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贩上场,制度性羞辱退场等5则|摊贩
时间：2019-01-06 04:29:2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摊贩上场，制度性羞辱退场 河南许昌市向摊贩全天开放23条街道可容纳239个摊位，供小贩名正言顺地摆摊设点。公交车将为其改道。(10月20日《大河报》)
点评：美国社会伦理学家马格利特在《正派社会》中指出，把社会制度对人的尊严和心理造成的伤害称为制度性羞辱。现实中，当小贩们连基本的生存空间和尊严都无法得到保证的时候，就意味着隐藏其后的社会冲突，只不过是一系列制度性羞辱的恶果之一罢了。
贩夫走卒，古来有之。即使像纽约、华盛顿、东京、伦敦这样的发达城市，街头摊贩也是一种常见现象。在城市摊贩日益增多的今天，治理的难度越来越大：城管一来，飞快躲开；城管一走，摊子照旧。更何况，摊贩与普通市民实际上是一个利益的共同体，加上传统文化中同情弱者的心理因素。在城管与摊贩的争执和对立中，绝大多数老百姓还是站在摊贩一边。一些城管的粗暴执法和野蛮执法，更是激起社会的公愤。
为此，我们应看到，小摊贩的权利来自于天赋的生存权，而治理与包容是国际社会对摊贩管理持有的普遍态度。唯有如此，方能达到摊贩经济、城市市容与百姓生活之间的相容与和谐。而这种宽容治理的实现，需要抛弃那种政府主宰一切，社会组织是配角，公民成为被管理对象的惯性。也就是说，政府不应简单地将街头摊贩视为毫无经济和社会意义的边缘性经济活动，而应将其视为非正规就业的一种，在公共政策上做出积极回应。
许昌市让小贩名正言顺地摆摊设点树立了榜样，既让我们看到了权力谦抑下的摊贩生存权和尊严，又目睹了制度性羞辱的退场。这是社会和公民的双赢之道。
对农民工征收城市增容费就是卸磨杀驴
九三学社广东省委会建议，对进粤外省农民工征收城市增容费，引起热议。(10月20日《信息时报》)
点评：城市增容费对很多人来说并不是个陌生的字眼，在一些城市，对于大学毕业生进入城市工作，就要收取所谓的“城市增容费”，也曾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现在有人竟然又要把这种费用强加到农民工的头上，确实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这个提案的理由是，广东目前全部闲置劳动力超过1000万，却雇用外省农民工1000多万，目的不是为了收钱，而是为了限制外省民工进人广东，好增加广东本地人的就业机会。
这种观点，不但充满了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思想，也有“卸磨杀驴”之嫌。广东有“中国工厂”之名，之所以能维持正常的运转，并且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靠的就是全国各地农民工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的辛勤劳动。
社会人口流动，尤其是劳动力人口的流动，既是正常的事情，亦给国家和社会注入了无限生机和活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速，农民进城的脚步只会加速而不会停止。我们需要做的是如何为他们的进城铺平道路，如何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劳动岗位，如何保障他们的各项合法权益，而不是用类似“城市增容费”这种办法为他们进城设置障碍。
公交车接送的不是公务员，是特权
合肥每天都有几辆166路公交车专门接送合肥市的公务员上下班，这些车中途不带其他乘客，直接开到政务中心。(10月22日《新安晚报》)
点评：单位有福利，专车接送员工上下班，无可指责。现在合肥动用的居然是“公交专车”，这就大大不妥了。
民众提出“浪费公共交通资源”质疑后，有关方面给出了“乘车不是免费，是自己付钱”的解释。这就更有意思了，同样是付钱，顶着“公”字头的那一拨不但不用挤公交，还享受“大站快车，中途不停”的待遇，这怎么说也扯不到公平上去吧。
套用一句网络流行语很俗气地说，当这些个“166路”在政务大楼和市政府宿舍区间，穿行往复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车接的不是公务员，是特权。
当然，用公交车接送公务员下班，确实也省了钱，比直接用公车要好多了。不过公交车毕竟是公共交通资源，怎可拿来作为公务员的一种“福利”待遇给垄断了呢?这样做。已经让饱受争议的公务员特权问题，雪上加霜。
公务员作为人民公仆，以服务人民为己任，与普通百姓理应享有平等的公共交通资源使用权。普通百姓每天都要上班，每天都要挤车，为什么公务员等车、挤车就是“给上下班带来不便”呢?
买房有补贴，看病能报销，现在连公交车都能拿来作班车了――公务员的特权意识，就是这么被慢慢培养出来的。等这意识根深蒂固了，再强调“下访”、“密切联系群众”，恐怕就都迟了。
“开胸验肺”声讨“维权怪圈”
出于对公司做法不满，在一起工作的尹丰生和弟弟、外甥3人爬上广州科韵路路口附近的高压线铁塔，挂着两条白布黑字的横幅：“长期污染，强烈要求开胸验肺”“讨说法”，事件扰攘5个小时。(10月22日《广州日报》)
点评：三男子爬塔要求开胸验肺，实际上是场“爬塔秀”，来昭示《劳动法》相关条款的形同虚设。
签订劳动合同需农民工和雇主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才行，问题是绝大部分雇主压根就不想和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使农民工有一定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知道“口头协议”靠不住，也明确向雇主提出签订合同的要求，但雇主就是不签，他们又奈何?农民工并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们只有选择委曲求全，先找个地方做工。
因此，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维权缺失等等之所以成为问题，其根源不在于农民工自身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不强，而是处于强势话语权的用工单位根本就不把农民工的权益放在眼里。再者，法律、法规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未作明确有效的规定，相关法律不配套，劳动监察部门由于没有劳动合同依据，查处难度较大，从而使农民工陷入了“维权的怪圈”，爬塔要求开胸验肺就是这种维权的无奈。
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理应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运用公共权力给予农民工特别的保障和道义的支持，并通过法律和经济的手段培育有序的劳动力市场，这才是解决农民工维权的根本渠道。不从规范企业用工制度人手，对无良企业和用人单位依法进行严惩，要求开胸验肺的“维权怪圈”就很难破解。
如何防止降价药品“死去活来”
中国各地22日起正式实施调整后的药物零售价格，与现行政府规定的零售指导价比，此次约有45％的品种价格作了适当下调，平均降幅12％左右；约有49％的品种价格未作调整，继续按现行价格执行；还有约6％的品种适当提高了价格。(10月22日中国新闻网)
点评：药品降价本是一件好事，但往往都产生一种奇怪现象，列入降价行列的药品先是“死去”，不久又换一个包装、换一个名称，经过一番改头换面莺新登场，而且价格比以前更高。降价药品如此“死去活来”，获利的是药企、药商，受损的却是患者。
遭遇“降价死”后，一些药品之所以能变个脸“活”过来，关键是相关部门缺乏信息跟踪和反馈机制。如果主管部门能够从药品生产和经营的规律出发，牢牢把紧新药的审批程序，那么。低价药品的“死去”就不会那么容易，“活来”就更为艰难了。
同时，应当实行低价药品生产补助制度。在德国，对患者需要而且价廉的药品，在招标确定生产药企之后，当药品出厂价与成本价出现差亏时，政府就给予药企一定补助。同时，对这些生产低价药品的药企，在税收方面还给予适当优惠，从而保证低价药品市场供给的充足性和持久性。
这些年来，一些被降价的药品之所以很快被市场抛弃，与我国现行的药品生产销售制度密不可分。一方面，我国药品生产企业数千家，为了生存和发展，当降价药品无利可图或少利可图时，药企让其“死去”就不可避免。另一方面，药品销售渠道往往掌控在以医院为代表的医疗机构手里，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当然愿意选择那些高利润的药品。而这也是国家多次发布药品降价令，消费者却屡屡在市场上难以买到低价药的症结所在。所以，当务之急是让医和药两大体系彻底分离，让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变成真正的公益事业，以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