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施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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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卫
1946年1月，《上海文化》月刊在大中学生及职业知识青年中进行了“你最钦佩的一位作家”的读者调查。结果令人大为惊讶，“东吴系女作家”的领军人物施济美竟然紧追大作家巴金、郑振铎和茅盾之后，名列第四，把叱咤上海文坛的张爱玲、苏青和潘柳黛等抛在了后面。
才华横溢，在文坛崭露头角
1920年，才女施济美生于北京一个书香浓郁的家庭。她的父亲施肇夔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后，供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是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的得力助手。1927年国民政府南迁后，全家随父亲搬到了南京。施济美的母亲是熟读古书的名门闺秀，中文根底极深，既能吟诗作赋，又擅长书法。耳濡目染加上潜移默化的影响，培养了施济美卓越的文学才能。
1935年，施济美随父母来到上海，就读于培明女子中学。早慧的她年方15便小荷初露尖尖角，在著名杂志《万象》和《紫罗兰》上发表小说，一时好评如潮。正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施济美在文坛崭露头角后，立即引起广泛关注，秦瘦鸥、陈蝶衣等名家都对她的才华赞不绝口。而张爱玲在1943年，才挟着让她成名的作品《沉香屑·第一炉香》前往拜见《紫罗兰》主编周瘦鹃。
相知相恋，与俞允明翱翔爱空
正是在培明女中，施济美结识了女同学俞昭明，爱好文学的两人因志同道合成为知己。俞昭明有个在浦东中学读高中的弟弟俞允明，他每逢星期天都要去看望姐姐，因此也就认识了施济美。有时，俞家姐弟回苏州老家，施济美也跟着一起去。俞允明有着世家子弟的谦谦风度，虽然不善言辞，可是在施济美面前却谈笑风生，两人一见如故并且相见恨晚。就这样经常交往后，施济美和俞允明之间的友情逐渐发展成为爱情。
两年后的1937年，施济美和俞允明一同考入东吴大学经济系。在校园里，施济美是气韵清雅的才女，她婉丽轻盈、语笑嫣然，仿佛空谷里的幽兰，深受男生们恋慕，可她的眼里只有俞允明一人。他俩在学业上齐头并进，也经常一同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在爱空里浪漫地翱翔。
然而岁月并不如想象的那般静好，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当时的有志青年都以奔向大后方为主要选择，一面抗日一面求学。俞允明也不例外，他告别了父母、姐姐和恋人施济美，只身一人前往武汉大学读书。施济美很想与他结伴同行，可父亲远在巴黎担任驻法国大使馆参赞，作为家中长女，她要承担侍奉母亲、照顾弟妹的责任。施济美以男友的爱国情怀为荣，期盼着将来重逢的那一天。
晴天霹雳，肝肠寸断痛失爱
当时，施济美和俞允明的家人都住在已经沦陷的南京。虽然施济美才17岁，危难关头却显示出临阵不畏的过人胆略，正在南京探望家人的她就像一位智勇双全的战斗指挥员，镇静地迅速制定出前往上海的逃难方案。随后，她扶老携幼地带着两家人跋山涉水，一路上可谓步步惊心。凭着机智勇敢，施济美多次带家人安然得脱敌手，最后终于平安抵达上海。这个过程中所有的艰险与安危，都由施济美一人承担，让人完全想象不出在她温柔和善的外表下，竟然隐藏着如此坚毅刚强的气概。
在一年多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施济美和俞允明鸿雁传书，数着日子期盼重逢。有一天，俞允明在信里告诉施济美，武汉大学因战事已经西迁四川乐山，寒假里他会回来和她正式订婚。正当施济美的心盛满欢喜时，却收到了來自武汉大学的电报：“俞允明在8月19日上午日机轰炸乐山时不幸遇难身亡，希节哀。”这个晴天霹雳使施济美悲痛欲绝。
对一个憧憬幸福生活的少女来说，消息如五雷轰顶，令她肝肠寸断。施济美勇敢地接受了命运的挑战，默默地把悲痛埋在心底，她一直微笑着面对人生，就是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别人也无从探测到她心灵深处的创伤。由于俞允明每月都有一封家书寄给双亲，为了不让他的父母承受这一沉重的打击，施济美就瞒住二老，模仿俞允明的笔迹，以儿子的口气写起了家书。一直到抗战胜利后，俞允明父母以为儿子会回来与施济美成婚，施济美和俞昭明知道已经无法隐瞒，就试探性地把实情告诉了俞母，哪知老太太就此一病不起，临终前给施济美的遗言是不要让俞父知晓。施济美只得继续隐瞒，对俞父说俞允明已去法国深造，直到俞老伯寿终正寝，也不知他的爱子早已遇难。在这段时间里，施济美谢绝了所有男士的追求，眼看同伴和同学一个个结婚，她抑制住痛苦，让回忆来抚慰自己，在一篇篇小说中含而不露地抒泄着内心的悲伤。
创作高峰，成就文坛美丽风景
1942年，施济美从东吴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为了寻找合适的工作四处奔波。当时的上海正值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由于日军侵占了租界，施济美父亲对家人的接济完全中断，一家人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有人介绍施济美去日本人开的保险公司工作，虽然待遇优厚，但施济美宁愿去学校当工资低的教员，也不愿去日本人或汉奸投资的公司。从此，施济美就以教师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继承了俞允明的遗志，施济美先后在上海集英中学和正中女子中学担任教师。她一面教书，一面参加爱国活动，将幻灭的爱情化为对敌人的仇恨，多次掩护中共地下党员，为此一度成为日军的搜捕对象。有一次，施济美机智勇敢地摆脱了日本宪兵的追捕，暂时避居在苏州黄埭俞昭明的家里，使上海的日本宪兵扑了个空。
施济美白天教书，晚上写作，把对俞允明的思念都交付给文字。别人用笔写故事，她则用自己的生命写小说。这段时间，也是施济美的文学创作最高产的时期，在《万象》《春秋》《幸福》及《小说月报》等知名刊物上，她发表的《爱的胜利》《嘉陵江上的秋天》《寻梦人》等小说，每一篇都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喜爱，这些杂志也因刊载她的文章而销路大增。
施济美通过文学作品，引导读者维护真理，以善良的愿望追求未来的幸福。当时《幸福》杂志的主编沈寂对施济美的才华大加赞赏，在他看来，施济美的作品中都有一个美丽的故事，所塑造的人物心灵善良、品格高尚，人与人之间洋溢着真切的友谊和圣洁的爱情，于是热情地向她约稿。施济美不负厚望，在很短的时间连续写了三个中篇小说：《风仪园》《圣凉娜的黄昏》和《群莺乱飞》。不久又出版了两部小说集：《凤仪园》和《鬼月》，《凤仪园》更是成了畅销书，一年之内印了三版。而长篇小说《莫愁巷》则代表了施济美创作生涯的高峰，这部小说在香港出版后，不久被改编为由朱石麟导演的电影，公映后大获好评。
施济美的小说，充满了大量的对现实人生的悲情和对“那永不再来的往昔”的执着回忆。回忆，是施济美的精神返乡，是对过往的美好与苦难岁月的开掘，使她的小说所表达的情感得以净化和升华，也引起了千万读者的强烈共鸣。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都市社会里，施济美通过对下层民众、特别是下层女性的描写，表达了赞美他们敢于默默担当悲苦命运的坚忍心声。
上世纪40年代，上海的女作家程育真、杨琇珍、郑家瑷、邢禾丽等都是施济美的好友，文坛“五虎将”沈寂、徐慧棠、石琪、沈毓刚、郭朋和许多文学爱好者也经常到施济美家做客，他们在一起谈笑风生地欣赏、议论着文学。施济美、俞昭明、施济英、汤雪华等这些创作活跃的女作家，渐渐地有了“小姐作家”的美称，成了上海文坛的一道秀丽风景。当时，张爱玲以《金锁记》《倾城之恋》等一系列作品已成为红遍上海滩的文坛明星，而与她齐名的则当属在“小姐作家”中鹤立鸡群的施济美。
1944年5月，女作家陶岚影在最时髦的文学杂志《春秋》上写了一篇《闲话小姐作家》，以幽默的笔调点评了当时包括“东吴系”在内的众多女作家：“长得温文尔雅，又多情，又讲信义，施济美着实是个好女孩子。和她最知己的女朋友叫俞昭明，前些日子就住在她的家里。济珍是她们家的三小姐，施济美有一篇得意杰作《小三的惆怅》，其中的主角就是她。她们三个都很来得，没有佣人的时候，居然也能够自己煮饭吃，自己收拾房间，可是要她们洗衣裳就都不能胜任了。大‘小姐到底不能和小‘大姐相提并论的。”
抱定独身，结束写作生涯
由于施济美从事过抗日工作，抗战胜利后，就有人建议她去向有关方面说明，以便改善她的工作待遇。面对别人的善意，施济美说：“我不是为别人抗日的，抗日是每个中国人的职责。要借此去搞一官半职，我的心会不安。何况，我也不屑做这种汲汲于名利的官。”她还是选择了教育事业，而且为了做好这份工作，经常黎明即起、深夜不眠地备课和批改作业。学生们也都把施老师看作是他们的知心人，一到节假日，从早到晚上门来的学生川流不息。即使毕业多年的学生，依然念念不忘地找她谈心，在外地的学生则经常来信诉说近况，盼望老师指点迷津。这一切，都是由于施济美心怀对学生的满腔热忱所致。
施济美固守着初恋情怀，纵然追求她的人络绎不绝，但她执拗地等着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也有许多不知内情者对施济美的独身感到奇怪，于是他们猜测、非议，却不了解她有着难以言说的隐痛。施济美的父亲施肇夔从海外归来后，全家人终于欢乐地团聚在一起，当施肇夔知道女儿至今还是孑然一身时，就劝道：“允明不幸遇难已近10年，你对爱情的忠貞，确实人所敬佩，但也不能就此独身下去啊！你已经28岁了，青春是一去不再回来的！”见实在劝不了女儿，施肇夔只能长叹一声：“人各有志，不能相迫，你自己看着办吧。”
全国解放时，俞允明的父亲抱着待儿不归的遗憾离开了人间，施济美终于放下初恋情人给她的沉重负担，亲友们也庆幸她从此可以摆脱套在身上的婚姻枷锁了。可施济美已经年届30，曾经追求她的人有的早已离别，有的则成立了自己的家庭，于是她对爱情不再有任何向往和追求，全身心地扑在教育和写作上，她用文笔欢呼国家的和平、社会的新生、人民的幸福，又将过去曾经奉献给爱情和抗战的一片忠诚，给了喜爱她作品的读者和天天向上的学生们。然而，这时她的文学作品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被指责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一向严格要求自己的施济美从此停笔退出作家队伍，结束了写作生涯，她努力改造，立志做一名立场坚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民教师。
在上海七一中学执教期间，施济美是语文组的骨干教师，她打造了生动有趣的语文课堂，赋予语文学习以生命的活力，也使自己的教学达到艺术高度，各地教师争相前来观摩学习她精彩的语文课。由于突出的成绩，教育行政部门评施济美为一级教师，并将她的教学誉为“施济美水平”。
正直善良的施济美，想着自己的前半生屡遭厄运，如今和祖国一起走在光明大道上，满心以为后半生一定会绽放出灿烂的光芒。可是，“文革”的到来使施济美的幻想破灭了，为真理、为信仰、为祖国培育学生的施济美被定为“牛鬼蛇神”，又被批为反党、反人民和贯彻修正主义的反动教师。大字报上揭发施济美是“鸳鸯蝴蝶派”女作家，是写作“坏小说”的坏人，于是她遭到各种口诛笔伐和抄家、威胁、殴打、侮辱，她的著作和珍藏的书籍被洗劫一空。批斗施济美时，说她一直不结婚是生活作风有问题，要给她剃“阴阳头”。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施济美的心里充满了忧郁和绝望，不堪受辱的她以死抗争，在1968年5月8日深夜与同事林丽珍一起在学校宿舍悬梁自尽。一朵清素若菊的花，就这样被摧残了。一位作家和教师，本不应该逃离这曾经让她寄予美好愿望的人间，可施济美却选择默默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施济美的一生，是一幕美丽而哀怨的悲剧。她对爱情的忠贞、对友谊的真挚，是多么的可歌可泣！曾经驰名上海文坛的施济美，是一位不该被遗忘的优秀作家。
（责任编辑：吕文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