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时与回忆中穿梭
时间：2020-11-22 18:09:3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周海玲
摘要：萧红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的叙事特征独特，语言不拘一格。本文通过叙述视点的交叉移位和小说语言的独特魅力来分析小说，品味小说的无穷韵味。
关键词：叙述视点；
童年的“我”；
青年的“我”；
稚味；
重复
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09)04-162-02
萧红(1911-1942)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马伯乐》，中篇小说《生死场》，短篇小说集《跋涉》(与萧军合著)、《牛车上》等。《呼兰河传》是萧红的代表作，于1941出版，茅盾在序言中称“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副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本文则通过小说叙述视点的交叉移位和不拘一格的语言来分析《呼兰河传》，品味作者小说的独特韵味。
一、小说叙：述视点
在小说中，全然定格的视点并不多见。更常见的是视点的交叉移位。通过视点的转换，可以打破小说的叙事结构，多角度全方位地表现描述对象，使小说文笔跳跃跌宕，富有生机，给读者以错落有致的美感。在第一人称回顾往事的叙述中，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叙述眼光。一为叙述者“我”目前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
在《呼兰河传》中，作者在第一、二章里以一种全知的视角进行叙事。用了很大篇幅介绍呼兰河的风土人情，不厌其烦地叙述着街道上的日常情形，除了写了小镇居民卑琐平凡的世俗生活外，还写了他们在精神上的不少盛举，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等迷信而保守的封建生活，让读者对当时呼兰河地区的整体社会风貌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
正是在这个社会背景下，作者开始了对自己童年生活的回忆。文中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叙述视点，作者从现在的角度追忆往事，即青年的“我”对童年的回忆，包括两个方面：(1)“我”的寂寞的童年生活，(2)胡家小团圆媳妇，“我”家的长工有二伯和卖年糕的冯歪嘴子的命运故事。与此同时，作者穿插了以被追忆的“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即童年的“我”经验自我的视角，形成了叙述视点在叙述对象上的交叉移位。
小说以“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展开叙述，“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那时，“我”尚年幼，整日随祖父在后花园里尽情的玩耍。“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了天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用一种儿童口语的风格来叙述，用字简单，字和词的重复造成了某种韵味，读起来朗朗上口。以一个孩子的纯真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一切都陌生而新奇。尤其是童年生活的某些片断，如：锄草，抓蝴蝶。吃烤鸭，缸帽遮雨……皆描写得妙趣横生，意兴盎然，写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但童年那些快乐的日子毕竟是短暂的，穿越时空的记忆并不能抹去萧红写作时的寂寞和忧伤。在写完了轻松无忧的玩耍生活之后，作者的视点立即由童年的“我”转向青年的“我”，笔调迅速转入凄楚落寞。写祖母重男轻女的思想。因“我”调皮就用针扎“我”，母亲对“我”的漠视和训斥，儿时没有伙伴。独自一人孤孤单单的玩耍等等。文中写道：“我”家的房子很大，人少。所有的房子都是破房子，所有的房子都是内容空虚，每到刮风下雨。便响个不停，快要倒了似的，更增添了几分萧条破败。叙述出入于童年的“我”和青年的“我”之间，行文中时隐时现的寂寞感构成了小说的一股潜流，这股潜流与童年欢乐的调子，优美的旋律之间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接下来的三章分别写了三个人物：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冯歪嘴子。作者以青年的“我”来讲述他们的命运故事，同时又穿插了童年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两种不同的视点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和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和幼稚，了解事情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如：当小团圆媳妇告诉我她十二岁而不是十四岁时，作者写道：“我不知道，为什么长得高还让人家笑话”。童年的“我”尚小，还没有那么多世俗的顾忌，因此也就不知道当时的人们为什么会因小团圆媳妇长得健硕而笑话她，青年的“我”当然知道“笑话她”背后的原因。有二伯大白天偷大澡盆，冯歪嘴子和其女人的家庭生活，以及那个可怜的、“绝不给人以时间上的观感”的长不大的孩子。那些细节描写得俏皮、风趣，给人带来忍俊不禁的愉悦情绪的同时，也带给人压抑、悲哀、凄惨的感觉。这种复杂的、近乎矛盾的心理感受也许正是由于作者采用了两种叙述视点。以童年的“我”的视点书写的部分写得意趣盎然，天真无邪，不谙世事。以青年的“我”的视角书写的部分，笔触看似波澜不惊，但是却无不让读者感到痛苦和无奈，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可贵，带给读者含泪的微笑。
二、由叙述视点引起的语言的独特魅力
小说《呼兰河传》由于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叙述视点，所以语言形式不拘一格。以童年的“我”的视点写的那一部分，语言极具孩子的“拙”和“稚味”。如写“我”家的后花园时，这样写道：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大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是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地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
在这里，作者单调而又重复地使用了存在句“…有…”和判断旬“…是…”，以一个孩子的口气来讲述后花园。“这种蝴蝶极小，不大好看”，孩子对事物的判断是直观的。如用颜色来观察小昆虫，“白、黄、大红、金粉、金、绿”极简的几个词来形容，在这单调的语言里，我们能够被孩子的天真和快乐所感染，单纯却不显得单调。在娓娓道来的简单的述说中，我仿佛看到一个天真、灵慧的小女孩如数家珍般地把她的宝贝陈列出来，让我体会到了在别的作家那里没有的情调。
又如：祖父一天都在后花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
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锄地，我就锄地……祖父浇菜。我也抢着浇菜……
当故事中出现如上重复现象时，叙述者不一定非得在文本中如法炮制，他(她)可以选择“综合性叙事”来这样表达：“我整天跟着祖父在后花园里边，祖父干什么，我也就干什么，栽花、拔草、锄地、浇菜”，然而，萧红却选择了“重复的单一性叙事”，读起来给人一种复沓的感觉，这样一来就更能显示出祖孙之间无比的亲昵感以及我调皮捣蛋的孩童本性，强化了“我”对祖父的依恋之情。
随着“我”的成长，作者叙述的语言也逐渐变得成熟起来。如：我一下来，有二伯就回来了，这一下子可把我吓了一跳，圆为我是在偷黑枣。若母亲晓得了，母亲非打我不可。平常我偷着把鸡蛋、馒头之类。拿出去和邻居家的孩子一块吃，有二伯看见就没有不告诉我母亲的，母亲一晓得就打我。
“我”偷东西被有二伯发现，心理害怕，至于为什么害怕，那是因为以前有过这种经历。有二伯会告诉母亲，母亲会打“我”，层次清晰，分析得有条有理。与前面的两段引文对比，“我”不仅在用词上和选择句型上由幼稚趋向成熟，而且逻辑性也在不断加强。从“跟”在祖父后面在后花园劳作到独自跑到储物仓“偷黑枣”，“我”的行为发生了变化，不再是祖父的小尾巴，开始寻找自己的乐子，同时“我”的思维也发生了改变，从不世事到开始通晓世情了，在情绪上，此时的“我”不再感受到一种单纯的快乐，同时也有了一种被人忽视的落寞感。
这篇小说的语言不拘一格，并没有陷入某种既定模式或风格的漩涡。既有短句或词语的分行排列，也有长句的长篇大论；
既有简单句型的重复，又有复杂句式的罗列。有的章节写得很少，如第六章第三节只有六句话，第四节只有两句话；
而有的章节则写得特别多，如第一章第一节中对“大泥坑”的书写就长达八页。语言形式既是小说的，又是散文的，同时也是诗歌的。小说节奏抑扬顿挫，松弛有度。笔调忽而显得“笨拙”、“稚味”，忽而又显得“沉郁哀婉”，给读者一种错落有致的美感。
三、结语
萧红小说构筑了一个奇妙的艺术世界。她打开了小说和其他非小说之间的厚障壁，创造出一种介于小说与散文及诗之间的新型小说样式，自由地出入于现时与回忆、现实与梦幻、成年与童年之间。突出了小说情感的意味，这种情感意味是萧红的独特。因此，小说也呈现出散文和诗化的风格。鲁迅曾对萧红小说的语言做出过高度的评价：称之为“越轨的笔致”。所以说萧红不愧是中国现代文坛的天才女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