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爱”：处理时代的无力感
时间：2020-05-11 08:53:5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郎显奇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精神匮乏”的时代，精神或者精神的知识并不缺少，反而精神的躬行是缺乏的。小说《四季录》试图在这种阻滞和暖昧的复杂情况里把握、建设某种“记忆伦理”，在“关爱”当中重构战胜时代无力感的精神。
关键词：《四季录》 无力感 时间重构 关爱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面对时代越来越感到“商业化带来的道德混乱，旧的体制仍在影响或干预着生活，主流意识形态与现代享乐主义在功利主义中混合、化解”，这使得许多人感觉到生活、情绪发生了改变，感觉到一种焦虑，一种无力感。这种无力感不是说一个恐怖的现实正在到来，而是说完全无法去认知它，它超出了我们的认知。面对这种状况，不是简单地浪费掉这个时代，而是对这个时代做一些处理，战胜面对时代的无力感。艾玛的《四季录》就是一部处于这种努力当中的小说。自2017年发表以来，不算是引起轰动效应，却实实在在做了建设性的工作。小说面对“模棱两可的暧昧世界”，通过记忆伦理的方式使得“模棱两可的暧昧世界”明晰起来。
一、叙述模式与记忆伦理
“模棱两可的暧昧世界”，可能是我们对文学或精神环境“剪不断理还乱”的情况的理解。这种复杂的情况，说也说不清楚，这里借洪子诚的观点作为思考的参照。洪子诚认为，面对复杂的情况我們可能持两种态度：一种是急于给这个“精神匮乏的时代”提供一种简单明了的道德裁决，做出绝对的善恶区分;另一种是陷入模棱两可，“无限延期的道德判断成为一种无用的智慧”。这样的环境里，艾玛《四季录》的“写作”更像是“介入”文学，不是无可改变的复杂化，而是热切寻求对决。但无论如何，事情的复杂性敦促作者做出判断的时候不要过于简单。对此，作者在处理小说时显而易见的就是叙事模式运用。
《四季录》采用的叙述模式是“外来者”模式。这种模式先是鲁迅在《故乡》《祥林嫂》等小说里见到。他以归乡者的视角为线索，或归乡者以现代目光审视老故乡为视角，构成典型的还乡结构和游子视角。“乡土作家”也常用这种模式，比如蹇先艾的小说《到家的晚上》，也是“外来者”叙述模式的体现。这种叙述模式，为的是突出老旧中国的问题。20世纪40年代，丁玲的《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也娴熟地运用该叙述模式。到了50年代，王蒙的《组织部新来了个青年人》和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也是“外来者”模式的典范。在洪子诚看来，无论丁玲，还是王蒙、刘宾雁，采用“外来者”叙事模式是“五四”以后小说中“孤独者与在大众”的主题的延续。
在鲁迅、“乡土作家”、丁玲、20世纪50年代作家这里，“外来者”叙事模式的功能，在于新视角“还乡者”的介入，揭示“老中国”愚昧、麻木和奴化的精神面貌，而“外来者”的看法是否合理全面，是不受到“外来者”自己怀疑的，外来者就是一种标准。于此相对应的，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艾芜的《南行记》所采用的叙述模式。我们知道，艾芜写《南行记》，是以他一路从四川走到缅甸的经历为材料的，然而这些作品写出来，是他回到上海的记忆。可以说，是艾芜对那一段荒野经历的记忆。这种记忆，用阿维夏伊·马格里特的话说，记忆的伦理属于关爱，是选择性的爱，关爱不是博爱，是对特定需要和利益的关注。就是说，艾芜的记忆式叙述就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特定需要，与经历保持某种距离之后体现出来的选择性的关爱。这种记忆叙述，就是把他自己如何从混沌的荒野走到上海，回到现代文明的中心，也是体现了“孤独者与在大众”主题的延续，也属于一种“外来者”叙事模式的变体。艾玛的小说《四季录》，采用艾芜式的“外来者”模式，通过叙述者罗大为在加拿大的记忆来完成。
在艾玛这里，虽然运用“外来者”模式，然而在这种叙述模式下，叙述重点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叙述模式恰好反过来。艾玛显然更关心在“外来者”叙述模式下对“时间”的重构。这部小说的叙述视角是限制性视角和上帝视角的合用。比如“楔子”部分，有时候把视角定在罗大为的叙述，有时候完全跳开罗大为的限制性视角，采用全知全能的视角。这种视角的混用，能够感受到艾玛在尝试在重构时间。重构时间，除了变化叙述视角，《四季录》的行动序列，也起到作用。“第一章”描述袁宝的形象。当袁宝骑着单车去看电影的时候，作者紧接着把王小金到象城的线索提出来。王小金下班与袁宝看完电影回家的两条线，在乌衣巷发生了交点。“第二章”一开始王小金就被逮捕。王小金得知与章云育有一女之后，强烈的求生欲使他自首乌衣巷旧案。接着小说的重要人物木莲和罗浩出场。章云的不幸情感经历这时也插进来，再讲述她与王小金的关系。之后，通过媒体报道的视角，讲述了王小金的成长经历。“第三章”是将内藤贤的学术讲座与罗浩和范小鲤的关系并行叙述。罗浩心烦意乱地想着和范小鲤的复杂关系的时候，木莲去芒果琴行找周女士聊“器官捐献”的事。木函和老钟的关系出现。木莲和罗浩谈论死刑的时候出现了观念上的分歧以及生活上的渐行渐远。罗浩体会到木莲对身上的肾源的正当性产生怀疑，罗浩亲自打电话确认。接着把叙事的线索转到范小鲤和林树林。木函来到木莲家。通过这一系列的叙述，在广阔的生活空间里体现出罗浩是一个“从不让过去变成自己的负担”的人，而木莲是要“努力保持一颗纯净的心”的人。“第四章”写范小鲤突然与林树林结婚。由恋爱、婚后生活与范小鲤视角下的十年前王小金自首案交叉叙述，又与罗浩木莲的关系交叉叙述。
借叙述视角的混用与行动序列的交叉，小说的故事时间——1996年夏天到2014年秋天，形成了重构。
二 记忆重构和精神重构
艾玛重构的故事时间，把故事时间的脉络切开，给小说的阅读制造陌生感，增强艺术效果，而且最明显的好处在于各人物关系在小说里构成对比。罗浩是一个“从不让过去变成自己的负担”的人，木莲是一个“努力保持一颗纯净的心”的人，范小鲤从正义感明确到模棱两可，在世俗当中自我消灭勇敢和希望。丽兹对于一个陌生的人名，非常好奇，要求罗浩讲完整个故事。在这对比当中，人物的关系就显现出来了。
马格里特认为，人际关系，可分为亲密关系和疏淡关系。前者相对于关系亲密而言，后者相对于陌生人而言。亲密关系和疏淡关系分别对应伦理和道德。伦理和道德涉及人际关系的不同方面：道德主要关涉尊重和谦卑，而伦理主要关涉忠诚和背叛。道德是评价人际关系好坏的最低标准。做了这些界定之后，马格里特认为，记忆属于伦理，而非道德范畴。因为道德包含全人类，范围大，短于记忆;伦理范围小，长于记忆。记忆伦理的基础是关爱关系，而关爱的标志之一就是能否记住一个人的名字。
小说《四季录》可以说就是围绕能否记住一个名字的作品。罗浩努力忘记那个名字，好让自己的生活重获魅力;木莲想确定是不是那个名字，并且让受益的人一起记住那个名字;范小鲤不忍重提那个名字。可以说，面对是否记住一个名字的选择，我们普遍感到无力感，很难做出清楚的决断。这种情况，我们可能不缺少记忆的知识和能力，我们正面临无限期的道德判断的无用智慧——平庸的冷漠。
因而，艾玛的《四季录》进入时间和记忆伦理的深处，通过时间重构和记忆伦理重构，接续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思索的问题。比如，“企望在个人心灵的反省上达到人格的提升，离开了动辄可以操纵他人的虚妄”，“少一些虚妄，最好是适情任性，选择自己能做也乐于做的事，当务之急是挽救所存无几的本性”。这话题提醒我们如何不要浪费这个时代，我们要战胜它。用毛尖的话说，“这是生的原欲，虽然它是黑色的，但是奔腾在其中的力气却也能直接批判得过且过的当代”。这是要面对的精神怠惰问题，是如何重构我们的精神态度。小说留给我们的空间很大，也没有指出一条大道。像木莲，以自己的努力，艰难使自己记住一个名字——袁宝。
《圣经》塑造了记住一个名字的重要性。戏剧《圣灵降临》讲述一个故事，一些孩子被送往集中營，路上饥饿难忍，就吃掉了挂在脖子上的纸质名字牌。结果，孩子被杀了，连着孩子的名字也消失了。在马格里特看来，他们被杀两次：肉体上和名字上。这就赋予了人名重要伦理价值的原因。小说《四季录》，范小鲤、木莲、罗浩、丽兹等与袁宝这个人名并非亲密关系，他们无法关爱所有人，但是努力关爱一个陌生名字，这是道德，让自己不至于冷漠。这就是一种从记忆伦理出发所做的精神重构。
总的来说，艾玛这篇小说试图围绕记住一个人名字为故事核心，以“外来者”的叙述模式和混合的叙述视角重构小说的故事时间，形成了小说世界当中众多人物形象之间关系的对比。通过对比，作者营造了一个“精神匮乏的时代”，人的勇气和希望淡漠，看似成熟理性，实际上接近于冷漠。冷漠使得人们缺乏战胜时代无力感的勇力，范小鲤草草结婚，罗浩远走加拿大。小说在这样模棱两可的暧昧世界里，通过记忆伦理重新关爱一个名字，重新把精神重构出来，战胜时代的平庸冷漠的无力感。
正如小说写道：“尽管罗大为依然说的是英语，但这一回，他人的语言对他却失去了庇护力，经他之口说出的那些异乡人的话，像张网，时不时将他捞进他曾经试图逃离的过去，带给他真切的难堪与深切的痛楚，就好像一切都是真的似的，就好像一切都跟他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