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倡导的“养猪运动”

钟兆云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猪被寄予厚望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决心打好粮食翻身仗、农业合作化这一仗，猪被寄予厚望，委以“先锋”。

生在湖南韶山冲的毛泽东，因为父亲曾靠养猪发家致富，打小就了解这一行，开国之初他和乡亲通信时动辄提及“粮亏猪贱，近月好些否”。1953年2月中下旬，毛泽东在武汉、南京相继听取有关养猪的汇报后，讲到养猪、积肥与农业的关系，形象地说，一头猪就是一座完整的小肥料厂。他还写信给陈云、邓小平，要求把生猪养殖工作抓起来，说这是“一笔大财富，不但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且可以帮助兄弟国家”。

1955年底，毛泽东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为《这里养了一大批毛猪》写下按语：“养猪是关系肥料、肉食和出口换取外汇的大问题。”“一切合作社都要将养猪一事放在自己的计划内。”翌年11月出版的《农村工作通讯》介绍了山东阳谷县某合作社养猪两万头的情况后，毛泽东将之批转给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代表阅看，并要求印发一切农业合作社，指出：“这个合作社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合作社不可以这样做呢？”是月30日，他又批示：“此件似可转各省市区党委参考，请小平酌处。”

毛泽东在鼓励合作社大力养猪时，也要求“每个农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至几口猪”，以改善生活，提高家庭收入。

“猪跑跑”现象引起上下关注

新中国成立之初到互助组、初级社，农民对自养的猪有自主权。加入高级社后，自主权渐失，农民对待猪的方式也就大不相同起来，胆大者还故意把猪养死——养死了自己还能吃上一块肉，总比调走充公好。一些地方政府以反私利运动针锋相对，号召农民不能光顾自身利益，要有集体观念。但连着几年，难抑猪数量锐减。

1956年，全国多数地方“争先恐后跨入社会主义”。实际情况并非一片大好，猪就争先恐后地不配合。农民有农民的对策，“猪跑跑”的场面带着戏剧性和十足的现场感：忽然之间，几十头、百多头、几百头猪，冲出集体猪栏，一哄而散，化整为零，满村满山跑。管理人员一边负责任地大呼小叫，一边听任社员们你一头他一头地带回家——那原本就是他们献出入伙的猪。一夜之间，这些猪宰的宰，藏的藏。猪跑得还很有仪式感。似乎串联好了，有人悄悄地分头打开了集体猪栏，要走要留悉听“猪”便。干部若不相信，社员就带去看现场，眼见为实，集体猪栏里空余一堆猪屎。

上级工作组虽心知肚明，社员群众串通好了，合伙骗上头，但要再把这些“犯猪”押回集体猪栏，可就犯难了。多数社员不是叫这个瘟就是说那个病，口口声声说不能送回去传染集体的猪。待工作组叫来兽医检查，“瘟猪”却已处理殆尽。什么瘟啊，宁愿猪死，也不白送。

都瘟猪了，无猪可调了，又如何完成“支援猪”的计划？干部骂，老百姓更是骂。清醒的领导者看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毛泽东反对无偿“调猪”，1956年11月21日在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草案）》时，特地在“今后收购的肥猪，每头给养猪农民留肉十斤到十五斤”一句后加写“（其中应有猪油四斤到五斤）”。

“民以食为天”，一心要让老百姓“有猪肉吃”的毛泽东，却对领导干部的肉食供应管得甚严。1957年2月27日，新华社《内部参考》刊载了《大公报》通讯员的情况反映——《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肉食供应工作浪费情况甚为严重》一文，毛泽东于3月4日批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请据此检查，分清责任，予以处罚。并将情形告我为盼！”

经调查，《大公报》通讯员的反映有严重夸大之处，北京市每天对总计160户的中央负责同志的肉食供应，每天平均只有三口，不足全市特种供应量的百分之五。但毛泽东看过这个“调查”后，于4月6日再次批示给杨尚昆，要求“减半执行”，要和广大干部群众“同甘共苦”。

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自嘲这种事“我们也会干”

毛泽东一直主张养猪可以公养和私养，“凡有条件的都可以养猪”。1958年3月10日他在成都会议上说：“自留地和社员个人养猪不要减少……应该让农民发展一些副业，增加一些收入。”他对“私养”和增加农民收入可谓明确表态，有的还是未雨绸缪，但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迅速到来之后，各地时有不和谐之音。

合作化“多快好省”地迅速变成带有共产主义性质的人民公社化后，農村生产力经受不了生产关系这种人为剧烈的变动，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有些地方已经到了无牛可宰、无猪可杀的地步。

1959年2月底，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召开）上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同五亿农民的关系相当紧张，“相当”两字安得还不十分准确，比较文，实际上应该说是十分紧张。他还说：“从1958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在3月5日最后一次会议上，他以一种让与会者吃惊的语气说：“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尖锐矛盾，让毛泽东甚为忧心。还在1953年3月中旬，他在听取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汇报时，就指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1955年7月15日，他在中南海同林铁、吴芝圃、王任重、柯庆施、舒同等谈及农业合作化时，又谈到这两者的辩证关系。显然，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些情况，还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严厉批评“一平二调”，“一平”就是大拉平，“二调”就是无偿地调走物资，搞大集中。比如说，猪是生产队的，却被调走，不给钱就归了公社，过去国家征购，合作社和农民还能多少得到些钱，公社化后却巧取豪夺。毛泽东为此挖苦公社是半路插进来的干爹，孩子根本不是他生的，不是他养的，干爹什么力也没出，却把这个搞去了，那个也搞去了，都成了自己的。

毛泽东看问题条分缕析，不仅承认“在体制问题上得罪了农民”，还加重语气說：五六亿农民坚决抵抗，中央、省、地、县、公社我们五级脱离了他们，只有队一级的干部与他们在一起，队长、支部书记真正是农民的领袖。他换位思考，站在农民的立场看问题，自嘲换作他，也会干瞒产私分和藏猪、杀猪这种事。批评之外，他屡有保护农民利益和鼓励大养其猪的主张。

毛泽东已经把“有猪肉吃”当作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主要内容，还要求“各级党委要有一个专门管副食品的书记或精心从事的干部”。

在高层三令五申之下，“支援猪”的收购指标下调了，变得有步骤有节制了许多，缓和了党群、干群关系。在妥善处理好群众自身利益之后，群众也都愿意听从号召，投身到“支援猪”这光荣之事上来，“有猪支援，全家光荣”。光提倡还没用，再炽热的三分钟热血也无法长久，农民通过养猪卖猪，得到必要的实惠和票券（凭此买火柴、肥皂、布匹等），才愿意大养。

那么多猪，一头头，一车车拉走，道理很简单：支援国家，供应那些最需要的人们——军人、造船工、钢铁工、重体力劳动者、城市居民。有首歌唱的是“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啊，送给亲人解放军……”养猪光荣，猪也一次次荣登各种宣传画。1961年空军导弹部队在江西向塘首次击落美制台军U-2飞机后，江西省特地给参战指战员每人慰劳一斤猪肉，这在当时可是大事！

毛泽东关于养猪的一封信

1959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安徽听取农村情况汇报后，指出：大力发展养猪事业，公养和私养并举；
一亩地一头猪，肥料就基本得到解决；
一个小化肥厂可以解决一个公社问题。翌日下午，他特地到蜀山公社的万头猪场等地考察，再次强调搞农业不搞化肥不行。

此前不久，毛泽东看了一篇介绍河北吴桥县王谦寺公社大养其猪，一举三得解决吃肉、肥料、粮食增产等问题，穷队变富队的文章，引发思考。10月31日清早，他在专列上看完李先念报送的《大干一年翻了身，魁星庄生产队养猪积肥改变贫困面貌》后，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写了一封信，开头就说：“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

信中还说：

“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

“有人建议把猪升到六畜之首，不是‘马牛羊鸡犬豕，而是‘猪牛羊马鸡犬。我举双手赞成，猪占首要地位，实在天公地道。”

把猪提到六畜之首，是史上第一次。毛泽东此主张倒也有其理由。过去数千年间，猪一直是小农经济中的重要角色，虽然不能像马那样负重运输、像牛那样躬耕陇亩，但为人类提供的不仅是源源不断的肉食，还有种植业最需要的肥料。在土地未实施休耕制时，其粪便作为肥料对于恢复土壤的肥力，起到过其他畜牧无法可比的重要作用。

信中，毛泽东又说：

“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我国的肥料来源第一是养猪及大牲畜。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十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而且猪又有肉，又有鬃，又有皮，又有骨，又有内脏（可以作制药原料），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肥料是植物的粮食，植物是动物的粮食，动物是人类的粮食。由此观之，大养特养其猪，以及其他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

这天中午，华东局和有关省市第一书记上专列后，毛泽东就请大家商量养猪的问题，他说：农业恐怕要抓住这两个东西就好办事，一个水，一个猪。只要水和肥料充足，粮食就能上得去。化学肥料放到第二位，主要靠粪肥。一亩一口猪，不增产我就不相信。

1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集周恩来、彭真等人开会时提出：“我看解决肥料的方向还是养猪，养猪的利益极大，它可以产肥料，肉可以吃，又可以出口，什么单位都可以搞，家庭也可以搞。全国如果每人搞到一头猪，就有六亿五千万头，这个事情就好办了。”11月10日，他在杭州召开的华东协作区会议上又说：“为了多养猪，目前要大力发展猪饲料，各地应搜集资料，看什么东西是猪的好饲料，加以推广。”11月30日，毛泽东在杭州饭店三楼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讲到农业生产时，提出：“还要养猪。各省要专开一个养猪的会议，明年猪至少要增加一倍。猪的地位要提高，把‘马牛羊鸡犬豕改为‘猪牛羊鸡马兔。”

12月8日，毛泽东“关于养猪业的一封信”，在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刊发，全国各地马上兴起“大养其猪”的风潮，养猪业登上新台阶。毛泽东后来曾对周恩来等人说，写这封信是“心血来潮”。

毛泽东提倡大力发展以养猪为中心的畜牧业生产，不失为一个符合实际且富有远见之举，闪耀着真理性的光芒。只是，这些指导意见在落实和执行中出了偏差，成为“共产风”“浮夸风”的风源之一，却是倡议者始料不及的。

一言难尽的“万猪场”

养猪运动发起后，全国各级组织都得召开大小规模不一的养猪现场会，并且总有上级领导出席鼓劲。

人民公社化后，眼见粮食“卫星”闪亮登场，其他行业岂甘落后，也纷纷放出各自的“卫星”，时被刷新纪录。正是在这种你追我赶的氛围下，有的地方别出心裁地把农户的猪都赶到社队来，搞起千头万头的养猪场，也算是“卫星”。

曾任河北省委书记的刘子厚，在《回忆毛主席在河北的几个片断》一文中提及：河北省徐水县率先过上“共产主义生活”，成为“大跃进”的“明星县”后，毛泽东专门在北京听取省委的汇报，“我们汇报了一亩甘薯亩产不过两千斤，他们却说可以产八千斤；
还有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以供参观等弄虚作假现象，主席听了哈哈大笑。在汇报过程中，主席边听边讲看法和意见”，“主席对我们能够如实反映情况很满意”。

还在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徐水时，从肉食与粮食、健康角度对养猪的必要性作出论述，指出要多养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他显然知道那些变着法儿欺上瞒下的弄虚作假现象，“哈哈大笑”是无奈还是失笑？

数月后，11月初，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讲话中批评了徐水，其中提到：“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这种做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报。”他还说：“不要发动那么多人去看徐水了……把猪都并到那里，就不实事求是了……不要搞这么一套。”遗憾的是，毛泽东所批评的徐水“不实事求是”之事，在养豬运动中屡见不鲜，版本不断升级。

人民公社化过分强调供给制，吃饭不要钱，什么都包下来，许多地方不让农民私人养猪，这些做法曾遭时任福建省长江一真的批评，认为超越了经济条件。他为此直言：“有人说办（公共）食堂有八大罪状，这也许过分了，但一不能养猪二减少肥料三多吃粮食，这些罪状是存在的”，“毛猪造成大跃退”。

党内个别高级干部冷静下来后的思考以及犯颜直谏，并没能阻止“卫星”竞相上天，各地养猪运动前呼后应，一浪高过一浪。这其中，广东阳江地区颇值一提。“第一老婆第二猪，第三外母四阿姨。记得那年大路水，背紧老婆去捉猪。”说的正是当地农民在小农经济时特别在乎猪，其中岗列大队的“山洞养猪”“万头猪场”更是闻名遐迩。1960年2月3日，邓小平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陪同下，专门参观了这里的“万猪场”和“母猪城”。

毛泽东始终关心农民的经济利益，认为这不仅关系到几亿农民投身农业合作化、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积极性，还关系到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发展。而养猪则被他视为有利于农村经济增长，这才会在全国农业生产处于艰难境地时出炉“关于养猪业的一封信”。继而，《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猪为六畜之首》的社论，号召全国养猪，以尽早摆脱农业生产的困境。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连同他对徐水“集中好猪”“并猪”的批评，在“大跃进”的“吹角连营”中，有时执行得还走了样，“浮夸风”“共产风”持续盛行下，到1960年，全国许多地方都“大办”包含万猪场在内的几个万（万猪场、万宝山、万人食堂）。农民家里的大猪小猪都被赶到集体的万猪场来了，不再私养，也别讲吃亏不吃亏，反正进入“共产主义”了，你的就是我的，你的我的都是集体的，都做了公共积累，大家尽可在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饱饭，也尽可大块吃肉。突如其来的生活和经济方式，让农民慢慢失去抵抗，史上所称“三年困难时期”由此而来。

人们与猪肉暌违已久，想吃猪肉的念头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万猪场本来就名实不符，在“放开肚皮吃饱饭”的口号声中，还剩下多少猪可杀？

困难当头，毛泽东主动提出不吃猪肉，与民共渡难关，但要让人民群众吃上肉的心愿，却始终挂心头。他在不少批示中，一直强调农村公共食堂要保证猪肉、蔬菜供应。

1960年1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一针见血指出：“前年刮‘共产风，猪刮掉得相当多，结果城里人没有肉吃，今年就来调整一下这个比例，很可能翻一番。”3月22日，他在反映山东安丘调猪不给钱等材料上批示：“这些问题，各省、市、区都有，如不注意处理，定会要脱离群众。”“调猪人家不喜欢，影响积极性嘛！”

毛泽东强调：公私并举，以私为主

1960年11月3日，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时，作了一些修改，并指明“有几点是重要的”，如将原稿“社员户养猪也不可偏废”中的“不可偏废”改为“应该鼓励”。12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第二书记开会时指出：“养猪问题，公私并举、鼓励私养，应改为公私并举、私养为主。”随后在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作了相应的规定，毛泽东强调：“养猪问题，我赞成‘公私并举，以私为主的方针。今后可能有多种形式，公有公养，私有私养，公私合养，公有私养，私私合养。从猪的头数算，私养还是主要的。现在公养的猪还是要巩固下来，不要又分散。”他在纠正家庭不能养猪的错误行为时不遗余力，不仅明确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畜家禽，还要求给农民一些自由时间，再三声明小私有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

主张给农民留足自留地的邓子恢，在1961年春天的广州会议后，特地向毛泽东建议，要彻底退赔“共产风”、积极发展养猪，方针就是公私兼顾，私养为主。经毛泽东批准，邓子恢回到毛泽东当年战斗过的中央苏区重要组成部分闽西农村调查。

闽西农村所见让邓子恢忧心忡忡，“毛主席语录”满天下，乡村田地却是禾苗不壮，村头猪牛罕见，乡亲面有菜色，几个“人民公社万头猪场”，都只有几头不死不活的瘦猪，向人们张开大嘴不停哼唧，以为来了饲养员。邓子恢从干部关于肥料缺乏导致粮食减产的汇报中分析原因：没猪没牛，肥料单靠人粪哪里成？一家养三头猪就有办法，此可谓人养猪，猪养田，田养人。1961年秋，邓子恢再回龙岩调查，就发展粮食生产提出一些方案，再次提到要大力养猪：“一户一年起码养一头半猪，一头猪一年肥粪等于一个人的3倍……”

这一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也回闽西调研，在给“省委、华东局、中央并报主席”的信中，亦提到“形势确实不好”，其中，“猪剩下69000多口，比1957年减少了48万多口”。信中特别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遭到了严重破坏……得罪了群众。”

这些报告，连同如何保护群众利益，引起了毛泽东的思考。1962年12月10日，围绕养猪问题，毛泽东特别告诫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万万不能再搞一平二调，不要把户养的猪调上来，调一头猪也要受处分，要自己搞猪苗。”

1964年9月7日，毛泽东在停靠长沙的专列上听取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等人汇报农业和征购问题后，指出：“不要反瞒产，反瞒产是笨的办法。瞒产百分之二十，无非也是养猪、养鸡鸭，大队、小队、社员都有点存粮好。公开让瞒产。增产就增购，不好。”

中央再发大力发展养猪业的通知

在毛泽东发出“关于养猪业的一封信”后，在中学教材里也堂而皇之选入了《猪的全身都是宝》这样的说明文，养猪运动深入到了千家万户。除了毛泽东亲自提倡，还因为在各种副业生产受限，个人致富鲜有门道之下，唯有养猪能给家庭增加合法且像样一点的收入。往往就是这点收入，维系着一个家庭的正常运转。

这场“养猪热”，因为一言难尽的原因，并没有达成真正意义上的“运动”。由于过分强调集体积累、强调个人奉献，老百姓投身进来后，有“拖拖踏踏（沓），困难重重，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的，有打埋伏、磨洋工的，也有想方设法把猪养死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半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离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风格大约还有十万八千里”。养猪运动在普遍的瞒上欺下中，未能达到预想效果。

毛泽东最后一次公开谈及养猪，是1971年8月25日。他在武汉东湖对刚调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说：“粮食产量，我歷来赞成农民少报百分之十到二十。群众多留点粮食，无非是多吃一点，储备一点，卖出去一点，或拿来喂猪。”话里话外，仍然要求保护群众利益。

1975年7月召开的整顿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议调出5亿斤粮食，养500万头猪，重点保障高温、高空、井下、有毒工种的工人能吃到肉。9月初，国务院据此专门召开生猪生产座谈会，李先念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发展养猪业的一系列指示和中央有关整顿的一系列文件精神，提出了发展养猪业的具体措施。会议形成的《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业的通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

这时距1956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草案）》，不到二十年。为一份养殖工作，二十年内两度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知，诚为罕见。

红头文件发动之下，养猪积肥一段时间有很大发展。但各地的数字也难免大有水分。拿皇城根下的河北省来说，1975年年末猪只的存栏头数，由1965年的772.88万头跃升到1622.84万头，而后多年维持在1300万头左右。

此时“文革”已进入尾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热情大不如前，因为革命小将们在吃不上猪肉吃上许多苦头后也开始明白“革命也要吃饭”的道理。于是，合着中央的新精神，在“一平二调”“共产风”逐渐减轻中，倒是出现了毛泽东原先期望的“一个很大的干劲”，不再称其为运动的养猪业这才慢慢回温，猪再次成了寻常百姓的家中宝。在化肥短缺之下，全国农田耕地质量能不断提升，与有机化肥的合理使用密不可分，还不包括提供源源不断的肉食在内，能有这样的变化，猪的贡献毋庸置疑。

（作者工作单位为中共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