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达成：社会治理心理学的思考

摘要：新冠肺炎的人际传播暴露出了现代社会因人口聚集和流动而存在的系统性风险，因此疫情防控的关键是人的管理，要引导公民做出符合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行为选择。社会治理和社会心理服务应将提升公民理性作为核心目标之一。为此，一方面要培育公民的个体理性，重视培育有利于滋养个体理性的社会生态;另一方面要增进个体的社会理性，着力建构个体理性向社会理性转换以及集成的系列机制。

关键词：社会治理;社会心理服务;个体理性;社会理性

中图分类号：B849∶C912.6-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03-0007-07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目的是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种良好社会心态的核心特征是理性，即良好的社会或良好的社会心态都要以个体理性、社会理性及其平衡体现为标志。促进这种理性的达成，应是当前社会治理（包括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的重点目标之一。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重要性充分凸显，其强大的正向力量为疫情下的社会治理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持。为了更好地促进个体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发育，本文拟从心理学角度对理性的达成（或实现）问题进行反思。

一、疫情考验国家治理体系和现代人性

2020年春节前后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危险在于病毒“狡猾”地适应了现代社会。单就致死率而言，新型冠状病毒并不算十分凶险。但是，问题在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具有特殊性：一是病毒主要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极易扩散;二是无症状感染者同样具有传染能力，防不胜防;三是所有人群普遍易感，似乎病毒面前人人平等。新型冠状病毒的“狡猾”之处在于它所进化出的传播模式恰恰与现代社会生活的某些关键特征相耦合，最终以某种“共振”的方式给人类社会造成巨大威胁。

目前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现代社会的两个特征十分鲜明。一是人口大规模聚集。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城市化。根据2014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号），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目前我国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数量已近20个。《2018年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8年，武汉市常住人口首次突破1100万。①疫情在人口体量如此之大的城市空间扩散，感染风险之高，防控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二是人口快速流动。此次疫情暴发之际亦是春运高峰之时，病毒有了随宿主搭乘现代化交通工具进行大范围、远距离传播的机会。不仅如此，在我国已充分融入全球化进程并成为全球产业链一环的背景下，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也存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因此疫情输入和输出风险均随国际间人口流动规模与频率的增加而增加。相比SARS疫情发生的2003年，当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人口迁移的规模和速率都大幅提高，新型冠状病毒好像认识到并利用了这一点。

在此，之所以强调“此次疫情的危险在于病毒传播机制与人类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形成了共振”这一点，是要说明一个道理：单纯指责病毒是恶魔，并不利于认清恶魔的本质;现代社会中的病毒之恶某种程度上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伴生症状，因此这种恶不能仅仅归结为病毒自身，而是部分源自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存在的巨大系统性风险，源自自然与社会相关因素的相互作用。人类在享受现代城市生活以及日益便捷的交通方式带来的福祉的同时，必须始终把这种生活方式的软肋铭记在心——人口大规模聚集和高速流动大大增加了病毒传播的风险。对此，唯有积极应对方为上策，即建立相应的风险防控机制并保持防患于未然的风险治理意识;如若不然，在SARS冠状病毒、新型冠状病毒之后，很可能甚至必然还有别的病毒正行走在进化变异的路上，给人类制造可能的“突然袭击”。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国家准确抓住了防控的关键——“人”的管理，通过普通居民的居家隔离，建设定点医院和临时方舱医院开展病患的隔离治疗，甚至封锁重点疫区，有效切断病毒的人际传播途径。做好疫情背景下“人”的管理主要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利用国家制度优势充分发挥举国上下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直至广大基层社区（村庄），逐级落实人员隔离的管理任务。二是公民个人面对疫情风险时能够做出理性选择，遵从居家隔离等要求。事实证明，我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经受住了疫情考验并体现了制度优越性，广大民众表现出了足够的理性和忍耐力。

然而，我们也要关注疫情期间在某些个体以及某些社会层面存在的理性缺失问题。一方面，个体和社会的理性程度虽然总体上相较2003年SARS疫情时明显提高，但一些个体还是表现出了理性不足和非理性的行为。例如，拒绝接受疫情防控要求，隐瞒病情和旅行经历，相信并传播谣言，过度恐慌并出现不合理反应。另一方面，在促进个体理性，尤其是实现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平衡方面，现有一些制度的设计还不够精巧，社会治理措施亦不够精准、得当。例如，如何给地方政府适当赋权并提升其治理能力以及在地方层面建立早期疫情预警机制和科学决策体系，避免因误判疫情警报而导致贻误战机，疏于防控，失去宝贵窗口期，这是疫情期间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又如，如何通过精巧的制度安排克服个体私利（个体理性）与社会公共利益（社会理性）之间的矛盾，也是社会治理的难点。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是现代人性的价值追求，要深入反思疫情期间暴露出的理性缺失问题并从制度设计和社会治理举措方面寻求问题解决之道，首先要反思的是理性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有限理性”是社会治理理念的前提假定

无论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还是社会治理体系建设，都是實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其中贯穿的都是现代“治理”理念。现代治理理念与传统统治思维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重视社会事务中“人的因素”以及“人”的作用，因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②

其一，就社会治理的主体而言，现代“治理”理念要求必须把治理主体当作“人”来看。当作“人”（而不是“神”）来看，就是要承认治理主体的有限理性。美国心理学家西蒙（H. Simon）的“有限理性”理论指出：人类在决策中受自身认知能力的局限与任务环境结构的约束，决策结果往往只能达到满意而不能达到最优。③有学者这样评价该理论：“‘有限理性本身与其说是深奥的学理发现，不如说是回到了生活常识。”④这样评论丝毫不是要贬低西蒙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是对“有限理性”理论的一种肯定，即对人类理性的认识必须回到真实的生活经验，客观地标定人性特点，不能停留在经济学关于人性简化的经济人或理性人假定中。“有限理性”理论应用到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领域，就意味着不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主宰者来负责统治国家与社会。社会治理必须由利益有别的、理性有限的、多元化的真实主体通过协商博弈，寻求令各方相对满意的共识和解决方案。

其二，社会治理的对象或客体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事务，社会治理要重视社会事务中的“人因”问题。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事务总是关乎各种利益群体，关乎人们的心理需求，关乎民意民情。而且，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并力图选择自认为合理的手段以实现自身目标。因此，社会治理工作要重视分析社会事务中“人”的作用，分析人们实践着的工具理性或“手段—目的”关联方式。只有重视“人因”问题，才能实现对社会的柔性治理和精巧治理。有学者指出，以往各级政府所惯用的简单粗暴的硬治理方法已经难以有效解决社会治理实践中涌现出的诸多新问题。⑤这或许是因为硬治理过程中往往忽视人们的心理感受和思维逻辑，存在将“人”的问题“物化”的倾向，这就极易导致一种极端，即偏离以人为本的工作导向，忽视治理对象的“人”的属性。举例来说，有的官员存在花钱买稳定的想法，试图把人们对公平、正义的心理诉求物化为“金钱补偿”，这实际上将人们的价值理性（对终极价值的追求）误作工具理性（如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来处理。现代社会治理必须尊重人性，理解人们的心理运算邏辑，善于运用心理学的策略和技术，依循心理行为规律处理社会事务，从而实现“由心而治”，体现社会治理的“柔性”与“韧性”。⑥

综上所述，只有将社会治理的主体和客体都视作“人”，不作“非人化”（“神化”或“物化”）的假定，才能摆脱传统的统治思维，树立真正的现代治理理念。社会治理是由作为治理主体的人（公务员、公民）及其组织（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实现的对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事务的治理，而治理本质上是多元主体群体决策的过程。⑦由此可见，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的问题。

社会治理的主体和客体都是由一个个真实的、具有“有限理性”的人构成的。这是社会治理必须面对和接受的前提条件。承认并接受这一前提具有两层重要意义。一是承认每个人的理性有限，因此社会治理须依赖大众的参与及其智慧的集成，即多元主体“共商共治”，而非由某人和某机构专断或提供全部服务。二是承认理性有限，并非否认理性的价值。相比于其他物种，人类的本质特征仍是“理性”，虽然这种理性是有限的，但“理性”始终是人性的核心，是现代社会的主要价值追求。在社会治理中，必须尊重每个人拥有的理性，并将个体理性和社会理性的达成作为社会治理和社会心理服务的重要目标。

三、“理性”的达成是社会治理的核心目标之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要培育的社会心态有很多特征，这里专门讨论何谓“理性”。“理性”不仅是修饰社会心态的一个形容词，更应该理解为一个名词，它是社会治理和社会心理服务要达成的目标之一：良好的社会和良好的社会心态，均应同时包含个体理性和社会理性（或者说集体理性）。⑧

就认识论的角度而言，理性通常是指人类做出有条理的逻辑推理和判断思考的能力，它是人类认识世界并求得知识的方式和保障;在现实生活的工具价值层面，理性是根据利害关系或效用大小做出合理选择的能力。⑨本文所谓的理性，实际上综合了上述两层含义，即为达成个体、集体或社会的利益和效用，通过逻辑推理做出合理选择的能力。对于个体而言，理性确保了其行为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体现为行动建立在正确筹划的基础上以尽可能实现其设定的目标，保证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集体理性则是一个集体的重要特性，这个特性确保集体利益得到维护或集体效用最大化。社会理性和集体理性大致同义，对此有学者这样定义：“社会理性是指个体或集体的行动需要有特定的社会规则、社会规范和社会机制的指引，以社会利他主义为基本原则，在实现个体自我目的的基础上为了更大的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而采取的行动。”⑩

有时个体理性和社会理性（集体理性）总体方向一致，二者容易协调。例如，在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绝大部分民众出于自身健康和生命安全考虑选择在家隔离，契合了社会的总体利益要求——切断病毒传播途径以终结疫情。所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在死亡恐惧的压力下，政府动员公众自我隔离的号召都比较容易落实。然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社会理性也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因为各自的利益诉求、目标追求未必时时一致。也就是说，从个体理性过渡到集体理性的路径可能是顺畅的，也可能是困难的或矛盾的。顺畅的路径是个体理性带来集体理性，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正好实现了集体和社会的利益最大化。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指出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其神奇之处在于通过集成个体的理性行为或自利行为，带来集体和社会的利益最大化。B11困难或矛盾的路径是个体效用的最大化并不能确保集体效用最大化，甚至会导致后者被破坏。这就是常说的市场失灵问题，如公地悲剧或搭便车等现象。当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相矛盾时，“如果一个大集团中的成员有理性地寻求使他们的自我利益最大化，他们不会采取行动以增进他们共同目标或集团目标”B12。

若要克服或超越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在尊重个体理性的基础上达成集体理性和社会理性，需要一些制度或机制作为条件。例如，美国经济学者奥尔森指出，集体通过“选择性激励机制”能够促使个体采取增进集体利益的行为。B13因此，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以及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应致力于提供这种制度或机制条件，其核心目标之一应是促进个体理性尤其是集体理性和社会理性的达成。重视个体理性，特别是社会理性，是从“社会管理”思维向“社会治理”理念转变的内在要求，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方向。B14

四、个体理性及其达成

在经济学中，个体理性是被当成一个前提条件使用的，假定个体具有通过“成本—收益”的计算来实现效用最大化的能力，即理性。然而，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认为实际生活中的人因为客观任务的复杂性、信息的不足以及主体认知能力的局限，并不能做到完全理性（perfect rationality），只拥有“有限理性”（虽然更早一些西蒙就清楚表达了“有限理性”的思想，但直到1957年他才明确提出“bounded rationality”，即“有限理性”的概念）;经济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揭示的大量有违理性人模型的“异象”（如框架效应、禀赋效应、参照点效应、阿莱悖论、概率加权偏差等）也一再反驳了理性人模型。虽然理性人模型经常不符合实际情况，但这不意味着就要直接放弃它。理性人模型应被看作一种关于经济选择行为的“理论”，而非“标准”，这个理论描述了理想状态下人们（抽象意义上的“人”）应该（而非实际）如何选择。B15在没有关于实际行为发生状况的描述模型的情况下，理性人模型提供了一种最好的理论解释方式。此外，对个体而言，理性并非坏事，理性精神既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的主要追求之一，也是达成社会理性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

促进个体理性的举措有很多，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助推（nudge）思想。2008年理查德·泰勒（R. H. Thaler，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与桑斯坦（C. R. Sunstein）合作出版的《助推》一书倡导通过助推方式促进个体理性决策。B16助推意指在保留人们选择自由的同时引导人们朝特定方向行动的非监管性和非货币性的干预。之所以开展助推干预，是因为人类的心理系统本身是不完善的，在认知和动机上存在缺陷，所以会做出许多不理性的行为。助推旨在通过控制人们认知和动机上的缺陷，“局部修复”其在特定情境下的自主偏差，纠正错误，引导其朝着合适的方向行动。泰勒曾说“因为人们都是普通人，而不是理性的经济人”，“所以他们都会犯一些可预测的错误。如果我们能够预测到这些错误，就能設计出相应的政策去减少错误发生的概率”。B17举例来说，人类认知由于存在框架效应，会受信息表述方式和侧重点不同的影响，因此在公布疫情数据时，是侧重报告死亡率，还是侧重报告治愈率，由此产生的人们对风险的感知是很不同的。假定100人感染病毒，有4人死亡，96人治愈，然后告诉人们“死亡率是4%”“治愈率是96%”，这两个信息是对等的，但其带给人们对病毒风险的感知可能不同。要让大众重视病毒风险，就应公布死亡率;要宣传救治效果，就需明确治愈率。英国首相约翰逊演讲中那句“疫情会让很多家庭失去心爱之人”的说法，就直击人们心中的痛点——损失厌恶，在损失框架下民众会被迫思考自己做好防护和减少外出的必要性。

此外，还有一些更为根本的干预，比如促进（boost）的干预方法，即通过培养人们的能力来帮助他们做出理性的自主选择。B18它通过发展人们已有的能力或培养新的能力，让个体做出特定的、符合个体理性的行为。例如，在疫情之初，很多老年人固执地不愿意戴口罩，他们觉得自己经历过大风大浪，又何惧小小病毒。这是对病毒风险认知上的“经验主义”错误，这时要改变其认识，就要讲明病毒传播的科学原理：病毒主要依赖飞沫传播，只要病毒在飞沫中就不会失去活性，而口罩是防止他人飞沫被自己吸入的有效屏障。理解了这些科学知识，老年人就更容易自觉地、明智地做好防护措施。

不只是助推和促进这些干预方法可以帮助个体做出理性的决策，经济心理学对个体各种偏离理性人模型的认知偏差的揭示，本身就会提醒人们注意这方面的非理性表现。人类的决策主要依赖两个相互独立又彼此竞争的加工系统：系统2通过算法式（algorithm）思维进行符合逻辑的推导，它加工速度较慢且占用较多心理资源，但更可能产生理性决策;不过，在许多情况下人类往往自动启用系统1，通过各种启发式（heuristics）而非算法式进行思考，凭借直觉和经验做出迅速决策，这时的抉择可能是理性的，但更多情况下并不理性或完全错误。B19这时只有主动终止系统1并切换到系统2，才能做出更为理性的决策。目前的财经教育、理科教育传授人们逻辑推理能力和数学推理能力就是在训练系统2，人们借助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逻辑—数学能力，可望做出更理性的决策。此外，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的外脑，有助于人类克服自身认知能力的局限，辅助他们做出理性决策。实际上，无论是系统1还是系统2都随着人类的生物进化而进化，但这种生物进化非常缓慢，好在系统2更多依赖科学、知识和文化的社会进化，且这种社会进化是不断加速的。总体而言，今天的人类比其先祖更能确保理性的达成，这主要归功于系统2。人类这个本来只具备有限理性的物种，似乎正通过迅速的社会进化（也包括缓慢的生物进化）不断逼近理性，一个新的“理性人”物种或许正在形成的路上，虽然前路漫长。换言之，就理性人模型而言，经济学家不是说错了，而是说早了。

再回到当前社会中，个体理性的达成还要依赖适合的社会生态环境。理性意味着个体有基于必要事实自主做出判断的能力，这种判断往往要以批判精神为前提。如果一个社会不允许理性判断，如果一种环境不鼓励批判精神，久而久之这种氛围就可能抑制个体理性发育，并最终损害集体理性和社会理性。就目前所知，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一些最早接触感染者的医生发出的疫情警报一开始似乎没有被充分重视，甚至被错误地视作谣言。一个鼓励个体独立地、批判性思考的社会更可能发现和传播真相以消除谣言发生的土壤，众口一词的社会舆论反而容易让人误将真相当作谣言，从而扼杀真相表达的权利，并给谣言以滋生和传播的机会。一个信息和思想具有适当多样性的社会，才不会因为少数人“致命的自负”而陷于系统性风险。

五、社会理性及其达成

社会理性和集体理性可能来自个体理性的汇总，也可能是集体层面涌现出的新特性。由此，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促进集体理性和社会理性的达成。

（1）增进“个体的”集体理性和社会理性。虽然传统经济学认为人们都是自利的理性人，存在以自利为导向的个体理性，但是大量历史文献和现实生活经历都昭示着，人类会表现出合作、公正、信任等利他或亲社会行为，即人类个体身上也拥有以集体和社会利益为导向的那种理性，可称为“个体的集体理性和社会理性”。“当今的经济心理学也一再证明人类并非是纯粹自私的‘经济人，他有社会性、道德心和正义感”。B20个体的利他与亲社会行为显然有助于集体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实现。

结合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抢购口罩等防疫物资的社会现象，从心理学角度可以编制这样一个“个体—集体”两难任务：假定近日某邻近城市暴发了一种传染性疾病，传染渠道是飞沫传播，很多人因为没戴口罩而被感染，染病者的死亡率是5%。假设你与所在社区（或村庄）的居民刚刚听到这一消息，于是立即前往附近唯一可能售卖具有病毒防护功能口罩的药店去购买口罩，药店店员告诉大家店里一共只有1000只口罩可卖，而且后期货源紧张。假定药店有100名本社区的居民排队买口罩，很幸运的是，你排在第一个，这时你决定购买多少只口罩？该任务中人们的选择行为能折射出他们更偏重个体理性还是集体理性（或社会理性）。只要有机会就买走更多口罩或占尽稀缺资源的行为虽然符合个体理性，但会损害集体和社会的利益;而遵从集体理性和社会理性的个体，则会将私利限制在符合社会规范和公众期望的范围内，把较多的稀缺资源留给他人和集体。

可以确信，我们社会中关注集体利益的人、对社会无私奉献的人不在少数，在疫情防控一线冲锋的医护人员以及很多志愿者就是最鲜活的证据。利他、合作这些亲社会行为是有助于进化的。与达尔文重视竞争在生存和繁衍中的作用不同，哈佛大学的诺瓦克（M. Nowak）等人发现合作在进化中的作用居功至伟。B21自我牺牲、互惠等合作行为增加了群体的生存优势，也更可能成全自身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的传递，因此合作等利他和利群行为几乎是每个群体、每个民族、每个文化都珍视的价值追求，这一点从人类早期的群落式生存时代就开始了。正是沿着这条思路，笔者近期在界定个体财经素养的研究中，提出了三元结构模型。B22该研究不同于以往只局限在个体理性的角度强调“财经知识”和“财经能力”对于个人财富增值意义的经济学研究，而是着重强调以往常被忽视的“财经价值观”。比如，个体要认识到存在超越财富本身的价值追求（如生命、尊严、自由、环保），而且个体财经活动必须遵循社会认可的财经伦理规范。简言之，财经素养不能仅体现个体理性，还要体现个体的社会理性。这一思路不仅适用于财经领域，也适用于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人类在朝着“理性人”进化的过程中，不仅应该具有个体理性，更应该具有集体理性和社会理性，毕竟人类是一种社会性动物，良好的集体和社会是个体赖以生存的根本保障。

要限制个体的自利冲动，促进他们展现更多的集体理性和社会理性，最直接的条件是社会要建立有效的声誉机制，用以记录、传播那些合作者、奉献者的事迹并适当强化，这也就是奥尔森所说的“选择性激励机制”B23。此外，要建构合作文化，长期生活在合作文化氛围中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多无条件的自我牺牲和奉献行为。因此，要弘扬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以及人类共同体意识，既重视挖掘传统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也坚持推广现代公益理念和契约精神，以此矫正市场化伴生的狭隘个体主义，促进合作意识的培育以及更多合作者的出现。

（2）创设集体理性和社会理性的涌现机制。集体理性（或社会理性）并不只是“个体的集体理性”的简单累加，而是在个体理性基础上涌现出的一个集体的整体特性。要让集体理性和社会理性得以涌现，需要一些特定的机制。首先，市场就是一种将个体理性集聚成集体理性的基本机制，虽然它并不完美。市场带来的集体理性并非某个人刻意设计出来的，也不是由个体理性直接决定的，在这里个体只是出于自利目的而理性地做自己的事情，整体结果是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实现整体效益和效率的最大化。其次，小群体内直接的社会互动可以促进其集体理性的达成。奥尔森曾指出：“在一个很小的集团中，由于成员数目很小，每个成员都可以得到总收益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这样，集体物品就常常可以通过集团成员自发、自利的行为提供。”B24此外，在这种小集团中，每个人为集体做出的贡献和占有的好处都能被其他成员直观地看到，有助于抑制搭便车行为。最后，建立公正高效的政府是克服市场失灵和大集团中搭便车行为的制度保证。在大的集体和社会中，搭便车行为始终是个体理性过渡到集体理性的根本障碍，这一问题难以靠市场自身来解决，只能依靠政府及其建立的法治体系。一个公正高效的政府的存在，一方面可以通过制定法律（也包括更广泛的道德规范）和政府强力来惩戒个体损公肥私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利益;另一方面也可以直接提供公共物品，如公共安全、基础设施。在上述三种机制中，直接的社会互动的作用只是适于小的群体，其作用有限;在現代社会中，需要主要依赖市场和政府两种机制确保社会理性的实现。

政府发挥作用的形式可以是建立在强力基础上的“统治”，也可以是社会治理。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治理日益成为包括政府在内的利益相关方寻求集体理性的一种重要途径。社会治理是政府（主要以公务员为直观代表）、公民以及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方通过协商和博弈来确保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是集结个体理性（以及个体的集体理性）以实现社会理性的过程。社会治理的一种典型实践是群体决策，如按照民主、公正、有效的议事规则，通过会议等形式协商解决问题，可以确保决策的结果体现各参与方的利益和智慧，并达成体现群体共同利益的解决方案。在这种群体决策中，群体或集体的理性，不仅仅是解决问题时群体中涌现出来的一种特性，而且能实实在在地看到这种理性展示和形成的过程。群体成员通过分享信息、集结智慧等主体间的认知交流过程，可以弥补个体认知的局限;通过人际互动过程，可以在各方利益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抑制单纯自利。基于这种认知过程和人际互动过程，最终形成能体现集体理性的社会行动方案。此外，这种通过会议议事来做出群体决策的活动必须以明确的议事规则来保证决策的公平和效率。目前，已经开发了专门的方法用以评估这种群体决策的质量以及探讨议事规则培训对提升群体决策质量的作用。B25

需要指出的是，集体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形成不仅需要制度和机制的保障，还需要个体能够认识政府、集体、社会的要求和需求。心理学中的理性行动理论强调，个体作为一个理性行动者，其对社会规范的主观感知和预期能够影响其行为意向和实际行动;社会认同理论则认为，那些对特定群体认同感较高的人更倾向于将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当群体受到威胁或处于不利地位时，他们更可能参与到以争取群体利益为目的的集体行动之中。实证研究证明，个体对社会规范的感知和对群体的社会认同等因素对其参与集体行动有着重要影响。B26可见，个体对那些旨在保障群体共同利益的社会规范的认知以及对群体的认同是实现社会理性的一个重要心理条件。

六、小结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目的是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其最核心的特征应该是“理性”，既包括个体理性，也包括集体理性和社会理性。为此，既要通过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从制度上、机制上创造条件，也要开展具体的社会心理服务工作以促进个体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发育。结合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口罩等防疫用品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大量抢购和囤积这些物资虽然体现了个体理性，但没有体现个体的集体理性，更没有实现集体和社会的理性。这类“个体—集体”两难困境乃是社会治理和社会心理服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学术研究层面，应将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达成及其平衡运行作为经济心理学和社会治理心理学B27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以有效响应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注释

①参见武汉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武汉调查队：《2018年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长江日报》2019年3月25日。

②⑥参见辛自强：《观察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视角及其超越》，《中州学刊》2018年第5期。

③See H. A. Simon. Rational Choice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Environ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1956， Vol. 63， No.2， pp.129-138.

④参见景怀斌：《政府决策的制度——心理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4页。

⑤参见周根才：《走向软治理：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建构》，《学术界》2014年第10期。

⑦参见辛自强：《社会治理中的心理学问题》，《心理科学进展》2018年第1期。

⑧很多情况下需要区分使用集体理性和社会理性，但在本文语境下，鉴于社会是众人或集体的存在以及出于行文简要的考虑，暂将二者视为同义词。

⑨“理性”是社会科学各个分支（如哲学、逻辑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普遍关注的一个概念，因此不可避免不同学科、不同学者、不同时期的人们往往会在不同的含义下使用这个概念。本文尝试从最具普遍性意义的角度分析何谓“理性”。

⑩参见徐选国、侯利文、徐永祥：《社会理性与新社会服务体系建构》，《中州学刊》2017年第1期。

B11参见[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B12B13B23B24参见[美]曼瑟·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物品与集团理论》，陈郁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48、48、33页。

B14See H. A. Simon. Models of Man， Social and Rational：
Mathematical Essays on Rational Human Behavior in Society Setting， NY：
Wiley， 1957， p.198.

B15See C. R. M. McKenzie. Rational Models as Theories - not Standards - of Behavior.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03， Vol.7， No.9， pp.403-406.

B16See R. H. Thaler， C. R. Sunstein.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10.

B17參见[美]理查德·泰勒：《“错误”的行为》，王晋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360页。

B18See T. Grüne-Yanoff， R. Hertwig. Nudge versus Boost：
How Coherent are Policy and Theory？ Minds and Machines， 2016， Vol. 26， No. 1/2， pp.149-183.

B19See K. Stanovich， R. Wes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Reasoning：
Implications for the Rationality Debat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000， Vol. 23， No.5， pp.645-665.

B20参见辛自强：《经济心理学的历史、现状与方法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B21参见[美]马丁·诺瓦克、罗杰·海菲尔德：《超级合作者》，龙志勇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4—45页。

B22参见辛自强、张红川、孙铃、于泳红、辛志勇：《财经素养的内涵与三元结构》，《心理技术与应用》2018年第8期。

B25参见池丽萍、辛自强、孙冬青：《群体决策质量评估方法及其在大学生和社区居民中的应用》，《心理科学进展》2020年第1期。

B26参见乐国安、赖凯声、姚琦、薛婷、陈浩：《理性行动——社会认同整合性集体行动模型》，《心理学探新》2014年第2期。

B27参见辛自强：《社会治理心理学与社会心理服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1—46页。

责任编辑：翊明

The Realization of Rationality：
Reflections on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Governance

Xin Ziqiang

Abstract：The interpersonal transmission of pneumonia caused by novel coronavirus has exposed a systematic risk of population aggregation and mobility in modern society. The key to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s human management， therefore we should guide citizens to make behavior choices that are consistent with individual rationality and social rationality. Cultivating the two types of rationality should be one core target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s. Therefore， for one respect， we should cultivate the individual rationality of citizens，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ocial ecology that is conducive to the cultivation of individual rationality; for another respect， we should enhance the individual social rationality， and strive to build a series of mechanism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individual rationality to social rationality.

Key words：social governance; 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s; individual rationality; social ration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