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说三国

陈文新

【英雄气长，儿女情短】

明末雄飞馆主人曾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合刻，总名为《英雄谱》。这两部名著确实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英雄气长，儿女情短”。

《三国志演义》的“英雄气长，儿女情短”，明显地表现在对貂蝉和江东二乔的处理上。

貂蝉是《三国志演义》中的第一号美女。这个人物如果是在唐人传奇里，或是在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中，不知要衍生出多少浪漫旖旎的恋爱故事。但《三国志演义》写貂蝉，却仅仅着眼于她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所起的作用。

那天，王允想到董卓白昼杀人的残忍场面，坐立不安。至夜深月明，策杖步入后园，仰天垂泪。忽然听见牡丹亭畔有人长吁短叹，一看，原来是府中歌妓貂蝉。王允喝问：深夜于此长叹，你这贱人莫非有私情么？貂蝉跪下道：妾安敢有私情！妾蒙大人恩养，正想报答大人。近日見大人两眉愁锁，必有国家大事，又不敢问。今晚又见大人行坐不安，因此长叹。没想到被大人听见。如有用妾之处，万死不辞！就这样，貂蝉主动介入了王允布下的“连环计”中。她周旋于董卓与吕布之间，最终使两人矛盾激化，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

只是，一旦离开了政治，《三国志演义》就不把貂蝉这位美女当回事了。“连环计”中的貂蝉是备受重视的，因为这与政治搏杀相关，但貂蝉的最终结局如何，罗贯中没有提到。也许在他看来，一个小女子不值得关注，她使吕布杀了董卓，就已经完成了使命。

但清初那个既是读者又是评改者的毛宗岗，却密切关注着貂蝉的下落。第十二回，濮阳之战，吕布败于曹操，引军奔定陶而去。“陈宫急开东门，保护吕布老小出城。”毛宗岗在旁边批了一句：“不知此时貂蝉安在？”第二十回，曹操平定徐州，“将吕布妻女载回许都”，毛宗岗又不无牵挂地在这里加了一句评语：“未识貂蝉亦在其中否？自此之后，不复知貂蝉下落矣。”

江东二乔是历史上著名的“国色”，加上这对姐妹花分别嫁给孙策和周瑜两位英杰，她们的故事更多了一层英雄美人的色彩，连北宋的苏轼也在“大江东去”那首词中向慕不已地写道：“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只是，在《三国志演义》中，作者压根儿就不关心二乔，甚至懒得让她们露面，而只是把她们当做政治家运筹帷幄的道具来用。

唐代诗人杜牧曾在《赤壁》诗里调侃过一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那本是开玩笑的话，是说如果运气不好，没有东风相助，周瑜就会吃败仗，连二乔也会成为曹操的囊中物。《三国志演义》从这里找到灵感，把“雄姿英发”的周瑜写得猥琐不堪，以矮化周瑜的方式矮化了二乔。

细心的读者可能注意到了，《三国志演义》中有两个周瑜。一个周瑜是风度翩然的江东才俊。他“姿质风流，仪容秀丽”，有非凡的气度和才华，这是历史上那个周瑜的写照；
而面对诸葛亮时心胸狭小、以窝里斗为能事的周瑜，则来自民间艺术家的创造。《三国志演义》对第一个周瑜虽然也花了些笔墨，但第二个周瑜才真是写得浓墨重彩。让小乔嫁给第二个周瑜，是对二乔的调侃，也表明了《三国志演义》对儿女之情的怠慢。

《三国志演义》还写了一个丑女，那便是诸葛亮的妻子黄氏。小说写她“貌甚陋”，却有奇才：上通天文，下察地理；
凡韬略遁甲之书，无所不晓。又十分贤惠，对诸葛亮多有帮助。诸葛亮死后，她不久也去世了。正所谓“天下奇人，必有奇配”。刻意以一个丑女来配“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也见出《三国志演义》对儿女之情的不屑。

《三国志演义》何以会“英雄气长，儿女情短”？这与历史演义的审美取向有关。

钱锺书《管锥编》第二册“妙画当良医”谈到过历史著作的写法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南史·刘瑱传》记鄱阳王被处死刑后，他的妃子刘氏因悲伤得病，缠绵病榻，刘氏的兄长刘瑱于是请陈郡殷蒨画了一幅画，将鄱阳王生前与其所宠亲昵备至、“如欲偶寝”的情状画得生动如见，刘氏见了画中情景，怒骂道：“这老家伙死得太晚了！”从此悲伤之情逐渐减弱，病也好了。

钱氏就这一事例分析道：“《南史》刘瑱传未及其他；
此事虽资谈助，然单凭以立传入国史，似太便宜若人。《晋书》出于官修，多采小说；
《南史》《北史》为一家之言，于南、北朝断代诸《书》所补益者，亦每属没正经、无关系之闲事琐语，其有乖史法在此，而词人喜渔猎李延寿二《史》，又缘于此也。”确实，在正史中，叙述主体是“天下”“国家”，是建功立业，细腻的情感活动和琐碎的家长里短是不应形诸笔墨的；
而《三国志演义》虽然不是历史著作，却是一部历史演义，在题材选择上仍与历史著作有其相近之处。在这样一部写“伟大人物创造伟大事业”的著作中，历史英雄才是主角，“儿女”除非也去干英雄的事业，否则就不会有重要位置。

【君子之仕行其义也】

西汉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在记叙了以身殉志的伯夷受挫遭难的事迹后，感叹道：“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余甚惑焉，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北宋程颐、程颢《二程遗书》中有杨遵道笔录的关于程颐的一段话：“先生每读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败，然后却看。有不合处，又更精思。其间多有幸而成，不幸而败。今人只见成者便以为是，败者便以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败者煞有是底。”

无论是司马迁还是程颐，他们所关注的，都是这样一种社会生活情形：一个代表了正义事业的人可能并没有美满的结局。这种现象，孔子称之为“天命”。但孔子虽然承认天命，却并不认为应该顺从天命。在他看来，人的伟大不在于能够支配天命，而在于他可以为了信念而矢志不渝地与天命抗争，即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和“尽人事而听天命”。

《三国志演义》在诸葛亮出山之初就一再表明天命的不可逆转。刘备一顾草庐，遇到诸葛亮的朋友崔州平，两人有过一段对话，不宜草草看过。刘备说：“方今天下大乱，四方云扰，欲见孔明，求安邦定国之策耳。”崔州平笑道：“公以定乱为主，虽是仁心，但自古以来，治乱无常。自高祖斩蛇起义，诛无道秦，是由乱而入治也；
至哀、平之世两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又由治而入乱；
光武中兴，重整基业，复由乱而入治；
至今两百年，民安已久，故干戈又复四起：此正由治入乱之时，未可猝定也。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徙费心力耳。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
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

崔州平的话，概括起来，无非是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三国志演义》还用种种征兆来表明“天数”的不可挽回。诸葛亮养兵三年，准备第六次北伐。太史谯周向后主奏道：“臣今职掌司天台，但有祸福，不可不奏。近群鸟数万，自南飞来，投于汉水而死，此不祥之兆；
臣又观天象，见奎星躔于太白之分，盛气在北，不利伐魏；
又成都人民，皆闻柏树夜哭：有此数般灾异，丞相只宜谨守，不可妄动。”而诸葛亮的回答是：“吾受先帝托孤之重，当竭力讨贼，岂可以虚妄之灾氛，而废国家大事耶！”置天象于不顾，偏要与天命抗争，这是诸葛亮的卓越之处。

刘备去世后，蜀汉的事业无可挽回地走上了衰败之路。蜀汉士气低落，人心涣散，只有不断向曹魏展开攻势，才能维系人心士气，不致彻底瓦解；
而這种攻势，事实上改变不了战略上的被动局面，不过是以局部的小胜延缓衰败的速度。然而，尽管时运不济，诸葛亮依然百折不挠地支撑着蜀汉。

大举北伐之前，诸葛亮给后主刘禅上了一道《出师表》，我们一般称为《前出师表》。《三国志演义》收有一篇《仇国论》，可与《出师表》对照着看。《仇国论》是蜀汉中散大夫谯周写给准备伐魏的姜维的。他劝告姜维应该审时度势，不宜轻举妄动。从最终的结果看，谯周的告诫不无先见之明。但正如毛宗岗所说：谯周《仇国论》，不过以成败利钝为言罢了。他不作于武候伐魏之时，而作于姜维伐魏之时，是因为武侯“非所逆睹”一语，已足以破之。假如人人都明哲保身，谁来竭尽愚忠？假如人人都尽知天数，谁来尽力人事？故后世有报国之志的人，愿读《出师表》，而不愿读《仇国论》。南宋陆游《书愤》诗写得好：“《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三国志演义》第97回“讨魏国武侯再上表”收录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或疑为伪作。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确与诸葛亮人品相符。诸葛亮的智慧，诸葛亮的名士风度，因为与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伟大人格结合，才具有千古之下犹令人敬慕的魅力。

清人徐鼒《小腆纪年》记载过这么一件事：李定国起先与孙可望同为叛贼，有蜀人金公趾在李定国军中，多次讲述《三国志演义》，斥孙可望为曹操，而期许李定国做诸葛亮那样的人。李定国大为感动，说：“诸葛我不敢期望，但关羽、张飞、姜维，还是可以自勉的。”遂与孙可望分道扬镳。后来努力报国，殉身缅甸，为有明三百年来忠臣义士之殿。徐鼒因此感慨道：如果不是金公趾以诸葛亮等人的精神来感动他，怎么会有如此境界呢？

【“掌故的三国”】

清初毛宗岗修订《三国志演义》，有意增加了大量从《世说新语》这一类笔记选取的掌故。这些掌故，虽与三国时期的政治风云无直接联系，看似游离了《三国志演义》的主旨，却意味深长地表达了明清之际士大夫文人的历史感慨，丰富了《三国志演义》的内涵。

且看其中的几个掌故。

第22回，陈登向刘备提到郑玄，《三国志演义》于是插入了这几件轶事：

郑康成名玄，好学多才，尝受业于马融。融每当讲学，必设绛帐，前聚生徒，后陈声妓，侍女环列左右。玄听讲三年，目不邪视，融甚奇之。及学成而归，融叹曰：“得我学之秘者，惟郑玄一人耳！”

玄家中侍婢俱通《毛诗》。一婢尝忤玄意，玄命长跪阶前。一婢戏谓之曰：“胡为乎泥中？”婢应声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其风雅如此。

事出《世说新语？文学》，意在呈现郑玄的名士风流，与《三国志演义》所展现的百年历史纷争当然没有直接关系。再如第十一回介绍孔融：

自小聪明，年十岁时，往谒河南尹李膺，阍人难之。融曰：“我系李相通家。”及入见，膺问曰：“汝祖与吾祖何亲？”融曰：“昔孔子曾问礼于老子（按：老子姓李名耳），融与君岜非累世通家？”膺大奇之。少顷，太中大夫陈韪至。膺指融曰：“此奇童也。”韪曰：“小时聪明，大时未必聪明。”融即应声曰：“如君所言，幼时必聪明者。”韪等皆笑曰：“此子长成，必当代之伟器也。”

事出《世说新语·言语》，与《三国志演义》所展现的百年纷争也没有直接关系。又如第107回，夏侯霸向姜维介绍魏国的两个可畏的后生，钟会和邓艾：

（钟会）字士季，太傅钟繇之子，幼有胆智。繇曾率二子见文帝，会时年七岁，其兄毓年八岁。毓见帝惶惧，汗流满面。帝问毓曰：“卿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帝问会曰：“卿何以不汗？”会对曰：“战战慄慄，汗不敢出。”帝独奇之。及稍长，喜读兵书，深明韬略，司马懿与蒋济皆奇其才。

艾为人口吃，每奏事必称“艾……艾……”。懿（司马懿）戏谓曰：“卿称艾艾，当有几艾？”艾应声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其资性敏捷，大抵如此。

事出《世说新语·言语》。饶有意味的是，夏侯霸跟姜维谈论的是关系到蜀国存亡的重要话题，不会津津于日常琐事。让夏侯霸谈论那么多的掌故，不过是毛宗岗喜爱掌故的作风在叙事中的表现。喜爱掌故，并因此写出了一个“掌故的三国”，《三国志演义》就不是只有金戈铁马，而是在肃杀的刀光剑影中透出几分徐行缓步的气象。

《三国志演义》的最后一回依然津津于轶事的罗列。例如叙羊枯在军中，常穿轻裘，系宽带，不披铠甲，帐前侍卫也不过十来人。他死后，无论是南州百姓，还是江南守边将士，都悲伤而泣。襄阳人想起羊祜在世时，常到岘山游玩，便在这儿建庙立碑，四时祭祀。路过者见了碑文，都感伤落泪，所以此碑名为“堕泪碑”。又叙杜预为人，老成练达，好学不倦，最爱读左丘明《春秋传》，平时随身携带，外出也让仆人带着，时人称他有“《左传》癖”。

关于“掌故的三国”，毛宗岗的回前总评有这样几句说明：《三国志演义》写两军相持，斗智斗勇，令人感觉荆棘成林，风云眩目。忽然夹入一段轻松的掌故，令人气定神闲，耳目顿易。感觉险道化为康庄，兵气销为日月。

掌故风味的意义与中国古典的咏史诗有相通之处。中国古典的咏史诗，时常感慨人世的沧桑和山水的永恒。无论多么显赫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与自然相比，都是短暂的。初唐王勃的《滕王阁》诗说：“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中唐白居易的《灵岩寺》诗云：“馆娃宫畔千年寺，水阔云多客到稀。闻说春到更惆怅，百花深处一僧归。”北宋苏轼的《法惠寺横翠阁》诗道：“百年兴废更堪哀，悬知草莽化池台。”无不弥漫着一种令人惆怅的幻灭感。

这里应该提及苏轼的《前赤壁赋》。苏轼不仅写出了因人世沧桑与山水永恒的巨大反差而产生的幻灭感，还写出了一个心智卓越的人，面对这种幻灭感所选择的人生态度。当苏轼和友人泛舟江上，在悲凉的箫声中心有所动时，他们谈论的是这样一个话题：“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这不是曹操的诗吗？想当年，他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何等英雄！如今他在何处呢？连曹操这样的人尚且抗拒不了人生无常的悲剧，何况我们这样的“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的寻常百姓呢？短促有如蜉蝣寄生于天地之间，渺小有如粟米依存于大海之中，人是多么的卑微。

但接下来，苏轼提出了另一种衡量人生价值的尺度。“客亦知夫水与月乎？”水虽然流去，水还是水；
月亮虽然时圆时缺，月亮还是月亮。从变动的一面看，天地间的万事万物没有一刻工夫能保持原样；
从不变的一面看，则外物与我都不会消失。人以自然的方式对待自然，就能最终融入自然，成为宇宙的一部分。苏轼所选择的，就是一种具有掌故风味的人生态度。的确，人生的最高境界并不在于功成名就，恬淡闲适的隐逸情调是比刀光剑影的杀伐征战更能提高人的尊严和生命意识的。“今将一副寒蓑笠，来与渔翁作往还。”陶然于清风明月之间，这是人类走向永恒的途径。

在毛宗岗生活的清初顺、康年间，幻灭感是弥漫在汉族士大夫文人中的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时代情绪，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横亘着一片精神的废墟：他们以为至少还可以延续一百年的大明王朝，却突然瓦解，他们视为神圣的“夷夏大防”观念，也受到现实的嘲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盛衰无常，而是一种文明的盛衰无常。这种幻灭感在所有的文体中都有深切的表现。在词中，有朱彝尊的《卖花声·雨花台》：“衰柳白门湾，潮打城还。小长干接大长干。歌板酒旗零落尽，剩有渔竿。秋草六朝寒，花雨空坛。更无人处一凭阑。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在戏曲中，更有《桃花扇》续四十出《余韵》。且听《余韵》那段归结全剧的唱词：“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难丢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并非偶合，毛宗岗修订《三国志演义》这部直接描写政治格局变动的历史演义时，他也以一首吊古词开篇：“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敗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逄：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首词出自明代杨慎所著《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后改称《廿一史弹词》）的第三段。明代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原无此词。毛宗岗评改《三国志演义》，特意将它放在卷首，旨在以吊古伤今的情调笼罩全书。

古代的笔记常是老来“幽居以养静”的产物。人生大体包括三个阶段：少年游侠，中年游宦，晚年游仙。所谓游仙，其实就是“幽居以养静”，就是在掌故的情调中怡情养性。“掌故的三国”，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谈笑话沧桑的态度。与通常的“幽居以养静”有所不同的是，《三国志演义》的掌故风味还隐含着几许时代的感伤。

（作者系武汉大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