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院在延安时期对我党发展高等教育的有益探索

王民

北京理工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在1986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一书中开头就写道：“本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所培养科技人才的理工农综合性大学——自然科学院，开创了党领导高等自然科学教育的先河，在中国近代科技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这就非常鲜明地揭示出自然科学院的继承者——北京理工大学在我党高等教育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一

自然科学院于1940年诞生于延安，其前身是1939年5月成立的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诞生背景就是当年的大生产运动。1939年1月初，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讲话时，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号召边区人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全体人员开展必要的生产。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要求部队、机关、学校发展生产。1939年3月3日，中组部副部长兼财经部副部长李富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社论《生产运动》，号召全体人民及党政军学全体人员以高度热忱参加生产运动。1939年4月10日，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和《督导民众生产勉励条例》，具体规定了对群众生产加强组织领导的有力措施，从而为大生产运动的全面展开做了提前的准备。

当时李富春同志任中央生产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在推动大生产运动逐步深入的过程中深深地感觉到，科技力量的缺失、人才的缺乏是边区遇到的巨大困难，边区在生产运动中遇到的种种难题迫切需要有人、有单位来解决。这就需要成立一个科研单位，把科技人才集中起来，提高边区的科技研究水平，解决实际困难。有了这种设想以后，在1939年3月29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上，李富春同志向中央提出成立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建议。中共中央书记处经过认真讨论，最后决定：原则开办。这次会议以后，在李富春同志的具体领导下，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初创工作正式启动。后来中央决定由李富春兼任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院长，陈康白任副院长，并由陈康白担任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筹建小组的组长，具体负责研究院的各项筹备工作。

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组建工作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中组部部长陈云和副部长李富春多次讨论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人员组成问题，陈云同志对此非常关心和重视，他认为：“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员是后方万万不可缺少的，抗战中需要这样的技术人员。”所以他专门向中央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央为此明确表示：要求全党支持这项工作。据当时统计，登记在各机关和部队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和结业生约300来人，这些科技干部一部分上抗日前线了，还有一部分分散在陕甘宁各个部门。为此中共中央组织部要求各机关、学校和部队将本单位的科技干部推荐给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并通过中央组织部向国统区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他们采取各种办法，动员一批科技人员及青年学生到延安参加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工作。

1939年5月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正式成立，隶属于中央财政经济部，办公地点设在财经部边区银行，当时共有近30名行政和研究人员，延安历史上第一支高水平的科技人员队伍就此组织起来。

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成立以后很快就显示了其特殊的科技推动作用。首先在延安难民纺织厂的恢复生产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纺织厂在搬迁到永宁山以后迅速恢复了棉纺、毛纺和被服生产，初步缓解了延安军民的穿衣难题。然后研究院的同志們又来到了离延安城不远的安塞沟槽渠振华造纸厂，在这里建成了临时大本营，着力解决延安的造纸难题。在工作过程中，研究院的华寿俊、王士珍夫妇发明了用马兰草造纸的新方法，试验成功后推广到延安各造纸厂，从而生产出大量的马兰草纸，满足了整个边区的用纸需求。朱总司令曾为此写诗赞叹道：“农场牛羊肥，马兰草纸俏。”

在1939年12月25日至31日，党中央责成中央财经部召开自然科学讨论会，对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方向进行深入讨论。参加讨论会的除了自然科学研究院的科技人员外，还有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军事工业局以及其它部门的科技人员，可以说这是陕甘宁边区第一次科技的盛会。在这次讨论会上，大家形成决议：建议党中央在边区创办高等学校，把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改为自然科学院，招收边区和敌占区有一定文化基础的进步青年到自然科学院学习，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培养边区的科技人才。

这次讨论会以后，1940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改为自然科学院，李富春仍然担任院长，陈康白任副院长。此后，自然科学院的筹建工作全面展开，自然科学研究院的原有人员成为了自然科学院的第一批工作人员，1940年5月以后，自然科学院在延安杜甫川的基建工作已初步完成，并着手开始了招生准备工作。

从上述自然科学院成立过程来看，这所学校是根据我党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实际工作的需要和边区对科学技术和人才培养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首先具备了其政治的先进性。在这之后的实际办学过程中，每一步都显示出这所学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党对学校的指引、对人才培养方向的指引，不断调整自身的发展方向，致力于党在延安时期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实践和探索。

二

1940年9月1日，自然科学院正式开学。这一天，边区政府的领导、中央财经部的领导，以及延安各干部学校都派来代表参加开学典礼。朱德总司令代表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发来贺信，贺信中写道：“团结起来，艰苦奋斗，掌握科学，为革命斗争服务。”

自然科学院当时设有大学部、高中部和初中部。此时全院师生不过百余人，其中专业教师20余人，政工人员及行政干部10余人，大学部只有23人，高中部有40余人，初中部40余人。学校开学以后，副院长陈康白赴三边兼任三边盐业处处长，学校的具体工作主要由教务长屈伯川同志负责。大学部开学后统一上基础课，学一些数学、普通化学、普通物理、外语、政治课等，没有具体分系教学，打算到第二年再学习专业知识，学制两年。初中部由延安小转来的几十名学生和一些干部子女、进步青年组成，主要补习基础文化课，学制一年半。高中两年毕业，并规定高中偏重实际，课程中有农、林、牧、畜科的实际内容，没有原则性的生物科。应该说此时的自然科学院还并未形成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

1940年12月，徐特立接任李富春担任自然科学院院长。1941年1月副院长陈康白卸任三边盐业处处长，返回学校与徐特立共同负责学校的全面工作。徐特立与陈康白都是湖南长沙县人，而且徐特立与陈康白有师生之谊，徐特立在陈康白求学、留洋、回国后奔赴延安等人生的关键时期，都给予了陈康白极大的帮助和指引。现在师生二人联手建设这所党领导的红色学校，彼此之间就多了很多默契和信任。徐老虽然一生从事教育工作，但主要致力于文化普及、师范教育工作，在正规大学特别是技术学院的兴办上，没有更多的经验。而陈康白毕业于厦门大学，因学业优秀留校任教，后又在浙江大学、北京大学从事科研工作，在学术上颇有成就。1933年至1937年，陈康白远赴德国，在哥廷根大学化学院任研究员。1937年陈康白为了民族抗战而回国，在徐特立指引下奔赴延安，来到延安以后成为了当时延安的大科学家。也因为这些，在自然科学院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向上，徐老更多地鼓励陈康白放手去干，为边区的科技人才培养闯出一条新路。

陈康白回到自然科学院以后，为了加强学生的理论基础，提高学生的科学能力，开始了他一直设想的学校正规化建设。陈康白参照国统区及国外大学的办学模式，经过和大家反复的讨论研究，在徐老的支持下对自然科学院的教学安排和学制做出了重大调整。大学部由两年改为三年，并分系组织教学，第一年只是补足中学时普通程度的不够，二三年才开始专门化教学。1941年年初以后，大学部相继成立了地矿系、化学系、物理系、生物系，培养本科生。高中部改为预科，学制两年，待两年后经过考试升入本科。初中部改为补习班，学制三年，主要学习一般中学课程。

自然科学院所有本科生第一学年的主要课程是普通物理、普通化学、高等数学、工程制图、外语、政治课等基础课程。由于很多采用的都是国统区正规大学的教材，如谈明的《化学》，达夫的《物理学》和克兰威尔的《微积分》等，因此都有相当的难度。有的老师还采用英文原文教材，讲课时也用英语。由于课程安排很紧，进度较快，这让有些同学吃不消、跟不上，就调到预科班去了。当时学校通过各种方法从边区外搞到不少实验仪器、设备、药品等，一些基本的化学物理实验也能做。有的课程一时找不到教材，教师们就自编教材和讲义，克服困难，保证教学计划的顺利进行。从当时情况来说，虽然各个系的师资力量差距较大，但从课程设置和教学安排上来看，自然科学院大学部的教学质量已经接近于国统区的大学水平，只是在教学实验设备方面差距较大。陈康白为了让自然科學院成为一所真正的大学，一方面绞尽脑汁地挖掘师资力量，制定教学方案，准备教材，添置教学设备；
另一方面还要顶住压力，说服他人，让自然科学院按照正规大学的模式勇敢地闯下去。也就是从1941年年初到1942年这近两年的时间里，自然科学院大学部逐步形成了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学校办学注重理论基础，并强调在坚实理论的基础上与实际相结合，为“抗战建国”服务，培养边区急需的科技人才。1942年7月22日《解放日报》以《马雅堂先生参观自然科学院》为题报道当时西北联大文学院院长马雅堂先生参观自然科学院的情况：

午后参观自然科学院的物理、化学、生物等系及各种仪器、试验标本、工场等，马先生在两处参观后深感兴趣，当时曾称：“外面的人以为在延安的人们，总是在开会，做政治斗争。而不知这延安同样也有文化，也还有科学。”马先生又称：“这种仪器和各种标本等，在大后方各大学里，也是很难得的。”并称“回去以后当告慰在大后方的自然科学界，使他们也能知道延安的真相。”

由此报道可以看出，当时的自然科学院在高等教育的办学领域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和规模。

三

要知道在当时的形势下，不是每一个人都赞成把自然科学院办成正规大学的，从学校创建一开始，就一直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在激烈地交锋。这主要是基于不同的教育背景和看问题不同的角度等因素造成的。一种声音认为：边区的科学设备太差，教育资源太少，学生和教员的水平不高，办不好大学。不能好高骛远，脱离实际。甚至有人认为边区自己培养不了技术干部，应当到大后方去想办法，要更多地动员国统区的科技人员到边区来。另一种声音认为：边区的人才和物质条件虽不如大后方，但比起抗战初期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有了一部分仪器设备，也有了基本的师资和生源。而且，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边区各方面的支持，有革命的创造性、斗争性，有良好的风气和艰苦奋斗的决心。边区的教育事业决不能向困难和落后投降。而且，我们不能只顾眼前，我们办大学一方面为边区培养急需的科技人才，更重要的是为将来的新中国培养建国的人才。共产党人绝不能长期停留在科技落后的状态中，不能只注重培养专门技术人才，要培养学生有较为雄厚的理论基础，能够有自主科学研究的能力。虽然现在是有一些困难，但就是再难，也要创造条件战胜困难，按照教育的规律培养出共产党人自己的人才，就像李富春同志说的：培养“革命通人，业务专家”。

这两种声音一直伴随着自然科学院的发展和建设，其间也遇到了不少来自各方面的阻碍和挫折。但是以徐特立、陈康白为主的一些革命知识分子敢于面对困难和非议，遵从科学的发展规律，强调基础理论在科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探索正规化办学，探索用高等教育的理念为今天的边区、将来的新中国培养又红又专的科技干部，这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愈发显得难能可贵。

徐特立在1941年9月24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一文中说道：

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及使用自然科学，无法跳越其必然阶段，人类支配自然，必然要依据它的必然性来支配。我们今日来谈科学建设，首先是对于科学必然性有初步的了解，不然就会变成无原则的主观主义和无原则的实利主义者。

徐老首先从科学的发展上阐述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必然规律。然后就提到了自然科学院正规化建设的必要性：

科学家还应照顾到实际条件的可能和需要，如果没有人力物力的一定基础，幻想提高科学是不可能的。如果当抗战开始时，在边区即提出学校正规化，不需要军事和政治的训练班，是非实际的。如果当没有中小学生的时候就提出建立自然科学院也是非实际的。但是有了起码的条件，只等待着条件完全具备，而不愿意在已有条件下加以创造，只知道天定胜人，而不知道还有人定胜天，同样是错误的。可以说，空想主义和实利主义对于科学建设同样是有害的。

最为关键的，是徐特立明确支持陈康白关于正规化办学的理由，在文中说道：

（学校办学）过早地专门化就只能守成不能创造。在边区新的环境下，如果只有普通科学基础不够的专门家，想把科学推向前一步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陈康白力主倡导正规化办学是徐老支持的结果，这话并不全面，就当时延安的气氛而言，无论是中央高层，还是在各主流舆论中也都是在积极倡导科学自由，希望提高科技水平来改变边区落后的经济状况。这可从当年《解放日报》的两篇社论为例来说明问题。因为根据我党宣传工作的惯例，《解放日报》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起到了党的喉舌作用，无论社论的起草者是谁，它所发表的社论一般都代表着最高层的意见，也引导着当时的社会舆论导向，实际上也是一种工作方针指南。

在1941年6月10日的《解放日报》社论中曾这样写道：

在边区的经济建设上，技术科学，尤其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不论是改良农牧，造林，修水利，开矿，工厂管理，商业合作，都必须有专门的知识技能，必须受科学的指导。祖传的老法已经不行了，必须让位给科学。自然科学家在这里有最广泛的活动地盘。……

这样说，我们欢迎科学艺术人才，就只是为要他们来反映边区，宣传边区，帮助建设边区吗？不，我们并不把科学艺术活动局限在启蒙与应用的范围，我们同样重视，或者毋宁说更重视在科学艺术本身上建树，普及和提高两个工作，在我们总是联结着的。虽处在战争环境，但估计到战争的长期性，中国地大的条件，以及抗战与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必须同时进行，我们不应把科学艺术上的提高工作推迟到抗战胜利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文化的根基尚浅，而民族文化的程度又还十分不够，我们的责任尤其重大。我们要急起直追，要有决心做长期研究和长期讲学工作。要大大发扬朴素切实的埋头做学问的作风。

我们面前放着的科学艺术的领域如此广阔，任务如此重大，所以我们虽然已经有不少的科学艺术人才聚集在边区，然而还觉得必须有更多更多的人来和我们共负艰巨。我们忠实地遵守着列宁的遗教：“没有在许多不同的范围中与非共产党员成立联盟，任何共产主义建设的工作都是不能成功的。”何况，我们今天所着手的还只是新民主主义的建国事业。

在1941年6月12日的《解放日报》社论中曾这样写道：

首先我们现在提倡自然科学，是为着改进边区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技术，发展与提高边区物质的生产。因为目前边区在农业和工业所采用的技术是非常落后、原始的，生产量（特别是日常工业用品的生产量）还不能够满足自给的要求；
另一方面边区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地区，地下埋藏有很多工业原料，如石油、煤炭、铁矿等，现在有些宝藏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有不少仍旧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我们要发展抗日的经济建设，进一步巩固边区，保证长期抗战的物质供给，相当提高人民物质生活的水平，就必需提倡自然科学。……

这就是我们提倡自然科学的最主要的意义。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样的文化教育政策是完全符合于全边区人民以及全国人民之抗战利益的。提倡自然科学正是发展抗日的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到坚持长期抗战与增进人民幸福这个目的所必须的、所应有的步骤。

同时，也可以看出，在事实上，也只有在坚持长期抗战与增进人民的幸福的总目标之下来提倡自然科学，才有革命的、進步的意义。

从以上两篇社论中就可以看到，自然科学院正规化办学的做法是符合延安当时政治环境的，是我党在革命战争时期重视自然科学发展 的光辉典范。

自然科学院在正规化办学和发展高等教育道路上的有益实践，不仅得到了社会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励，也在自然科学院的很多教员中引起共鸣。生物系的教师康迪在1942年9月25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写道：

我同意自然科学的发展与经济建设有密切的联系，但我不同意办自然科学院仅仅是解决边区经济建设的眼前问题。自然科学院与边区的职业学校不同，它是中央领导而带有全国性的东西，它的方针，就不是只看到今天而看不到明天，不是只看到边区而不能看到边区以外。如果只是为了目前边区的经济建设，不是直接痛快的立刻下工厂做一个工人，就是改为训练班三个月毕业。如果是要领导技术和把握我党自然科学前途的话，必须系统的正规的来学习，所以从科学的立场与现有的条件，办一个自然科学院，不是不需要，也不是不可能。当然是很困难的，但是完备是草创来的，一棵大树是一粒种子萌芽起来的。我们要拿外国的或国民党的大学标准比自然科学院，就会成为不实际的教条主义者。但是问题的解决，不在于科学院本身。譬如人力问题，科学院就不能像外面办大学那样方便去聘请教员，因为我们不雇佣劳动，人员的调动是有组织的统一支配。物力问题，在封锁的环墙中，确有困难，但并不绝无办法，并且在已有的条件来争取与创造是必要的。

生物系的教师林山也在1942年9月25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关于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教育与工作的我见》，文中指出：

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必须是：除了一面要满足目前急切的但有限的需要外，一面更要准备着适应到将来发展扩大局面的要求。这两方面我认为是一致的，不是脱节的。因为在物质条件完备的环境之下执行进步技术，固要懂得较高科学基础的人材，尤其是在物质困难环境之下，改进落后的技术更要懂得较高科学基础的人才来创造新的条件和改造旧的条件，不然我们更无法解决许多困难问题。在目前，那就是一种既照顾到目前又照顾到将来的理论与实际一致的科学与技术的教育与研究工作，虽然要把这一工作做得好，我们现有的人力物力还差得很远，但是如果我们不利用现有的起码条件（已有一些人才、学生与物力）来培养起一个粗具规模的科学与技术的教育与研究的统一机构——科学院，使得一方面，造就具有一些既可以掌握各部门科学与技术发展的方针和政策，又可以解决目前的实际问题的基础的（不是成熟的）干部，一方面可累积许多宝贵的工作经验（尽管是错误的与失败的）来健全与充实这个统一机构。如果我们不这样，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一基础工作，那么，在我们大量需要进步的科学技术来建国的日子，我们将没有坚强完备的科学技术上的组织中心和支撑骨干，我们就没有把握来决定科学与技术发展的方向，我们就没有能力来组织将来更广泛的科学技术界的力量为我们服务，甚至可能因这一漏洞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和影响。

从康迪和林山两位教师的文章来看，自然科学院发展高等教育进行正规化建设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得到了延安很多知识分子的大力支持。因为大家知道，只有掌握坚实的理论基础，才能在科学的道路上稳步向前，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是被太多实验证明过的普遍真理。

正是由于当时延安上下有这样一个尊重自然科学、发展自然科学的良好环境，再加上徐特立、陈康白等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胸怀责任，攻坚克难，勇于探索，才使得自然科学院在正规化办学、发展高等教育、理论联系实际为边区服务的道路上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在那一时期，自然科学院的师生们在延安的多种刊物上发表了众多的科普文章，许多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陕甘宁边区药用植物志》《牛顿及其时代背景》《注意边区的水土保持工作》《谈谈洋芋》等。另外，自然科学院还结合自身的科技优势开办了许多校办工厂，直接满足了边区多方面的生产生活需要，如1941年6月，自然科学院开办了玻璃厂，建起了酒精厂。1941年8月，自然科学院生物系的师生们和光华农场职工共同努力，试验成功了“青贮草”，并向边区各地普及，解决了牲畜冬季的饲料问题，使整个边区的养殖业水平有了迅速的提高。所有这些，都证明了自然科学院在兴办高等教育的同时，还成为了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一个人才培养的红色熔炉，在这个熔炉中，人人身上都有一股干劲，人人身上都有一种责任。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想方设法地为边区解决实际问题，创造着他们心中理想的新生活。

2020年北京理工大学迎来了建校80周年校庆，2021年我们又要迎接光辉的建党100周年庆典。在共和国日益强大的今天，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全国人民为早日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我们在此追忆学校在延安时期光荣的办学经历，是为了让人们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时期的艰难困苦，让人们体会到我们党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在尊重知识、发展科学、培养人才的道路上所做出的丰功伟绩。作为自然科学院的继承者——北京理工大学，在继承和弘扬光荣革命传统的同时，更应该担负起时代的重任，为祖国的强盛、为民族的复兴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