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文化对上海市民性格的影响
时间：2020-02-22 09:21:3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周怡倩 马尚龙
内容摘要 上海租界经过100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租界文化。租界文化具有自己独特的形态和特征,这种文化样态对上海市民性格产生深刻的影响。
关 键 词 租界文化 市民性格 上海 多元性 殖民性 商业性
作 者 1周怡倩,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研究生,《青年报》编辑;2马尚龙,《现代家庭》杂志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200433)
上海是一个因租界而繁荣的现代都市。自1845年上海英租界的正式辟设,到1945年收回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上海租界存在的历史刚好100年。这100年的发展历程,上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租界文化。租界文化对上海市民性格的影响是深远的。本文试图概括租界文化的形态和特征,并分析这种文化样态对上海市民性格的影响。
一
所谓“租界文化”,李永东先生认为,“租界文化”是指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上海、天津、武汉等地外国租界的相继开辟,在以上海租界为主的租界区域逐渐形成的殖民性、商业性、现代化、都市化、市民化的中西杂糅的文化形态,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海派文化、都市文化既有一定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一种文化模式。[1 ]梁伟峰则认为,租界文化是随着租界的辟设、中外接触的增多而依托租界而发生出来的一种以混合中西文化为主要特征的移民文化,它被租借居民所共同认同,具有鲜明的殖民性、多元性、近代性和自治性。[2 ]虽然学者们对租界文化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总体而言,租界文化具有多元性、包容性、现代性(殖民性)和商业性等四个特征。
第一,多元性。上海开埠之后,租界由原先的荒凉之地变成了一个“五方杂处、华洋杂居”的移民社会。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身份的人聚集在这里。身份的多元带来的必然是文化的多元。在租界,南来北往的中国文化习俗多元共生,相互渗透,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在碰撞和交融。在这里,人们既能欣赏到细腻、婉约的江南文化,也能感受到粗狂、侠义的北方文化;既能感受到歌剧、绘画、书法等雅文化的熏陶,也会流连在滑稽戏、鸳鸯蝴蝶派文学等俗文化的世界乐此不疲;既能体味到地主乡绅身上残留的中国传统文化余蕴,更能沐浴到西方人自由、平等、民主理念带给人们的精神洗礼。西方城市制度的横向移植和中西文化的直接交流,在租界化的上海酝酿出了许多奇异的特性,——既来之于西方又不类同于西方,既生之于中国又异之于中国。正如李康化所言,“人常讥上海是四不象,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无所可而又无所不可的怪物,这正是将来文明的特征”[3 ]。
第二,包容性。由于租界的人口主要由世界各地的移民组成,本地人非常少,再加上很长时间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化格局中,上海地区在很长时期处于主流文化的边缘地带”[4 ],这种边缘地位,弱化了上海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力,决定了上海对外来文化采取的是开放和包容的“拿来”态度。不仅“一般移民来到移民地常要面对当地人的排外情绪、地方主义的问题,在租界基本就不存在”,[5 ]而且移民们在租界里,也是来去自由,他们能够尽可能发挥个人潜能和创造性,文化性格具有极大的可塑性。租界里的人们不仅不会排斥外来文化,而且还主动吸收世界各地的文化样式,加以融合和创新,特别是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奉行“拿来主义”,久而久之,西方文化逐渐内化为租界人的生活和审美的价值判断标准。
第三,现代性。西方文明的落地生根在促进租界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方面起了摧枯拉朽的决定性作用。在多元文化共同交织的租界文化中,民众对西方文化情有独钟。人们不仅在器物层面享受西方照明用具、自来水、通讯工具带来的极大方便;更在制度方面认识到西方的教育制度、作息制度、议会制度的先进性,特别是在精神层面上,学习和接受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西方先进理念。“上海市民日趋健全的市民意识、法制意识、公共秩序意识,都是上海人对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认同的表示,都是中西文化平静地、深层次地交流的结果。”[6 ]租界文化的现代性又是和殖民性相伴而生的,外国侨民在将西方现代理念传播给华人的同时,也将居高临下、轻视冷漠的殖民心态带了进来。租界文化中的现代性与殖民性内在的矛盾冲击,表现在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与对峙中。这种文化对峙深深地影响了上海人的性格,并决定了上海市民在政治问题上的远离态度和“主体暧昧”[7 ]的特点。
第四,商业性。上海租界的工商业的繁荣,带来了中国现代商业意识的崛起。正如仲富兰所说,西方商人的行为方式与观念意识给上海商人以巨大影响,带给上海人较强的功利意识与经济观念,西方的契约精神和公平交易的理念也构成上海文化中颇为显著的特点;“合作共赢”的底气加上因融入天南地北的文化色彩而具有的包容意识,造就了上海人中的无数商界精英和行家里手,他们既识货又明理,敢于也善于商战。[8 ]重利、以资本衡量个人价值、追求享乐和刺激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为租界移民所羡慕和模仿。租界浓厚的商业氛围培养了上海市民“精明而不失厚道、实际而崇尚能力、算计而不失面子、开拓而遵守规则”[9 ]的文化个性。
二
随着时间的流逝,古今、华洋、城乡、雅俗、新旧、情理等文化冲突在频频发生中逐渐变化、和缓,直至趋同,这不仅直接影响到了市民的衣食住行,行为方式,也影响到上海市民的性格。洋派,内敛,高傲,构成了上海女性的主要性格特征。
1.洋派。上海女性是中国最早的时尚引领者。她们身上所具有的独立、时尚、小资等近代意识觉醒的过程,和西方文化在租界的传播密切相关。1931年,政府在高桥开辟海滨浴场,当许多地方的女人还在缠小脚的时候,上海的女学生已经将在游泳池嬉戏、在高桥海滨浴场游泳当作时髦了。上海女性有幸成为洋学堂的学生而不是私塾的学生,是因为她们的父辈从江南移民上海,既有能力供养女儿读书,也有眼光让女儿读洋学堂,更重要的是,同时也将江南重规矩的传统植入了女儿一代。代表了西方文明的租界文化和中国传统的文化江南规矩,在上海发酵为一种女性特有的行为方式和性格特点——洋派、温婉、贤淑、优雅、精致,而这些几乎都可以从租界文化中寻觅到版本。
2. 内敛。因为有了租界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发酵,上海女性的性格是洋派和内敛相融合,以至于常常看不到她们喜怒哀乐之所在。吴淑平在《单身女性调查》中这么定义说,最善于隐藏自己,是上海女性最突出的性格特点。上海是一个老牌的商业大都会,商业气氛和商人的性格在这个城市沉淀最深,普通人也受此感染。现代商人并不以精明的性格来表现自己,而是善于隐藏自己,这使得上海城市的女性,尤其是单身女性也体现着这一特征。[10 ]内敛是性格,内敛也是表象—— 一种表象是,内敛掩饰着内心的苍白;另一种表象是,内敛掩盖着内心的丰富——上海女性的市民性格无疑属于后一种。当上海女性的市民性格与其他地域女性的性格由于人文背景的差异而形成巨大反差时,上海女性往往以内敛的表象暗示了内心的排斥,这也就是为什么上海女性的性格行为容易给予别人高傲冷漠的负面印象的原因。
3. 高傲。上海女性通常会被认为比较冷淡,不像其他地方的人那么热情。上海女性一般对与己无关的事,不大关心;与人相处,桥归桥,路归路,分清各自的利益。这种冷谈,其实是自主、冷静。上海的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迫使女性注重效率,简化人际关系,上海比之于其他地域高出一筹的物质生活以及上海本身的贫富落差,使得女性必须以冷漠来排斥对他人的依赖;上海狭小的生活空间,也让女性对频繁的人际关系互动产生冷淡心理。
上海女性高傲、西化形象的根源是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两个方面:首先是上海在上个世纪初就形成的西化历史,以及比国内其他地区更早开办的女子学校,使得上海女性更多地接受西方的文明;其次是随着社会进步,上海女性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工作时的状态与方式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她们的个性既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也得到了充分的张扬。
租界文化是西方文化,它在改变了上海女性的某些气质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上海男性的某些气质。
1. 绅士风度。绅士风度是上海男性之道:有教养、讲礼仪、谦谦君子、温良恭俭让……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遗风和20世纪初西方文明,在上海男性身上嫁接出东西方文明的奇异果实。上海男性是追求绅士风度的,也是有资本追求绅士风度的,因为绅士风度最早就是在上海软着陆的,而后又成为这个城市成功男性的标尺。但是与西方男人张扬、奔放、放纵、率性、天然的绅士气质相比,上海男性的绅士气质却是被西方文化强制性地灌输出来的,甚至就是出于被迫,他们可以具有和西方男人完全一模一样的行为,却不具有完全一模一样的心理。他们的绅士做派中,缺少了张扬、奔放、率性,而多了谨慎、矜持、含蓄、温和、忍让和克制。他们的绅士做派常常就是和谨小慎微互相衬托,互相渗透。而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租界文化中的殖民性和民族性两难矛盾的潜意识的影响。
2. 遵循游戏规则。如果说绅士风度是上海男性性格行为的标志性特征,那么崇尚游戏规则的“路数”才是上海男性性格行为的内核。路数是一个说不清楚的模糊概念,是一个上海人很容易意会、非上海人不易言传的概念;确切地说,路数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具有鲜明的上海男性标识的一种生活态势,也或者可以说是一种生活能力,归根到底是上海男性的行为性格。路数似乎就是人情往来的规则。路数清爽,或许还可以用另外一个沪语词汇来做部分的替代:拎得清。仲富兰认为,所谓“拎得清”,就是熟谙各种游戏规则,其核心观念当然是不侵犯别人的利益,也保护好自己的利益,它的价值内核可能是小气,但不贪婪;它表现为一种精明气,但不阴险毒辣;它是具有自我诉求的,可以说有点自私,但不会损人,因为损人的结果,会殃及自己利益。[11 ]
3. 理性精神。上海男人有一种独特的理性精神。在都市化发展中,上海人的理性思维得到了提升,上海人的礼仪谦让得到了普及;在租界文化中,上海人谨慎矜持有加,观察能力得到了加强。上海男性适应了处处讲礼貌、事事讲规则的都市生活。租界文化扎根于日常生活之中,它是世俗的,也是务实的。
这种理性精神又是与职业精神紧密相连的。上海具有国内难得的职业精神,将平凡的职业视为志业,在繁琐的俗务中做出美感,做出情调,做出诗意。在这一点上,上海人又像法国人,不满足于平庸的日常生活本身,总是在追求世俗背后的浪漫、实用背后的格调。上海人身上流淌的是明清士大夫的精神血脉,日常生活不一定奢华,但一定是精致的;情感或许不真诚,但一定是浪漫的。上海人注重形象,注重包装,注重外在的气质、品位和格调。上海不是一个走偏锋的城市,上海时尚,但不前卫;上海叛逆,但不偏激。上海城市精神的中庸性格和中道哲学,淘洗了那些偏激的传统,留下了中间的市民文化和小资文化,市民阶级是务实的,小资文化是浪漫的,而这两种城市精神在上海又没有绝对的界限,在最典型的上海人之中,务实与浪漫,兼而有之,相得益彰。
参考文献:
[1]李永东. 论“租界文化”概念的文学史意义. 西南大学学报,2007(5).
[2][5]梁伟峰. 论上海租界与租界文化. 江西社会科学,2005(3).
[3]李康化. 近代上海文人词曲研究.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6]熊月之. 上海租界与文化融合. 学术月刊,2002(5).
[7] 李永东. 民族主义与殖民意识的纠缠———论租界语境下知识分子的文化体验与文本叙事. 海南大学学报,2008(4).
[8][9][11]仲富兰. 上海的开埠地文化及其民俗流变——仲富兰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 文汇报,2009. 7. 25.
[10]吴淑平. 单身女性调查. 成都:四川出版集团,2005.
编辑叶祝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