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民众心目中的苏联形象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民众对苏联不甚了解或存在敌视的态度。经过官方组织的“中苏友好月”等宣教活动，民众对苏联有了一定的了解，友好、强大的苏联形象在民众心目中得到了初步的建立。通过一系列的宣教活动，民众心目中苏联的正面形象得到了巩固，增强了对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与此同时，游离于官方话语之外的对苏联的负面印象始终存在。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评、苏共高层的政治斗争对中国民众心中正面的苏联形象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引起了他们的怀疑与困惑。民众心中的苏联形象与中苏关系联系紧密，中苏关系破裂后，民众心中的苏联形象便转为负面为主。

【关键词】中苏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聯;国家形象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0）04-0079-11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苏同盟的建立以及“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确立，中苏两国关系走进了“蜜月期”。与这种友好关系相对应，中国官方开展了一系列的宣教活动，旨在向民众①宣传苏联，宣传中苏友好。②官方试图通过宣教活动向民众塑造一个什么样的苏联形象，又具体采用了哪些手段来塑造民众对苏联的印象;经过官方的塑造，民众对苏联的印象产生了怎样的转变，这些就是本文即将探讨的问题。学界对苏联国家形象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③这些既有研究主要是以新政权向民众宣传苏联的活动为视角，但对民众心目中的苏联形象有所忽视，这就为笔者提供了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此外，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描述全国民众心目中的苏联形象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笔者将视野聚焦于陕西，力求在表现陕西民众心理地域性特点的同时，描绘出全国民众心目中苏联形象的共性。

一、从“苏莲”到“老大哥”：苏联形象的初步形成

陕西地处中国内陆，交通相对闭塞。与早已饱经“欧风美雨”洗礼的东部地区相比，近代陕西似乎稍显“木讷”。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陕西民众对苏联大多不甚了解，他们对这个北方邻国尚未形成清晰的印象。例如，秦岭山区的柞水县，交通偏僻，文化落后，“除了其少数的学生和一些常出外的农民群众知道苏联是个国家（但不知道是什么国家）外，其他百分之六十的农民（倾向于以上），根本不知道苏联是什么东西”。甚至很多人将“苏联”讹听为“苏莲”，以为是个女人。还有人猜测道：“我听干部常说苏联，苏联厉害，他一定是男人。”作为宣传人员，理应对苏联有所了解，但当地的宣传员小组长却认为，苏联是俄国的主席。①其他地区民众对苏联的了解也十分模糊。“很多人不知道或不大了解苏联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它好在哪里。不明白它为什么坚持和平，反对侵略，帮助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道理。”②此外，民众中还存在着怀疑甚至敌视苏联的现象。例如，“咱们中国穷，不说苏联好，人家就不帮助咱”，或是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与国民党政权同美国签订的条约混为一谈，甚至认为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③持这些印象的人大多生活在城镇区域，拥有一定消息渠道，受道听途说的消息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游走于官方话语之外的对苏印象。

民众对苏联模糊的认识，以及对苏联所代表的社会主义的误解，使得中国官方不得不试图引导民众的对苏认识，为中苏友好创造良好的氛围。以此为背景，1949年10月5日，由刘少奇亲任会长的中苏友好协会应运而生。在官方的大力推动下，中苏友好协会迅速建立了从中央到基层遍布全国的组织机构：全国设总会，包括几个省市的大地区（如东北）设总分会，省及直属市设分会，县、市及直属市所属的企业、工厂、机关和学校设支会，村庄及县市所属的企业、工厂、机关、学校设支分会。④陕西的中苏友好协会经历了一个由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的建立过程。早在1949年11月，延安、绥德、榆林、宝鸡等地区以及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工学院（今西北工业大学）、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今西北政法大学前身）等高校已经建立了友协组织。1950年8月20日，陕西省中苏友协筹委会成立。在筹委会的统一领导下，陕西各地的友协组织才普遍建立了起来。⑤1951年12月3日至9日，陕西省中苏友好协会第一次代表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选举了省友协的正副会长和理事，正式成立了中苏友好协会陕西省分会，陕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马明方亲自担任会长。⑥通过中苏友好协会组织，官方开始向民众塑造符合自身期望的苏联形象。借助这场中苏友好宣教活动，官方权力的触角在不经意间进一步地深入到了社会末梢，深深地介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

为纪念十月革命35周年，“为了用苏联建设成就的具体事实，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集中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的教育，进一步发扬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精神，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了解强大的中苏友好同盟在加速我国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中的伟大意义”，中苏友好协会决定从1952年11月7日至12月6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苏友好月”活

动。⑦这次“中苏友好月”活动，堪称20世纪50年代规模最大的中苏友好宣教活动，深刻地形塑了中国民众对苏联的印象。

“中苏友好月”活动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使民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宣传教育，接受了官方所塑造的苏联形象。陕西省所属的西北大区，“专区以上城市及一万人口以上的县城、大的厂矿、企业、机关及中等以上学校等单位，均应举行隆重的庆祝集会，在会上由当地党政首长、民主人士、友协会长及本单位行政首长讲话。驻有苏联友人的西安、兰州、酒泉、天水、哈密、迪化、伊犁、喀什等城市，均应请其出席庆祝会，并邀请其负责人员讲话”。“所有党的宣传员均应进行中苏友好的宣传。分区以上城市和有条件的县城，应动员机关干部和中等以上学校教员、学生成立讲演队，到城市郊区或附近城镇进行轮回讲演。在少数民族地区，亦应组织宣传队携带电影图片、画报、幻灯等宣传工具和资料作巡回宣传。”“县以下区、镇、村及一般边远地区，应动员读报组长、小学教员等各种群众宣传积极分子进行宣传，并应利用庙会、集日或物资交流会等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设立宣传站、宣传棚等进行集中宣传，或者根据当地条件，分散进行一切适当的宣传活动。”①在实际落实中，如宝鸡市1952年有90%以上的民众受到至少一次，60%以上的民众受到三次关于“中苏友好”的宣传教育。②在官方动员了几乎所有的宣传力量和活动范围几乎覆盖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情况下，无论是否自愿，无论积极主动抑或是消极被动，民众在1952年冬天必然对苏联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

在“中苏友好月”期间，官方通过报刊、广播以及举办讲演会、报告会、座谈会、电影放映会、展览会、文艺活动等方式向民众宣传苏联，宣传中苏友好。中共中央要求，“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地报纸，应逐日刊登有关中苏友好活动的消息及其他论文”。“全国县以下区、镇、农村，应采取黑板报、屋顶广播、读报组、说唱等方式，进行有关‘中苏友好月意义和目的的宣传活动。”“全国县以上城市邀请当地党政首长、民主人士、苏联代表团及苏联专家和到过苏联的人作专题讲演。大机关、学校、工厂及街道邀请党的系统的宣传员和报告员及友协系统的宣传干部作讲演和报告。”③中央的指示在基层得到了很好地落实。11月7日，陜西定边县组织动员了5000余人参加庆祝十月革命35周年大会。大会由上午十点持续到下午四点，共历时6小时。④西北戏曲研究院则组织了210人的秧歌队，在各地巡回演出，表演“中苏友好新约”“中苏友好万年”“中苏友好对唱”等节目。演出时，“中苏友好举世无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等标语伴随队列一同行进。此外，秧歌队还在演出地点举办了图片展览，主题有“苏联农业介绍”“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苏联共产主义的伟大建设——列宁运河”“苏联集体农庄的人民生活”“幸福的苏联儿童与中国儿童及在帝国主义国家生活下儿童的痛苦生活”。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观看，直到黄昏还有人不愿离去。⑤陕西省阿房宫影剧院从11月至12月举办苏联电影展览月，放映了194场苏联电影，吸引了15万余观众前来观影，平均每场上座率达80%以上。除了放映苏联影片，剧院还专门布置了剧院内外环境，来渲染中苏友好的气氛。剧院募集了上百张苏联影片剧照，以及苏联国内建设成就、苏联援建中国的图片，与省友协共同组织剧照图片展览。“剧场的银幕台上、外幕、剧场墙壁，都布置了以中苏友好为中心内容的宣传材料，如对联、和平鸽、大型电影彩色海报等。大门、北门和北院均搭了彩门、彩牌楼;北院走廊与空墙上，都布置了彩色鲜艳的画报，标语和布置的电影大海报，使影院到处充满着中苏友好的政治文化气氛。”①这些经过布置的剧院，不仅可以通过放映苏联电影来宣传苏联形象，其建筑本身亦在无时无刻地向过往的民众宣传苏联。

官方编印的宣传大纲勾勒出了苏联形象。在大纲中，宣传员们被要求向民众宣传：“苏联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苏联国家工业化的成就;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成就;苏联文化教育的蓬勃发展;苏联各族人民的友好团结;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苏联人民的增产节约运动;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苏联人民的共产主义道德;三年来苏联人民对我国人民的大公无私的帮助;中苏友好合作是世界和平的可靠保证。”②总结大纲所体现的官方宣传，苏联是一个国力强盛、人民幸福、热爱和平、对华友好的国家。那么这一充满正面意象的苏联形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民众的接受？经过“中苏友好月”铺天盖地的宣传，民众对苏联的印象有了什么样的改观？

“大部分群众开始认识了‘中苏友好无敌于天下及苏联对我们的帮助，从思想上开始靠近苏联与羡慕苏联。对于我国学习苏联，跟随苏联人民走向共产主义美满前途的道路，感到兴奋和愉快。”在得知苏联人民的艰苦奋斗后，有人表示：“过去我只知道苏联人民的生活好的很，但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现在才知道苏联人民的幸福是从斗争中和劳动生产中得来的，咱也要学习苏联人民建设祖国。”深入乡村的报告会则解开了农民心中对苏联的疑惑。榆林一农民说：“以前干部给我们宣传苏联怎样好，苏联如何用机器耕地，如何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等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情况。当时我高低不大相信，总认为干部给我们说神话啦，这次听了赴苏参观团代表的报告以后，才解决了我这个存在了好久的问题。”农民们长期依靠身边的人口耳相传，来获取外界信息。因此，相较于干部们依靠宣传资料照本宣科，由农民赴苏代表面对面作报告更易使农民们接受官方塑造的苏联形象。正如另一位农民所言：“见他（指赴苏代表）穿的陕北农民的棉袄，说话很老实，又是陕北口语，说的又是真人真事，他们亲眼看到的，所以我才完全相信了以前书本上的东西。”不过，在活动中亦有不少杂音。有宝鸡工人对“中苏友好月”耗时过长感到不满：“苏联是我们的朋友就朋友吧，为什么还要搞一个月？”此外，口头上的拥护也不尽然是民众内心的真实想法。中苏友好协会会员理应对苏联有着充分的了解，对苏联持友好的态度。然而许多人“认为入了会可以看电影，或者看戏、坐火车讨半价，因而才入会的”。更有甚者，因友协会员受人信任，竟然有小偷为了获得友协会员的证章而加入中苏友协。③

总之，经过长达一个月的集中宣传，民众基本接受了官方塑造的苏联形象。在他们的想象中，苏联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人民生活幸福，是中国学习的榜样。苏联这个国家，从一个相当模糊的形象，变成了中国人民的“老大哥”。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民众对苏联印象的复杂性。在对苏友好的政治氛围下，民众倾向于将自己对苏联的负面印象埋藏于心里不向外人吐露，因此档案中民众对苏联高度认同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例如，一些资本家对1954年中苏会谈公报默不作声，拒绝发表意见。西安市西大街一位经理说：“少说闲话！谁要说，就给谁安上特务名字！”①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低估宣传活动对民众的塑造作用。经过长时间、高强度的宣传运动，民众很难对此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无论认同与否，“苏联”这一形象已经深深进入了普通民众的生活中。民众对苏联的印象会随着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影响而不断发生变化，但这些后来的印象都是基于1952年“中苏友好月”宣传活动的印象而产生的变化。可以说，民众在“中苏友好月”活动期间所形成的对苏联的印象，成了20世纪50年代民众对苏印象的底色。

二、走向认同：苏联正面形象得到进一步巩固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给苏联乃至世界带来巨大的震动，也对中国民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过前一年的宣传，中国民众已经对苏联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宣传材料中对斯大林个人的神话不在少数，因此斯大林的逝世对民众的冲击力不可低估。与此同时，官方纪念斯大林的活动既在一定程度上确认了民众对斯大林的哀思，也进一步巩固了“苏联”这一符号在民众心中的地位。

按照要求，自3月7日至9日止全国下半旗致哀，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全国县以上行政单位应于3月9日举行包括当地党、政、军、群在内的群众追悼会，并由当地党政首长主持追悼会。在9日的规定时间，全国人民均应停止活动五分钟，火车、轮船、工厂的汽笛应一律放声长鸣，以示哀悼。全体党员在哀悼日期间应佩戴黑纱致哀，参加追悼会的人员则应佩戴黑纱、黑布条或其他致哀的饰物。各地报纸在此期间，应“以大量篇幅和重要地位集中报道有关悼念斯大林同志逝世的国内外新闻”。②全国性的悼念活动使“斯大林”“苏联”等符号再一次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民众记忆中的苏联形象被进一步强化和巩固。比如哀悼日中的默哀仪式：“静默致哀五分钟，此时附近市民以及路上行人车马一律停止行动静默致哀，表现了群众对伟大革命导师斯大林同志的真诚尊敬和哀悼。”③全国性的哀悼，致哀时的静默与鸣笛等仪式，对中国民众来说是一种很新奇的体验。当这种体验沉淀进记忆，便会内化为民众有关苏联的集体记忆。在集体记忆中，民众之间不断地相互确认彼此的记忆，进而强化了对这段记忆的认同。在普遍哀悼斯大林的政治氛围下，民众大多倾向于对斯大林的逝世表示悲痛，并在各种仪式中进一步确认这种哀伤。“死者之所以得到尊崇，既是由于死者以往的功业，更是因为死者的思想仍然具有现实政治功

用。”④随着悼念斯大林活动在全国的进行，斯大林背后的“苏联”也进一步走进人们的生活，民众心中的苏联形象也随之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但与此同时，游离于主流话语外的声音依然存在，这就是民众认识的复杂性。户县有群众戏谑地解释道：“七十三、八十四，阎王爷叫他商量事。”⑤除一部分人对斯大林的逝世幸灾乐祸外，另一种认识和言论值得注意。有人表示：“斯大林逝世后毛主席的资格最老，就轮到毛主席领导世界，”“毛主席著作的马列主义书多，也会运用，马林科夫没有什么马列主义著作，应该是毛主席。”①在他们看来，中国此时已经同苏联平起平坐，拥有了与苏联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资格。这种平视苏联的看法虽然还是边缘话语，但随着中苏同盟力量对比的变化，对苏联采取平视乃至俯视态度的话语将逐渐走向主流。民众眼中“苏联老大哥”完美无缺的形象也将逐渐走下神坛。

斯大林逝世后发生的“贝利亚事件”，第一次将苏联的负面形象公开地展现在民众面前，使民众意识到苏联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天堂。1953年7月11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形式报道了贝利亚被撤职、逮捕的消息。②消息传来之初，许多人对此感到吃惊，甚至难以置信。铜川一兼职收音员从广播上听到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决定，吓得不敢对别人说。③民众的疑惑，从侧面表明了他们对苏联政治体制的信任，对苏联持有相当正面的印象，以至于无法相信在苏联会发生领导人争权夺利的斗争。在确认了事件的真实性后，民众对此议论纷纷。有人认为冤枉了贝利亚，西安、咸阳两地的师生们反映：“贝利亚革命多年，地位那样高，还能这样？”联系到前不久被平反的医生案件，他们更加怀疑贝利亚是被冤枉的。临潼华清中学的教师则对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地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贝利亚比马林科夫年纪大，资格老，因此，不服马林科夫。”面对这个多事之秋，铜川的一些干部认为苏联今年倒了霉，“三月斯大林逝世了，现在贝利亚又叛变了，是革命和民主阵营的两个大损失”。④

民众对“贝利亚事件”的讨论与猜测，构成了偏离官方期许的话语，在不知不觉中消解了心目中苏联的神圣形象。但应当注意的是，对“贝利亚事件”感兴趣的大多是机关干部、学校师生等具有一定知识水平与社会地位的人，基层民众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对此，官方在宣传上也有意进行冷处理，以期减少对民众心中苏联正面形象的冲击。中央要求各地在学习有关“贝利亚事件”的文件时，应“以两报社论⑤为主，讨论一次即可，不要旷日持久”。“通俗小报因读者不了解贝利亚为何人，说了反而弄不清楚，故不必登载。农村中无须宣传，城市工人中如确有必要，则可组织口头报告。”⑥因此，“贝利亚事件”以及事件背后苏联党内的政治斗争，虽然对民众心目中的苏联形象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影响十分有限，此时民众心目中的苏联仍是一个十分美好、令人向往的国度。

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中国进入了大规模建设时期。与之相对，官方开始调整宣传苏联的侧重点，希望借助苏联榜样的力量，动员民众积极参加国家建设。官方塑造的苏联形象成了鼓舞民众努力建设家园的动力。新中国成立之初，官方的宣传重点在于使民众对苏联建立起初步的了解，宽泛地、抽象地强调中苏友好。正如中苏友好协会1951年工作计划所要求的那样：“提高中国人民对苏联和中苏友好的认识，并从基本上解释清楚群众思想中关于中苏关系问题的各种疑虑。”⑦经过“中苏友好月”等活动的宣传，民众对苏联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官方調整了宣传重点，将宣传苏联与国内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试图通过宣传苏联的美好形象来动员民众。对于将要在中国建成的社会主义，普通民众很难想象出一个具体的画面。但是通过描述苏联民众的幸福生活，描绘“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社会主义这一模糊的形象在普通民众脑海中便成了一个具体且可期待的形象。在这一形象的号召下，民众参加国家建设、响应官方动员的积极性也就得到了提高。陕西省中苏友协1954年的工作计划要求，应“宣传在苏联援助和中国人民努力下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使广大人民群众从苏联看到我们的明天，从现在看到我们的将来，从而鼓舞其前进的信心”。中苏两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都必须进行工业化。苏联成功的工业化实践为中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故此时的宣传重点开始从宽泛地描绘苏联民众的美好生活，转为号召国内民众向苏联民众学习，艰苦奋斗。“宣传苏联国家工业化的道路，苏联人民在建设初期为支援国家工业化而艰苦奋斗的精神。宣传苏联人民如何发挥共产主义精神，组织社会主义竞赛，提前完成国家计划，宣传苏联农民如何走向合作化、集体化、踊跃缴纳公粮与出售余粮支援国家工业建设，使全省人民认识苏联人民今天的幸福不是轻易得来的，而是凭惊人的毅力、坚强的意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①官方所描绘的苏联形象，随着国内政治、经济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成了官方动员民众的思想资源。这也表明官方在宣传策略上采取了更为主动、以我为主的态度，不是为宣传苏联而宣传苏联，而是借助之前所塑造的苏联正面形象、成功实践来向民众证明当前国内政治、经济运动的合理性。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赫鲁晓夫率领规模庞大的代表团访华。为取得中国领导人的理解与支持，赫鲁晓夫努力调整苏联的对华方针。访华期间，苏联代表团给中国带来了一份厚礼。②1954年10月12日，中苏发表联合公报：苏军提前从旅顺基地撤军并将基地设备无偿归还中国;苏联将四个中苏合营公司的苏联股份转让给中国;签订中苏科技合作协议;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以及集宁至乌兰巴托铁路并组织联运;苏联向中国提供5.2亿卢布贷款，扩大原有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新建15项企业。③这份联合公报将中苏关系提高到了新的台阶，特别是提前归还旅顺基地、转让合营公司股份给中国的条款，极大地满足了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学者认为，对改变城市居民和知识分子对苏成见贡献最大的事件当属1954年12月13日发表的中苏会谈公报。④官方也抓住时机，大力宣传中苏会谈公报对两国关系带来的积极影响，巩固民众心目中苏联的正面形象。中央要求各地“着重宣传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伟大意义”，“各地报纸刊物应当根据上述文件有系统地进行解释工作，”“根据中苏两国友好关系的事实，驳斥一切关于中苏关系的谰言，以扩大这一事件的政治影响”。⑤经过官方的宣传，民众基本接受了“苏联无私地帮助中国”这一印象。宝鸡一群众因苏联无偿归还旅顺基地，而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过去中苏共管旅顺，我真不明白，认为中国不独立，现在完全明白了，苏联是真诚无私的，这种友谊是我们想不到的，是从来没见过的。”有人则提出了自己有关苏联为何帮助中国的见解：“苏联是咱们真正的好朋友，苏联已经是社会主义了，并向共产主义走。我们也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苏联更希望我们很快地走到，因为无私地帮助我国，这样才能加强和平力量。”①资本家对苏联也转变了看法，西安东大街永丰布店经理说：“四年前毛主席到莫斯科，当时有人说被苏联扣起来，后来周总理去了，才放回来，当时有些相信。今天事实证明，那是坏分子造谣破坏，苏联是真诚帮助我们的。”与此同时，对中苏会谈公报持怀疑态度的人依然存在。有人怀疑苏联归还旅顺、四大股份公司的真实性，认为其中有诈。西安南院门服装店一工人则认为苏联这样做是出于防止美国出兵干涉的目的：“苏联把咱地方占了这么多年，现在不给咱不行。如果不给咱，美国就要干涉。”有人对修建中苏铁路的目的产生疑问：“东北有铁路通莫斯科，现在又在西北建铁路，是为了在战争时期好运兵。”②这些言论表明，民众对苏联的印象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游离于主流话语之外的负面印象始终存在。

除了官方刻意宣传的重大事件外，一些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也会在不经意间塑造民众眼中的苏联形象。留苏预备生的选拔，就是其中一例。留苏预备生的选拔有着严格的标准，官方对此也高度重视：中央向各省分配名额，陕西省则由省教育厅厅长亲自召见各校校长进行动员;各校向选拔委员会报送初选名单后，由校领导按照选拔条件与学生政治背景确定最终人选，并对外公布。通过选拔的留苏预备生，“大部分系各校优等学生，品质优良，思想作风正派，要求进步心切，工作积极负责，在群众中一般威信较高。在学习上踏实认真，能够钻研，并能全面发展，各科成绩平均都在90分以上，有培养前途”。③通过选拔的学生无论在学业成绩还是政治背景都属于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是符合新政权期望的“又红又专”的杰出群体。在宣布名单前，校长要向全体学生作报告，“讲明选拔留苏预备生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意义，及国家培养建设骨干，对贯彻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的重大作用，”“讲明苏联无私的兄弟般的友谊援助，对我们国家建设的重大关系”。④通过严格的选拔过程以及对录取学生的褒扬，“留苏预备生是天之骄子、社会精英”的印象在民众心中逐渐形成。留苏学子以其优秀的能力，从侧面向民众宣传了苏联的正面形象。试问如果苏联不够发达，国家会将如此优秀的人才派往苏联留学吗？作为留苏预备生目的地，苏联强大与美好的形象在民众心目中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经过一系列的宣传教育，民众心目中的苏联形象逐渐从模糊不清走向清晰明朗。一个充满正面意向的苏联形象在民众心中树立起来，并不断得到巩固。这一形象一方面增进了民众对苏联的认同，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民众对苏联所代表的社会主义的认同，进而也增强了民众对新政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

三、渐行渐远：苏联高层政争与苏联形象的负面化倾向

随着赫鲁晓夫政治地位的巩固，他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以“非斯大林化”为核心的改革。这一举措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将苏联的负面形象进一步暴露出来。之后不久，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的政治斗争则进一步破坏了中国民众心目中苏联领导层团结一致的印象。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在大会上，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涉及内政外交的改革措施，并在会后作了旨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苏共二十大，尤其是其中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评在苏联国内外引起了剧烈的反响和巨大的轰动。①

那么中国民众对苏共二十大的具体看法是什么？这些看法对民众心目中的苏联形象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苏共二十大召开期间，《人民日报》是中国民众了解会议情况的主要消息源。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人民日报》所刊载的会议信息进行分析总结，搞清楚民众从中究竟看到了什么。2月14日，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委员会作了开幕报告。2月18日，《人民日报》刊载报告全文。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期望缓和国际局势，提出了“两个制度和平共处”“现时防止战争的可能性”以及“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等问题;此外他还提出了要“更加充分地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对个人崇拜的批评：“最重要的是重新建立和尽力加强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它严格地谴责个人崇拜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个人崇拜使得某一个领袖变成英雄和创造奇迹的人，”“个人崇拜的流行曾经倾向于缩小集体领导在党里面的作用，并且有时曾经使我们工作中发生严重的缺点。”②这是中国民众首次接触到针对个人崇拜的公开批评。米高扬在大会上的发言更加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个人崇拜问题：“大约在二十年的时期内我们实际上没有集体领导，流行了曾经被马克思，后来又被列宁指责过的个人崇拜，”“当最近三年来在列宁式的原則性和列宁式的团结一致的基础上重新树立了共产党的集体领导的时候，就体会到列宁式的领导方法的一切有益的影响。”③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再次提出了要反对个人崇拜：“代表大会认为，中央委员会反对个人崇拜是完全正确的，个人崇拜的流行曾经缩小党和群众的作用，缩小党内集体领导的作用，并且常常使我们工作中发生严重的缺点。”④苏联领导人对斯大林的不点名批评，⑤令中国民众感到困惑：究竟是谁犯了个人崇拜的错误？联系到米高扬发言中的语句，人们隐约感到受到批评的不是别人，正是“伟大的革命导师”斯大林。

“为什么过去说列宁斯大林的党，而现在却只提列宁的党了，”“为什么所有报告中都没有一句斯大林同志著作的引文，”“个人崇拜究竟指谁，是否指斯大林同志。”民众对报纸有关苏共二十大的报道感到困惑不解，私下里议论纷纷。有人根据米高扬的发言大胆猜测：“米高扬讲，大约在二十年的时间内，我们实际上没有集体领导;又说苏共中央近三年来工作的主要特征，是党内一个长时期的间断之后建立了集体领导，这明明指的是斯大林。”有人进一步论证道：“二十年间就是斯大林主要领导苏共的时期，三年来就是斯大林死后三年了。”西北大学法律系的一名学生总结道：“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中心内容是批评斯大林。”在不了解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情况下，中国民众依靠报纸中的只言片语，猜测出了苏联领导人批评斯大林的意图。对此，许多人表示认同苏共对斯大林的批评，“苏共集体领导上的严重缺点，完全应该由斯大林同志负责”。有人对苏共批评斯大林感到幸灾乐祸，还有人将斯大林执政时期称为“个人独裁”。在复杂的历史面相下，也有许多人难以接受，不认可苏共对斯大林的批评。“斯大林同志活着的时候为什么不提意见，现在倒批评起斯大林来了，”“斯大林若有错误，那也是贝利亚反革命分子搞的鬼，”“不论别人怎么说，反正认为斯大林有错误，我就是想不通，”“某个领袖对国家对人民有功，人民都拥护、热爱他，难道这就是个人崇拜？”因为米高扬的发言比较尖锐，一些人甚至对身为苏联领导人的米高扬不满：“我不同意米高扬的说法，斯大林在世时他干啥的，为什么不说，”“米高扬过去没有被党重视，是不是有意见，攻击领导。”①

斯大林作为苏联领导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被作为“伟大的革命导师”而宣传。斯大林逝世后，全国范围的哀悼活动更是将斯大林的伟大形象推向了千家万户。在中国民众心目中，斯大林是以绝对正确的伟人形象而存在的。在这种心态下，苏联领导人贸然批判斯大林，必然会导致中国民众的疑惑不解。与此同时，中国民众心中的苏联形象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个盛行“个人崇拜”的社会真的是理想的国度吗？既然斯大林错了，那么苏联的道路还是正确的吗？

1957年6月，苏联发生了高层政治斗争。赫鲁晓夫最终取得了斗争胜利，并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政治对手打成反党集团。这一高层政争震惊了世界，也对中国民众心目中的苏联形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7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新闻公报，正式向中国民众传达了苏联高层政争的情况。②虽然中共中央向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表示了支持，③但中国民众却大多对此表示怀疑甚至反对，“除少数同志认为处理正确，表示拥护外，一般对处理的正确性表示怀疑，认为处理方法欠妥，处分有些过重”。有人觉得苏共对此事件应该低调处理：“莫洛托夫在国家很有威望，这样搞很不好，使帝国主义、右派分子找到了宣传材料。”一些人指出，这是苏共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卫生工程系一年级许多学生怀疑这可能是宗派斗争，是莫洛托夫不服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打击莫洛托夫。”部分军人甚至迁怒于赫鲁晓夫，表达了对赫鲁晓夫的不满：“赫鲁晓夫有什么了不起，对革命有多少贡献，一上台就把有贡献的人都搞垮了。”④这是少有的民众态度与官方表态相左的案例，表明民众对苏联的某些印象已经固化，对官方话语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受之前宣传的影响，苏联的美好形象已经深入人心。民众很难接受马林科夫等领导人反对苏共政治路线的表述，因此对苏共的决议表示反对，与中国官方的表態也产生了疏离。面对苏共内部频繁的政治斗争，中国民众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对心中的苏联形象进行修正。苏联的神圣性在民众心中进一步消解，苏联被民众与“阴谋”“错误”“政治斗争”等负面词汇联系在了一起。在中苏友好的底色下，民众对苏联的认识从理想逐渐走向了现实：苏联并不是完美的天国，苏联的领导人也不是永远正确的。

中苏同盟关系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达到了顶点。在这之后，中苏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进而导致两国关系逐渐恶化乃至同盟关系破裂。虽然中苏两国高层存在争吵，但在1960年中苏分歧公开化之前，中国基层政权与民众对此并不了解。在这段时间里，民众依旧接受着以中苏友好为主题的宣传教育。①民众对苏联的认识仍以正面形象为主。与此同时，受“非斯大林化”及苏联高层政争的影响，民众对苏联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印象。强大、友好的“苏联老大哥”形象虽然在民众心中仍旧拥有主流地位，但对此持不同态度的负面话语正悄然增多。例如1958年，西安市尚德路小学的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苏联老大哥呀，赚钱赚的多呀，买上飞机票呀，回到莫斯科呀！”②童谣往往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心态，这首童谣的流行表明，民众对苏联专家的高收入至少是不欢迎的。随着中苏关系破裂以及之后中国官方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评，中国民众心中的苏联形象也从此转向以负面为主流，只有当个人脱离主流话语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对苏联正面的看法。③

结语

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言：“所有比成员之间有着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许连这种村落也包括在内）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④中国民众心目中的苏联国家形象也是一种想象，是对苏联的一种主观想象，与中国官方的宣传导向紧密相关。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终其一生从未到过苏联，也几乎不会与苏联人接触，因此他们对苏联的认识大多来自官方的宣传。经过官方的宣传教育，民众心目中的苏联形象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从模糊不清的未知事物变成了强大、友好的“苏联老大哥”。与之相对，民众对苏联的态度也从漠视乃至敌视变成了友好与崇拜。民众对苏联认知的转变，一方面营造了“亲苏”的社会氛围，为中苏两国同盟关系打下了民意基础;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民众对新政权学习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在官方宣传教育的影响下，民众心目中的苏联形象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以正面为主。与此同时，民众心目中的苏联形象并不是对官方宣传的简单重复，而是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偏离官方主流话语的思想始终存在。一部分人对苏联存在成见，不轻易受官方的宣传而改变，他们心目中的苏联形象是负面的;另一部分人则因苏联的“非斯大林化”以及背后的高层政争，而对之前所塑造的苏联形象产生了幻灭感，进而出现了游离于主流之外的话语。这正是历史多面性与复杂性的表现。

20世纪50年代中国民众心目中的苏联国家形象与中苏两国关系的变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两国关系亲密无间时，苏联就是完美的理想国度;当两国关系走向分裂，苏联就成了“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出现这种反差的原因，一方面是在苏联形象构建的过程中，过度依靠官方宣传，一旦宣传方向发生转变，中苏友好的社会氛围便会迅速退潮;另一方面则是中苏两国民众未能深入开展交往，建立起坚实的情感认同。在当前“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既加强中俄两国官方宣传，也注重推动两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加强民间交往，为两国关系打下良好的民意基础。

（周逸宁，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本文所指的“民众”既包括市民、农民等群众，也包括党员、干部等公职人员，三大改造前的资本家群体亦包含在内。官方宣传的对象是整个社会，因此似无必要刻意区分。不过不同群体对苏联的认识存在差异，这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②从全国层面考察这一宣教运动的研究有余敏玲：《学习苏联：中共宣传与民间回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3年第40期;李巧宁：《新中国的中苏友好话語构建（1949—196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姜超则以上海为视角，强调了宣教运动的地域特点，见姜超：《上海中苏友好宣传教育运动研究（1949—1965）》，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丁勇：《三十年代中国人对苏联的认知——以民国期刊杂志为中心的考察》，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李随安：《中国的俄罗斯形象（1949—2009）》，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张海荣：《“苏联老大哥”形象的乡村建构（1949—1956）

——以河北省若干县域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5期;张建华：《帝国幻象：俄罗斯“国家形象”变迁与他者视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①《柞水县中苏友好月宣传队下乡活动工作情况总结报告》（1952年12月7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3-1422。

②《陕西省中苏友好协会一九五二年工作计划》（1952年），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3-1419。

③《关于陕西省中苏友好月的初步总结》（1952年12月24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1-231;《宝鸡市中苏友好协会会员、群众思想情况》（1952年11月21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3-1420。

④《中苏友好协会章程》，《人民日报》1949年10月6日第1版。

⑤《陕西省中苏友协一年以来工作报告》（1951年12月），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3-1337。

⑥《陕西省中苏友协工作计划》，《陕西省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副会长、理事及总干事名单》（1952年1月5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3-1419。

⑦《中共中央关于举行“中苏友好月”的指示》（1952年10月14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1-231。

①《西北友协关于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卅五周年及“中苏友好月”的工作计划》（1952年10月23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1-231。

②《宝鸡市中苏友好协会会员、群众思想情况》（1952年11月21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3-1420。

③《中共中央关于举行“中苏友好月”的指示》（1952年10月14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1-231。

④《中共定边县委宣传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简报》（1952年11月8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3-1434。

⑤《西北戏曲研究院关于配合“中苏友好月”宣传简要汇报》（1952年12月11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3-1422。

①《陕西省阿房宫影剧院一九五二年中苏友好月苏联电影展览月工作总结报告》（1952年12月24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3-1421。

②《中共中央关于举行“中苏友好月”的指示》（1952年10月14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1-231。

③《宝鸡市中苏友好协会会员、群众思想情况》（1952年11月21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3-1420;《榆林区听了中国农民赴苏参观团代表报告后情况反映》（1953年1月25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3-1560。

①《劳资双方对中苏会谈的反映》（1954年10月16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3-1765。虽然资本家反感苏联的比例高于普通民众，但他们在涉苏问题上沉默不语也能从侧面表明这是一个敏感问题，民众不愿轻易表明自己的真实态度。

②《关于全党和全国人民悼念斯大林逝世的指示》（1953年3月6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1-410。

③《华阴县各界人民追悼伟大革命导师斯大林同志大会报告》（1953年3月10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3-1535。

④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434页。

⑤《关于斯大林同志逝世后群众的思想简报》（1953年3月13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3-1337。

①《学习悼念斯大林同志文件的思想情况汇报》（1953年3月25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3-1533;《关于学习悼念斯大林同志的文件的报告》（1953年4月1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3-1534。

②《苏联共产党中央举行全体会议 决定开除叛徒贝利亚出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议 解除贝利亚各项职务 并将此案件提交苏联最高法院审理》，《人民日报》1953年7月11日第1版。

③《铜川县级机关干部学习贝利亚事件的总结》（1953年8月14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3-1536。

④《团省委关于贝利亚事件的报告》（1953年7月20日）;《铜川县级机关干部学习贝利亚事件的总结》（1953年8月14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3-1536。

⑤即《真理报》、《人民日报》社论。

⑥《中共中央对广西省委关于贝利亚叛变事件宣传解释的复示》（1953年7月14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1-412。

⑦《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一九五一年工作计划纲要》（1951年），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1-412。

①《陕西省中苏友协一九五四年工作计划（初稿）》（1954年3月9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3-353。

②苏联领导人的决策过程可参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152页。

③《关于中苏举行会谈的公报》，《人民日报》1954年10月12日第1版。

④余敏玲：《学习苏联：中共宣传与民间回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3年6月第40期。

⑤《中央关于中苏会谈宣传事项的通知》（1954年10月13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1-1046。

①《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七周年宣传工作总结报告》 （1954年11月18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3-1760。

②《劳资双方对中苏会谈的反映》（1954年10月16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3-1765。

③《陕西省人民政府文教厅选拔留苏预备生工作总结》（1954年7月14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3-379。

④《陜西省教育厅关于一九五五年度高中毕业生选派留苏预备生的指示》（1955年2月28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3-485。

①参见柳植：《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时代的里程碑》，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57～916页;沈志华：《非斯大林化：苏共二十大及中共的反应》，《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0～104页。

②尼·谢·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人民日报》1956年2月18日第2～8版。

③《米高扬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6年2月22日第5版。

④《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的决议》，《人民日报》1956年2月26日第3版。

⑤赫鲁晓夫于2月25日发表的言辞更为激烈，题为《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当时并不为中国民众所知。

①《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发表后干部群众的思想反映》（1956年2月27日）;《团内外青年对苏共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些反映》 （1956年3月9日）;《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反映》（1956年3月21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3-562，123-3-2068。

②《苏共中央全会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关于苏共中央全会的新闻公报》，《人民日报》1957年7月5日第1版。公报将马林科夫等人定性为“反党集团”，在此语境下，这属于维护党的正确路线的斗争，而不是领导人争权夺利的斗争。

③《就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九日的决议 中共中央致电苏共中央》，《人民日报》1957年7月6日第1版。

④《西安市委关于苏共中央处理马林科夫反党集团的报告》（1957年7月8日）;《西安各方面对苏共中央全会公报的反映》（1957年7月5日）;《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公报发表后部队的反映》（1957年7月3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3-2122。

①《中共延安、汉中、商洛地委宣传部、咸阳、汉中市委宣传部、西安各界游园大会办公室、武功、蓝田、华阴等县委宣传部、中共公路总局第五工程局党委宣传部关于庆祝十月革命第四十周年宣传活动的报告》（1957—1958年）;《陕西省中苏友好协会关于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签订8周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1周年”纪念办法的请示报告及1958年工作总结》（1958—1959年），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23-3-722，123-3-2155。

②《关于西安等地发生对苏联专家不够友好的几个问题的检查报告》（1959年8月28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85-1-1493。

③文革期间青年人对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私人阅读史，参见何冬晖：《〈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联教育小说与两代中国读者》;沈志华、李滨编：《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141页。

④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