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木》:悠扬归梦与�落生涯纠结的绝响|悠扬归梦惟灯见

　　摘要:《漂木》是海外华文诗人洛夫晚年对自己一生生命体验和美学思考的一次形而上总结,不仅写出了海外华人漂泊心灵深处的孤寂和悲凉,更是对现代人精神原乡的不倦追寻。这寻求不是要寻找文化的根,因为那根就在自己的血管里流淌,而是探求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转换或重建。其间表露出的深刻怀疑和迷惑,恰恰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世纪的彷徨。漂木在台北与上海这两个悲情城市之间的浮沉摆荡,见证了20世纪中国的悲情历史。在拂去历史、政治等等意识形态之重重迷障的同时,也剖开自己被蒙蔽和自我蒙蔽的部分。正是这种内外的双重剖解和质疑,才使得漂木及漂泊中的寻求获得意义确证。
　　关键词:《漂木》;精神原乡;政治无意识;生命体验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0)4-0080-11
　　
　　《漂木》是著名诗人洛夫晚年移居海外在新世纪的重要创获,与50年代末期的成名作《石室之死亡》一起成为洛夫创作生涯的两座辉煌界碑,也是中国现代诗坛、尤其是长诗研究难以绕开的两个标志性文本。正如台湾学者简政珍所言:“没有这一首长诗,他已攀上中国二十世纪诗坛的高峰。有了这一首三千行的长诗,他已在‘空’境的苍穹眺望‘永恒’的向度。”对这首诗,诗人曾说:“多年来,我一直想写一首长诗,史诗,但是属于精神层次的,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美学思考做一次总结性的形而上建构,而不是西洋那种叙述英雄事迹的epic。”这首诗“最初的构想只想写出海外华人漂泊心灵深处的孤寂和悲凉”,后来由于作者认为以数千行铺陈一个单一主题显得“极度困难而诗的品质也无法有效管制”,于是在写作过程中做了必要的调整,“而逐渐转为对生命全方位的探索”。这种调整表面看来是表现范围的扩大,其实更呈现了诗人运思方式和诗作美学风格的变化。因为如果只想写出“漂泊心灵深处的孤寂和悲凉”,不免会回落到《石室之死亡》时期无限沉入内心、向内转的逼仄之感;而对生命全方位的探索意味着首先必须解放自己的身心,才能超越内外的束缚和桎梏,也才使“天涯美学”的合理内核得到有效呈示。《漂木》是诗人一生生命体验和艺术经验的结晶,更与“二度流放”的漂泊经历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没有“二度流放”的经历,也就没有《漂木》。长诗第一章即以“漂木”为题,正可谓诗人一生不断的身体流动和心神逡巡的浓缩与象征。
　　一
　　“没有任何时刻比现在更为严肃”。长诗第一句不仅道出了诗人“方其挪翰,气倍辞前”的严肃而饱满的情绪,也是为漂木的降临勾勒情状,更将漂泊这一行为预先置入一种庄严的场景:
　　
　　落日
　　在海滩上
　　未留一句遗言
　　便与天涯的一株向日葵
　　双双偕亡
　　一块木头
　　被潮水冲到岸边之后才发现一只空瓶子在一艘远
　　洋渔船后面张着嘴唱歌。也许是呕吐
　　
　　 落日与向日葵俱焚,“未留下一句遗言”,这是一个巨大的沉默,它关闭了任何言说生死的虚妄。落日虽好,向日葵虽生机蓬勃“扭转脖子寻太阳的回声”(《石室之死亡》),但毕竟是黄昏已近,人生迟暮;天涯过客,皆归灰烬。然而也正是在这沉默之处,同时敞开了言说的可能。语不尽言,言不尽意,语言的局限也是人生的局限,而沉默乃不言之言,是对局限的突破。这块岸边的木头,又何尝不是死亡之树?也曾经枝叶繁茂、花蕾竞放,甚至果实累累?落日过、天涯过、漂泊过,“才发现一只空瓶子”在后面“唱歌”或许“呕吐”。唱歌,是对漂泊的张扬与肯定;呕吐,则意味着对漂泊的厌倦与否弃。而瓶子之“空”,既言漂泊之虚无,又道漂泊之充盈。这种对立结构显然构成意义张力并增加了诗作的戏剧性。从一开始,诗人就通过这些相互矛盾的意象经营,表达了自己对于漂泊本身既爱犹恨的复杂心情。更确切地说,这种复杂显示的是诗人对漂泊的怀疑:
　　
　　 一块木头罢了
　　 把麻木说成严肃
　　 把呕吐视为歌唱
　　 任何镜子里也找不到这种
　　涂满了油漆的谎言
　　
　　 质疑漂泊,即是漂泊意义的缺场;换言之,也可说是洛夫对于自己一生几近漂泊生涯的求证,无论是精神的还是肉体的漂泊。这种怀疑状态成为全诗的一个基调并推动诗情的发展,也是诗作呈形而上哲思样态的一个构成之因。既然谎言太多,与其草下结论,“何不留下空格/让那块木头――/不,那漂泊者的/散落在沙滩上的骸骨/去填补”呢?因为,在沉默与空格中,我们“看见”。如阿尔都塞所说:“用空间比喻的话来说,看不见的东西不是简单地处在看得见的东西之外的东西,不是排斥物的外在的黑暗,而恰恰是看得见的东西本身固有的排斥物的内在黑暗,因为排斥物是由看得见的东西的结构决定的。”
　　 这块“不见得一直是绝望的木头/它坚持,它梦想/早日抵达另一个梦,一个/深不可测的,可能的/叛逆”。这该是怎样的一个梦和叛逆呢?这块“已非今日之是/亦非昨日之非/极其简单的一根/行将腐朽的木头,曾夜夜/揽镜自照/做着栋梁之梦的/追逐年轮而终于迷失于时间之外/的木头”,已知道自己“前生忌火,今生畏水/当它在阴暗的墙角/再度遇到那把沉默的锯子/这才知道/惊涛不在远方/而在胸中”。这块漂木叠合了洛夫以前诗作的诗中人形象,更是洛夫自己悲情的象征。这块漂木是否就是那株曾“被锯断的苦梨”(《石室之死亡》),因追逐年轮而迷失于时间之外?是否就是那被“割成条状,切成方块/于我木质的魂魄中,捶进去/一大堆阴郁的钉子”(《桌子的独白》)的木头,被制成一张桌子后又“历尽万劫”的侥幸逃离?木头的原初是活生生的树啊,它能否“叛逆”回到树本身?这正是漂木那深不可测而又并非一直绝望的“梦”,因为,“其实,有些不明飞行物/只是在寻找回家的路”。迷失于时间之外的漂木,虽不惧远方、天涯的苦旅,却逃不过自己胸中的惊涛,或许这才是漂木真正的绝症与宿命。
　　 当木头与“沉默的锯子”再度遭遇,我们一下子被那种“沉默”照亮:宿命的惊涛,或者说,那条缠身的“大蟒蛇”,并不因两岸军事对峙在1979年的结束、不因诗人1988年的重返故园、不因1996年的二度流放而放松对自己的裹缠和啮食。前生忌“火”,今生畏“水”,火的意象让人联想到洛夫经历过的战火:抗战、国共内战、金门炮战、越战;而水的意象又与二度流放的漂泊相关。“所以,决不是在任何层面上都得到充分实现的文学结构,将有力地向底层或难以想象的或难以言说的层面倾斜,简言之,即进入文本的政治无意识,从而使后者分散的主要义符(semes)――当据这种意识形态的封闭模式加以重构时――本身就坚持不懈地直接把我们引向文本完全无法控制或掌握的那些力或矛盾传达信息的威力。”既然惊涛只在胸中,或许那“梦”的实现就在远方?就在天涯?难道这就是洛夫二度流放的初衷和想要抵达的家?
　　漂泊海上的“木头的梦/大浪中如镜面的碎裂/遂有千百只眼睛瞪视着/千帆过尽后只留下一只铁锚的/天涯。最终/被选择的天涯/却让那高洁的月亮和语词/仍悬在/故乡失血的天空”。千帆过尽,唯余铁锚的天涯。沉舟侧畔,千帆已过,病树前头,万木又春。时间以近似燃烧而又永不熄灭之姿,向万物、向人类甚至向其自身辉映着幽幽的光,冷,且无声。选择天涯,选择远方,而不是一个确定的停泊地,不是温哥华,那么,“梦”就是回家的路。
　　选择天涯,只为了将不曾碎裂的梦高悬在故乡的天空,只为了将已碎裂的梦还原到故乡失血的天空。对诗人洛夫来说,这种选择意味着双重远离:远离台湾,又远离大陆,二者都构成自己家的记忆。对于大陆的家,尽管洛夫于1988年终于重睹久违了四十年的故土,以后也曾多次回乡探亲,遍访大陆名胜;然而,四十年的时空,错位了记忆与现实,初次返乡,最终给予诗人的结论是:像一只老蜘蛛悬于残丝,将“注定在风中摆荡一生”(《与衡阳宾馆的蟋蟀对话》)。而对于台湾的家,由于当时台湾政治情势与两岸的关系时好时坏等多种原因,诗人也无法感到安宁。既然注定在风中一生摆荡,漂泊也就是家,或者说,回家的最好方式就是“离开”家。只不过这时,家的内涵发生了转换:躯体的寓所无关紧要,灵魂的归宿才显得迫切,漂泊是为了寻找一个灵魂的家,一个精神的原乡。
　　 它开始起锚,逐浪而行,“这漂泊的魂魄”随海浪的跃起“观望”、“等待”着“一个在雾中极目四顾也看不到的未来/未来是一个魔/一个陌生的隧道/也许是黑洞,甚至于/一个难以做答的叩问”。犹疑状态是漂木对于未来的不可知的迷惘,是对于漂泊本身的质询,但等待“不如解缆而去,不如/切断/那根唯一连系大地的脐带”。而事实上,“我们的脐带早经剪断”(《时间之伤•借问酒家何处有》)。那湾浅浅的海峡深深地切断了连系一体的脐带,但文化的脐带却又化作生命的营养在血脉里流转。“乘槎/浮于海”,漂泊不是逍遥游,而“是惨淡的白与荒凉的黑”,是“走向明日没有码头,没有/小旅馆的/天涯”。但这块漂木忘不了那“远方的梦/有着深秋月亮的味道”,于是“浮于海的/那槎,又被潮水送了回来”。犹疑着,彳亍着,频频回首,不忍远离,却又义无反顾,这是怎样的一种缱绻与果毅?伴着这种矛盾纠结的复杂心情,漂木“由此岸浮到彼岸”,在台北与上海这两个现代大都市之间来回摆荡。
　　这是两个充满悲情的城市,“见证着一部苦咸的历史”,共同掀开了中国近现代史悲情的一页:一个世纪的外忧以及半个世纪以来两岸阻隔的内患。在那悲情的“桀骜不驯的岛”上,“鸡犬相闻,人丁旺盛/稻香,酒香,体香”的经济繁荣后面,是“选举。墙上沾满了带菌的口水/国会的拳头。乌鸦从瞌睡中惊起/两国论。淡水的落日/股票。惊断了一屋子的裤带/兰阳平原的风。历史的面目愈形暧昧/痔疮。久坐龙椅的后遗症/……/红叶少棒。打带跑的地摊文化/满街史艳文。断线操作的股市文化”。在这岛上,“医院最近。教堂最远/殡仪馆最近。上帝最远/历史博物馆。老祖宗被一篇新的就职演说惊醒/……/旗子。半夜变脸/绿眉毛的党人。狐骚味过了浊水溪就更浓了”。总之,这里有最短期的政党轮替、游行示威、街史艳文、选举、两国论等等,处处是“最愉快的水深火热”;信用卡,电话卡,保健卡,“插入生命,插入神经和梦”。经济、文化、政治的大骚动,呈现的是“满城荒芜”。
　　
　　四处张挂着宿命的破网
　　 (补网的人和漏网的鱼
　　 同一命运,各自表述)
　　
　　这张宿命的破网,正是一段沧桑沉重的历史,又是一个钝锉疼痛着的当下现实。此岸不是漂木“梦”的所在,那么彼岸呢?“木头又开始启碇,航向/另一个港口/另一座人口密集蛆虫满坑的城市”:上海,一个承载了“一个世纪的量”的“伤心”之城。“这里曾是法租界/红头巡捕三五成群”,“青帮大爷躺在烟榻上/猛吸一口/冒烟的资本主义”;“而黄浦江,帆如尸布/裹着一块块被切割的云/飘然远去/贸易风吹来一丛黑罂粟/如同某些人暧昧的笑/更像大多数人的哭/割地赔款,尘土飞扬/一夜之间河山矮了数寸/花翎顶戴突然全都滑到桌子底下/一群肥硕的耗子/仓皇躲进一页空洞的历史”。如果历史多少有点吊诡,现实呢?“据说,全国的公民意识/都朝浦东那个方向倾斜”,物欲的贪恋与快感让“大闸蟹满市横行/昨晚的文化水平骤然涨到喉咙”;“改革,有些人富了有些人只是/突然胖了起来”。在“上午你说我,我说你/中午你吃我,我吃你/下午你赢我,我赢你/晚上你抱我,我抱你”的一片享乐景象之中,这块木头以“形而上的漂泊”,坚持“寻找一种只有自己可以听懂的语言/埋在心的最深处的/原乡”。“但究竟什么是那最初的图腾?/那非预知的/亦非后设的/正在全力搜索的/心中的原乡”呢?
　　 非预知亦非后设,非此岸亦非彼岸,漂木将质疑的剖刀指向了自身:
　　
　　火一样伤人的
　　 语词,通常
　　 出于被钻得喊痛的木头
　　 它刨开自己木质的躯体然后
　　 用镊子仔细挟起
　　一个个金光闪烁的字
　　(汉代的或更远的),然后
　　塞进大动脉的血管
　　流入久已荒芜的头颅,以及
　　和番茄酱搅拌得
　　粘粘糊糊的
　　意识形态
　　
　　 以“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方式,漂木企图剖开历史、政治等等意识形态的重重迷障,也剖划自己蒙蔽的部分,裸呈自己以求那“最初的图腾”。正是这种来自自身的剖解和质疑,才使得漂泊本身及漂泊中的寻找获得意义确证。尽管“脐带早经剪断”、尽管“意识形态粘粘糊糊”,血管里依然是闪烁的汉字,文化的根并未失去和干枯,文化的血脉也是无法剪断的。然而,那“心中的原乡”是否就只是这上下五千年的古老文化?漂木持续搜寻的“远方的梦”是否就是回到一个积满尘埃又闪着光亮的文化传统?显然,漂木对此表示怀疑。
　　有人认为,通过“寻找‘原乡’的努力,可以使人拾起意义的碎片,在漂泊的痛苦中寻找自我”。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漂木寻找、搜索回家的路或心中的原乡,并不是在迷惘地找寻,漂泊本身意味着“在路上”,在回家的途中。通向原乡的路(方向)是已知的,因为文化的血脉里流转的依然是金光闪烁的汉字;而“寻找”,首先表明未知。所以这种“在途中”的回乡,不同于古人“近乡情更怯”的矛盾,不同于“青春做伴好还乡”的悲喜;这种返乡之途是一个过程,是人的生长与完成。
　　洛夫借漂木的“寻找”,不是要寻找到一个既定的泊地,也不是要寻找文化的根,那根本身就在那里,就在自己的血管里流淌。但这个文化传统因袭的负重太过于巨大,以致不能安置现代人飘荡的心灵。洛夫寻求的,正在于这个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转换或者重建。如果说诗人借漂木的“观望”与犹疑表现的是自己对此的怀疑和彷徨,那也只是对于转换或者重建成什么样子的迷惑,而这何尝不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世纪的迷惑呢?因此,漂木的海上“沉浮”,洛夫的二度流放,似乎就更没有理由像有评论者说的“是潜在的对西方文化的欣赏、向往”。
　　在一次采访中,洛夫曾谈及二战期间的德国流亡作家托玛斯•曼对记者说他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然而说到自己,洛夫认为:“今天我却说不出如此狂傲的话,因为我不知道我的中国在哪里,至少在形式上我已失去了祖国的地平线,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认同对象”。对此,有人说“这是洛夫丧失了家园和土地后,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危机”。其实洛夫从未失去家园和土地,也不能简单地说他产生了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危机。这里有一种奇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现在每每提及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有论者就势必往文化认同、身份危机、失根焦虑等模式方面靠,再加上一点什么后殖民或民族想象理论,似乎就可以在这个模式下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这种研究定势忽视的不仅是创作主体的差异,也抹平了不同文学作品的丰富细节。
　　 洛夫不止一次谈及也在诗歌文本中表明自己从未失根。在2001年台湾版的《漂木》后记中,诗人说:“活在海外的中国人,究竟家在哪里?人在什么地方,家就在什么地方,国也就在什么地方,但是根始终在中华。”在接受多伦多《星星生活报》记者访问时洛夫也说:“此诗的主题是从多角度表现现代人的漂泊心态。人并没有离开某一空间(我永远记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是一种心灵的游荡,每一个诗人都是一个‘漂泊者’。”诗人借漂木的摆荡漂浮,不是表达对失根的焦虑――文化传统的根与血脉不是谁说断就能断、不是谁想断裂就能断裂得了的――如前所言,而是对未来大中国(乃至人类)文化理想形态的迷惑,也许这才是他努力寻求的“心中的原乡”,也只有这里才是安置现代人游荡心灵的泊地。
　　然而,这种寻求决非坦途,“岛上,云蒸雾笼/木头的面目模糊不清”。正因为外界的干扰无异于强加,因为“围拥那根木头的泡沫/嘀咕/大部分都是空话”,漂木的自我剖解就显得必要和弥足珍贵。我们看到,洛夫并未妄言自己寻找到了一个终极的乌有之乡,即便那“心中的原乡”已在眼前,他仍然会表示怀疑。这不仅是洛夫诗作的一个悲情特色,也是洛夫倔强性格中透露出的悲情一面。漂木在漂向“远方的梦”的浮沉中,始终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包括自己的牵扯、羁绊和缠绕,以致模糊了自己的面目。因而刨开木质的躯体,让那“一颗颗发光的汉字/永远的传唱”,以抗争那“纹路错乱伤痕累累”的年轮中的“虫蛀火燎”。“大地为何一再怀孕却多为怪胎”?想想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台独势力逐步出笼的一系列理念:“生命共同体”、“外来政权”、极端“本土化”、“文化台独”、“去中国化”等等,哪一个不是怪胎?寻求“心灵的原乡”注定踏上的是一条伴随阵痛的漂泊之途,未来并没有在前面等着让人伸手可摘;“关于明天/明天内层将升起更深的寒意”。
　　
　　如是我闻
　　 木头说,确曾离开过
　　 走得很远
　　 现在又回到这个旧的磁场
　　 院子里满地的白云
　　 依然无人打扫
　　
　　木头就在这种“离开――回到”的矛盾、犹疑中,搜寻着那“梦”,那心中的“原乡”;重重迷障加重了漂泊的艰辛,不断的犹疑又催促了寻求的决心。这种有点破碎状态的拉锯式无奈,正是诗人个体生命的真实。但洛夫掮起了这个真实,而不是逃避。至于结果和意义,诗人只以禅宗答非所问的方式告诉读者:白云满地,无人打扫。
　　二
　　如果说第一章的漂木形象在离家与返家的反复犹疑中浮沉于漂泊之途,在矛盾与困厄里坚持搜寻着梦与精神的原乡,且又对这种搜寻本身多少显得不那么自信和表示怀疑,那么第二章《鲑,垂死的逼视》,则以鲑群返乡的生命壮举肯定了寻找回家之路的努力。洛夫曾专程去亚当河(Adams River)观看鲑鱼洄游,“开始我们是以一种看热闹、观赏奇景的心情来到这里,但看过之后,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郁闷沉沉地压在心底,有些惊悚,有些悲悯,但更多的是感受到生命的悲凉与无奈,以及无与伦比的尊严”,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寻找原来的家”。可以说,鲑鱼像漂木一样,与诗人的自我形象又是一种重叠。
　　“……我们不能放弃怀疑”。这个开头的诗句不仅串连起前一章中漂木的犹疑状态,且意味着对寻求结果的保持质疑。叶橹认为,这个以省略号为发端的诗句之意蕴在于,“此前的许多探求追索被省略掉了,由此开始的探求不是横空出世或推倒重来,而是一种历史的沿袭和延续”。怀疑不仅是构成洛夫诗作文本张力的一个因素,而且是洛夫生命情态的一个表征。有多少肯定就有多少怀疑,或者说从怀疑开始,重估已然的秩序。正如鲁迅所反诘道的:“从来如此,便对么?”怀疑可能导致走向虚无,但真正的怀疑却是探求真理的坚定堡垒,它甚至保持对怀疑本身的怀疑。
　　“我们不能/只靠昨天的腥味/来辨识今天行进的方向/不能因/满嘴的泡沫/就说自己/是一个极端的虚无论者”。历史虽然是叙述出来的,但又不仅仅是叙述;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积淀着丰厚沉重的传统,并在时间之链上或重或轻、或隐或显地整合着整个社会的各种关系,但传统本身也需要在时间的进程中加以现代改造。今天和未来的行进方向当然不能只由过去的辉煌来引导,但任何人也无法割断自己与过去的联系。从这里,我们读到诗人若隐若现或者说无意识地对于1990年代以来台独势力的猖獗进行的批判。不论文化台独还是政治台独,都企图斩断与华夏文明的关系,这无异于与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荒唐,也是一种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我们不能放弃怀疑”,就像鲑鱼千里跋涉,头破血流,但“不能说这/就是绝对的执拗,或背叛”,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寻找回家的路,寻找那并非虚妄的家。
　　
　　革命,首先要推翻自己
　　 彻底消灭自己的影子
　　
　　 正是这种“彻底”的自我反思抛开了“寻求”时的更多包袱和重担。换言之,漂木、鲑鱼的寻找回家的路,不是所谓丢失后去“寻找”,而是一种长驱直入的穿越。“寻找”的局限可能在于,以自身的蒙昧去执拗茫然找寻一个未知的光明,它是在既有的限制中、在黑暗和“看不见”的内部打转;而长驱直入不同,它在正视既成秩序的同时不满足于并跳出此一秩序,乃至“推翻自己”,达至一种超越性。鲑群在洄游中与残岩碎石摩擦撞击,其“皮肤与鳞片/如败军之将的铠甲挂在树枝上/更像一个/被拆散的字/错位的字/一颗颗叛离了整体”。漂泊本身就是一种“错位”,与亲人离散、与家国远离,甚至与自己的语言文字相疏离。我们看到,洛夫在诗中总会一不留心就无意识地暴露出自己因历史、政治、文化等而带来的隐痛。
　　 鲑鱼在奔赴死亡的途中,也是在回家的途中。只要方向已经选定,剩下的就只有“匆匆赶路的明天”;不管未来是否是一个魔或者一个黑洞,“投错胎的心理准备”早已做好,因为诗人从没放弃怀疑。有了这样的准备,或者说有了这样的历史意识、价值观和生命观,便只顾泥泞兼程,因为人“毕竟只是/大海中的过客”。漂泊犹之蛇的蜕皮,“把痛/用蜕皮紧紧裹住/然后扔进深深的遗忘里”,“那在记忆中漂白的家园/仍在继续漂白/那染血的梦魇/仍是明日的风景”,而“我们在时间里埋葬自己”。可以说,鲑鱼的生命历程与那块木头的形而上漂泊,在“过程”的意义上是同一的,死亡无非是另一种回家的方式。在漂泊的途中,“我们唯一的敌人是时间”。“我们追赶时间/却不追赶明天/明天坟上插的不是鲜花而是割鳞的刀子”。时间放逐我们在原乡之外,我们对原乡的追寻又在时间之中,明天的旅程艰辛依旧。时间的空间化,空间的时间化,在显示着生命的无常与宿命的无奈,又在重现了诗人被掩埋的记忆。如果说鲑鱼的旅程“是命定,是绝对”,“百年之间/只横梗着一根鱼刺”,对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就远非如此简单:
　　
　　而我们的语言
　　却卡在喉咙深处,动弹不得
　　那是一把被锈了的铁丝捆住的
　　火
　　目的不在燃烧
　　而在熄灭
　　化灰,一个冷冷的结局
　　当我们沉浮于
　　某种语言的控制与压迫中
　　我们就什么也不想说了
　　大限已至
　　我们将面对一张茫然的脸
　　从空白处
　　读出更大的空白来
　　
　　 语言的被卡禁声,如鲠在喉,很容易令人想起国民党退隅孤岛后对文艺和传媒实施的高压政策和钳控手段。“被锈了的铁丝捆住”,就是国民党对言论自由加以干预的形象化书写。而1990年代以来不断出笼的各种台独理念甚嚣尘上,形成一种新的语言暴力,在这种语言的“控制与压迫中”,“我们”沉默。争吵没有意义,只有“时间荒凉无声”,那些沉默在抗争时间。在沉默本身里,我们“从空白处/读出更大的空白来”,这些空白馈赠了沉默。正是在虚弱的空白和沉默里,我们发现了诗人的政治无意识。横梗在百年中国之间的,是一节节“麻痹的历史”;对于诗人洛夫来说,兄弟阋于墙的国共内战、隔绝后的失母之痛、外省人的尴尬以及台独的叫嚣等等,无一不是“伤口”。而如今,二度流放的漂泊,也难免不会产生受着异域语言的“控制与压迫”感,即便习得了另一种语言,但毕竟面对的是一种异质文化。在这种异质文化中,人必须时常对付的是孤独,那“没有血色的孤独”,那“比伤口深”的孤独。
　　鲑群入海与洄游、离家与返家的历程充满着生命的无常与宿命的无奈。“生命,充其量/不过是一堆曾经铿锵有声过的/破铜烂铁/但锈里面的坚持仍在/尊严仍在”,而在“尊严的隔壁”,是悲凉,是无奈。“宿命/一种神奇的另类基因/不让我们停下来”,“我们习惯在砧板上/展示一种无奈的宿命的温驯”。这种宿命的无奈与生命的尊严的绞缠,是人类尤其是在漂泊途中的旅人活生生的生存处境,这种生命体验又反过来犒赏了诗人以超越和旷达的情怀。在时间的河流中,在宇宙的洪荒内,鲑鱼“长长的旅程/短如一声枪响”,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鲑鱼的尸体饲育着后代,“死亡/是一艘刚启碇的船/满载着/下一轮回所需的行囊”,而人生最终也“归于虚无”。肉身和一切欲望,终归“一个荒凉的黑洞/不,一个未预期的抵达/最后我们又回到/一个巨大而寂静的茧/一次鸿蒙而深邃的/睡眠”。洛夫《石室之死亡》中生死同构的意象、主题或说表达方式,“唯灰烬才是开始”,在这里再次突显出来。
　　不同的是,《石室之死亡》的生死同构走向一种生命坚执,执著于对命运的究诘以及展示出的困惑与彷徨;而这里的生死同构销褪了那种生命紧张,走向放任与旷逸,返归真我。“肉身/原本是承载基因的容器,或/解构主义者所谓的臭皮囊/一个形销骨蚀的结局/又何尝不是另一次旅程的启碇/当我们被稀释为/水中的微生物/我们终于在空无中找到了本真”。在时间之中又在时间之外,穿越了时间这个最大的敌人,在被时间释放的同时也释放了时间。
　　三
　　 时间不仅是洛夫诗作的一个重要意象,更是《漂木》的中心意象之一。第三章《浮瓶中的书札》包括《致母亲》、《致诗人》、《致时间》和《致诸神》四封书札,在《瓶中书札之三:致时间》的小序中,洛夫说:“时间是概念,也是实体,好像它不存在,却又时时在吸我们的血,扯我们的发,拔我们的牙。时间其实是与生命同起同灭……我的认知是:时间,生命,神,是三位一体,诗人的终极信念,即在扮演这三者交通的使者。”生命是时间中的存在,天涯漂泊的羁客对时间尤其敏感。漂木与鲑鱼,都是时间海洋里的过客。如果说前面两章较多倾向于形而下漂泊体验的书写,这一章则多了形而上哲思的意味。书札存于浮瓶,让我们自然一下子想起全诗开头那只随漂木浮沉于海的“空瓶子”。诗人巧设漂流瓶意象,将漂泊的形而上与形而下贯串起来。这就是说,浮瓶中致母亲、诗人、时间和诸神的书札,一方面它们本身是漂泊的产物,另一方面它们与瓶子的空相对立而又虚实相生,从而展延、丰富了漂泊的内涵。在此,我们仅从时间意象来解读这四封书札。
　　先看致母亲的书札:“守着窗台上一株孤挺花,我守着你/一个空空的房间/空得/像你昨天的笑/窗外是一个更空的房间”。由人去房空联想到世界本身是一个更大“更空的房间”,这是时间加给诗中人的悲凉之感,记忆中熟悉的亲人、事物纷纷缺席、不在场,时间的冷幻化成空间的空,记忆便在时空之间穿梭。“战争,那年在梦的回廊拐弯处遇到/我便跟它走了/跟它步入雨林,踏上险滩/在散落的一页历史中登陆”。这里,诗中人与诗人的记忆重合在一起,正因那“散落的一页历史”,正因那“一水之隔”,造成了洛夫一生难了的夙愿:与母亲生离死别,甚至连母亲死后也不能见面为之送葬。往往历史的一次“拐弯”,对个人留下的伤疤永难愈合,一次便可成永诀;对一个民族来说,也会构成一代人和整个集体的创伤性记忆。诗人与母亲的隔绝,也恰是那悲情的岛与大陆的一水相隔,“想起脐带/两个不同半径的圆之所谓的切点”,“但我一直未曾搞懂/这个切点/是你的终点,或我的起点?/我开始腐蚀,或你开始重生?”。历史的那猛然的一“切”,至今还可听到疼痛的回响。其实,“开。/落。/枯。/荣。/生。/死。/我们选择哪一项?/哪一项也无从选择/或者,我们乖乖地俯首/被每一项选择/其实,选择或被选择/又何异于地窖里的一坛酒/甜也喝光/苦也喝光/最后把酒坛掷向墙壁/粉身碎骨的是陶片/叫痛的是墙壁”。个人、集体与民族在历史的拐弯处相撞,苦甜痛乐,“选择或被选择”,都必需独自去面对、去承担。只有时间拒绝腐烂,默然无声,意义就在这个“空空的房间”出场或隐没其间。这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散落的一页历史”,一个充满悲情的空间和时间。因此,致母亲就不仅是诗人对亡母一己的缅怀,它勾连起民族的集体记忆,成为一个巨大的象征。
　　再看致诗人:人是时间中的存有,或借鲁迅的话说,是“和光阴偕逝”的历史的“中间物”。但“……在一贫乏的时代里,诗人何为”?荷尔德林曾如是提问。海德格尔答道:“诗人本性的必然部分,即他能够在这种时代成为一真正的诗人之前,时代的贫乏必须使诗人的整体存在和诗人的天职成为一诗意提问。因此,‘在一贫乏时代的诗人’,必须特别用诗聚集诗的本性。那所发生之处,我们可断定诗人的整体生存顺应着世界时代的命运。我们其它人必须学会倾听诗人的言说――这个时代隐蔽存在因而遮蔽存在,假如我们不想在这个时代蒙混过关,通过分割存在物来计算时间的话。”作为一个诗人,洛夫致诗人的书札显然不仅显示对诗人身份也是对诗歌本身的理解与期许。“孤绝”这一“诗神之目”,也正是洛夫一贯的历史性格。他再次引用了自己早期《石室之死亡》开头的名句:“目光扫过那座石壁/上面即凿成两道血槽”。孤绝并在孤绝中创造,乃是洛夫展示给读者的自我诗人形象,“创造的意志,如刃/锋芒所及/划下了创世纪的第一刀”。同时,洛夫把诗笔抛向中外的大诗人如李白、杜甫、里尔克和瓦雷里等人,勾勒他们的灵魂、性格与诗想的矛盾复合体,即通过他们的存在形态,来“找到自我在万物中的定位”。在现代语言哲学看来,语言就是存在之家。而作为诗歌媒介的语言,必然成为古今优秀诗人一再沉思玩味的对象,诗这一文体也通常被认为是所有文类中最富语言形式的艺术。诗不仅是“把满山花朵叫醒的鸟鸣”,更是“逼近死亡的沉默”,唠叨、辩证反而“像一根绳子紧扣住语言的脖子”。“语言,是/存在者对存在本身的威胁/真实与美/一向隐匿在语词的解构中”。对瓦雷里来说,“思想死了/诗,才开始飞翔”,“诗是一个内在的平衡力量。诗是他的一种特殊思考方式”。其实对洛夫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呢?洛夫曾一贯强调的“写诗即是对付这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也正是他为存在而获得的一种平衡力量。然而,诗人仍然相信,“语言/仍是我们神圣的庙宇”,自我的位置理所当然也只能在这语言的庙宇中来获得,这似乎呼应了洛夫十八年前在诗集《月光房子》自序和三十三年前诗集《魔歌》自序中所说的话:“在我的价值系统中,首在寻找人的位置,然后再在这位置中找到‘真我’,并求得安顿。”“‘真我’,或许就是一个诗人终生孜孜��,在意象的经营中,在跟语言的搏斗中唯一追求的目标。”然而时间逼人,“君不见/早晨镜中的青丝/一到晚上便成了一把失血的韭菜”,诗人为寻求真我而做的语言搏斗,能斗过时间吗?结尾中,洛夫似乎再一次陷入了前后矛盾、迟疑和反复中:
　　
　　诗人没有历史
　　 只有生存,以及
　　 生存的荒谬
　　
　　在鲁迅那里,把自己看作历史的“中间物”,是带有新旧历史过渡期的严厉自我省视意识、使命承担和运命悲怆感。洛夫所谓“诗人没有历史”并非反其道而行,也非什么历史虚无主义,他更强调“生存的荒谬”,拒绝任何虚妄历史对人的强加。
　　第三封书札是致时间。时间与存在一体,没有什么存在不是时间的存在,也无什么时间不是存在的时间。“我被迫向一面镜子走近/试图抹平时间的满脸皱纹/而我镜子外面的狼/正想偷袭我镜子里面的狈”;在时间的追逐下,人显得狼狈不堪,而“绕到镜子背后才发现我已不在”。所谓“我已不在”,既是绕到镜后的视而不见和企图逃避时间的乌托邦安慰,也是“我”的主体性沦丧与迷失的过程。因为,“秉烛夜游正由于对黑暗的不信任/举起灯笼/就是看不见自己”。这一切,再次投射了洛夫生命中经历的破裂而造成自己心中永远的创痛的政治无意识:“时间把我扣留在地面”,风筝上去了,蒲公英的梦也仍在持续飞行,可“几经努力我仍无法飞起”,这才“恍然大悟”:
　　
　　我欲抵达的,因时间之趑趄而
　　不能及时抵达
　　有时因远离自己
　　根本不欲抵达
　　
　　 这难道就是洛夫选择再度漂泊的时间之伤?我想答案正在于此。洛夫历验的时间趑趄,是历史“无从选择的沉重”,是“从时间的嘴里哼出的/一首失声天涯的歌”,漂泊注定成为回家的方式:“你的家在哪里?/我默默地指向/从风景明信片中飘出的那朵云”。由此,诗人了悟:“存活/以蟪蛄的方式最为完整,痛快,有效率/微笑或悲叹,一次便是一生/时间形同炊烟/飞过篱笆便是夕阳中的浮尘”。这种“不住于相”的思考方式和欲达到的禅境,可以说是洛夫晚年诗作的一个显著特点。然而,此节的结尾意味深长,洛夫再次步入自己矛盾的怪圈:在“我一气之下把时钟拆成一堆零件”、“再狠狠踩上几脚”之后,仍听见皮肤底下及骨头里面的滴答之声。不仅时钟的滴答,而且自己的“一气”和“狠狠”,都宣告了自己走向超越的虚妄。
　　最后是致诸神。诗人一开始就反复以十句“神啊,这时你在哪里?”对神提出质问,因为在人类无论是否遭受苦难之时,神都不在场。同时,诗人又相信神无所不在,“神啊,我知道你在那里/在并不存在/却又无所不在/遥不可及而又/随手可触的/万物的/深不可测的幽微处”。上帝七日创世,但“每项工程都留有不少缺陷”;而“我”以诗笔创造的世界也能“突然在一个简单的句子里亮了起来”,“我的神通和狂妄都不输于你”。只是“我被时间日夜追缉”,这并非出于对死亡的惧怕,因为“万物之灭不过是形式的转换”,而是“我仍需要救赎”。这正是诗人致函诸神的意义,也是洛夫多次谈到的“神在我们心中”的奥义,即信仰的艰难获至与人类的谦卑之心。狂妄不仅仅是一种无知,它更带给人类无穷的厄运;而轻易认同某种理念或对象并以之为信仰,同样是一种无知与虚妄。“神啊,我需要你的救赎”,在这个价值混乱和信仰匮乏的时代,诗人的声音是一种提醒,也是一种呼唤。
　　明显的是,无论致母亲、诗人还是致时间、诸神,洛夫在对时间、生命及存在等的思索中一再落入矛盾境地,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出入之间已把自己的生命搅得一团混沌,这或许正是洛夫漂泊体验的真实生命状态。抑或,这一切本身也终成一片废墟?
　　四
　　作为全诗的最后一章,《向废墟致敬》确实意味深长。为何致敬废墟?难道这就是诗人借漂木的海上浮沉、鲑群的返家以及浮瓶书札的沉思辩证之后得出的结论?向废墟致敬,是否显示的是诗人在历炼一生漂泊体验后看破红尘、一切皆空的最终的虚无主义归结?或者,还是另有深意?
　　“我低头向自己内部的深处窥探/果然是那预期的样子/片瓦无存//只见远处一只土拔鼠踮起后脚/向一片废墟/致敬”。这里,诗中人的向内探视与向外观照取得极妙的平衡。内部深处“片瓦无存”,是推倒了一切桎梏心灵的既成价值秩序大厦后的一片废墟,也是心灵自由无拘、自在放任的状态。在这废墟之上,正可重建一个新的理想家园。然而,何以保证这新建的家园不是对人的再次奴役和新的暴政呢?也许这恰是洛夫在其诗中每每即将抵达那个“远方的梦”时一再表现出犹疑、徘徊和矛盾的由来。
　　换言之,这新的家园、那远方的梦和那心中的原乡一直是一个乌托邦想象。洛夫是真诚的,他拒绝了一切经不住时间洞穿的欺骗和自欺,而宁愿再次选择一个漂泊的行旅,毅然决然地坚持并搜寻那“远方的梦”,那“心中的原乡”。在推翻了那因袭的负重后,片瓦无存的废墟上或将就是那“梦”的诞生,甚至,“梦”与“原乡”本身即在废墟之中。这不由得让我想起鲁迅1926年在《淡淡的血痕中》对废墟与荒坟预示着新生以及猛士出于人间的坚执:
　　
　　几片废墟和几个荒坟散在地上,映以淡淡的血痕,人们都在其间咀嚼着人我的渺茫的悲苦。但是不肯吐弃,以为究竟胜于空虚,各各自称为“天之戮民”,以作咀嚼着人我的渺茫的悲苦的辩解,而且悚息着静待新的悲苦的到来。新的,这就使他们恐惧,而又渴欲相遇。
　　这都是造物主的良民,他就需要这样。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
　　
　　 废墟成为“咀嚼着人我的渺茫的悲苦”的人们“恐惧”而又渴欲“相遇”的新生的希望,因为它“究竟胜于空虚”;而叛逆的人间勇士“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如果说鲁迅的坚执中铭刻着一种空虚,那是一种“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在黑暗里沉默”且“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以及“走进无物之阵”的绝望的空虚;而在洛夫这里,其对“原乡”与“梦”的坚持也难免空虚的侵袭,但那更多的是对现实的失望,还不至达于绝望。这也可说是20世纪中国不同时空下知识分子,遭遇到的不同历史境遇和为此不得不做出现实选择所带来的不同生命情态,尽管其间也明显展示出一些相同的知识分子品格的的承传。
　　片瓦无存,“也就除掉了灵魂的栅栏”,成为“裸者”。“向裸者致敬”,也就是向生命的纯粹自由状态致敬,熙攘的人群大多都在这自由的“门”外“搜寻”,而“我找到的”也“只是石头底下一只老病的蟋蟀/和它那听不清的独白”。我们看到,诗人由对废墟犹如混沌初开的自由的敬意忽然转到对自身历史的记忆纠缠中,文本再次断裂。“我的喃喃自语言不及义,甚至/没有声音”,“许多人都被迫远离,都怕/被寂静中长出的一条毒藤缠住/他们说:我的诗在冷雨中浸泡得太久”。言而无声、毒藤、冷雨,连缀成洛夫记忆之链上一再压迫自己的梦魇,“说穿了,就像是//潜意识里孵出一窝生机勃发的豆芽”,它们在文本中大多时候被遮蔽,但总会在文本的某个地方冒出来。这正是作品存在的意义:“不是去说出、去揭示、去翻译这种语言,或是使这种语言简明易懂,而是要使那些没有出现在字里行间的文字成为可能,假如没有这些不曾写出的文字,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而批评或者说阐释的任务,就在于“把作品中的碎片、不相称的层面、异质的冲动重新关联起来”。对洛夫来说,那挥之不去的梦魇就是自己在大半生漂泊体验中经历的个人、民族和国家的沉重与创伤:
　　
　　历史中的雨天总有几尾鱼跌下来
　　遍体鳞伤,所幸刚好掉在
　　那面蛛网上
　　
　　一个虚悬的梦。蜘蛛一觉醒来
　　只闻到满屋子的鱼腥味
　　历史的碎骨头散落一地
　　
　　 那是“一段荒烟蔓草的岁月”,和着“百年的荣光,愚昧,以及伤痛”。至此,诗人又陡转诗笔,不是倾诉伤口,而承接前面的废墟而下:“离一切相,即一切法/一部新的文化史将从一撮寒灰中升起/从我们的遗忘中升起”。这是逃避、忘却历史吗?不是――“我亏欠谁的至今仍未搞清楚/但早就有了偿还的意愿”。洛夫本人作为那伤痛历史的参与者与承担者,显然体味了个体之于历史和时间的生命中难以承受的“不忘”之重,意在强调抛开因袭的负重,在灰烬和废墟中看到新生的希望。“我一无所惧地躺在时间里/真实的生命//死后才开始计时/除了虚无/肉体各个部位都可参与轮回”。诗人在这里反复表达着全诗前三章既已出现的禅意,“真实的我/隐匿在飞扬的木屑中”,“忘了羽翼”,“忘了形骸”,“忘了时间”,“我只是一间空空的房子”。
　　 与其说在废墟上重生,不如说废墟状态本身也是一种生命状态,这是洛夫行至晚年磨砺出的悲悯情怀,而不是故作姿态的潇洒和浅薄的逍遥。因为,在这悲悯情怀中,我们很快看到诗人再次穿越历史的重重幕帐,再次漂木似的穿梭于两岸之间,重审着那个“失声的年代”的大陆和那“多欲”、“贪婪”而又“满身瘀青的岛”,清醒着历史“昨天的弹孔躲在今天的标语后面”。这种揭伤疤式的往来于两岸的摆荡,不是背叛,恰恰反映的是洛夫对两岸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最后我还是选择了你/一棵瘦长的椰子树,以及/一个高高悬在月亮旁边的梦”。诗人的真诚无法拒绝那伴随自己生命成长的两岸,但二者显然又都不是“心灵的原乡”和“梦”的泊地,更不用说那异质文化的“二度流放”地温哥华。“我忍不住又要向废墟致敬/向无答案寻求答案/其实我来主要是为了感恩//感谢给我时间,给我修短合度的一生”。只有认真活过、苦痛且快乐着的人才有如此襟抱和勇气。在全诗的结尾,诗人写道:
　　
　　我来
　　主要是向时间致敬
　　它使我自觉地存在自觉地消亡
　　
　　我很满意我井里滴水不剩的现状
　　即使沦为废墟
　　也不会颠覆我那温驯的梦
　　
　　当漂泊连同时间一起放逐在时间之外,诗人也就释放了自身,存在与消亡真的只是生命的转换形式。“滴水不剩”,正如赤裸裸来到人间,再赤裸裸回归大地;混沌初开是废墟,万物归结也是废墟,只要那“远方的梦”、那“心灵的原乡”依然温暖着漂泊的行旅,依然在途中的某个地方。这就是《漂木》张扬起的人之尊严的风帆,为这个喧哗骚动的时代与世界唱响的“失声天涯的歌”。
　　
　　简政珍:《意象“离心”的向心力――论洛夫的长诗》,见洛夫《漂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4页。
　　蔡素芬:《漂泊的,天涯美学――洛夫访谈》,见洛夫《漂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33页。
　　[法]路易•阿尔都塞:《读》,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洛夫在诗剧《借问酒家何处有》中借杜甫之口说:“无奈我杜某生不逢辰,命途多舛,手触到的无非是带血的荆棘,脚踩过的无非是坎坷与泥泞,身上缠着一条大蟒蛇,你愈挣扎它把你捆得愈紧,写诗吧!写诗就是我采取的唯一报复手段。”见洛夫:《时间之伤》,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305页。
　　[美]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第46页。
　　鲁迅:《野草•墓碣文》,见《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第226-227页,第169页,第219页。
　　少君:《漂泊的奥义》,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第183页,第185页。
　　羁魂:《且听诗魔絮絮道来――洛夫笔访录》,《诗双月刊》(香港)1998年第4期。
　　向忆秋:《焦虑及反抗――洛夫诗新解》,硕士论文,2002年4月。
　　洛夫:《伟大的流浪者――鲑鱼生态小史》,见《漂木》第二章附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77-79页,第119页。
　　叶橹:《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8页。
　　鲁迅:《写在后面》,《鲁迅全集》(第一卷),2005年版,第302页。
　　[德]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洛夫:《月光房子•自序》,九歌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洛夫版《魔歌•自序》,中外文学月刊社1974年版,第4页。
　　Pierre Macherey,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8.p.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