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观念是公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时间：2020-06-12 03:41:5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焦润明
因疫情对疾病史产生兴趣
《检察风云》：疾病史研究比较冷门，您当年为何会关注清末东北三省鼠疫？
焦润明：2003年，因非典疫情，我和大家一样，被封锁在家中。正好有闲暇，便着手做了一点研究工作。历史研究的目的是总结经验教训，服务于现实需要。既然出现了疫情，就有必要去看看前人是怎么应对的，我们从中能得到什么启迪。
之所以研究清末东北三省鼠疫，是因为它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鼠疫疫情，造成6万多人死亡，它对近代国民卫生习惯养成、全国性防疫法出台等，影响深远。
我们知道，甲类传染病原本只有三种，即：鼠疫、霍乱和天花。天花于1979年10月25日被宣布灭绝，目前还剩鼠疫和霍乱。鼠疫仍是对人类威胁最大的传染病之一。
人类的贪婪引发瘟疫
《检察风云》：在传统农耕时代，经常发生鼠疫，为何清末东三省鼠疫的冲击这么大？
焦润明：在20世纪，中国总共发生过三次鼠疫，其中东北两次：一次发生在1910年—1911年，一次发生在1920年—1921年;还有一次发生在山西，在1917年—1918年。
清末东三省鼠疫有特殊性，不是老鼠引发的，而是旱獭，就是一种土拨鼠。在网上，大家看它的样子很可爱，但它的身上带有多种细菌。旱獭的毛皮很值钱，在国际市场需求的推动下，俄商、华商招募山东、河北等地民工，去俄国境内捕猎。旱獭生病后，同伴会将它轰出洞，这时它的叫声会改变，皮毛也不光滑了，有经验的老猎手不会抓捕它。但普通民工缺乏经验，不仅猎取有病旱獭的皮毛，还吃它的肉，导致本来在旱獭间传播的鼠疫，变成人传人。
1910年9月，俄国当局发现，华工群体中出现了传染病，便将他们驱逐出境，迫其从满洲里回到中国。当年清政府的海关官员缺乏防疫意识，未做任何检测，便放行了。在满洲里，华工合住在当成小旅馆的地窨子中，已出现死亡事件，却未引起地方官员警觉。同住华工感到恐慌，纷纷涌向当时黑龙江省的省会齐齐哈尔，再从此地涌向当时属吉林省的哈尔滨。
于是当年在哈尔滨，疫情暴发。当时哈尔滨分俄界、华界，华界在傅家甸，居民2万多人，近6000人病死。直到疫情大规模蔓延，当地官员才从麻木中惊醒，向清廷请示。清廷派著名外交官施肇基前往解决。施肇基很有国际视野，在他推荐下，陆军医学堂帮办伍连德出任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伍连德生于马来西亚，是首位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的华人，1906年回到祖国。
用断然隔离扭转局面
《检察风云》：当年伍连德到哈尔滨时，疫情已很严重，为何能迅速扑灭鼠疫？
焦润明：伍连德到哈尔滨的时间是1910年12月24日，此时疫情已很严重，部分患者进入关内，向河北、山东等地传播。在当时，东三省的铁路系统比较发达，现代交通工具加快了鼠疫传播速度。此外，正赶上年底，许多民工返乡，准备回家过春节，增加了防控难度。伍连德一到哈尔滨，立刻对患者尸体进行了解剖分析，發现此病可以人传人，并分离出相关的病菌，建议实施断然的隔离措施。
清廷采纳了伍连德的建议，推出系列举措：首先，成立了专业、统一的防疫机构;其次，铁路停运。当时从东三省入关的铁路有三条，一条归清政府所有，另两条分别由俄国、日本掌控，要停运，必须先谈判，好在很快达成共识;其三，立法。在疫情期间，出台地方防疫法律、法规、命令等多达百余件;其四，封锁道路;其五，将患者、疑似患者隔离;其六，防疫人员全部佩戴“伍式口罩”。虽然口罩早就被发明出来，但医用口罩制作成本较高，经伍连德改良，既廉价又实用;其七，通过大量宣传，提高民众的防疫意识。
从历史看，要减少传染病的伤害，就应早发现、早控制，一旦错过黄金干预期，必然付出惨重代价。在清末东北三省鼠疫中，由于基层官员防疫意识差，清政府的控制不算成功，为此罢免了多名高官。
敢逃跑就开枪
《检察风云》：这次疫情对后来的影响如何？
焦润明：影响非常大。疫情结束后，1911年4月3日，清政府在奉天（今辽宁省沈阳市）召开了万国鼠疫大会，共11国参加，当时世界顶尖专家基本都来了。在他们的建议下，一方面，清末民初出现了防疫法规建设高潮，1916年，中国终于出台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防疫法规”。另一方面，改变了中国国民的卫生习惯。
比如，此前病死者的房屋会被烧掉，生活用品也会被烧掉，在专家们的建议下，人们明白了，只要消毒即可，不用全部烧毁。再如，此前人们没有戴口罩的习惯，在疫情期间，两名清廷防疫高官拒绝戴口罩，结果染病而死。当时东北有个习俗，即：死后不能立刻下葬，需停灵数日，等待亲戚、朋友前来悼念。这让病毒有了扩大传播的机会，在有的村中，村民竟全部受传染，最终病死。
总之，这次大疫提高了人们的公共卫生观念。
在疫情期间，如实提交自己信息是国民的责任，瞒报信息、不守规矩，是极端利己的自私行为，是缺乏国民观念的体现。
《检察风云》：当时大疫期间，临时出台了上百条法律、法规和命令，产生了怎样的作用？
焦润明：有利于隔离工作的开展。当时医疗条件有限，患者一旦被隔离，很难得到有效治疗，从结果看，90%的被隔离者死亡，其中不少人是冻饿而死。当时很多患者觉得，一旦被隔离，就等于死，那么不如死在家中。所以法律规定，对于拒绝被隔离的人，或已隔离却逃走的人，可以当场枪决。这确实比较极端，但没有严格的法律做保障，后果不堪设想。
从实际案例看，依然出现了很多“毒王”。比如一刘姓女子，患病后回到家，使丈夫和儿子被传染而死。她又逃回娘家，使父亲、弟弟被传染而死。她又逃到亲戚家，导致亲戚、邻里死亡，可她本人却活了下来。她早就知道自己患病了，却不断和他人接触，结果害了很多人……
瞒报信息是极端自私
《检察风云》：当年有“毒王”，在这次疫情中，依然出现了“毒王”式人物，一百多年过去了，为什么还不能杜绝这种现象？
焦润明：通过疫情，可以看出一个国家近代化的程度，包括国家认同感如何、彼此间怎样合作、国际社会怎么看等。医疗史又称“疫病灾害社会学”，我个人更倾向于后一种说法，我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防疫知识变成常识，成为百姓的意识。我个人认为，在今天，防疫观念是国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公德观。在此次疫情中，依然出现了少数“毒王”式的人物，说明他们无知、缺乏公共意识。这就要加强教育和宣传，让人们更多了解疫情，自觉按照公德观的要求去做。
《检察风云》：从历史上看，对于疫情期间隐瞒信息者，应该怎么办？
焦润明：隐瞒信息是违反法律的，在疫情期间，如实提交自己的信息是国民的责任。作为国民，总应该有些担当。瞒报信息、不守规矩，是极端利己的自私行为，是缺乏国民观念的体现。
目前患者的治疗费用是国家承担的，但对于隐瞒者，我认为应该由个人承担相关费用……
从历史的经验看，在防疫期间，各地区可以制定相关的法律，对违反法律、侵害公共利益的人，应该给予处罚。
采写：唐山
编辑：黄灵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