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秦腔的‘中国气派’”略议
时间：2020-05-28 03:36:5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成军芳 司庸之
【摘 要】 延安革命时期，毛泽东曾先后提出秦腔的“中国气派”命题，在有关重要会议上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命题，提出秦腔的“中国作风”命题。命题提出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和重要意义，其思想實质和精神意旨，亦即中华文化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关键词】 延安革命时期;秦腔;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一、从秦腔的“中国气派”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再到秦腔的“中国作风”的历史逻辑
1、由毛泽东秦腔的“中国气派”命题说起
（1）命题提出。据我国文艺界的“老延安”回忆，毛主席1935年到延安后，就慢慢喜欢上了秦腔、陕北民歌和秧歌剧等。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组织戏曲专场晚会，演出秦腔传统剧《五典坡》、《二进宫》等剧目。毛泽东应邀出席观看。那种“人山人海的对戏剧过程的呼应声”，使毛泽东“备受感动”。“热烈激昂的观众情绪，也感染了”毛泽东。他对坐在身边的工会负责人毛齐华说：你看，百姓来得这么多，老年人穿着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的，男女老少把剧场挤得满满的，群众非常欢迎“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当搞，就是内容太旧了，应当有新的革命的内容。毛泽东还对挨着坐在他身后的陕甘宁边区文化救亡协会副主任、著名诗人柯仲平说，“要搞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的形式。”此时，毛泽东提出了秦腔的“中国气派”。
（2）秦腔的“中国气派”含义。秦腔的“气派”，指秦腔这种“事物所表现的气势”。毛泽东所讲秦腔的“中国气派”指：秦腔这一“中国”地方戏剧抒发“中国”人物喜怒哀乐情感和精神状态“所表现的气势”。具体言之，指秦腔剧抒发人物喜怒哀乐情感和精神状态的那样一种极具张力的表演艺术形式;而这种艺术形式之所以能够感染观众、引起共鸣，又是因为艺术的内容真实地反映了人物生活的喜怒哀乐。
（3）秦腔的“中国气派”成因。大体而言，传统秦腔剧的艺术表现特征是慷慨激扬、酣畅淋漓;有“筋骨”，“劲道”;既响遏行云，也掷地有声。这是秦人对“生命的呐喊”。也是“一个古老东方民族的精神象征”。专家学者把秦腔的这一显著特征归之于秦人所处秦地的自然生态环境 —— 黄河与黄土高原;秦岭与八百里秦川等。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养出一方戏。确实，历史上的秦人生产生活繁衍的秦地，历经和演绎了太多的沧桑、“苦难和曲折”，也就赋予了秦地秦人的韧气、骨气、豪气性格与气派，孕育出代表这种性格与气魄的地域文化，以使传统秦腔剧打上了深深的印记，彰显出艺术形式上的显著特色、气派。而秦腔新编剧亦受革命的影响很大，在传统剧的表现形式上增添了“透亮开阔的革命气派”。
（4）如何理解毛泽东所讲秦腔“要搞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的形式”？秦腔之所以为群众喜闻乐见，一是因为它把相对抽象甚或深奥的道理、说教等，以形象生动、观众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从而达到对人的认知、情感交流、精神愉悦作用和审美、教化、引领作用。有典型性代表性意义的、批判和讽刺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的秦腔传统剧《三滴血》等等。二是因为剧情内容始终如一的“底层老百姓的生命呐喊之声”和充满“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延安革命时期的新编剧《血泪仇》、《穷人恨》）等等就是。
2、由秦腔的“中国气派”命题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命题
（1）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命题提出及其内涵。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来的。关于命题的内涵，我们从毛泽东在延安革命时期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这些“整风运动的著作”中，不难得出答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指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即“中国化”。
就是毛泽东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具体而言：其一，从文风来讲。即要“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大众化”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其二，从党的工作作风来讲。一是共产党人要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得出理论性的结论，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 。二是要解决中国面临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而不是空谈。
这样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不仅指文风的中国化，更重要的指工作作风的中国化，即从中国实际出发，得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性的创造，达到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之目的。毛泽东称这种文风和作风也是党风。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2）秦腔的“中国气派”命题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命题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笔者猜想，当年毛泽东观看演出时，秦腔剧表演以及这种表演引发观众感情共鸣、欢腾的那种“中国气派的形式”、气势，可能使他难以忘怀，也可能使他从中受到启发。作为政治家、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家、宣传家的毛泽东“由此及彼”灵活运用了“中国气派”这一概念，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气派”。因为当时也有一个全党如何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重大问题。毛泽东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毛泽东批评“严重的错误”，指的就是当时在党内存在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的、对马克思主义空洞抽象的、“党八股”式的理解宣传和应用。
（3）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命题相关意义。对全党来说。其一，向“全党”提出，即这一命题是全党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全党要从理论和实践上作出回答。其二，“马克思主义”的，使这一命题具有了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意义，即哲学层面的普遍、一般意义，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遵循和行动指针。其三，中国共产党人只有自觉遵循科学的普遍性、一般性原则指导，正确处理和解决那些具有特殊性、个别性的问题、命题，实践中才能避免犯方向性和认识路线性的错误。
对文艺工作者来说。其一，革命文艺工作者在思想上要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实现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转化，紧密联系实际，创作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其二，在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一历史和理论背景下，延安整风运动后不久，毛泽东向边区秦腔剧工作者提出秦腔的“中国作风”这一命题。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作风”与秦腔的“中国作风”之间的逻辑关系——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秦腔剧创作）实践之间的关系。这一命题，也是毛泽东向秦腔剧工作者提出必须践行的命题。
3、由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命题到秦腔的“中国作风”命题
（1）秦腔的“中国作风”命题提出。1944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作了《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讲话，并在枣园窑洞会见了当时在延安文艺界享有盛誉的三位人物。他对其中的著名剧作家马健翎说：马髯公坚持文艺和群众相结合，是大众化的道路，深入根据地，连续创作和演出反映解放区新生活的《一条路》、《查路条》、《那台刘》、《好男儿》等剧目。每到一地，一演就是天亮，这很好，既是大众性的，又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此时，毛泽东讲到了秦腔的“中国作风”。
（2）秦腔的“中国作风”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笔者认为，分析上述毛泽东的讲话，再结合当时“整风运动”历史背景，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有三：
一是毛泽东对秦腔剧艺术风格，特别是对新编秦腔剧艺术风格提出的要求：艺术形式要大众化，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内容要反映解放区新生活，启迪群众新生活等。
二是对秦腔剧工作者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提出“要求”。其一，秦腔剧工作者在思想意识上要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从过去那种朴素、自发写戏演戏的思想意识，转化为积极自觉地为大众服务，为中国革命服务，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解放斗争服务的思想意识。其二，秦腔剧工作者要以具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为遵循，自觉地改革那种“内容太旧”的秦腔剧，赋予其“新的革命的内容”。其三，秦腔剧工作者要自觉地深入群众，创作出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秦腔新剧;并要深入群众宣传群众，发挥“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作用，等等。这些“要求”，延安时期的秦腔剧工作者“很好”地做到了。这就是上述的毛泽东夸赞的那段话。以当时的延安民众剧团为例：在整个八年抗战期间，（毛泽东曾给予支持关心，并用自己稿费予以资助的）该剧团走遍了边区190多个市镇乡村，演出达1475场，观众达260多万人次。尤其是马健翎创作的新剧《血泪仇》，几乎在整个边区和抗日敌后根据地形成了一个“为王仁厚（剧中遭受日寇践踏的人）报仇的运动”等等。总之，毛泽东所讲的秦腔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命题，在民众剧团的实践中，以及延安时期秦腔剧工作者的实践中，得到生动体现。
三是这不仅仅是毛泽东对秦腔剧工作者提出的要求，也是对党的一切文艺工作者提出的要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建国后《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等著作中都予以强调。
二、毛泽东提出秦腔的“中国气派”、“中國作风”命题重要意义
1、毛泽东不仅提出了秦腔的“中国气派”“中国作风”命题，他也是秦腔剧的欣赏者、支持者和秦腔剧改革的倡导者、引领者
延安革命时期，剧作家马健翎创作出方言话剧《国魂》，毛泽东观看后对作者说：这个戏写得很成功，如果把它改编为秦腔，作用就更大了，作者遵嘱之。《国魂》改编成秦腔后再演出，毛泽东观看，他和观众一起鼓掌叫好;他给作者写信，建议改剧名《国魂》为《中国魂》，作者遵照之。毛泽东在延安革命时期不仅喜欢看秦腔剧，他也“始终注重”革新秦腔剧。对于秦腔现代剧的诞生，“毛泽东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戏曲现代戏就创始于延安革命时期。新编剧以及对传统剧唱词或情节有所革新的新剧，或者对传播中国历史文化，或者对唤醒群众奋起抗争，或者对激发群众抗日救亡图存，或者对促进群众积极参与边区生产建设等，不言而喻意义重大。
2、毛泽东提出秦腔的“中国气派”、“中国作风”命题重要意义
（1）毛泽东先后提出秦腔的“中国气派”、“中国作风”命题，他又高屋建瓴地超越了秦腔这一地域文化的视角，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文化的高度，提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2）该命题也是一个中华文化的“中国气派”、“中国作风”命题，毛泽东是中华文化的“中国气派”、“中国作风”命题的积极引领者、探索者和践行者。理由如此：一是毛泽东指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文化发展的方向 ——“民族的”，指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科学的”，指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大众的”，指它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毛泽东指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中华文化发展方向。二是在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中，毛泽东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方针指明了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方向。方针体现的是一种自信、开放和宽容的文化心态，遵循的是文化发展繁荣的根本规律;方针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从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转向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三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方法论的转化和革命文艺创作及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繁荣、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对中国革命、建设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3）毛泽东在延安革命时期先后提出秦腔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命题，其思想实质和精神意旨，亦即中华文化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是中华文化区别于世界其它文化的显明标志，它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保持其民族特性和民族生命力的关键因素。中华民族有自己的民族印记，它最集中的表现为文化印记。“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等就是文化印记。
三、结语
毛泽东提出秦腔的“中国气派”命题，其精神实质是中华文化的“中国气派”命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讲道：“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给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提出的新命题和新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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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2016.11.30.
【作者简介】
成军芳（1988.5—）女，汉族，甘肃天水人，硕士研究生，中共新疆昌吉州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民族宗教理论，社会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司庸之（1955.10—）男，汉族，陕西咸阳人，大学本科学历，中共新疆昌吉州委党校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史党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