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移民欧洲小国 穷人、小国与我的文学
时间：2019-02-05 04:30:3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黄灿然 译 若泽・萨拉马戈(Jose Saramago)，1922年生，葡萄牙作家，共产党员，获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小说《修道院纪事》、《从地面站起来》等及剧本、诗歌多种。
问：萨拉马戈先生，对于你这种地位和产量的作家来说，你很晚才出版重要小说。在你的长篇小说《从地面站起来》于1980年出版之前，你有其他零散的作品面世吗?
萨：除了1947年我年仅二十五岁时出版的第一本书――那是一部长篇小说，我现在并没有把它列入我的著作中――之外，我的文学活动开始于1966年，当年我出版了一本诗集《可能之诗》。但是到1980年，我已出版另九本书(两本诗集、两本纪实作品、两本政论、一本长篇小说、一本短篇小说集和一个剧本)。我确实在很晚才开始写作，但是如果从我第一部较重要的长篇小说算起，其实并不像你想象中那么晚。
问：你能否谈谈你作为一个作家的最初发展?
萨：青少年之间的谈话是生命中最大的乐趣之一。在我十八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在谈话中对朋友们说，我想成为一个作家。那时我所写的东西全是些感伤滥情和戏剧性的诗作，是那种年龄的青年人会写的典型诗歌。对我未来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恐怕是我很早就喜欢阅读。
问：你的重要小说，就规模、主题的丰富性、意念和联想的繁复而言，似乎把我们带回古典小说的传统。
萨：这可能过奖了，而我肯定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最佳人选，因为这未免有自以为是和自我吹嘘之嫌。不过，对我来说，小说确实与某种宽度和广度分不开，有点像一个小宇宙，它扩展并开始收集和吸纳它所遇到的所有漂游的“天体”，有时候会冲突，但最终都可以融洽。从这个观点看，就我对小说的理解和实践而言，小说应该总是倾向于“过度”。如此说来，则“过度”这个字，至少在原则上来说，是与“古典”不相容的，除非你拿出另外的事实证明：“古典”小说一般而言是“过度”的……
问：你的书都非常有趣，但也要求读者有一定的知识和好奇。
萨：我很高兴知道我的小说可令读者思索。至于我自己，我写小说的时候是想得很多的。我尽可能想得深入和清楚。如果读者不能在我同时提供的有趣叙述中发现另一些东西，我会感到失望。如果有趣本身有其价值的话，以故事作为反省的手段，这价值就会大大加强。
问：你做过各种职业，技工、技术设计员、文学和新闻记者，然后变成专业作家。这些职业对你成为作家有何影响?
萨：我不觉得我的各种职业活动对我成为作家有什么帮助。它们显然有助于我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此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有些可能辨认得出，有些就记不清楚了。谁知道呢，也许仅仅是一个小孩坐在河边望着河水流逝。那个小孩有朝一日变成作家，却不知道缘由。
问：你曾提到“叙述者的客观性是一种现代技巧”。能不能请你谈一谈这个概念，并依你自己的喜好举出一个非客观性的例子?
萨：我不会把它称为一个概念，而只是作者在认同叙述者并且往往慎重地选择自己的位置时所采取的态度的方式。我反对当今一种很流行的看法，也即认为有一个缺席的、不偏不倚的客观叙述者，把自己局限于仅仅留下一些印象而他本人不对这些印象作出反应。
问：作为小说家，你的技巧是很特别的。一方面，你显然喜欢节约：标点符号减至逗号和句号，没有破折号、冒号、分号、疑问号或感叹号。你很少使用连词“和”、“或”、“但”。另一方面，你又流露出对巴罗克结构、迂回曲折的夸张文体和奢华的对称排列的偏爱。
萨：我目前的技巧(我宁愿使用风格这个词)的所有特色似乎都来自一个基本原则，也即任何说出的都是为了被听到。我只想说，我写作时，我把自己视为一个口头叙述者，我写下的文字不仅希望被阅读，还希望被听到。不是吗，口头叙述者是不用标点符号的。他讲话就像在作曲并使用与音乐相同的元素：声音和停顿，有高有低，有长有短。我所认同的这些倾向(巴罗克结构、迂回曲折的文体和对称的排列)，我认为都是源自某种把口头论述作为音乐来接受的想法。我甚至觉得，今天口语论述中那种无组织和零散式的本质，与现代音乐中的“简约主义”表达，也许不只是巧合那么简单。
小说的模糊与宗教感
问：比较我作为一位译者紧密参与其中的三部重要小说，《修道院纪事》、《里卡尔多・雷斯死去那年》和《石筏》各自别开生面，这里有没有某种你自己认为是重要的共同点?
萨：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既然有那么多人说，可能也就有一定的道理)认为作者是最没资格对他所写的东西作出解释的人，认为促使他写作的动机是一回事，最终的结果是另一回事。而所谓的动机(作者几乎总是坚决为这些动机辩护，宣称这在他的作品中有多么重要的位置)最后都变成次要的。因为潜意识的、不可预知的、引起愉悦的东西出现了，他通过它们表达他深藏的欲望。我应在这种也许未实现的动机的领域里寻找这个共同点：试图调和两种对立――同情心与激进的怀疑主义。
问：马尔克斯曾经说过，每个作者，无论如何多产，事实上都是在写同一本书。接着他又继续说，他的书是孤独之书。你同意这种说法吗?你如何概括你自己那些书?
萨：我相信，作者们写作，非常简单地说，是因为我们不想死。因此，我会说，我们坚持写的书，无论是一部当多部或是多部当一部，都是留存之书。不用说，我们是在打一场败仗：没什么留存下来。
问：博尔赫斯给我们留下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名言，他宣称：“任何伟大或持久的书，都必须是模糊的。”我觉得你的小说中贯穿着一股模糊的强大潜流。
萨：一些著名作家的警句往往让我感到有点不是味道。脱离上下文，将它们与整体作品割裂开来，就变得有点爱争辩和吓唬人，也有点令我们自己的思想麻木起来。在一本书中，模糊如果不是缺陷，也不应被视同美德，竟然成了具有持久价值的条件。我看事情要简单得多：作
者模糊是作品模糊的成因。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模糊真的是写作这个行为本身某种固有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应该探讨其他因素，才决定一本书是不是重要的。
问：在你的小说中，都从每一个可能的角度审视性和宗教。但我想请你就你对超自然力量的兴趣、奇异、神秘的事物的兴趣，更具体地谈谈你的看法；一位批评家甚至讲到你作品中的神秘主义。
萨：超自然、奇异、神秘的事物，恰恰是我忽略的事物。有一天超自然会变成自然，奇异的会变得触手可摸，神秘的会停止存在。这个问题只存在于我与我所拥有的知识之间，而从这个角度看，我用以写作的电脑每每令我觉得吃惊，简直像来世一样高深莫测。我不是神秘主义者。如果我大谈宗教，那是因为它存在着，最重要的是，因为它制约并且仍在制约着我的道德存在。但是作为一位无神论者，我总是说我们要有一定的宗教感，才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无神论者。
关于穷人与小国的文学
问：作家和批评家欧文・豪称你是“反讽的行家”。无疑，在你的写作中，有一条强烈的讽刺脉络。我怀疑你是否真的喜欢挑衅，尤其是在涉及到政客和财阀的时候。
萨：反讽嘛，说句实话，相对于权力及其滥用，是一种很可怜的保护，无论这权力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宗教的等等。上世纪一位伟大的葡萄牙小说家埃萨・德凯罗斯曾经写道，要推翻一个制度，有一个办法，就是绕着它哈哈大笑走三圈。我不那么乐观。反讽有点像你晚上走路穿过墓场时吹口哨：我们以为我们有了那么一点儿人类的声音，拙劣地掩饰恐惧，就可以忽视死亡。反过来说也没错：如果我们连反讽的能力也没有，那我们也就失去任何抵抗能力了。
问：你的小说把我们带到很多不同的世界，我们在这些世界里遇到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真真假假的人物。你的叙述充满着君主、诗人、牧师、艺术家、音乐家、专业阶层、工人和农民。然而，归根结底，在你眼中，就像在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和俄罗斯的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作家眼中，“穷人是社会中坚”。我指的是“精神上同情穷人的人”，而不是指那些仅仅是物质上匮乏的穷人。
萨：我觉得在这点上，马尔克斯和索尔仁尼琴的态度是不同的。我甚至觉得，他们所指的是很不同的事情：马尔克斯会在他的人物中寻找原始和永恒不变的纯真；索尔仁尼琴在确立了一张无可改变的恶和罪的清单之后，则会把这种纯真归还给那些已完全失去纯真的人。至于我，我生来就是穷人而不是富人，我想做的是证明最严重的浪费不是消费产品，而是简单的人性：数以百万计的人类在历史的脚下受到践踏，数以亿计的人民除了生命本身之外，一无所有，而生命对他们又没有什么用处，可他们却饱受其他人剥削，那些聪明人、强者、有权势者。
问：看葡萄牙的时运，从强大的帝国变成一个力量渐衰和影响渐微的国家，似乎你并不那么哀叹她在政治上失去其重要性和影响力，反而是哀叹失去民族身份的危险。
萨：欧洲这个共同市场是一个拥有大大小小股东的控制公司。权力落在富国手上，小国别无选择，只能遵守和完成各项事实上是由大国决定的政策，尽管表面上是民主的。今天，是有钱说了算。“世界七大富国”最近的会议在我看来，简直下流；更加可恶的是，它竟是在一场为了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个理想而在世界各地发起的革命的纪念活动期间举行的，而这场革命现在已差不多变成可悲的笑柄。随便举一个例子吧，我国百分之七十的造林区将用于栽种尤加利树，不是因为葡萄牙人想栽种，而是因为欧共体颁布这样的法令。
问：葡萄牙在你的作品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你的国家的历史和命运、她的人民和他们的愿望，都被你热情地关注。
萨：如果我是北美人、俄罗斯人或英国人，或德国人或法国人，也许我会为我们的国富民强而感到骄傲，即使我没有从这富强之中得到任何好处或益处。作为葡萄牙人，现在为葡萄牙曾经有过的力量和影响而骄傲，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是：超民族、主权限制、各式各样的非文化。我愿望至少保留我的异议，因为，坦白地说，如果世界和欧洲对我是谁(我，葡萄牙人；我们，葡萄牙人)不感兴趣，我也不会对成为一个世界公民甚至成为一个欧洲人特别感兴趣。
问：你在发表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1988年12月)的文章《一个漂移的国家》中，有一句话特别令人印象深刻：“每种罪行都是假爱国主义之名犯下的。”这种谴责不可避免地与你公开对欧洲中心论表示不信任有关。
萨：我想这些话是不言自明的。当你以“祖国”正处于危难关头――尽管事实上受到威胁的是那些直接或间接掌权的人的个人利益――为借口，让数千或数百万人去送死，这就是假爱国主义之名犯罪。去送死的人们以为他们知道为什么，他们受骗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们指责任何试图向他们说出真相的人是不爱国的。
问：你对葡萄牙及其人民的亲切描写深深吸引了我，使我几乎要相信“小的确实是美的”!
�萨：小的不是美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它小。如果它能享受公平和快乐，那就是美的。但事实上小国不能像大国那样几乎总是雄心勃勃。一个小国，花了很大力气，也只能希望更接近于达到快乐和公平。最糟糕的是，世界上有很多小国既被剥夺了公平，又被剥夺了快乐。
世界的新文盲化危机
问：你的作品受谁的影响最大?
萨：说起来可能会有妄自尊大之嫌，不过我并不觉得我的作品受到谁的明显影响，除了可能与十七世纪的葡萄牙作家有些相似。
问：有哪些作家与你的性情和观点有相似之处?
萨：果戈理、蒙田、塞万提斯，他们全都是悲观主义者；还有帕德雷・安东尼奥・维埃拉(十七世纪葡萄牙散文家和外交家)，他实际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问：你在给英国广播公司撰写的电视节目中，曾表示很担忧现时的文化水平。你能不能详细谈谈你所看到的这种危机?
萨：我怀疑这个问题不局限于葡萄牙。世界上的文盲数目正在增加。在当今这个时代，存在着大批这样的人，他们曾接受读写教育，却因为没有继续读继续写下去，最后实际上变成大多数文盲。这种情况可能正好合乎那些超级大国的利益，无论它们在哪里，因为它们维持和扩大他们的主导地位所需的，就是依赖少数高度专业化群体的服务，后者垄断技术和资源，可以拥有一种全球性的视野，而没有全球性视野就谈不上战术，更不要说战略。
问：近年来，涌现一批很有才能的葡萄牙作家。你们的伟大诗人佩索阿的百年诞辰纪念，引起世界各地的兴趣，这也许对近年葡萄牙文学受到更大关注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国外这种突如其来的兴趣，也许还有其他理由?
萨：无可否认，佩索阿对近年葡萄牙文学在国外受注目产生了影响并将继续产生影响，但是如果想象一切都开始并结束于佩索阿，那将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佩索阿以后的葡萄牙作家已达到了因佩索阿的写作而引起的期望。换句话说，虽然没有任何葡萄牙作家追求佩索阿那种伟大，但是他们的作品在外面的世界看来，却是值得注意的。此外，一些国家的文学创作遇到某种危机，可能也与这种对边缘文学的小小发现有关：沟通工具的工作方式并不是物理学的世界所独有的。
问：我怀疑，哪怕是你自己，也会对你的小说在国外引起越来越大的兴趣感到意外。例如，你的小说《修道院纪事》很快就要被译成二十五种不同的语言了。
萨：坦白说，我不知道。有一天，我跟德国出版人交谈，我问他为什么会对一位迄今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无人知晓的作者的书发生兴趣，况且这个作者是来自一个其文学实际上被欧洲其他国家所忽略的遥远小国。他解释说，他要找一些不落俗套的小说来出版，而他觉得我的小说就是他要找的。我只能向你提供这种无论是真是假、但并不属于我的解释。
问：你最新的小说《里斯本围困史》似乎与你的其他小说同样成功。你还在写作别的什么小说么?
萨：我下一部小说的题目叫作《耶稣基督的福音》，其他就让读者去想象了。
(原载英国《诗国评论》(PN Review)第七十二期，1989年。提问者为乔瓦尼・庞蒂耶罗。中文编者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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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灿然，诗人，翻译家，现居香港。著有诗集《十年诗选》、《世界的隐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