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梁启超佚简二通释读
时间：2021-01-30 12:09:1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周方正
近日，笔者在台湾国家图书馆发现梁启超佚简两通，这两封信是梁任公写给侄儿李藻孙的书信。查阅《梁启超全集》《饮冰室合集》《<饮冰室合集>集外文》《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梁启超年谱长编》以及相关研究资料，未见收入，当为佚简，现抄录如下，以飨读者。
藻姪：
书悉，昨日吾细思，已决定非坚拒不可，已函季常，今日已复书，前途专从清华研究院立论，大概谓前日所以答应一礼拜回话者，因欲审度时间是否可以不冲突。今计开会总须六月杪七月初，而研究院事属草创，七月后便要长川驻校中，治事虽曰宪事大而彼事小，然彼事乃我所自创，不能一起手即任其废弛云云，措词极恳切婉转，亦绝不骂题即伤交亦不甚望告季常转告诸君。今日晤在君亦言彼事绝无商量余地，沪复电却游移君，亦言都中有暗潮，不知即汝所闻否，俟面究。
雨浑 七日
藻姪乃李端棻之子李藻孙，名耀忠，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后经梁启超介绍，任黄埔军校国文教官，北伐之后担任平汉铁路秘书长、贵州盐物署秘书等职。李端棻（1833—1907），字苾园，出生于贵州贵筑县，是梁启超之妻李蕙仙的兄长。光绪十五年，梁启超参加广东乡试，榜列第八，当时的主考官为李端棻、王镇江等人。任公文章立意新颖，文笔畅达，深受李端棻赏识，随后苾园先生以堂妹李蕙仙妻之，成就一段佳话。李端棻比梁启超年长四十岁，但两人一见如故，时常就学术思想、政治制度等内容进行交谈，梁启超之所以能受到光绪皇帝的重用，离不开李端棻从中斡旋。季常，即蹇念益，贵州遵义人，公元1900年留学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法政专业，期间结识梁启超，并成为其终生挚友。
梁任公在信中提到的非坚拒不可的事，当指段祺瑞请其参与宪法起草一事，该事件在1925年5月4日《致季常先生书》中可查，信中写到：“晚车姚次之赍合肥亲笔函来，言宪法起草事，有为公为私务求得诺语。再三力辞，而相强不舍，直坐至十一时半始去。吾勉强许以一礼拜回话，彼言虽恳至若干次，亦必求得请而后已。情形如此，坚拒几等绝交，如何应付（已电沪上同人），请公商溯初、印昆、宰平，为我一决。万分不愿就，自不必说，若不欲太过表示不合作态度，免将来在京各事生葛藤，则当权其在社会上地位所招损失之比较。林、姚等总言此非政治事业，与我现所处不相妨。此固劝驾之言，理由殊不充足。惟就事势论，前年所颁宪法，欲令其恢复，目前在事实上恐不可能;即将来局势有变，恐亦谭不到此。然则长此为无宪法之国，岂不离政轨愈远？吾侪数年前主张国民制宪，既办不到，则主国会速成宪法。今事实上始终无宪，姑就现局拟一较良的草案，将来发生效力与否，非我所问，如此亦能心安理得否？在社会上能有以自解否？请熟思。又别有函致博生，托告崧生征其意见（因崧手颤不能写字）。请公亦一商之。” 这里言明就宪法起草一事，任公万分不愿就。六日任公再次致信季常，信中写道：“今日再熟思兹事，决不能迁就，拟即复书婉辞（但不发表），虽伤交亦所不恤。前日所商及藻孙携去之函，皆可作罢论矣。” 这里提到藻孙，可知李藻孙当时是参与此事之商议的，且任公此时就宪法草案一事态度已明，从此处也可推出这封佚信写于1925年5月7日。
八日梁启超复季常信，言已复段谢绝说：“示悉。段函已复，大约谓：前许一礼拜犹豫，实欲细算与现在所业时间有无冲突，因姚言此事仅三个月便了，以为可以兼顾。现在细想，此会从各省推举会员，到足法定人数可以开会时，总要在六月杪或七月初。而研究院事属草创，开学前有种种布置，一剑七月非长川住院不可。若在会中挂名不出席，固非我所愿，亦非公所望，而七月后我已无法担任。院事由我提倡，初次成立，我稍松懈，全局立散，我为自己信用计，为良心命令计，断不能舍此就彼，此事实上无可如何，实辜负盛意。至宪法内容，我当私草一案，以备参考云云。词甚婉转，而甚坚决，或可就此了结，亦不至大傷交情也。原函未录副，谨摘要奉闻。数日前袁同礼君来言，欲借第二馆房屋数间，为中华图书馆协会暂设事务所。窃计此事无法拒绝，且亦不必拒绝，已许之矣。忘却报告，想公及诸干事当无异议也。捐启封面，日内写寄。昨寄诗稿已收否？” 至此这件事方尘埃落定。随后佚简中提到的研究院指清华研究院，该事在八日任公致季常信中也有所提及，九月初梁启超前至清华大学主持该校研究院事宜。
藻姪：
两书悉。百五十元已托杨鼎父交满满。通商行事已涵少川，南京行事，公来书信函钧任何意，想笔误耶公权复书寄上。舍四妹于四日前病故，悲痛中不能多言。吾病本已痊愈，自遭丧之日，又复发，顷再服药，又渐有效。
任公复 二日
1926年年初，任公因患便血病住院治疗，而后因医生错误诊断，割去右肾，身体状况较虚弱。1926年9月4日，梁启超致大女儿梁思顺信中写道：“我的病从前天起又好了，因为碰着四姑的事，病翻了五天（五天内服兹无效），这两天哀痛过了，药又得力了。昨日已不红，今日很清了，只要没有别事刺激，再养几时，完全断根就好了。四姑的事，我不但伤悼四姑，因为细婆太难受了，令我伤心。现在祖父祖母都久已弃养，我对于先人的一点孝心，只好寄在细婆身上，千辛万苦，请了出来，就令他老人家遇着绝对不能宽解的事（怕的是生病），怎么好呢？这几天全家人合力劝慰他，哀痛也减了好些，过几日就全家入京去了。” 从这里可以推断出这封佚信应写于1926年9月2日。
1926年春，梁启超就任北京图书馆馆长一职，图书馆学家杨鼎甫与蒋慰堂二人于同年七月入馆工作，在梁启超书信中曾多次提及杨鼎甫。如1926年7月20日《与仲揆、守和两兄书》中谈到：“兹事教部不过承转机关，财部似亦乐得做空头人情，或可望成。弟函教长，原请其自行发动，但亦虑彼有困难之处，或由馆中呈请，彼乃照达财部亦可，已告彼。若必须馆呈，即面告杨鼎甫转达两公; 若鼎甫有传话，到时请即饬办一呈（用国立京师图书馆长名义）。” 1926年9月14日《给孩子们书》中写到：“我自从入医院后（从入德医院起）从没有到馆一天，忠忠是知道的。这回我入京到馆两个半钟头，他们把大半年办事的纪录和表册等给我看，我于半年多大大小小的事都了然了。真办得好，真对得我住！杨鼎甫、蒋慰堂二人从七月一日起到馆，他们在馆办了两个月事，兴高采烈，觉得全馆朝气盎然，为各机关所未有，虽然薪水微薄（每人每月百元），他们都高兴得很。我信得过宰平替我主持储才馆，（亮俦在外面替我帮忙也和范静生之在图书馆差不多。）将来也是这样。” 可知，这一时期杨鼎甫确在北京图书馆负责财务发放及各项事务，且不负任公所望，能力出众。
顾维钧（1888-1985），字少川，是民国时期著名外交家，和梁启超熟识。这里所提到的通商行事，当指商议京师图书馆经费一事，在1926年8月20日《与志清、石青足下书》中有详细记录：“今为一时权宜之计，意欲请部中致财部一公事，略言兹事关系国际信用，部中不能不履行义务，而当开办伊始，非经费到若干确实程度，不能令馆长安心办事，故咨请财部将十五年七月起至十六年六月止，一年内应给之经费每月四千元，（与董事会平分担任，其额如此。）共四万八千元，一次发交该馆长，俾得从容布置云云。财部无力给此，固意中事，但能给我以中国银行支票一纸，我当自与公权交涉也。所以必要一次发给全年者，以政局无定，恐一、二月后并此空头支票亦不易到手耳。兹事在少川方面原属空头人情，（能得若干现款尤妙，仆致少川函固作此要求也。）谅来必肯为力，仆亦已专函托彼矣。” 佚简中所提到的“已函少川”当是指此事。从此封信中，一则体现出任公与四妹兄妹情深，再则任公虽在病中，仍为公事费心奔波，也体现出任公鞠躬尽瘁地奉献精神。
最后，笔者期待有关梁启超的佚简文字能早日万川归流，为研究梁启超提供更为完备的文献资料，从而开拓新的研究视点和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