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制结构、产业集聚模式与资源配置效率

张军涛 范卓玮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成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以东北地区3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17个制造业行业为研究对象，筛选出340个城市层面的观测样本和88146个企业层面的观测样本，从所有制结构和产业集聚模式的视角深入剖析产业结构影响经济发展的内在作用机制，通过构建城市和企业层面的计量经济模型，以资源配置效率作为表征城市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探讨限制东北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制约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产业专业化集聚对城市和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均产生非线性影响;产业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和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有明显差异;产业集聚模式在所有制结构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中发挥着调节作用。

关键词：资源配置效率;所有制结构;产业集聚模式

中图分类号：F29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20）11-0063-11

收稿日期：2020-06-15

作者简介：张军涛（1963-），男，石家庄人，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理学博士，研究方向：城市与区域经济;范卓玮（1985-），男，湖北天门人，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效应与区域政策工具组合创新”，项目编号：41571121;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绩效评价、时空影响效应及优化路径”，项目编号：LN2019J0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历高速经济增长后进入了“提质增效”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从全国范围看，多数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然而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却由建国初期高度工业化、经济发达的“共和国长子”，变成了经济发展迟缓乃至衰退地区。关于东北地区经济衰退原因，有观点认为，东北地区经济结构中国有经济比重过高，导致资本结构单一、市场活力欠缺;此外，东北地区的发展长期依赖于资源型产业和重工业，导致产业结构固化、主导产业单一，与此同时，资源经过多年开采已近枯竭，重工业也因技术落后丧失竞争力。

文献研究表明，产业结构优化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实质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动态过程。产业是生产力的载体，产业结构反映了生产力结构，所有制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变动紧密相联。所有制结构在不同产业的定位不是人们主观的先验规定，而主要取决于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更能够促进经济效率提高。因此，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双重优化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合理途径[1]。非国有经济比重高的地区往往具有更强的市场活力和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非国有经济占比高的行业竞争更充分、创新更活跃、国际化水平更高[2-3]。改革开放以来，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增长改变了中国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推动产业结构演变和升级，从而改善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4]。

对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研究目前尚未达成共识。传统的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古典增长理论并未考虑产业结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资源在各部门间的配置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而产业结构变动从根本上说是资源的转移，不能够增加总产出。而有关经济增长的结构主义认为，资源在部门间的配置达不到帕累托最优，经济增长是产业结构转变的一个方面，资本和劳动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将加速经济增长。

随着经济发展和行业细分程度加深，广义的产业结构是指产业构成及产业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同时，产业集聚类型和所有制结构也是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所有制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一些学者从新古典经济学视角出发，认为由于委托代理问题、剩余索取权和激励机制缺失、政策性负担和预算软约束等原因，国有企业效率普遍较低[5]。还有一些学者从宏观经济调控、弥补市场失灵、提供就业和公共服务等视角，证明了国有经济对宏观经济稳定具有正向效应[6]。也有研究认为，尽管国有企业效率低于其他所有制企业，但其正外部效应使得国有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负效应[7]。

由此可见，所有制结构和产业集聚模式都能够对城市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并且所有制结构与产业集聚模式之间存在一定的协同关系。然而，关于两者对经济发展的协同影响效应却鲜有研究。此外，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不再是城市发展所追求的唯一目标，如何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成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综上，本文从所有制结构和产业集聚模式的视角深入剖析产业结构影响经济发展的内在作用机制，通过构建城市和企业层面计量经济模型，以资源配置效率作为表征城市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探讨限制东北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制约因素。

二、模型构建、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構建

考虑所有制结构与产业集聚模式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协同作用，从城市和企业层面分别构建计量模型。

3.控制变量

模型的控制变量分为城市层面和企业层面。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城市人口规模及其二次项、城市经济状况、贸易开放度、外资依存度、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结构、政府资助强度和市场化水平。城市人口规模以城市年末总人口表征，用来控制城市规模对企业的选择效应。根据已有研究，人口规模对资源配置效率可能存在非线性效应，因此，同时将人口规模的二次项纳入模型。城市经济状况以城市人均GDP表征，用来控制城市经济状况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以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的比值表征城市的贸易开放度，贸易开放度越高表明城市对外贸易越频繁，城市的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市场环境越自由。以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与GDP的比值表征城市外资依存度，外资依存度高表明城市对外开放水平和对外资依赖程度高。人力资本存量以城市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量表征，用来反映城市人力资本积累状况;研发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以科技和教育行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表征人力资本结构，以科技和教育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反映政府资助强度，从而反映城市研发要素投入强度。采用樊纲等发布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的市场化指数衡量市场化水平，市场化水平较高的省份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加宽松的市场环境和交易环境，有利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提升。

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企业工资水平、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和企业债务状况。企业工资水平以员工平均工资表征;企业年龄以企业成立年数表征;企业规模以员工数量表征;资产负债率用来反映企业债务状况。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三）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包括东北地区3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17个制造业行业，涉及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来源于2003-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库。在确定样本之前，对基础数据进行以下处理。一是企业异常值处理。借鉴Brandt等（2012）[13]和聂辉华等（2012）[14]的方法对数据库中的异常值进行处理：剔除销售额、职工人数、总资产或固定资产净值缺失或不为正的观测值;职工人数小于8人的企业往往缺乏可靠的会计系统，予以删除;剔除总资产小于流动资产、资产小于固定资产净值、累计折旧小于当期折旧等财务异常观测值;剔除实收资本为负或为零的观测值;数据库中每年大约有10-30家企业存在重复的法人代码，将其剔除。二是城市代码核准。以城市代码对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中企业所在城市进行识别，由于行政区划调整，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库存在个别行政区划代码沿用旧制的情况，均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行政区划代码为标准进行核准。涉及的城市特征数据均来源于2003-2008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三是行业代码调整。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库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进行行业编码，与《中国投入产出表》中的行业分类标准不一致。为了使前后统一，将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二位代码统一调整为《中国投入产出表》中的行业分类标准。

所涉及的城市层面数据来自于2004-2013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EPS统计数据库，部分缺漏值通过各省市统计年鉴补齐。通过样本筛选最终得到340个城市层面的观测样本和88146个企业层面的观测样本，分别构建基于城市层面和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城市层面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从城市层面探讨所有制结构和产业集聚模式对城市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在模型估计之前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和面板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表明面板数据不存在单位根且长期面板协整。在对模型进行混合OLS、随机效应（RE）和固定效应（FE）估计的基础上，由Wald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可以判定采用稳健标准误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能够得到有效且一致的静态面板估计结果。为克服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以被解释变量的二至三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并且为了验证模型的时间连续性，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阶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模型，采用系统GMM方法估计动态面板模型[15]，所得结果均通过了Arellano-Bond检验和Sargan检验，表明模型不存在高阶序列相关和过度识别。

1.所有制结构、产业专业化集聚与城市资源配置效率

表2显示了所有制结构和产业专业化集聚对城市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由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可知，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在1%的显著性水平为正，表明上期的资源配置效率对当期的资源配置效率有积极影响，即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时间连续性。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均显示，所有制结构与城市资源配置效率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表明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过高对城市资源配置效率产生消极影响，该结论印证了当前国企改革的必要性，即通过所有制结构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激发市场经济活力。由第（2）列估计结果可知，产业专业化集聚与资源配置效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在加入产业专业化集聚的二次项后，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即随着产业专業化集聚水平提升，城市的资源配置效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进一步加入产业专业化集聚与所有制结构的交乘项，探讨两者对城市资源配置效率的协同效应。由第（3）列的估计结果可知，随着产业专业化水平提升，所有制结构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消极影响逐渐增强，即产业专业化集聚能够加剧国有经济比重过高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此外，市场化水平、人均GDP、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结构和政府资助强度与城市资源配置效率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经济水平提升、政府对教育和科研财政补贴力度增大、高技能人力资本比重增加等对于优化城市资源配置具有积极作用。人口规模与城市资源配置效率则呈现倒U型特征，即随着人口规模扩张资源配置效率先上升后下降，这与已有研究结论相吻合。

2.所有制结构、产业多样化集聚与城市资源配置效率

表3显示了所有制结构、产业多样化集聚与城市资源配置效率的计量结果。由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可知，被解释变量依然具有显著的时间连续性，上期的资源配置效率对当期产生显著的影响。所有模型估计结果均显示，所有制结构与资源配置效率显著负相关，表明较高的国有企业就业人员比重会加剧城市的资源错配程度，从而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对城市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由第（1）列和第（4）列估计结果可知，产业多样化集聚的一次项系数并不显著，在加入二次项后，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产业多样化集聚与城市资源配置效率呈现显著的倒U型特征，即随着产业多样化集聚水平的提升，城市的资源配置效率先上升后下降。进一步加入产业多样化集聚与所有制结构的交乘项，探讨产业多样化集聚对所有制结构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调节效应。第（3）列和第（6）列的结果显示，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随着产业多样化集聚水平提升，所有制结构对城市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逐渐减弱，即产业多样化集聚水平提升能够弱化国有经济比重过高对城市资源配置效率的消极影响。其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和产业专业化集聚基本相同，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故不再赘述。

3.稳健性检验

首先，由于被解释变量城市资源配置效率的范围在0.007-1.260之间，属于受限因变量，因此构建面板Tobit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其结果与表2和表3基本一致，主要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仅存在大小和显著性差别，因此本文所得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其次，用相对专业化集聚和相对多样化集聚指标替换绝对专业化和绝对多样化集聚指标，对模型进行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估计，所得结果如表5所示。相对专业化和相对多样化集聚指数反映了某个城市某一产业所占份额相对于该产业在全国所占份额的相对集聚水平。由估计结果可知，对产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指标进行替换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

4.进一步的研究

上文的所有制结构由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表征，而产值结构同样也是反映所有制结构的重要方面，因此，将国有经济产值占整体经济产值的比重作为所有制结构指标进行替换，所得结果如表6所示。

由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可知，在未加入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与所有制结构的交乘项时，所有制结构对城市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为正;当考虑产业集聚的调节效应后，所有制结构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由系统GMM模型的估计结果看，在加入产业集聚与所有制结构的交乘项前所有制结构的估计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而在加入交乘项后所有制结构的系数显著为负。由此表明，以国企产值比重衡量的所有制结构与以国企就业人数比重衡量的所有制结构对城市资源配置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别，即国企就业人数比重的极化对城市资源错配的影响更为强烈和显著，而国有经济产值比重过高并不一定是造成城市资源错配的直接原因。

一方面，以采矿业和传统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城市往往存在着劳动力冗余和劳动生产率低等问题，成为国有企业结构调整面临的重要问题;同时，国有经济产值比重较高的城市很大一部分是以金属冶炼、石油加工、装备制造等重工业为主导产业，这部分产业虽然具有较高的产值，但产品附加值较低，全要素生产率低。另一方面，国有经济占比较高的行业多属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例如：军事装备制造、航天器制造等行业），对于劳动力数量的需求相对较少，但产品附加值及其经济社会效益很高，因此，對城市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具有一定的提升作用。对于东北地区的城市而言，其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决定了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在多数城市占据了较高比重和较大的市场份额，从而造成城市资本结构单一、市场活力和创新能力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低，并进一步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提升。

（二）企业层面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在城市层面验证了所有制结构、产业集聚模式与资源配置效率关系的基础上，运用东北地区88146个企业的面板数据，探讨所有制结构和产业集聚模式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1.所有制结构、产业专业化集聚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

以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产业专业化集聚指数和所有制结构的虚拟变量为主要解释变量，运用OLS和系统GMM方法分别对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所得结果如表7所示。由系统GMM估计结果可知，滞后一阶的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其具有时间连续性。根据OLS第（1）列的估计结果可知，所有制结构的估计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为负，表明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明显低于非国有企业。由第（2）列结果可知，专业化集聚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随着产业专业化集聚水平提升，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先上升后下降，呈现倒U型变化。在加入所有制结构和产业专业化集聚的交乘项后，其估计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为0.008，而产业专业化集聚的估计系数为-0.003，因此，产业专业化集聚对国有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总效应为0.005，即产业专业化集聚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增加。由此可知，产业专业化集聚与企业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呈现非线性关系;产业专业化集聚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作用方向和大小存在显著差别，即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产业专业化集聚水平提升有利于优化企业的资源配置、促进效率提升，而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产业专业化集聚水平提升可能会对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加剧企业的资源错配。由系统GMM的估计结果也可以印证这一结论。

此外，外资依存度、人均GDP、企业规模和工资水平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和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有利于促进当地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而且规模越大、平均工资水平越高的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也越高。企业年龄和债务状况与资源配置效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新注册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相对于老牌企业更高，良好的债务状况对于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积极影响。

2.所有制结构、产业多样化集聚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

表8显示了所有制结构与产业多样化集聚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首先，所有制结构与企业资源资源配置效率依然显著负相关，即国有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其次，产业多样化集聚对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即随着产业多样化集聚水平提升，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先下降后上升。在加入产业多样化集聚的调节效应后，产业多样化集聚的估计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为0.003，而产业多样化集聚与所有制结构的交乘项系数为-0.005，因此产业多样化集聚对于国有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为-0.002，即产业多样化集聚水平提升有助于优化非国有企业资源配置，而对于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则产生消极影响。表明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产业多样化集聚水平提升有利于优化企业的资源配置;而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产业多样化集聚水平提升可能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加剧企业的资源错配。

3.稳健性检验

运用面板Tobit模型对所得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首先，产业专业化集聚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呈倒U型关系，而产业多样化集聚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则呈正U型变化;其次，产业专业化集聚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对于非国有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则产生消极影响，而产业多样化集聚恰好相反。由此可知，所得结果与表7和表8基本一致，主要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仅存在大小和显著性差别，因此所得结果稳健可靠。

四、结论

本文运用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库和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匹配，从中筛选出东北地区3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17个制造业行业相关数据，构建了包含340个观测样本的城市面板数据和包含88146个观测样本的企业面板数据，运用OLS、双向固定效应、系统GMM和面板Tobit等计量估计方法，分析了东北地区所有制结构和产业集聚模式对城市资源配置效率和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验证了产业集聚模式对所有制结构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调节效应，并得出以下结论：

从城市层面看，国有经济在城市中所占比重越高，城市的资源配置效率越低，即国有经济对城市资源配置效率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加剧资源错配现象。从企业层面看，由于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存在一些弊端，难以适应市场化竞争机制，因此，国有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

产业专业化集聚对城市资源配置效率和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均产生非线性影响，即随着产业专业化集聚水平提升，城市和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产业多样化集聚对城市资源配置效率和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不同，随着产业多样化集聚水平提高，城市资源配置效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而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则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正U型变化。

产业集聚模式在所有制结构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中发挥着调节作用。从城市层面看，随着产业专业化集聚水平提升，所有制结構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消极影响逐渐增强，即产业专业化集聚能够加剧国有经济比重过高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降低;随着产业多样化集聚水平提升，所有制结构对城市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逐渐减弱，即产业多样化集聚能够弱化国有经济比重过高对城市资源配置效率的消极影响。从企业层面看，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产业专业化集聚水平提升有利于优化企业的资源配置;而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产业专业化集聚水平提升可能会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加剧企业的资源错配程度。而产业多样化集聚的调节作用则恰恰相反，即产业多样化集聚水平提升有助于优化非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而对于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则产生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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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s economy has entered a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ptimizing resources allocation and improving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have become the key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In this paper， 34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and 17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Northeast China a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340 observation samples at the city level and 88146 observation samples at the enterprise level are sele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mod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ffec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deeply analyzed.By constructing the econometric model of city and enterprise level， and taking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s the proxy variable of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and constraints of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ortheast China.The results show that：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agglomeration has a nonlinear effect on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cities and enterprises; industrial diversification agglomeration h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cities and enterprises;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model plays a regulatory role in the impact of ownership structure on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Key words：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wnership structur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mode

（责任编辑：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