓好制度的完善和落实。一是思想作风方面，实行思想汇报制度、个人事项申报制度和领导干部行为监督检举制度等;二是在学风方面，实行在岗业务学习考试制度、集中学习制度、心得体会交流制度;三是在工作作风方面，实行工作绩效考核制度、工作首问制度、考勤考核查岗制度、工作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四是在领导作风方面，实行重大事务集体讨论制度、民主生活会议制度、谈话诫免制度、外出报告制度;五是在生活作风方面，实行八小时以外监督举报制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以及政务接待公布制度。把不断完善制度、规范制度、落实制度作为作风建设的根本来抓，形成震慑力，推动作风建设步入正规化轨道，促进机关作风的根本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