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走向世界：关于1960—1970年代,“赤脚医生”经验推广的历史考察

刘宇豪

[摘  要]“赤脚医生”是指农村不脱产的医疗卫生人员。1968年9月10日，《红旗》杂志发表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随后《人民日报》转载全文，由此揭开了“赤脚医生”传播的序幕。调查报告发表后，上海市通过会议传达、新闻报道等形式，推广川沙县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经验与做法;中央向全国推广江镇公社的赤脚医生工作的经验，推动医学教育的改革。江镇公社的经验还一度走出国门。本文利用档案馆档案、地方志等文字史料，对江镇公社的“赤脚医生”经验推广进行个案研究，试图为“赤脚医生”研究提供新视角。

[关键词]“赤脚医生”;经验推广;江镇公社

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实际问题，城市医疗队多次下乡开展巡回医疗，为农民送医送药。巡回医疗虽然部分缓解了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但城乡之间的医疗卫生差距仍令党和政府不甚满意。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同身边医务人员的谈话中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1]。这就是对农村卫生工作产生巨大影响的“六二六”指示。“六二六指示”发出后，上海有计划地派遣卫生技术人员，以医疗队、卫生工作队、“留种”等形式加强农村卫生建设。1965年12月，川沙县卫生局开办“半农半医卫生学校”，第一期利用冬季农闲，培训4个月，至1966年4月结束，共培训384人。川沙县江镇公社组织大队半农半医的卫生人员集中学习3个多月，第一批学员共27人，由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驻江镇医疗小分队指导保健员学习和运用初步的医疗技术。据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王桂珍回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上面要求每个大队都要选一名保健员，给农民看病，当时还不叫‘赤脚医生，叫‘保健员。”[2]

“赤脚医生”作为专门代指农村半农半医的基层卫生人员的称谓，产生于1960年代中期。1965年7月5日，《解放日报》首次在媒体层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称呼。[3]1967年12月，川沙县文教卫生组在所发文件中首次称半农半医保健员为“赤脚医生”。[4]至于为何用“赤脚”来形容这些亦农亦医的农村卫生人员，时任江镇公社卫生院医生，负责培训江镇公社第一批“赤脚医生”的黄钰祥说：“在农民中间自行叫起来的。因为我们南方的农村都是水田，种水稻的，赤脚下水田，穿着鞋是不行的了。所以赤脚就是参加劳动的意思。这个名字是这样来的。”[5]

一、《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使“赤脚医生”一词从江镇公社走向大江南北

虽然早在1965年，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媒体上就出现了“赤脚医生”一词。但在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一文之前，上海地方媒体《解放日报》《文汇报》上并没有江镇“赤脚医生”的相关报道。

為了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增强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结合的主动性，1968年8月至9月，上海市先后向中央报送《上海市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三篇文章，打算在《红旗》杂志发表。这三篇文章意在强调改革现有的教育制度，促进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结合。1968年9月3日，上海市将《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教育、文艺之外，卫生系统的革命也是一大问题。可否登下期《红旗》？”毛泽东批复“照办”。[6]

调查报告中写道：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有一名从城市里来的医专毕业生，把训练“赤脚医生”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编写了大量的简易农村医疗卫生教材，介绍了一些优秀的农村通俗医务书籍，组织“赤脚医生”进行广泛的“兵教兵”活动，着重培养他们的自学能力，使他们在实践中迅速入门。在这段文字后面，毛泽东加写了“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后来这段话作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主席批示，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

调查报告中提到另一位死读书的医专毕业生，毛泽东在后面加写道：“对这些人应当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获得改造。”调查报告在对江镇公社卫生院两位年龄差不多而经历不同的医生进行对比后指出：“这个鲜明的对比，暴露了旧医学教育制度严重脱离政治、脱离实践的弊病，显示出‘赤脚医生这支新型医疗卫生队伍发展的巨大生命力。”在“旧医学教育制度”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整个教育制度”几个字。[7]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将江镇公社的“赤脚医生”经验作为解决农村缺医少药问题的一个途径，同时也将其作为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典范予以推广，成为1968年12月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一个先声。

1968年9月10日，在《红旗》的送审报告中写道：“送上第三期《红旗》杂志见报目录，请审批。评论员文章如不适用，请勾去。‘赤脚医生一文中有一段主席重要文字，拟用粗体，附上一并请批。”毛泽东在送审报告上批示“照发”。[8]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全文转载了该文章。闻名全国的《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就这样问世了。从此，“赤脚医生”的称呼从江镇公社走向大江南北。

二、上海市对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经验的推广

《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及毛泽东对其的批示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进行了全文播报。文章发表后，川沙县和江镇公社立即举办了庆祝活动。江镇公社连夜召开了大会和各种座谈会。王桂珍回忆说：“这一次毛主席表扬了我们川沙江镇公社的赤脚医生，这下全国都知道了。在我们川沙县城，在我们江镇，都敲锣打鼓地进行庆祝。”[9]

调查报告发表后，上海市有关方面通过会议、新闻报道、文艺作品等形式，推广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经验与做法。1968年9月17日，上海市革委会郊区组、教卫组在川沙县江镇公社召开经验交流现场会，江镇公社“赤脚医生”代表与卫生院医生黄钰祥出席会议。会议学习了毛泽东的指示，交流走“赤脚医生”道路、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的经验。[10]上海地方媒体《解放日报》在1968年9月推出了“赤脚医生专栏”，宣传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事迹，学习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文汇报》也在《人民日报》转载调查报告后连续发表有关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文章。据统计，1968年9月，《解放日报》《文汇报》刊发有关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报道共十余篇。江镇公社革委会、江镇公社卫生院革委会和江镇公社的“赤脚医生”也在《文汇报》等媒体发表文章，表示坚决走“赤脚医生”道路。上海市电影系统赴川沙县江镇公社大沟大队体验生活，收集素材，写出了电影文学剧本《赤脚医生》，歌颂了“赤脚医生”防病治病，为祖国创造新医学、新药学的事迹。[11]

1968年底，各级媒体响应中央号召，集中力量宣传知识分子要与工农兵相结合。基于中央的号召，宣传部门初期对江镇公社的报道也以宣传当地“赤脚医生”工作中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结合的相关情况为主。这一时期，江镇公社卫生院医生黄钰祥作为知识分子坚决走与工农兵相结合道路的典范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范例，成为广大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黄钰祥同志的事例，充分证明了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知识分子，是可以进行再教育的，他们的世界观是可以逐步转变的;江镇公社卫生院这个医生的事例表明，知识分子要为工农兵服务，首先必须有工农兵的思想感情。”[12]

上海市各行各业掀起了向江镇公社“赤脚医生”学习的高潮。在医疗领域，城市地段医院医务人员被要求向“赤脚医生”学习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例如上海市黄浦区牯岭街道地段医院组织医务人员下工厂、下商店、下里弄，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为工农兵服务。[13]城市大医院试行“三三轮换制”：徐汇区中心医院把全院230多个医护人员分成三部分，一部分下农村，一部分下工厂，一部分留医院，定期轮换。[14]为了加速公社卫生院的建设，充实卫生院的政治骨干力量，逐步改变卫生队伍的成分，上海市卫生局革委会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吸收400名“赤脚医生”，在接受一年的培训之后进入卫生院工作，加强卫生院的力量。[15]医药工业提出必须面向农村，药品生产要满足农村的实际需要，为贫下中农服务;开门搞生产，急工农兵所急。[16]同时，上海教育领域也仿照“赤脚医生”的经验，推出“赤脚老师”上讲台。上海市上海县纪王公社、嘉定县徐行公社联群大队组成“贫下中农讲师团”，参加“讲师团”的“赤脚老师”包括老贫农和基层干部、活學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大队会计、“赤脚医生”、电工、复员军人和民兵干部等。[17]与郊区农村的“赤脚医生”模式相类似，上海工厂的“红医班”也发展起来。上海许多区、局、工厂，都积极开展了培训工人医生的工作。徐汇区所属的200多家工厂，平均每个工厂有2到4个工人医生，最多的一个厂有13个工人医生。[18]此外，仿照“赤脚医生”模式，上海黄浦区牯岭街道珊家园里委会培养了一批“里弄医生”，建立了里弄卫生站，为里弄的市民防病治病。[19]

医学教育要面向农村，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事迹成为医学院师生学习的榜样。上海中医学院引导学生向“赤脚医生”学习，走“赤脚医生”的道路。他们安排师生轮流下到大队，由“赤脚医生”带教，让师生在共同工作中向“赤脚医生”学习。上海中医学院江镇教学点用“赤脚医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事迹教育师生，组织师生围绕“要不要向赤脚医生学习？”“向赤脚医生学习什么？”等问题展开讨论。[20]从1969年开始，江镇公社“赤脚医生”担任了市县医院的医训班和上海中医学院的部分教学工作。[21]上海第二医学院试办了“社来社去”大学班，招收选拔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200名“赤脚医生”入学，教学基地设在公社卫生院或大队。政治课主要聘请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担任教师，专业课由公社卫生院、“赤脚医生”、二医医教队等共同组成。[22]

上海其他行业也各尽所能地支援农村卫生和“赤脚医生”工作。医疗器械行业专门生产了适合农村使用的医疗器械。上海市医疗器械工业公司举办的医疗器械新品展览会上展出了不少适合农村使用的医疗器械，如供卫生院及大队卫生室存放疫苗、急救药物、生化试剂用的化学冰箱;供农村巡回医疗，可放93种、124件器械的五官科手术器械箱;治疗农村妇女子宫炎的超小型妇科电熨器等。[23]为了降低药品价格，上海市长征制药厂改进了药品的生产和包装，使治疗乙型脑炎的药品成本由原来的每瓶一元四角降低到每瓶八角。[24]上海市图书馆图书流动车坚持送书下乡，尽量满足“赤脚医生”的需要。[25]上海人民出版社采取多种多样的出版形式，广泛宣传、大力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为“赤脚医生”提供医疗业务知识的“赤脚医生丛书”等图书。出版社同时组织出版了“赤脚医生”自己编写的农村防治工作经验体会的有关图书。[26]上海中医学院成立了《“赤脚医生”临床手册》编写小组，编写了简明扼要地解决实际问题的中西医结合的各科临床手册。[27]1974年，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编印了8期《赤脚医生防病治病经验交流》刊物，1975年，更名为《上海赤脚医生杂志》，为上海当地的“赤脚医生”提供了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28]江镇公社的“赤脚医生”经常在该刊发表文章，介绍本公社防病治病、管理合作医疗、大搞中草药运动的经验与做法。江镇公社卫生院医生连续多期负责该刊物的《草药详解》栏目，介绍农村中常用中草药的识别与应用方法。

江镇公社的经验在得到毛泽东肯定之后，上海郊区农村“赤脚医生”队伍得到了大发展。1976年，上海全郊区已有9000多名“赤脚医生”，平均每个大队3至4名[29]，初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农村医疗卫生网。

三、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经验在全国推广

1968年9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单行本，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继调查报告后，《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进行了多次集中报道，例如《我伲贫下中农最爱“赤脚医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记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医生黄钰祥》《一辈子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等，对江镇公社“赤脚医生”中的优秀代表进行了宣传。

在调查报告刊发后，全国各地开始学习江镇公社的经验，大力培养“赤脚医生”。江苏省启东县卫生系统在江镇公社调查报告发表后，立即展开热烈的學习讨论，及时组织县、区、公社医疗卫生单位负责人前往川沙江镇学习经验。1968年12月8日，启东县革委会发出《关于大力培养“赤脚医生”的意见》。[30]1969年4月25日，萍乡市革命委员会下达了关于贯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江西省军区《关于大力培训赤脚医生的决定》，计划要求培训“赤脚医生”5850人，工人医生150人，合计6000人，达到每个大队有7名亦农亦医的“赤脚医生”（其中女医生占50%）。[31]1970年代，全国农村不脱产的医疗卫生人员数量达到顶峰，最多时全国共有“赤脚医生”180万，卫生员350万，接生员70多万。

江镇公社经验还成为了当时全国医学教育改革的依据。1957年9月，卫生部召开高等医学院党员院长座谈会，会议确定我国高等医学教育的学制：医学专业为五年，少数是六年。中国首都医科大学定为八年制。医学专科院校为三年制。[32]《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提出：医学教育一定要无产阶级挂帅，学生应该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进行学习。医学院校的招生对象主要应是“赤脚医生”和卫生员，同时学制应该缩短;“赤脚医生”中除了一部分进入学校学习外，绝大部分都应当坚持扎根农村，可以采用卫生院医生和“赤脚医生”上下定期对调的办法，加以提高。[33]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和江镇公社的经验，医学高等学校1970年开始试点招生，1971年正式招收二年制（药学）和三年制（医学）的工农兵学员。医学院校提出开门办学，培养“社来社去”的“赤脚医生”成为其重要任务。在教学方法上，教师与学生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教学方式则是结合防病治病过程中所见的病种，见到什么教什么，“以病为纲，一条龙教学”的教育方法。[34]

此外，江镇公社卫生院通过编写《赤脚医生教材》，将江镇公社“赤脚医生”为社员防病治病的经验传到了每位“赤脚医生”手中。这本教材以黄钰祥的讲义为蓝本，他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李明奎、陈建国赴京编写了这本教材。1970年6月，《“赤脚医生”培训教材》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据黄钰祥回忆：“一下子印出50万册，拿到市场上去一抢而空了。没有多久50万册卖完了，后来又数次加印，最后一共印了118万册。”[35]这本教材成为风靡全国的畅销书，各地的“赤脚医生”几乎人手一册，对“赤脚医生”的工作很有帮助。

江镇公社大沟大队的王桂珍作为“赤脚医生”的典型，获得崇高的荣誉——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69年10月1日，王桂珍参加国庆节观礼。她回忆说：“我离毛主席只有一张方桌的距离。我还见到了邓颖超邓大姐，她还问了我好多关于农村和赤脚医生的事情。”1975年，经周恩来批示，王桂珍成为卫生部“三三制”干部（4个月在北京，4个月在川沙，4个月在大沟），作为基层选拔上来的干部，成为了卫生部防治局副局长，党委核心小组成员，负责农村的防病治病工作。[36]1975年9月，歌颂“赤脚医生”的电影《春苗》上映，主人公田春苗的原型就是王桂珍。

1976年6月15—23日，国家卫生部在江镇公社召开全国“赤脚医生”工作会议，会议由卫生部部长主持。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赤脚医生”、卫生员、接生员、计划生育宣传员和合作医疗的代表共264人，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卫生部门、计划生育部门和医疗器械生产管理部门的代表128人，解放军卫生部门代表33人，国务院有关部门代表19人，新闻单位30人，卫生部直属单位代表34人，共508人。会议期间有11个单位和个人在大会上介绍和交流“赤脚医生”及合作医疗的经验。王桂珍、黄钰祥先后在大会上发言。[37]这次会议后，川沙县唐镇公社提出组织到江镇公社参观学习，表示要积极响应川沙县委提出的“赤脚医生要向王桂珍同志学习，医务人员要向黄钰祥同志学习，各社镇要向江镇学习”的号召。[38]

江镇地区在农村培养“赤脚医生”的经验，引起国内外卫生组织、医务界人士及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1968—1979年，到江镇公社参观考察合作医疗制度的有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有关人士75800人次。[39]“当时到我们江镇来参观学习的人好多，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来。我们江镇还成立了一个接待小组，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有的时候1000个人，有的时候2000个人。他们来参观我们的‘赤脚医生医务室，有的还看我是怎么给贫下中农治病的，还看我们种的草药。”[40]

四、江镇公社“赤脚医生”走向国际

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经验不仅享誉全国，而且走向世界，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农村医疗问题的典范。1968—1979年，东南亚、非洲、欧洲、美洲等23个国家的代表团、知名人士283人次参观江镇公社，考察江镇公社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的情况。来访外宾反映：“你们的工作是做得最好的，有较好的合作医疗制度，保证了人人都能受到很好的医疗，希望是有的。”[41]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对江镇公社“赤脚医生”典型的宣传重点从号召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推动医学教育革命转移到以“赤脚医生”为班底建设新型农村医疗卫生队伍上。国家将江镇公社的经验作为新中国农村医疗卫生的创新之举推向国际，尤其是推向其他发展中国家，使江镇公社的“赤脚医生”成为了塑造我国国际形象，增强我国国际影响力的手段之一。在这种背景下，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登上国际舞台，成为发展中国家建设农村医疗卫生队伍的典范。

1973年5月，第二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在日内瓦召开，在分组讨论中，中国副代表就中国的农村卫生工作和“赤脚医生”的训练与工作做了发言。1974年5月，第二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黄家驷“介绍了中国进行农村卫生建设的情况，包括‘赤脚医生这种新型卫生队伍和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以及如何组织城市医药卫生人员下农村等。他说，面向工农群众，为大多数人服务，是中国卫生工作的根本方向”[42]。王桂珍在大会上进行了两次发言，介绍了中国“赤脚医生”是如何培训的、如何给病人看病的等。发言结束之后，与会代表向王桂珍提问，王桂珍根据实际很好地進行了回答。“外国人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代表们纷纷过来跟我握手，都说中国‘赤脚医生好，要学习中国，走‘赤脚医生的道路。”[43]1976年9月，江镇公社卫生院医生黄钰祥和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的覃祥官作为中国农村医生代表，被派往菲律宾出席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委员会第27届会议，交流农村卫生工作经验，他们就分别怎样培养“赤脚医生”和怎样开展合作医疗问题进行了大会发言。江镇的“赤脚医生”通过参加国际会议，提高了知名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手册》翻译成50多种文字，面向全世界发行，在国际社会上引发了不小的“赤脚医生热”。

此外，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几位学者拍摄了时长52分钟的纪录片《The Barefoot Doctors》（《赤脚医生》），介绍“赤脚医生”如何就地取材，利用“一根针、一把草”治疗疾病。这个纪录片播出后在国际上亦引起了巨大反响。

五、结语

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经验的推广，是一个自上而下、自内向外的过程。各级文件、会议传达、参观学习、媒体宣传、文艺作品等，将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典型人物、典型做法，传递给各级医疗卫生管理部门、医院，传递到街巷里弄、公社厂矿。在经验推广的过程中，很多部门或单位，对江镇公社的“赤脚医生”工作提供人力或者物力上的支持，为江镇公社开展工作提供了保障。正向宣传和外部支持使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工作步上良性发展的轨道。江镇公社的经验走向国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中国在农村医药卫生上的“中国智慧”。

“赤脚医生”制度是我国1960—1980年代农村医疗卫生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的出现和发展，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的医疗卫生状况，使我国的卫生防疫体系第一次深入到农村最基层，保护了广大农民的身体健康，进而保证了农业劳动力的稳定。“赤脚医生”不脱离农业生产，在生产队拿工分，农村留得住，农民养得起。在那个生产力不发达、科技水平不高的年代，“赤脚医生”是一种最经济、最实用的解决农村缺医少药问题的途径。很长时间内，它为广大农民带来了基本的医疗服务。

没有全民的健康，就没有全面的小康。[44]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把医疗卫生精准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着力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实现人民群众“病有所医”。[45]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医疗领域有可能也有必要借鉴“赤脚医生”的历史经验。他们大多数一直生活在本村，他们对村民的身体情况最了解;村民对他们有信任感，因此容易形成良好的医患关系。这对如何更好地落实家庭医生制度、推动医患关系和谐发展具有借鉴意义。此外，新冠肺炎疫情考验着世界各国的公共卫生体系，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的经验，尤其是在基层防控过程中的经验，值得各国借鉴。“赤脚医生”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进行医疗卫生知识普及、负责爱国卫生运动、普及健康知识。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仍然活跃着当年的“赤脚医生”的身影，他们为农村的基层卫生防疫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赤脚医生”一词虽然已逐渐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中，但他们，尤其是上海江镇公社的历史经验，对当前健康中国建设仍然具有其独特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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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助教

责任编辑：刘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