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皇帝与臣僚之间的信息沟通
时间：2021-01-29 04:10:0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曹家齐
【关键词】宋朝 驿传 信息渠道 信息博弈
唐宋之际发生了诸多变化及社会转型，比如土地官有与私有数量比例转变、租佃关系扩大、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加深、科举取士成为选官的主要途径、城市与集市实现较大发展等，这些历史特征不仅是有宋一代的新气象，亦反映出宋代社会较前代更为复杂化。而社会复杂化形成的信息增量，是宋代的突出特征。另外，两宋时期，中国境内有宋、辽、吐蕃、回鹘、大理、西夏、金等政权长期并存，政治格局的复杂与紧张前所未有。对于宋朝来说，一直面临着外部敌对政权的政治与军事压力。这种外部忧患与内部繁荣并存的形势，亦是宋代突出的历史特征。而这一特征背后，同样是信息的空前增量。各方面空前的信息增量，不仅对人的生活造成影响，也给宋代的社会控制和国家治理带来挑战，要求宋代政府必须面对新的社会现实，掌控好各类信息，做好应对之策。
宋代在官方文书传递方面，形成了不同于前代的驿传系统
唐以前，驿和传各有所指，驿专指文书传递系统，传则专指官吏出行的接待系统。因二者多使用同一条道路，业务又多有交叉，故历史上驿和传两个系统时分时合。唐代前期驿传合一后，二者又渐渐分离，唐后期出现了专门承担文书传递的递铺系统，驿则与馆合并，演变为专门接待官员出行的系统。宋代沿袭这一做法，驿传系统中驿递分立之势正式确定。递铺主要负责文书传递，常制每十八里或二十里一铺;馆驿主要负责官员接待，间距由唐代的三十里，演变为六十里，即一日程的距离。但馆驿与递铺在功能上仍有关联，即馆驿一般没有马匹，官员出行若需乘马，须到递铺里面请领。馆驿虽不负责文书传递，但于内张贴的邸报，登载官员任免等朝廷信息，无疑亦起到信息传递的作用。另外，宋代驿传系统与前代不同之处，还在于递铺服役人员不再是吏，而是大多由士兵承担，从而形成一支具有一定专业技能，且便于统一管理的铺兵队伍。
文书传递是官方信息沟通的最重要方式。宋代通过递铺传递的文书分为三个等级，即步递、马递和急脚递。一般常程文书，用步递传送，形式是铺兵肩挑步行，日行二百里;军期、盗贼、刑罚、灾伤等紧急文书，用马递传送，日行三百里;急脚递是军兴之时临时设置的传递等级，日行四百里。马递和急脚递只是文书传递的等级，并非由传递方式规定。其传递可用马，亦可用步，视传递时具体时、地形势而定。宋神宗在位时（1067-1085），又创置了日行五百里的金字牌递，即在文书上另附一红漆黄金字长木牌，上书“御前文字，不得入铺”八字，专门用于传递御前发下和直抵御前文字，三省和枢密院不得过问。这一做法，被宋朝以后历代皇帝沿用。南宋时，因旧有递铺系统遭到部分破坏，为应付对金和蒙古的战事，先后在行在所（主要是临安府）通往前线的要路上新置斥候铺和摆铺，与旧有递铺并存，专门承传紧急军期文字。斥候铺后来变成常设系统，摆铺则是兵兴设置，兵罢则罢。
递铺系统的主要职能在于维持行政信息沟通，特别是中央与地方的信息沟通。宋代中央设有进奏院，掌受皇帝诏敕及三省（北宋前期为中书门下）、枢密院宣札，六曹、寺、监百司符牒，颁于诸路。凡臣僚章奏递到，则具事目上门下省，若案牍及申禀文书，则分纳诸官司。进奏院相当于中央的文书收发总机关，连接通往全国各地的递铺系统，承传皇帝和在京部门发往各地，及各地上呈皇帝及在京部门的各类文书。当然，递铺同样承担着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文书传递、官员的私人信件传递。唐代以前，官员的私人书信是不允许利用官方驿传系统进行传递的，到了宋代，则正式允准官员私人书信可以通过递铺传送。《全宋文》等文献所见大量宋人书信，亦正是这一制度背景下形成的结果。随意翻开宋代文献，便可见异地官员频繁书信往还，或叮嘱家事，或交流政见，或诗词唱和。行旅之中，亦可收寄家书。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把驿传系统看作宋代官方主要的信息渠道。确切地讲，驿传只是长距离传递信息的一种制度保障，或可称一种传递手段。信息渠道则泛指信息流通的种种途径和方式，这种种途径和方式更多地是由复杂的制度设计和人事安排来决定。从此意义上，上自皇帝、中央各部门，下至地方政府，乃至官员个人，获取信息的渠道都有多种，即便通过递铺系统传送的信息，其来源和性质亦有多种，或可说有多个渠道。从此角度言，有宋一代的官方信息渠道，难以尽说。但其中最值得说的还是皇帝的信息渠道。
宋代皇帝的信息渠道多样，但皇帝与臣僚之间常常存在信息博弈
关于宋代皇帝的信息渠道，学者们常引南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魏了翁向刚亲政的理宗皇帝所上《应诏封事》予以言说。其中言到：“所谓宰辅宣召、侍从论思、经筵留身、翰苑夜对、二史直前、群臣召归、百官转对轮对、监司帅守见辞、三馆封章、小臣特引、臣民扣匦、太学生伏阙、外臣附驿、京局发马递铺，盖无一日而不可对，无一人而不可言。”
此段文字中的这些做法被当作是自北宋以来便呈现出的惯常之制，故常被学者用来证明宋代君臣沟通的途径，或称“言路”。尽管魏了翁这一说法，被認为即便在宋人引以为傲的“祖宗朝”，也是“非常”的现象;他出于对下情不通的忧虑，才以集萃的方式将“祖宗旧典”合并托出。但所列举的方式，除“京局发马递铺”属于一个特例之外，其他诸如御前会议、近臣宣召、官员入对等，在历史上确实多能寻得例证，且都是君主了解外情的方式，也都曾行之有效。但这些并非皇帝信息渠道的全部，除此之外，皇城司的讥察，走马承受公事（徽宗政和六年改为廉访使者）侦探，御药院宦官的出入，以及派专官到各地对人事的“按察”“体量”等，亦是皇帝的信息渠道。其中不少沟通途径确是甚具宋代特色的君主信息渠道。
宋朝皇帝拥有如此多元的信息渠道，亦是宋代官方信息渠道有别于前代的突出之处。这种特征的出现，不仅与宋代社会复杂化带来的信息空前增量相适应，亦是宋至明清中国政治体制中君主专制强化之表现。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原因，秦汉以后，皇帝始终未能彻底完成象征化，而多是作为政府首脑，越来越走向执政的前台，宋以后这一特征尤为突出。皇帝既要对烦难的政务作出决断，又要时刻防止大权旁落及皇位倾覆，故必须充分了解群臣动静及真实之民情，所以建立了多种信息渠道，并采取多种措施以防信息壅蔽。
但多种信息渠道还只能说是宋代君臣对于信息渠道的一种时代性认识，或只是一种制度设计，并不等于事实上的信息通畅。秦汉以降，中国历代王朝中央政权结构一直是以皇帝和以宰相（或相当于宰相身份的人）为首的文武百官组成的集合体。皇帝和以宰相为首的百官在整个权力结构中分属于不同的部分，既相互合作，彼此依存，又相互制约，常起冲突。双方之矛盾与冲突，不仅表现在政务决断权之争夺上，亦表现在对信息获取之博弈上。当然，这种博弈并非时刻表现为针锋相对的竞争与制胜，而更多表现为权力结构上的对立与制衡。这种状态下，史书上经常显示，或下情被壅蔽，皇帝无法知晓实情;或皇帝另辟信息渠道，避开臣僚;而皇帝有意闭目塞听，拒绝纳谏，亦频频出现。上揭魏了翁的《应诏封事》，以及文献中频繁出现的臣僚向皇帝言及本朝“言路”事，多是出于对下情不通的忧虑，才以集萃的方式将“祖宗旧典”合并托出。其中几种信息渠道的存在，亦恰恰说明，有时下情不能正常上达，迫不得已才采取的措施。如“京局发马递铺”一项，既非两宋制度上规定的一种臣僚与君主之间的沟通方式，亦不是经常发生的一种事实存在。作为史实，仅是北宋熙宁七年（1074）监安上门这一小官郑侠违规操作的一个特殊事例。其他如“太学生伏阙”亦非制度规定的信息渠道，同属于下情不能正常上达的非常之举。
非常之举只是例外，多数情况，宋代皇帝获取信息要依靠正常渠道，但正常渠道中的信息却未必是真实的，往往在博弈中被筛选或篡改。如神宗熙宁时，实施农田水利法，其中有挖开河道利用河水淤田的做法。郑州原武县的老百姓因为淤田浸坏庐舍坟墓，又妨碍秋天播种，便相约去京城开封告状。淤田使者急忙责令当地县令把人追回，并欲对追回之人施以杖责。老百姓害怕被打，便谎称是要去朝廷上谢表的。于是，使者便真的替百姓写了一份《谢淤田表》，派人送达开封的登闻鼓院。这一信息渠道便是魏了翁《应诏封事》中提到的“臣民扣匦”。谢表上署名的有二百多人，但到了开封的却只有两个小吏。收到谢表后，宰相王安石大喜，而神宗亦信以为真。
当然，作为处于执政前台的皇帝，亦会防备臣下的蒙蔽或干预，建立属于自己的信息渠道，前面提到宋神宗创置金字牌递便是如此。宋代金字牌递是以皇帝权威来维持的一种特快专递，但其主要特征并非只是速度之快，而是不经三省和枢密院，直接至御前发下，臣僚以金字牌上呈的文书亦同样不经过三省、枢密院，而直抵御前，实际上是为皇帝提供专断之便的一种特别的信息渠道。但这一信息渠道并未因皇帝的权威而始终保持快速高效，甚至亦不能时时满足皇帝的专断。如宣和七年（1125）冬，金军分两路南下侵宋，次年（靖康元年）正月，东路军渡过黄河，逼近东京开封府。朝廷发金字牌勾兵陇西，却被皇帝最为倚信的内侍官暗留不遣。靖康元年正月下旬，鄜延张俊、环庆韩时中、泾原马千等至京师，皆称不见金字牌，但闻京城危，急来赴难。由是发觉，斩内侍官匿金字牌者三人。
造成皇帝的金字牌递等信息沟通不畅的因素有很多，但其中还有一个突出的原因便是官员私书大量涌入邮传系统，并有很多冒充紧急文书利用马递和急脚递传送，导致邮件大量积压，严重影响了官方文书的传递效率。朝廷三令五申，并采取种种措施予以解决，但始终未能有明显改善。由此亦可见，在信息渠道的利用之中，官员与朝廷，臣僚与皇帝之间的博弈，或明或暗，或公或私，或有意或无意，一直都是普遍存在的。
宋代皇帝与臣僚之间的信息沟通，确有其时代特征，以此为视角，可以窥见宋代复杂而生动的政治生态，并深刻理解一些历史内容的本相。但其中所反映的人情事理，亦多是中國传统社会中所共有的，对后世不无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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